［历史］“贞观之治”的民生疾苦

先来看一组数字：西汉初年，全国的人口约为1400万—1800万。东汉光武帝刘秀去世时，全国人口约为2100万。晋武帝司马炎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全国人口约为1616万。唐朝贞观初年，全国人口约为1235万。

在这组数字的背后是一串璀璨夺目的名词：文景之治、光武中兴、太康之治与贞观之治。

再来看另一组数字：秦灭六国后，全国人口接近4000万。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全国人口约为5959万。汉桓帝永寿二年（公元156年），全国人口约为5648万。隋炀帝大业五年（公元609年），全国人口约为4602万。

在这组数字的背后是另一串黯淡无光的名词：秦末流民、绿林赤眉流民、黄巾流民与隋末流民。

有些时候，历史是会符合数学逻辑的。从秦汉到隋唐，近千年的漫长时光里，人口的生殖力与土地的生产力之间一直在做着殊死搏斗。朝廷控制下的大多数人口长期集中在古老的黄河流域。耕地面积没有大幅度的增长，农作物的亩产量也没有质的飞跃，无论先民们如何披星戴月，6000万人口似乎一直是这块土地所能承载的极限——这承载既包括满足百姓免于饥寒，也包括满足统治集团的横征暴敛。

其实，横征暴敛是秦制下的一种常态。“王朝建立初期政治清明，后来才逐渐腐败”只是后人脑补出来的一种幻象。比如西汉初年的文景之治，常见的描述是汉文帝如何节俭，可谓政治清明，但实际情况是“守县官财物而即盗之”（也就是监守自盗，挪用本该上交给朝廷的财富）的情况非常严重，以至于自吕后到文帝均在不断出台政策，或制定严厉的法律，或派遣御史前往地方监察。缺乏制度性约束的官僚系统敢于贪墨皇帝的财富，自然更敢于侵夺底层百姓。所以，贾谊呈给汉文帝的奏疏里说：“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既闻耳矣。”大意是：我大汉建国四十年了，长安的国库是空的，民间也没有积蓄。气候失调、雨水失常，百姓就要饿肚子、逃荒、卖儿卖女。为什么国库是空的，民间也没有积蓄？当然是因为官僚系统贪污腐败，不受约束。类似的情况也见于汉景帝时代。汉景帝在诏书中给出的对时代的诊断是：“吏或不奉法令，以货赂为市，朋党比周，以苛为察，以刻为明，令亡罪者失职。”整个官僚系统腐败透顶，烂到根了。所谓文景之治尚且如此，其他历史时期也就可想而知了。

因此，秦制下的太平盛世可以粗略地简化为一个公式：

朝廷汲取量+人口生存必须量≈土地出产总量。

一旦朝廷汲取量激增（如皇帝有了对外扩张、宣示武力的欲望），或人口增长至一个比较高的水准，“盛世”就要出问题（如出现流民），如果再发生外敌入侵或统治集团内部分裂，王朝就有可能崩盘。当然，前文提到的6000万人口并不是一个绝对上限。新作物的引进、种植技术的变化、水利工程的修筑、南方山地的开发等都会对可供养的人口上限有所提升。同样，如果朝廷对人力、物力的汲取超出了一般水平，急速增加，也不必等人口达到6000万，王朝同样有可能崩盘。隋朝亡于流民和统治集团内部分裂，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传统的历史叙述对皇权有着浓厚的仁政情结，认为治世、盛世一定是仁政的结果，实则是一个典型的认知误区。当中国土地上的人口从6000万锐减至1000多万，任何智力正常的君主，只要他没有丧心病狂，都可能实现所谓的文景之治或光武中兴。贞观之治也是同样的情形。生殖力与生产力之间紧张的关系突然缓和下来，偌大的唐帝国只剩下不足300万户，总人口已不及隋炀帝时代的四分之一。人均耕地的大幅度增加既意味着百姓物质条件的极大改善，也意味着对劳动力的迫切需求。于是，生产力和生殖力迅速攀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自唐高祖李渊晚年社会渐渐安定，到唐太宗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前后人丁繁庶、家给人足，“盛世”的到来恰恰用了二十来年。一切不过是自然调节的结果，既不必说贞观之治有多伟大，也不必谬赞李世民有多英明。

下面再具体说一说贞观之治下的民生。按唐朝户籍制度，百姓有“课户”与“不课户”两类。前者主要指家中有男丁、需要承担赋役的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后者主要指享有免赋役特权的官僚及其部曲、奴婢。官僚吃饱吃好自然不成问题，部曲、奴婢是官僚的私有财产，为了保值，也不会随随便便就被饿死。所以，要判断贞观之治的含金量，主要得看自耕农和半自耕农过得怎样。

这方面，学术界已有许多的研究可供参考。

比如，学者晏金铭的考据结论是，贞观年间的百姓至少需要拿出收成的四分之一交给朝廷：“一家‘课户’如能拥有耕地五十亩，全年生产粮食（粟或稻米）五十石，每年须无偿地将其中的十一石二斗贡纳给国家，占收获总量的22%，再加上各种杂徭、附加税，则在25%以上，这是就正常年景而言的。如遇水、旱、蝗虫等自然灾害，粮食歉收，那就不是25%了。至于那些‘受田’二三十亩乃至十亩、五亩的贫下户……他们的赋役负担，则不是全年农业生产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几，而是百分之三四十，甚至五十以上。这样苛重的赋役剥削显然远远地超过了农民的实际负担能力……贞观年间‘课户’的负担竟高达全年收获总量的四分之一以上。难得的‘治世’尚且如此，其他时代就更不用说了。”

学者王士立的考证也得出了近似的结论。他认为，余粮只够百姓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准和最简单的再生产需求，也就是较之隋末乱世遍地饿殍，贞观年间的百姓终于过上了饿不死的日子：“贞观时期……宽乡农民受田百亩，如都种粮食，中常年景一年可得粟百石左右。但是这百石的收获约有四分之一要交给国家……以一家五口计算，岁食米三十六石或粟六十石。除去口粮尚余粟十五石，加上其他副业收入，大致可维持全家穿衣，修理和购置炊具、农具，送往迎来和养生送死等费用。这只是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和最简单的再生产需求。若遇丰稔，其境况可能要好一点；如遇凶歉，则境况还要差些。受田三十亩的狭乡农民，中常年景只能得粟三十石，加上其他副业收入，除去租调，即使不以庸代役，也只能是糠菜半年粮的生活了。”

历史学家韩国磐研究敦煌和吐鲁番的出土文献，得出结论：“天宝时的农民生活并不像旧史所渲染的那样美满，根据敦煌和吐鲁番发现的关于物价资料的探讨，好的只能勉强维持生活，差的必至破产流亡。”开元盛世尚且如此，贞观之治自然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中国赋税史》中计算得出的结论也大体差不多：“均田、租庸调制下农民生活的真实情况如何呢？贞观年间唐太宗到灵口时，见到这里农民一丁授田三十亩，敦煌户籍残卷中各丁授田的平均数也在三十亩左右或略多，我们按一丁授田三十亩计算。当时的粮食产量……亩产一般为一石，三十亩共收三十石。丁男为户主的一夫一妇五口之家主要就是靠这三十石来生活的。这三十石中……按唐代规定……所缴租庸调、户税、地税共为七石七斗五升。三十石收获物在上缴租税外，还余二十二石二斗五升。一夫一妇的五口之家所需口粮，据《唐六典》卷六《尚书刑部》所载……全家五口每日需口粮七升二合，全年共需口粮二十五石九斗二升。但缴纳租税后只剩下二十二石二斗五升，还缺少三石六斗七升，也就是说每年还缺少一个月以上的口粮。何况农民除吃饭以外，还需要种子、农具、肥料等生产资料和衣物等日常必不可少的开支，那就更加入不敷出了……至于像敦煌户籍残卷中记述的那样，贫苦农民授田数额还要低于三十亩的平均数，如果一户只能授田十亩、五亩，那是连租调也缴不起的。”总结一下就是：农民吃不饱也饿不死的日子从贞观之治一直延续到了开元盛世。

学者吴章铨也研究过唐朝初年的民生，他的结论是：“（唐初）平常人家耕地三十余亩，可以养活三四口，家庭人口再多，便要忍饥耐寒了。如果耕的是上好田地，土地生产力好，那就宽裕些，如果是贫瘠田，就很难支持。”

其实，贞观时期的君臣自己也很清楚贞观之治的含金量。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李世民“狩于鹿苑，见野人多褴褛”，发现很多穷人连衣服都穿不起。

贞观五年（公元631年），李世民拟修造洛阳宫，民部尚书戴胄上奏，批评朝廷赋役繁重，沉痛说道：“九成作役，余丁向尽……乱离甫尔，户口单弱，一人就役，举家便废。入军者督其戎仗，从役者责其糇粮，尽室经营，多不能济。”戴胄说：陛下修筑洛阳宫，就等于把征兵役剩余的民间壮丁全征完了。百姓家中有一个人去服役，全家生计就要陷入困顿，服兵役还要自己准备器具，服徭役还要自己准备粮食，举全家之力，许多百姓也无力置办齐备。

贞观六年（公元632年），李世民心痒难耐要去泰山封禅，魏徵极力劝阻，理由是从伊水与洛水往东，一直到泰山与东海，“苍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进退艰阻”。远不是什么天下大治的景象。

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李世民往怀州游猎。有人上奏批评说，朝廷长期勒令“山东众丁”营造宫苑，还说如今的徭役可与暴隋相比，怀州、洛阳以东“残人不堪其命”，老百姓都要活不下去了。李世民对着侍臣发怒，说这样的批评是在诋毁君王，“有似咒诅”。同年，还有侍御史马周上奏说，本朝人口不及隋朝的十分之一，但征发徭役不遑多让，“供官徭役，道路相继，兄去弟还，首尾不绝，远者往来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老百姓被朝廷的徭役折磨得死去活来，“臣每访问，四五年来，百姓颇有怨嗟之言，以陛下不存养之”——我去基层访查，百姓对朝廷怨声载道，认为陛下根本不在乎他们的死活。

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侯君集平高昌，李世民执意在其地置州县，当地百姓全都遭了殃。用褚遂良的话说，是“飞刍挽粟，十室九空，数郡萧然，五年不复”，百姓或死于徭役，或为逃避徭役而成为流民，十室九空。也是在前一年，魏徵上奏批评李世民的爱民之心不能有始有终，“顷年以来，疲于徭役，关中之人，劳弊尤甚……脱因水旱，谷麦不收，恐百姓之心，不能如前日之宁帖”，百姓已被朝廷的徭役弄得筋疲力尽，关中的百姓尤其惨，如果遇上水旱之灾，作物歉收，吃不上饭，恐怕会有人造反。也是在这一年，吴楚、巴蜀之地共二十八州因久旱出现了“饥人相食”的惨剧。

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房玄龄、高士廉路遇少府少监窦德素，询问为什么又在修太极宫北门。窦把二人的询问上报给李世民，李世民大怒，对着房玄龄、高士廉大骂“何预君事”（关你屁事），自此“朝臣都不论事”，众人缄默不言。

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李世民下发诏书：“‘自今有自伤残者，据法加罪，仍从赋役。’隋末赋役重数，人往往自折支体，谓之‘福手’‘福足’，至是遗风犹存，故禁之。”皇帝下令：从今往后，再有百姓胆敢弄断自己的手足，以逃避朝廷的赋役，不但要依法治罪，赋役也不能因为残疾而免除。李世民在诏书中把百姓自残归咎于“隋末遗风”，纯属狡辩。如吕思勉所言：“是时役苟不重，民安肯自伤残？”如果不是朝廷的赋役逼得百姓活不下去，谁会狠下心来自残？如果不是百姓自残的现象已经很严重，李世民也不至于下这样的诏书。

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李世民准备第二次进攻高丽，征发剑南道百姓造船，百姓欲用钱来代替劳役，结果“州县督迫严急，民至卖田宅、鬻子女不能供，谷价踊贵，剑外骚然”。卖房子、卖田产、卖儿女，也没法缴足朝廷规定的役钱，只有外逃一途。百姓外逃，土地无人耕种，粮价随之暴涨，社会陷入动荡。同年，因不堪赋役，眉、邛、雅三州百姓起来造反。次年夏，李世民去世。

简言之，终贞观之世，百姓始终处于一种相当困顿的境遇之中。他们的困顿与李世民所信奉的“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的理念直接相关。贞观十三年，魏徵在进谏时说：“陛下这些年来一直滥用民力，忘记了谦逊节俭的美德，而且还振振有词，说什么不给百姓找事干他们就会骄逸，多给百姓派劳役他们会更容易驱使。自古以来，从来没有因为老百姓安乐悠闲而导致亡国的事例。”

其实，魏徵的谏言并不准确。在李世民之前，早已有商鞅与韩非子阐述过“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的驭民之道。

商鞅的话是“民贫则力富，力富则淫，淫则有虱……故国富而民治，重强”──百姓贫穷，就会有求富的上进心；富有之后，就会有更多的想法，追求更多的东西，然后国家有“虱”，就不能强盛。所以，百姓富裕了，钱财没地方消耗，就该制定制度促使他们拿出粮食来换取爵位。他们重新陷入贫穷，就不会怠惰，将精力全用在耕作上，不会有过多的想法，追求过多的东西，“六虱”就不会产生。让国家富有，让百姓保持贫穷，可以让国家强上加强。

韩非子的话是“凡人之生也，财用足则隳于用力……君人者虽足民，不能足使为君天子，而桀未必为天子为足也，则虽足民，何可以为治也”——人的本性是财富充裕后就想要别的东西，在生产上变得懒惰。君主再如何满足百姓的欲望，也不能让他们做皇帝，而且像桀那样的人做了君主也未必满足，所以，满足百姓的欲望，不是治国的正确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