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 考试

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 —— 考试 贾晋京 虽然司南、造纸术、火药和活字印刷术是赤县神州的炎黄子孙们尽人皆知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 ，但是这种观念却并不被国际学术界广泛认可。且不说对磁石之定向功能的认识并非古代中国人的专利，活字印刷术更难说是北宋人毕升的独特贡献。毕升的泥活字只是作为沈括《梦溪笔谈》里的一则“轶闻趣事” 聊备谈资而已，并未转化为任何实用技术，其存在甚至需要近代人去“发现” 。而1450年德国人谷登堡发明的铜活字印刷术却迅速得到广泛应用，为《圣经》从教士的秘笈变做大众的普及读物创造了最重要的条件，近代文明的产生也因此成为可能。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谷登堡发明铜活字印刷术，是受到了什么可能来自中国的启发——当时的中国甚至早已遗忘了毕升的成果。 退一步说，司南、造纸术、火药和活字印刷术即便全是我们祖先的原创，它们也只能被称作“四大技术发明”而不是“四大发明”，因为，对人类社会影响最大的，毕竟是制度，而不是技术。因此，从制度方面寻找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比缘着技术这根独木桥求鱼要有意义得多。恰好，在古代中国众多独特的制度之中，有四项如今在世界范围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我把它们叫做中国古代制度上的四大发明。 这四大发明里第一项，就是考试制度。 虽然广泛意义上对人的考察、考核可能自从有了人类就开始了，但是真正把命题考试作为一项国家的制度安排，并且作为人才的选拔标准，却是中国人的发明。 在考试制度产生之前，政府官员如何产生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春秋时期之前上层贵族基本上世袭地垄断了政治权力，这对于下层的人来说是很不公平的。战国时期下层知识分子“士”登上政治舞台，实际上提出了一个怎样进行制度设计以“选贤任能” 的问题。当时为了使自己的才能可以被统治者发现，“士”需要周游列国，对各国君主进行游说。但是这种自荐方式并不能保证大面积地发现潜在的高人，更无法保证被提拔上来的人是适合任事的。 因此，汉代发明了“察举”制度作为选拔人才的主要方式。“察举”的方式是：由地方官员每年把当地的优秀人才“察”出来，再“举”到朝廷去。朝廷对察举出来的人才进行培训之后再委任到地方。这种方式的好处是可以减少人才的“遗漏”情况，但是这种制度实行一久，负面效应就变得很严重。主要问题在于：士人一旦通过察举登上官场，有了选才的权力之后，往往倾向于选拔“自己人” ，这样就导致了世代垄断文化权力和做官资格的“士族”的产生。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士族对于官职权力的垄断已经非常严重，以至于不但士族与 “寒门”之间在权力地位上产生了世代相沿的分层，在血缘上，士族也拒绝与寒门通婚。曹魏虽然发明了“九品中正制”对人才进行评级任用，但是评定的人才等级却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 。士族与寒门之间发生了断裂，这样不公平的社会结构是难以保持长治久安的。 士族控制政府的各路要津，形成门阀，不但左右了朝政，像王导、桓温这样的大权贵还掌握了军权，皇帝也不得不看门阀的眼色行事，这种情况持续了三百多年时间。到了隋朝，由于皇帝自己也是大贵族篡位当上的，便思量如何削弱门阀士族的权势，这样，科举制就被发明出来了。 这种全新的制度的特点是：录取人才只凭考试成绩，而不问出身；并且把读书、考试与做官、为皇帝服务结合在了一起。使得所有读书人获得了形式上平等的政治参与机会，并且官僚队伍的构成，也由原来主要来自世袭贵族变成了多种来源共存，政权合法性基础得以扩大。 唐代，由于进士出身的人日益受到重视，士族的势力便显得日渐式微。越来越多的庶族人士通过科举进入了政权的核心，打破了少数权贵家族对上层权位的垄断，使得社会流动显得相当公平。 唐代是科举制度的初创期，很多制度仍然不是很成型。比如，唐代进士的录取就并不以考场上的答卷为全部依据，而是要参照考生的“平时成绩” 。考生在士林中的名望往往成为能否登科的关键因素，因此，有心进取的考生便需要在平时做大量的“场外功夫” ，把时文作品提交给达官贵人，请他们向考官推荐自己。这在当时叫“行卷” 。 “行卷”的弊端是容易想见的：获得推荐的多数是上层名流，而且也比较容易舞弊。为了改进行卷的不足，宋代开始，考试采取密封糊名、锁闭考场、派人监考等等一些列严厉手段防止作弊。一套严密的考试制度初现轮廓。宋代官员全部通过考试从读书人中产生，士族的势力不复存在。由此社会文化也发生了极大变化，从汉、唐的追求武功、开拓疆土、对外开放心态变做皓首穷经、拘泥故态、讲求内省。这种内向化的追求，成了后来中国闭关自守心态的开端。从宋真宗赵恒鼓励士人考试做官的《劝学诗》里，我们可以看出这种“向窗下求富贵”心理的出现。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 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 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 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明清是考试制度的全盛期，考试成了国家最重要的职能之一。每逢子午卯酉年的各省乡试（乡试是省级考试，考中者为举人），都由皇帝拣派中央官员到各省出任主考官，十几个省要同时开考，考完要同日发榜，每省的考生，少则几千，多则一两万，如此大规模的社会动员，若非强大的中央集权，怎能实现？考试本身则已经成为了一种统治仪式，国家成了一部不断考试的机器。 明清时期社会上流行一种叫“神童诗”的儿童启蒙歌谣，可以看出社会风气的尚文： 白马金紫鞍，骑出万人看。借问谁家子？读书人做官！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岂有种？男儿当自强！ 学乃身之宝，儒为席上珍。君看为宰相，必用读书人。 延续千年的考试立国制度，在给创造了世界上最稳固的文化传承的同时，也造成了中华帝国意识形态和制度结构的停滞性。在经济学家林毅夫看来，中国之所以难以产生近代科学，主要原因就在于科举制吸引了读书人的全部注意力，使他们研究指定教材之外学问的机会成本太高，从而无暇旁顾。 当英吉利军舰的炮火敲开了老大帝国沉重的大门，给这个古老文明带来严重的挑战，也带来机遇的时候，考试制度也面临着死亡和涅槃。 考试制度的死亡因素是：与“自强”的时代主旋律格格不入。 在列强环伺的环境中，清末的中国读书人普遍有一种对于“亡国灭种” 的恐惧。出于“保国” 、“保种”的需要，自强求富的呼声成了那个时代的强音。学习能够制造洋枪、军舰的西式知识似乎比科举考试的道德文章更为急迫。为了传授西来的近代文明成果，从1861年恭亲王奕訢奏请设立同文馆开始，各种名目的新式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在炎黄故国涌现出来。然而，这些代表那个时代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的新生事物却并不怎么受到时人欢迎，因为科举、入仕作为传统的“士人正途”仍然对“王道乐土”上的莘莘学子们有着最为重要意义。在科举制度与新式学校共存的时间里，新式学校在与培养科举考试技巧的书院进行“生源争夺”时总是落在下风。科举考试制度一时间成了阻碍新式学校发展，进而也就是阻碍强国富民进程的元凶祸首。 一旦一项制度成为了传统，它就具有理所当然的合法性，其它的制度只有在这种传统中得到承认，才能够获得生存的空间。为了使新式学校能够获得存在的理由，清政府先后进行了两项制度实验: 一是1898年设立第一所大学——京师大学堂的时候，规定大学堂的毕业生可以获得“赐同进士出身” ，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享受国家正式学历——进士的待遇。 二是试图逐步把西学引进到科举考试中来。1903年是变革的一年，先是在这一年三月的癸卯科会试中不再以传统的八股文和试贴诗命题，而是改为以考查“经济”知识为主的“经史时务策”五道，其中涉及了西方历史、政治，甚至物理学方面的知识。在会试的三个月之后（闰五月），又举行了旨在实验全面改革考试的内容和程序的“经济特科”考试，录取了二十七名经济特科进士。 然而，这两项制度实验最终都没有成功，使得猴急的清廷在没有认真考虑的情况下，便于1905年急刹车似的废除了科举考试制度，一项延续千余年的传统就这样顷刻间灰飞烟灭了。许多年之后，当后人回首科举考试制度的猝死及其“后遗症”时发现，退一万步说，废科举都是一个遗患无穷的鲁莽决定……当然，这是后话。 科举考试制度死亡的深层原因在于，用政府统一组织考试的方式来选拔人才，与近代科学的知识体系是难以相容的，因为，兴起于西方的实验科学体系，是需要在大学体制的土壤中生长的，而欧洲人发明的大学与中国人发明的考试，原本是相互冲突的两种人才培养制度。 西方的大学精神发轫于古希腊。哲学先师柏拉图于公元前393年，在雅典附近的阿卡得米（Academus）开办了学园（Akademie）。他的学园里教学方式是辩论式的，没有标准的教科书和一成不变的答案。学园的主要教学和研究领域是数学、几何、天文、音乐这些看上去“没用”的形而上的学问，与同时期中国圣人孔子答疑式的、侧重政治伦理的教学方式大异其趣。柏拉图学园的大门上刻着“不懂几何者莫入”，因为柏拉图所追求的，不是“为帝王师”的实用政治技能，而是永恒真理的基础。 现代类型的大学肇端于中世纪的意大利博洛尼亚。约1080年，在意大利北部发现了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于534年编纂的法典的抄本，由此掀起了研究古代罗马法的热潮。1087年，许多学生聚集在意大利北部城市博洛尼亚，他们合伙聘用著名学者Guarnerius讲授查士丁尼法典，他们的团体拉丁文叫做Universitas，本意是“联合会”。世界上第一所真正的大学宣告诞生。 早期的大学里只有四个学院：神学、哲学、法学、医学；主干课程是古希腊的“七艺”：语法、逻辑、修辞、算术、几何、天文、音乐。显然，这些课程与治国平天下是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他们的共同特点是：追求纯粹的知识。当时的大学也没有教材，上课是两个教师一起上，互相激辩，在论战中得到思想的提升。尤需特别提出的是，当时大学的组织方式是学生出钱聘用教师，而不是先有了教师再招学生。 法学对于西方人而言，并不只是“法律”的含义，更多地是形而上的意义。英国历史上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的法学专业只研究法理学和法哲学，以培养爱德华·柯克这样有着哲学头脑的大法官和威廉·布莱克斯通这样的法理学家为己任，而法律应用人才则来自四所专门的律师学校——中殿学院、内殿学院、林肯学院和格雷学院。 不仅仅研究“没用”学问的理科教育是1597进入大学的，以英国的格雷山姆学院成立为标志；工程的高等教育更是迟至1794年，才在血雨腥风中的巴黎为了战争的需要而被设立，著名的巴黎综合理工学校是第一所工科大学，他最初的口号是“不要学者，要工程师”。 正是由于有了自由、开放，以探求纯粹知识为志向的大学环境，近代思想和学术才有了萌发的土壤。试问：以政府钳制读书人的头脑为初衷，把学问和做官结合成一体的考试制度，岂能在清末的危局中担起播洒西方近代文明火种的时代使命？岂能不走向死亡？ 科举覆灭了，但是考试制度却获得了涅槃。 考试制度新生的契机是19世纪英国的文官体制改革。 由于西方的学问和政治在历史上一直两股道上的车，所以官员的产生始终是一个大问题。英国的光荣革命虽然使立法和财政大权归了国会，但是行政却仍由国王和贵族控制。结果，英国政府各级官职为贵族所垄断，庸碌无能的膏粱子弟窃踞高位，盘踞要津饱食终日而无所用心。 1853年，英国国会议员诺斯科特和屈威廉提交了《关于建立英国常任文官制度的报告》，提出仿照中国的科举制度举行考试以选拔行政官员，由此，英国的文官考试制度得以建立，并且在后来为各国所普遍效仿。考试因此从中国走向世界，成为对人类做出较大贡献的中国发明之一。 而中国土生土长的考试制度，后来与西方人发明的大学制度相结合，演变成立全国统一高考制度和研究生入学考试制度。 对比考试制度和大学制度两种不同人才培养－选拔方式，可以看到，大学的好处在于注重研究和创新，而创新就要尊重人的个性创造；其坏处则是对于人才难以用统一的尺度评判。而考试制度恰恰有选拔标准硬的好处，但为了尺度过硬，也必然有因袭教条，抹煞个人创新的坏处。 如何结合两套制度的好处呢？从英国文官考试制度的精神中，可以看到，考试应该因事制宜，为了专门的目的，组织专门的考试，选拔专门的人才；而不应该为了统一的考试，去培养千人一面的考生，进行同类放大的选拔。 由政府统一命题、统一组织考试，考试有标准答案和统一的评分标准的高考和考研，可以说是兼有考试和大学两套制度的全部坏处，而没有其好处的最坏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