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青 | 《山海情》中的集体视野与国家叙事

【文艺理论与批评】叶青 | 《山海情》中的集体视野与国家叙事

原创 文艺理论与批评 前天

2021年初播出的扶贫题材电视剧《山海情》获得了现象级的成功。一方面，《山海情》出人意料地统一了不同观众的趣味，收获了各年龄、阶层观众的好评，在播放的过程中引发热议，形成了多个热点话题；另一方面，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展播剧，以及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之后的献礼剧，《山海情》从一众相似题材的作品中脱颖而出，强势扭转了人们对主旋律影视剧的固有印象。《山海情》以其真实质朴的故事、饱满挺拔的人物，对中国消除贫困的历史作出了创造性的讲述。学者毛尖认为《山海情》是一种“元电视剧”，“它壮阔地恢复了土地、食物、天气包括人包括钱的原始形象，恢复了社会主义政治最淳朴的一面和能量收支”1。它无疑是对中国当代文艺传统的“恢复”，而海登·怀特指出，历史叙事中的任何一种“恢复”同时又是一种“更新”2。因而《山海情》的创造性及其巨大的社会共情能力，在于它最强烈地表达了它的时代性，变革了中国当代农村改革的叙事形式，赋形了当代中国的集体经验与情感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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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情》的中心主题是消除贫困。农民该如何摆脱贫困这一问题，既是贯穿中国历史的千年之问，又是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的一条主线，是中国当代文艺的核心主题之一。罗岗认为，理解《山海情》的贫困“要在绝对贫困的视角上”3，即一种基本生存意义上的贫困，而需要补充的是，这种对绝对贫困的表现也应被放置在中国当代文艺传统中去理解。

《山海情》剧照新中国成立后，农村进入了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进程，从农村的变革折射整个中国变化的叙事形式逐渐发展成熟。从表现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创业史》，到《平凡的世界》中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村的推广，如何解决现代化进程中小农经济的脆弱性是贯穿始终的核心困难。面对地理条件、自然灾害、生产水平的限制，如何确保农业生产、农民生存，在此基础上帮助农民脱离贫困？农村的合作化运动建立了国家在农村开展工作的基层治理体系，将土改所分配的细碎化土地、稀少的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组织起来，同时通过国家工业化的推进反哺农业的技术需求，以此弥补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历史困境。于是，农村新人、党的干部、农技员等形象被统一于农村摆脱贫困的合作化叙事框架下，代表着国家政策、现代技术与农民主体性这三种力量的互动与综合，而《山海情》中的马得宝、张树成、凌教授等形象无疑继承自以《创业史》为代表的这一叙事传统。

改革开放之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在农村推广，新的个人性得以诞生。农村的劳动力人口得到一定的解放，《平凡的世界》中，以孙少平为代表的剩余劳动力脱离土地，流动到城市中；留在农村的其他人也广泛发展副业，找到了不同的致富道路。农村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也出现贫富差距、城乡不平衡等问题；以田福堂、孙玉亭为代表的基层组织逐步失去对基层的掌控能力，没有形成新的治理手段；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但孙少平的“进城”又只是一种悬浮于城乡之间的状态，不愿回乡又进城不得。农村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空心化的问题。

这些都是《山海情》的前史，也是每个中国观众所熟知的真实历史，在新的时间节点上讲述农村脱贫的故事，不可能回避这些问题。《山海情》看似从1990年代开始讲起，以吊庄移民之后在荒芜的戈壁滩上凭空创造出一个全新的闽宁镇为开端，通过新的奋斗来实现脱贫，但实际上或明或暗地包含了前四十年的一系列问题。《山海情》的故事可以不断向前延伸，与四十多年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产生互文关系，其叙事建基于完整的历史时空，使得剧中西海固地区的脱贫问题呈现出多重的现实与历史因素扭结的状态。要言之，《山海情》中的贫困问题有着复杂的层次，其解决路径也不是无中生有的，需要回应众多历史问题。

首先是自然地理意义上的贫穷，这是造成西海固地区“绝对贫困”的根本原因。西海固曾被联合国粮食开发署称为“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长期缺水干旱，又山多沟深、风沙猛烈。为了表现这一地理特点，《山海情》在前几集用了大量的全景镜头与人物远景，将个人放置在广袤无垠的贫瘠沙土中去表现。比如第一集中张树成跟着马得福进村进行动员工作，两个人一前一后推车走在无边无际的黄土坡中，呈现出一种将个人网罗其中，逃也逃不出去的原始性的贫穷。当他们在漫天黄土中展望“塞上江南”时，这种理想的渺茫与浪漫为剧中消除贫穷的奋斗赋予了史诗性的气质。

其次是地区发展的不平衡结构，这种不平衡结构决定了金滩村选址的地理意义：它紧靠包兰铁路，临近国营农场，有可获取的黄河水源，离乡镇和银川市也近，村民可以打工挣钱。这一选址的战略眼光透露出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情况：相比于西海固地区，其他地方已经乘上了改革的快车获得了发展。所以，《山海情》的贫困同时也是国家现代化视角下的贫困，需要找到有效的手段将西海固地区纳入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之中。同时，农村人口的流动也早已发生，第一集得宝、麦苗等人的出走，说明涌泉村之外有着众多可能的发展机会，但必然也将面临《平凡的世界》所提出的“进城”问题。

最后是当地传统和国家治理问题。在《山海情》开头与结尾两次重大的移民动员中，我们可以看到涌泉村基层治理力量的全面溃散。在移民动员的开始，涌泉村的正式领导者就已经缺席，原村主任为了孙子举家进城生活，村里只剩下马喊水这个代理村主任和老红军李运胜这个老支书。马喊水没有贯彻国家政策，和村民一起直接杀了政府的扶贫鸡吃；李运胜的儿子李大有则丝毫没有继承革命精神，等着国家救济，带头逃避劳动。国家力量和革命传统在村中已经式微（这层力量的退场正是《平凡的世界》的结局），他们二人，乃至升了官的马得福，一开始对村民只有有限的动员能力。这是因为村里还留有宗族的传统，几位长老式的人物固守土地，成为移民动员面临的最大问题。

所以，在《山海情》对贫困与解决贫困的表现中，自然与历史、制度与人心、传统与现代的多重因素扭结在一起，成为摆在以马得福为代表的国家基层干部面前的难题。《山海情》需要同时回应《创业史》与《平凡的世界》所提出的问题，回应当代中国的城乡二元体制以及改革开放后农村与城市所走向的不同道路的问题，既要在话语层面弥合城乡之间的不平衡，又要充分发展农村、重建国家基层治理方式的合理性与有效性。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山海情》找到了一种有效讲述中国脱贫实践的方式，在继承社会主义文艺传统的同时回应了新时代的问题。如果仔细考察贯穿《创业史》与《平凡的世界》的线索，可以发现它们的问题都紧紧围绕着个人与集体、国家的关系形式，这决定着故事中的人物形象及其命运。《山海情》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想象一种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关系，并以此架构新的地区间联系，为讲述农村变革问题提供了新的形式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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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情》中的个人性是先在的。1990年代农村的私人观念已经非常稳固，在现实的扶贫工作中，如何针对每个人的具体条件与需求进行工作，解决不同层次的个人利益对工作的阻碍，将农民个人的发展同扶贫的整体工作、地区的全局发展协调起来，是非常困难的。《山海情》的一大成功之处，就是通过剧中人物关系与行动的呈现，成功地阐释了个人与集体以及国家整体事业之间的关系。 以李大有为代表的农村移民，对移民政策和闽宁镇的未来可能性始终抱有怀疑：“你说的千好万好，可未来是啥么，未来就是还没有来嘛”。李大有的诸多行动既可怜可爱，又可气可笑，将老一代农民的狡黠自私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们无法看到政策的远景，只能抓住眼前的利益，与故土也保留着紧密的联系，随时准备着退回涌泉村中。在李大有的身上集合着基层干部群众工作中所有矛盾的扭结点，因而说服李大有的过程也是基层政府的信誉重建的过程。李大有总是第一个带头反对或观望政府的政策，代表着农民对扶贫工作抱有的困惑。他们的困惑是真实的，来自扶贫实践过程中可能会遭遇的困难。这要求政府的扶贫工作不仅要有高远的目标，还要有务实的手段。要去吊庄重新开始新生活？那里一片荒芜，没水没电，日子比涌泉村还苦，谁能保证这么辛苦的开荒能改变他们的生活？贷款种蘑菇，可蘑菇谁也没见过没吃过，就算能种出来，卖不出去赔钱怎么办？这些都是非常现实而紧迫的问题，不只是农民的无理取闹。马得福、张树成、陈金山、凌一农等人与李大有的“斗智斗勇”，展现出了农民需求与国家意志之间缓慢磨合的艰辛过程。通过解决一个又一个问题所积累起来的，正是基层政府脚踏实地、攻坚克难的领导力与公信力。从农民拒绝，到自愿、主动，靠自己建设了自己的家园，其中的艰辛与毅力，困顿与坚韧，以及最终所收获的美好生活，是扶贫工作获得历史性成功的证明，也是《山海情》中异常动人的部分。

相对于老一代农民依旧受制于家庭与村庄共同体，年轻一代的个人性更为彻底，他们以不同方式离开了家庭和村子。与母亲神经质地依赖尕娃不同，尕娃非常轻易果决地跟着火车前往新疆去寻找发展的机会。类似地，得宝扛起了自己的责任，一个人偷偷跑出去寻找尕娃，一路辗转打工；白麦苗在被得宝抛下之后，也毅然离开父亲前往福建打工；水旺则在父亲一而再再而三地不尊重自己后，出走福建挣钱。这些农村青年的身上延续了改革开放以来个人奋斗的叙事传统，《山海情》则将这些不同的奋斗故事组织进了一代人的集体事业中。

剧中的个人利益对集体事业有着一定的排斥，带来了国家治理的难题，与此同时，过多的个人性又是造成个人困境的主要因素。李大有不想跟着政策号召来种蘑菇，却让儿子贷了款买了辆拖拉机在村子里炫耀；看到得宝种蘑菇挣钱之后，又贷款搭棚种菇，滞销亏本后又想让儿子水旺还贷款，导致水旺负气出走。他因为太过执着于自身的利益，总是使自己吃亏。得宝因其“孤胆英雄”式的寻找尕娃的行动，导致其在煤矿中遭遇事故，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白麦苗等海吉女工，因其过强的地域自尊心，难以融入工厂的工作环境。

《山海情》所设置的这一系列困境无不让观众揪心，但又马上予以有效的纾解。观众发现，剧中没有一个单位或组织是坏的。得福与凌教授想尽办法解决了蘑菇的销路问题；煤矿的老板给了得宝一大笔钱并劝他回家。刚回家时得宝还会做噩梦，但当他用这笔钱第一个响应政府号召搭棚种菇之后，这一创伤便再也没有出现；白麦苗则被劝解道，她们所感到的另眼相待，或许是由于她们自身的封闭，没有尝试去交流，白麦苗由此对“山”与“海”的关系有了更深的理解。正是通过加入集体事业，个人性所造成的困境得到了解决，在人物的心理转变中，个人的情感与目标逐渐与集体利益达成了一致，并且在这种一致中使个人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因而，出走的青年返回家乡成为了必然的结局，他们将新的经验与资源带回了家乡，将闽宁镇推向了发展的新阶段。

这并不是说《山海情》的这种解决方式没有生硬的地方，而是说《山海情》的叙事手段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就是把朝向集体的心理转变作为人物的构成原则，通过这种方式达成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的调和，并进一步升华为“情”的血肉相连。扶贫工作者也是如此。陈金山的挂职有着升迁的现实目的，凌教授对菌草的研究一开始也仅为了防沙固林的科研任务。然而他们的转变十分关键，他们来到当地，真正地感受了当地的现实状况之后，原先现实性的个人目的转变为理想性的行动。

这种转变使得对口帮扶从抽象的政策变成具体、有效的实践，在宁夏与福建两个地域之间构造出命运的共感，使干部队伍的行动和扶贫的国家任务达成了一致，也使得由国家财政所支持的科学技术成果全面无私地回馈给所有普通的百姓。

在重新构造个人与集体关系过程中起到最大作用的是马得福这个角色。他通过读书走出了涌泉村，又以国家扶贫干部的身份回到村民中间。他承担着《山海情》的内部视角，在剧中被设置为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协调角色，既代表村民利益同不合理的政策制度与治理方式斗争，又代表着国家意志，对村民进行循循善诱的教育与治理。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同老百姓具体诉求之间的矛盾在他个人的行动上得到缓和，因为他回应村民的所有切实问题，又完成国家委派的所有政治任务（虽然经常是以冲撞国家行政系统的方式）。可以说，马得福成为了国家在扶贫工作中所发展起来的基层领导秩序的自我形象，他的成长是国家对基层的治理能力和领导力逐步发展、巩固的过程。以马德福、陈金山、凌教授为代表，国家力量由此强势地根植于基层社会，逐步打造出一种政治与科学相结合的现代治理形式。

颇有意味的是李水花的个人命运。水花和得福两情相悦，可水花父亲只因为一头驴、两只羊、两笼鸡的彩礼就将她“卖”到苦水村的永富家里。她也曾因不甘命运而选择出逃，却最终回到了村庄共同体中。不幸的是，永富为了给她打水窖而遇险断腿，水花的生活雪上加霜。故事讲到这里，封建男权与性别政治的问题呼之欲出。但《山海情》并没有转到性别政治的问题上，对水花来说，日子过好是更重要的。《山海情》通过对生活道路中核心困难的解决来推动水花作为女性所面对的困境的解决，展现出了一种新的可能性：任何人都可以从当前的现实条件出发，取得充分发展自身的条件，并最终重新塑造自己的生活。当水花拉着板车，唱着“走咧走咧，越走越远咧”，举家走了七天七夜来到移民村，凑齐了得福所焦急的最后一户通电指标时，在苍茫大地之间的水花身上所爆发的生命力，以及这生命力所带来的事情的转机，构成了全剧最为感人的一幕。在这一时刻，一种超越个人性的史诗性能量得以生成，这是一代人永存希望的精神史的写照。

当然《山海情》在叙事中可能因此轻轻划过了当代中国非常重要、亟待解决的诸多现实困境。但以之为代价，《山海情》成功地打开了封闭的私人观念和个体权利，将个人放置在一个更大的历史问题之下。这种个体问题被解决的方式之所以能够引发认同，发挥作用的是“绝对贫困”问题的脱贫实践，是把日子过好这样一个最朴素的愿望，它关联着一整个群体的生存命运和每个中国人或多或少存留的有关贫困的家族记忆，从而产生了最强烈、最真实的感召力。《山海情》因而既是关于不同鲜活个体的个人奋斗的故事，又同时书写了中国的崛起历程中一代人的精神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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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情》的美学成就是在视觉层面呈现了中国西北与东南的地理风光，尤其是西北广袤贫瘠、无边无际的原始大地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不同的地理风光构造出“中国”这一国家想象的感性丰富性，而西北在扶贫实践中的地貌迁易，又从地方视角转喻了中国整体性的发展历史。对“中国”的国家叙事是《山海情》的自觉，剧中山海风光表象之下“中国”的具体内容，是建立在对城乡关系的呈现之上的。 作为《山海情》的本事，福建与宁夏之间的对口扶贫是国家的政策，也是新时代城乡关系的想象资源。曾经东南沿海在《平凡的世界》中是作为一种“外部”存在的。“外部”是其想象世界的重要形式，孙少平要不断“学习”、不断走向“外面世界”去开拓他自己的生活。在改革开放推进的过程中，黄原也同样需要“学习”“外面世界”来开拓新的发展空间。黄原学的是南方，而南方学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外面世界”建立在难以超越的不平衡结构之上，它作为一种无法完全实现的理想性因素存在，召唤还未到达外部的人去奋斗。

《山海情》剧照但是《山海情》则是要回到中国的内部地理结构中去思考农村的问题。东西与南北同时存在于一个完整中国的内部，因而剧中帮扶的逻辑不在一种对理想性模板的“学习”，而是一种新事物的“落地”。无论是技术还是经济项目，都必须在西海固地区具体地发展起来，由移民自己创造，他们需要自己攻克各种由历史、地理、传统、现实条件所造成的困难。比如种植蘑菇的项目，它是脱胎于防沙治沙的菌草科研的副产品，但被陈金山奇想式地挪用来发展庭院经济的特色种植，而凌一农教授也被迫跟着这一新设想的项目转移研究重点，一边开展项目一边调整研究细节，因地制宜地促成了菌菇种植的成功。面对着宇宙洪荒般的贫瘠土地，除了一点一滴地加以改造，必须大胆摸索具有可能性的发展方式，并落地为农民们可运用的技术，转化为农民自我发展的路径。如果没有这种自主性的转化，扶贫的各项实践就会像那些被吃掉的珍珠鸡一样，缺少整合性与发展性的力量。扶贫干部也同样需要一个“落地”的过程。这些来自东部大城市的高级知识分子，在西部无不经历了一个从惊愕到同情，再到和当地百姓同心同意，进而发扬自身智慧为当地的具体工作寻找合适的方法这样一个转变过程。这种转变，是扶贫从国家政策与行政命令落实为充满活力的农村改革实践的内在基础。

在这种叙述中，城乡协同发展代替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城乡对立，成为一种可想象的社会发展模式。农民“进城”不再是一种离心与分裂的力量。面对城市工业的生活与生产方式，初到福建的海吉女工有着极大的不适应。马秋红这样一个西部的巧手女子，在工厂流水线上却变成了最笨的女工；在城里遭遇丰富的现代物质生活所碰到的一切新鲜玩意儿，她都想好好保存下来带给留在家乡的孩子。她这样“落后”地区的女工在东南地区是极其显眼的，因而一下子就被同厂的当地工人误认为偷衣服的小偷。但是，通过在流水线生产任务中发扬西海固女子的性格与品质，这些女工不仅成为了生产好手，赢得了接纳与认同，白麦苗更成为闽商向西海固发展新产业的重要中介，进一步推动了城市产业向中国地理纵深的发展。

这虽然也是一个通过劳动力资源来换取发展所需的工业积累的故事，但是在“山”与“海”这样一种协助共进的戏剧结构之下，这种换取是在重新想象中国广袤大地的资源流动、产业分布、市场关系、交通运输等社会基础结构，从中建立新的想象中国的方式。‘

在推广蘑菇种植与蘑菇遭遇滞销的事件中，《山海情》展开了一个小型的市场经济的问题。在短暂地获得成功之后，种植蘑菇迎来了大规模产业化与作为地方政绩的双重考验。市场经济带来了农业种植的盲目性，因为市场的价格波动对生产的调节机制，在种植与收获的长时段中，无法理想地发挥作用。在剧中，能够快速、持续收获的蘑菇是一种加速实验，将所有问题在短时间内爆发出来。而以麻县长为代表的，政府在帮扶与管理过程中的官僚主义、政绩思想，以及蠢蠢欲动的市场投机分子，进一步加剧了市场机制的负面问题。这与其说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叙述，不如说是现实对扶贫工作所提出的挑战，要求着一种更为科学有效的市场管理机制。早已熟知市场经济规则的观众们在同一时刻被卷入思考走出困境的方法的过程，在互联网上引发大量讨论。在全局性的社会经济体制问题面前，国家兜底的方式已经既不合理，又不科学。如果没有对整个产业的全局性部署，政府仅靠自己又能够消化得了多少蘑菇产量呢？因此，西海固地区的小小庭院经济必须放置在整个中国的市场体系之下，才能够得到稳定、有效的发展。而地区特色产业之所以能面向全国市场，是因为能够连通全国任何地方的、受到中国人高度认同的强大的物流体系。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科学家、基层干部、政府领导的务实工作与高效配合，使得中国这一庞大的市场发挥了巨大的消化吸纳能力，迅速攻克了滞销问题，为中国正在推动的国家内循环战略提供了一次生动的演绎。

《山海情》宣传海报市场经济与国家治理的结合，已经被当代中国人认知为中国的基本社会形态，也是产业扶贫的基本前提。因而，通过产业扶贫，《山海情》讲出了一个国家以科学的治理方式完善市场经济的现实故事：国家力量要有效地渗透进基层生活，发挥其修复裂隙、解决问题的能力，就必须依靠科学的现代治理技术，调节好“看不见的手”这样一种当代经济的“自然规律”。

有效的国家叙事是《山海情》的重大成就。《山海情》播出的时间点是新冠疫情爆发的将近一年后，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中国的国家治理能力受到全方位的考验。特别是在世界上其他曾以体制优越性著称的发达国家的失败状况的对比下，中国高层领导的战略意识、基层干部的务实工作、群众路线的社会基础、透明快速的问题反馈，以及对科学技术的尊重与利用，使中国人对国家的危机应对能力建立了极大的信心，为电视剧提供了强大的认同基础。从2001年加入WTO以后，中国经济进入了快速增长、全方位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进程，中国的经济崛起早已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但中国的实践还未能进行充分总结、讲述，达到在世界范围内受广泛承认的地步。在中美关系冲突愈演愈烈的过程中，中国急需在文化层面建立起一种中国崛起的国家想象形式，讲清楚中国的国家根基、历史道路与未来方向。

中国的社会主义体制，决定了全面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是其至关重要的使命，这是脱贫攻坚的出发点。与此同时，处于国家主人翁地位的人民群众，他们的主体性塑造也是必需的，这是把人民当做历史创造者的国家意识形态所决定的。更为重要的是，人民的主体性必须在改善人民生活的实践中得到创生与发挥。唯有如此，有效的改革实践才能够被持续推进。也就是说，这不仅是一个人民认同国家，或国家代表人民的问题，而是“历史道路”的问题，是一场通过脱贫攻坚的实践，全面而深刻地建立中国之“存在”的政治。对中国道路的思考，是以《山海情》为代表的主旋律影视剧所应当引领的全新的历史叙事的出发点，它既是对社会主义文艺传统的恢复，同时也是创新。它恢复了国家大事与人们日常生活的联系，恢复了每个个体对一代人生存面貌的责任与作用，恢复了普通劳动人民在画面中心的亲切面庞。而它提供了一种新的关于现代化与共同富裕的想象，这种想象从根本上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方案与高福利国家的生活形态，因为在这种生活形式的背后，是全球资源的不合理集中和转嫁自身危机的不负责态度。制片人侯鸿亮透露，他们团队所接到的《山海情》的创作要求很高，要做到“平民视角、国家叙事、国际表达”4。这三个要求正是在这种国家想象的形式上实现了完美的统一，塑形了《山海情》所引领的新一代主旋律作品的形式和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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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情》也有许多没有解决的问题。剧中白老师的“孩子们”是尤为感人的部分。当孩子向新来的支教老师郭闽航问他什么时候走的时候，观众们不得不面临一个心碎的事实：山海之“情”还是有它的限度。能够像白老师这样完全扎根西部的人能有多少呢？扎根下来以后，依靠着自己的一腔理想又能够解决多少问题呢？白老师面临着众多问题：小学的破败、教学资源的缺少、家长观念的落后、地区内部教育的不平衡，同时地方政府能够真正解决实际困难的实践又实在太少。这看似是一个没有出口的道路。福建支援的电脑没有成为孩子们获取信息的窗口，它们对孩子们最基础的教育需求来说太高太远，最终被换取为衣服和操场，被换取为一段珍贵的、但也只有一次的回忆。在孩子们合唱《绿韭菜之歌》的情感宣泄之后，这些孩子们就此消失在故事中，只留下结尾移民二代们的补习班生活。 此外，为了突出国家对每个人生活的有效组织作用，《山海情》的另一个重要的叙述前提是充分的社会流动性。年轻一代在城市与家乡之间来去自由，无论在何处都能得到充分的发展机会，而如水旺所碰到的离乡与返乡中爱情与亲情的矛盾，也能在发展的视野中得到有效化解。社会充分的流动性提供了剧中人物多样化的发展道路与生活形式的基础，是一体化的城乡协同的发展模式的前提。这也是“移民”的目的所在，将人们从旧的生活形态中连“根”拔起，重新嵌入到一个高度组织化、精细管理化的国家-基层的治理体系之中。所以，它必然要和传统的社会纽带产生冲突，宗族与故土的问题也将是它要面临的最后一个难关。剧中花费了大量片段讲述“根”与先人、后人的问题，呈现政治话语与民间伦理的磨合过程。但非常可惜的是，这个部分更像是为脱贫实践这一“取经故事”补上最后一难，让每个人都搬走去过好日子，以之为扶贫工作胜利“结束”的直接收束，却见不到任何民间与政治的调和，民间伦理就此戛然而止。结尾中移民的新一代已经生活在核心家庭的成长环境中，一代人共同奋斗创业的历史已经逝去，作为享受成果的一代，孩子们的发展空间被封闭在父母的期望中，只剩下尴尬的“乡愁”。

《山海情》最重要的美学成就是对西北地理与生活形态的真实呈现，而它的收束却以当地民间传统的全面溃散为代价，构成了内在冲突，这或许也折射出中国当下在地方发展中所面临的一种困境。《山海情》可能面临着与“十七年”文艺相似的问题：当最有活力的、让一切资源充分涌流的“创业”阶段过去之后，如何在社会更深更广的层面继续推进改革？但是《山海情》的成就是明确的，它既重塑了中国当代文艺传统中的农村改革叙述形式，又回答了时代自身的问题。面对着愚公移山般改天变地的艰巨任务，它对扶贫实践中基层与国家的角色、个人主体性与集体生活的关系、地区间的不平衡结构等问题提供了有效回应，在文艺领域演绎了具有高度认同性的国家治理形式，呈现了当代中国在崛起过程中的精神面貌。这是值得继续深入探索的一种讲述“中国故事”的方式。

[本文系中国艺术研究院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2010年代中国文艺研究”（编号：2020-1-9）的阶段性成果]

1 毛尖：《帮〈山海情〉剧组回答三个问题》，毛尖、王锐、舒炜：《〈山海情〉笔谈三则》,“古典学研究”微信公众号2021年3月5日。

2 Hayden White, Figural Realism: Studies in the Mimesis Effect,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9, p.89.

3 转引自毛尖：《帮〈山海情〉剧组回答三个问题》。

4 《〈山海情〉将播，孔笙谈创作过程：太不容易》，澎湃新闻微信公众号2021年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