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来的西南历史地理研究

十年来的西南历史地理研究 张永帅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中国西南地区由于其特殊的自然和人文社会环境，长期受到地理学研究的重视，历史地理学也不例外。改革开放以来至1993年的西南历史地理研究状况蓝勇先生已于十多年前做过一番很好的梳理和总结。现今又过了一个十多年，而在这十多年里西南历史地理的研究又出现了不少新成果。为此，对这十多年来西南历史地理研究做一回顾和评述就显得很有必要。考虑到与前一个十多年的对接，笔者以1993—2008年作为讨论的时段范围；在政区上以云、贵、川、渝四省市作为西南地区的范围。。 下面从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两大方面，按照先对自然地理的相关分支，然后对人文地理的各个分支的次序，对近十多年来的西南历史地理研究的主要成果做一简要述评。 一 西南历史气候研究 历史时期气候变迁是历史地理研究的重要内容，在西南历史气候研究方面，于希贤《苍山雪与云南历史气候》一文对西南历史气候进行了开拓性研究。而近十多年来，于希贤又对此个案做了深入研究。除此之外，他还对《徐霞客游记》记载的戊寅滇中超长雨期作了初步研究，发现公元1638年9月下旬至12月上旬87天中有57天是连续雨日，这是滇中高原现代气候记录从未有过的超长雨期。 应该说杨煜达等人的研究可谓近十多年来西南历史气候最重要的成果。这些成果运用档案和其他文献资料，通过数理统计和回归方程等新方法的使用对清代云南历史气候的变迁及与气候变迁相关的天气灾害作了高分辨率的研究，突破了以往气候研究的定性描述，将西南历史气候的研究引向深入。 此外，朱圣钟的《一万年以来凉山地区气候变迁》一文利用地层沉积物孢粉分析成果和相关文献记载复原一万年以来凉山地区的气候状况，将凉山地区一万年以来气候变化大致分为8个时期，认为一万年以来凉山地区气候变化的总体趋势与内地大体一致，但在具体时段上有一定差异，气温虽有冷暖的变化，但总体上气温比内地略为温暖。 二 西南水文地理研究 西南水文地理研究的成果不多。杨伟兵《千顷池、万顷池考辨》一文对千顷池、万顷池的地望、范围及变迁作了一番考辨，认为两池地望不同，不是一池，纠正了古人以两池为汤溪、梅溪、大宁河、前河、东河等来源之说的错误认识。他的另一篇文章《渝宜段川江水系的历史分布与变迁》则着重对渝宜段川江主要水系的历史名称、河道变化进行考证与辨识，并相应地分析了部分河流在航运、灾害方面发生变化的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 朱圣钟的《历史时期四川凉山地区的河流变迁》对历史时期凉山地区主要河流的水文状况进行了复原性探讨,并对各河流的水文状况的变化进行了研究,认为历史时期凉山地区河流河道变化小,各主要河流流域内的植被日趋萎缩,总体水量呈下降趋势,河流的泥沙含量呈上升趋势,这些变化主要是历史时期凉山地区经济开发力度加大破坏了局部地区的生态环境造成的。 周宏伟《“滇池”本在成都平原考》通过搜集、分析现代技术资料和历史文献资料，得出战国后期以前的"滇池"必是在今成都平原，只是由于战国后期蜀部族人的南迁，"滇池"之名才被带到今云南高原上的与传统观点迥异的观点。该观点能否成立或许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但正如作者所说“此结论的取得,可以使西南上古历史、地理、民族等方面的诸多谜题获得科学而合理的答案”，西南地区的不少历史或许将要重写。可见，其必将产生对西南历史地理研究的促进作用则是不言而喻的。 三 西南地区环境变迁研究 西南地区环境变研究在近十多年里，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发表了不少的成果。 古代瘴病在南方较为流行，但对于何为“瘴病”，论者并没有取得一致的认识,有认为是高原反应的，也有认为是疟疾的，周琼在对各种资料分析和实地考察走访的基础上，通过深入分析、仔细考辨、反复比对，提出“瘴”、“瘴气”、“瘴疠”是性质不同的三种病态，认为“瘴”是在特殊生态环境下形成对人体有害的自然物质，包括瘴气与瘴水。“瘴疠”则是人们在沾染瘴气或涨水后罹患的疾病。瘴疠不仅只是疟疾或高原反应，而是种类纷繁、表现各异的多种疾病。建立在此种认识基础上，她从生态变迁的角度对清代云南瘴气的分布区域、变迁及其与生态变化的关系作了深入论述，认为瘴气作为历史上边疆民族地区长期存在的、特定生态环境下的生态现象，其区域的变迁反映了生态环境变迁的状况。此外，马强则对唐宋时期西南和领南瘴病的分布及知识阶层的应对做了考察，认为唐宋时期瘴气、瘴病主要分布于西南山区，瘴病主要分布于四川南部泸、黎、戎州一线、长江三峡地区、云贵高原及岭南广西盆地，瘿病主要分布于秦巴山区、川西北山区及长江三峡一带。唐宋时期知识阶层经历了对以瘴病为主的地方性疾病由盲目恐惧悲观到不懈地探索及医学应对转变过程，其中对瘴气的地理学认识、瘴病的预防及辩证治疗最有成就，从一个侧面加深了对西南、岭南地区地理复杂性的了解。 重大的人类活动是造成历史环境变迁的重要因素，蓝勇《明清时期的皇木才办》一文对明清时期政府皇木采办这一特殊活动对西南地区楠木资源的变迁的影响作了深入研究，认为明清时期为修建宫殿陵寝，对西南地区的楠木资源进行了一次卷地式的扫荡，大量的皇木被采办到北京，从而使原来分不甚广成林面积较大的楠木资源枯竭，如今只剩下皇木乡、楠木沟之类的地名。他的另一篇文章《清初四川虎患与环境复原问题》则从虎患的环境指示的视角对清初四川的环境作了复原研究，认为清初四川在经历了历史上最惨烈的一场战乱损后，人烟稀少，虎患酷烈，城市、成都平原、盆地丘陵以及四缘山地为茂草、灌丛、次生林、乔木所覆盖，其覆盖率则在50%以上。 经济活动往往会对生态环境变迁产生深远的影响，有论者已从资源开发和土地利用等方面对其与生态环境变迁的关系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蓝勇《历史时期中国西南井盐业开发与生态环境关系的思考》一文认为在历史时期煮盐业对西南地区生态环境的影响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其影响是一个由弱到强的历程，是一个由个别地区到较大区域的过程。并认为其对经济开发的影响也有一个从积极的正效应影响到消极的负效应影响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是与经济开发的强度和人口增长的过程成正比的。杨煜达《清代中期(公元1726?1855年)滇东北的铜业开发与环境变迁》一文对铜业开发及其与滇东北环境变迁的关系作了深入探讨。朱圣钟《历史时期凉山彝族地区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一书对凉山地区历史时期彝族的分布、彝族地区经济开发和环境变迁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总结了凉山彝族地区历史时期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的关系和作用机制。杨伟兵《云贵高原的土地利用与生态变迁（1659-1912）》一书则从1659年至1912年期间，云贵高原的土地利用出发，系统地考察了人、土地与生态三者之间的关系。除此之外，探讨土地利用与环境变迁的还有郭声波的研究，他的《四川历史上农业土地资源利用与水土流失》一文通过对历史上四川(含重庆)农业对土地资源的利用情况、水土流失情形及农地垦殖与水土流失的关系的考察，认为水土流失与耕作方式有关，水土流失程度与农地垦殖面积、垦殖指数之间存在函数变量关系。 产业结构是否合理不仅对经济发展，而且还会对生态环境的发展产生直接的影响，杨伟兵《清代黔东南地区农林经济开发及其生态??生产结构分析》一文则对此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该文以清代黔东南地区农林产业在经济开发下的土地利用与覆被变化为论述对象，对影响农林用地变化的社会经济和生态结构因素作深入分析，认为该地区局地范围内历史上形成的农林并重经济发展模式和土地利用方式不仅利于生态环境的维护，而且极大促进了地区经济的不断发展，其在土地利用过程中形成的生态一生产结构相对优化，有着进一步良性发展的潜力。但是，由于影响农林生产发展的社会经济制度在深层次里存在着不合理性，使农林经济开发的良性运作缺乏必要保证，进而出现地方环境与社会恶性发展的危机。除此文之外，蓝勇《多重因素影响下的明清西南民族地区产业结构和环境的变化》一文也是这方面研究的一篇佳作。蓝勇以西南民族地区产业结构变化与环境变迁作为研究个案，对中国历史上汉族文明拓展过程中的“农本”思想观念进行了反思，认为中国古代的“农本”思想实际上仅是重视粒籽种植业的思想，在现实中很少考虑产业与环境的适应性，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农林牧结合的思想。农业文明及其随之而来的“农本”思想的扩张，对民族地区农林牧并重的生产传统造成冲击，使本来从产业结构上与资源环境相吻合的配置发生变化，不仅为后来少数民族地区的“结构性贫困”的出现创造了条件，也对民族地区的资源环境产生了负面影响。 石漠化是西南地区，尤其是贵州最为严重的环境问题之一。然而与沙漠历史地理研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历史地理学界对石漠化的研究显然重视不够，但近年来这种状况已开始有所改变。韩昭庆《雍正王朝在贵州的开发对贵州石漠化的影响》一文研究认为贵州历史时期早已存在石漠化的现象，但以清代雍正年间为界。此前存在的石漠化现象主要系自然原因，此后，由于雍正王朝大力开发贵州，贵州的人口和土地数字在此时期都经历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飞跃，加上在贵州西部、西北部及南部等地开矿，使得这些生态脆弱地带遭受了史无前例的破坏，雍正时期也就成为人为因素开始影响贵州石漠化的重要时期。其《贵州石漠化人为因素介入的起始界面试析》一文则对以上观点作了更为翔实的申述。 梯田是人类改造自然、利用自然，与环境相协调的产物，云南红河的哈尼梯田是我国从历史上留存到现在规模最大、最为壮观的梯田，但这些梯田是受什么因素影响、在什么时候出现和形成的却并不十分明朗，而侯甬坚《红河哈尼梯田形成史调查和推测》一文则试图对此做出回答。该文结合汉文历史文献资料、民族学田野调查资料、哈尼族古歌资料，分析认为历史上哈尼人经过了撵山堵口、烧地盘、找田、挖田、挖水路等步骤，辟荒坡为台地，利用平缓而下的山势来建造广大的梯田的。结合唐代史籍，推测哈尼梯田最早出现的时间为唐代或稍前（距今约1500年）。并认为在类似的中央王朝政令影响微弱的少数民族地区，依赖平整的梯田提供生活之资，形成具有垂直地带特征的红河哈尼梯田社会，属于我国历史上少数民族合理而巧妙地利用自然之利的一种典型。 除上述以外，重要研究成果还有蓝勇主编《长江三峡历史地理研究》一书。该书是一部综合研究长江三峡历史地理的著作，其中第一编“历史自然地理”对历史时期长江三峡地区的气候变迁、森林植被分布的演变、野生动物的分布与变迁、水系的分布与变迁、自然灾害和土壤状况等方面作了系统论述。 再有，蓝勇、杨伟兵、朱圣钟、王子今等人对一些动物及植被的变迁的研究，李玉尚、杨煜达等对历史灾害的研究也都丰富了近十多年的西南历史自然地理的内容。 以上对近十多年来西南历史自然地理的主要研究成果作了一个简要回顾，下面就西南历史人文地理的研究做一简要述评。 四 西南政治地理研究 疆域、政区是历史地理研究的基础，长期以来备受重视。近十多年，对西南疆域、政区的研究同样也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 羁縻府州问题是历史边疆民族地理研究一个既重要而又比较棘手的研究内容。近些年，郭声波对西南地区唐宋羁縻府州的建置沿革、部族分布、社会经济文化、交通与地望及相关的唐宋帝国西部边界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深入探讨，取得了一些进展，例如其《唐朝南宁州都督府建置沿革新考》一文就主要是利用两《唐书?地理志》、《太平寰宇记》及近年新发现的唐代南宁州都督爨子华墓志，对旧志记载不全的永徽郎州都督府、天宝南宁州都督府及其属州的建置沿革作了深入考证，对方国瑜先生所持天宝南宁州都督府三十六州说提出了不同意见，从而将此问题的研究推进了一步。 土司问题也是西南政治地理研究的重要内容，朱圣钟《关于四川凉山彝族土司几个问题的考证》一文对有关四川凉山彝族土司的几个问题进行了考证,认为凉山宜地土司所辖之上官、六革、瓜猓、纠米、阿多六磨、磨卡为呷、布布、西纠等土目治地位于今甘洛县境,元代中州(县)的治地当在今美姑县沙马马陀,威龙州长官司的设置时间为明洪武七年,黎州土司马氏为彝族后裔。 从政区地里角度考察，行政中心即政区治所是行政区划的四个基本要素之一，对治所的研究也是政区地理研究的重要内容。陈庆江《明代云南政区治所研究》一书以明代云南各级政区治所为研究对象，从政区治所的逐个定位入手，系统地分析了各个古城所处的地理环境、分布特征、景观、功能等，其研究内容不仅使本书对明代云南政区地理，而且对治所城市地理的研究都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学的研究在行政区划方面应以研究政治过程对地理区域变迁的影响为工作的重点，同时也应考虑区域环境对政治活动的影响，将二者的相互关系作为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历史政治地理学”有别于传统的历代疆域与政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杨伟兵近来的研究则对此作了有益的探索，他的《清代前中期云贵地区政治地理与社会环境》一文研究认为清前中期在云贵地区大规模府卫、疆域调整和改土归流等政治地理变化,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了先前时期,改土归流活动及其反映出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变化和实际,说明此期国家行政直接统治在民族地区逐渐得以建立和巩固,但由于民族生态的复杂和清政府保甲制、赋税体系并未完全或有效地在民族地区普遍建立,对于基层民族社会而言,在部分地区仍出现因行政体系不畅或缺失而导致的社会管理问题。虽然改土归流表面上是在对土司地区实行政治、社会制度的重新构建,但实际上仍由改流后的移民开发来弥补和最终完成,应视为改土归流等政治过程的深刻化,是清王朝有效治理云贵等边疆民族地区的重要体现。他的另一篇论文《制度变迁与地域社会：清代云贵地区改土归流和民族生态变迁》则着重以改土归流与云贵地区民族生态变迁及其相互关系为研究内容，揭示出国家统治与地域社会动向的紧密关系。此外，郭声波、王开队：《由虚到实：唐宋以来川云贵交界区犬牙相入政区格局的形成》也是一篇这一方面研究颇有价值的作品，该文研究发现今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交界地区,在政区设置上表现的是典型的犬牙相入格局,而其形成过程是在元明清三代。追溯其原因,主要是唐宋以来,本地区作为政治边缘地区在政区设置上产生了一系列变化。并认为这一地区民族关系与政治形势的变化是唐宋以来犬牙相入政区格局形成的主要原因。 五 西南历史经济地理研究 在这方面，学者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以农业为主的产业地理的研究方面。 吴宏岐对元代西南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地域特征作了详细论述，认为四川地区的农业经济已明显衰落，而云南、贵州地区农业经济呈现稳步增长的势头，元代西南地区的经济重心由四川南移到云南，而云南境内的经济重心则由大理东移到了中庆。陈国生则对明代西南农业地理进行了研究。 关于四川历史农业地理，郭声波的研究最丰，其中《四川历史农业地理》一书是第一部区域通代历史农业地理专著，填补了不少空白，具有开创意义。此外，朱圣钟的《历史时期四川凉山彝族地区主要农作物的种植与传播》、《论玉米在凉山彝族地区的传播及其对经济社会的影响》也是四川历史农业地理方面颇有参考价值的研究成果。 贵州历史农业地理方面的研究，陈国生的《清代贵州农业的新格局》、《历史上贵州地区县的设置与农业开发》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杨伟兵从经济?环境视角对贵州历史农业经济的研究突破了一般历时农业地理研究的范式，角度颇为新颖。他的《由糯到籼:对黔东南粮食作物种植与民族生境适应问题的历史考察》通过对明清以来所反映的粮食种植及经济变化情况的考察,展示和剖析黔东南民族地区物质生产变化及其影响因子,探讨生态环境、政府行为与民族文化三者在粮作变化和地区经济开发中的作用与适应关系；《清代黔东南地区农林经济开发及其生态-生产结构分析》一文则以清代黔东南地区的农林产业在经济开发下的土地利用与植被变化为论题，对影响农林用地变化的社会经济和生态结构等因素作了深入分析。 云南历史农业地理研究可以陆韧《试论地理环境影响下的云南传统农业生产模式》一文为代表。该文着重探讨了特殊的地理环境与云南传统农业生产模式之间的关系，认为云南地理环境复杂多样、自然条件差异极大，云南人民通过对自然、对农业、对生产生活的深刻认识，形成和发展了与生态环境相适宜的多种传统农业生产模式，使云南传统农业呈现出不平衡、多样性的特点。还有，徐君峰的《清代云南粮食作物的地域分布》和《清代云南农业生产的兴衰》、陈国生《试论清前期云南农业区域》等也值得注意。 除上述以农业为主的研究之外，张丽蓉、蓝勇分别对民国四川桐油贸易、清代滇铜开发作了研究。还有，蓝勇《深谷回音??三峡经济开发的历史反思》通过对历史上人们在三峡地区的各种经济活动的考察，对三峡经济开发的得失作了较为全面的评估，提出移民外迁条件下发展大林业的三峡经济开发的新思路，对现实多有借鉴意义。 六 西南人口地理研究 由于历史上移民在西南人口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近十多年的西南人口地理研究主要集中在移民史和移民地理方面。蓝勇《历史时期三峡地区的移民与经济开发》认为元明以前和清代三峡地区移民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元明以前移民多为沿长江两岸东西走向的迁移，移民及土著的主要经济活动在沿江平坝、丘陵台地及附近山地，清代则一改以往沿江东西移民趋势为东西南北向深山腹地移民的趋势。除此之外，他还对清代四川土著和移民的分布、明清时期云贵汉族移民的过程和分布特征做了深入研究。刘正刚则对清代福建移民在四川的分布情况做了考述。陆韧对云南汉族移民的研究用力较勤，已发表文章多篇，出版专著一部，集中对明代云南汉族移民的进入、移民的分布与拓展过程、汉族移民的土著化和移民对云南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此外，古永继《明代滇西地区内地移民对中缅关系的影响》对明代内地军事移民、商业移民在滇西、缅甸间的活动及其对当时中缅关系的影响进行了相关的考察和分析，也值得重视。 除上述移民研究之外，曹树基《清代中期的云南人口??以嘉庆二十五年的户口数据为中心》一文利用地方志等资料，分六大区域对清代中期嘉庆二十五年的云南人口数量进行了重新厘定，结果显示《嘉庆一统志》所载嘉庆二十五年的云南人口数远远低于实际人口数，仅及实际人口的58%?59%。吴晓亮《古代云南城镇人口探析??以洱海区域城镇人口为例》以洱海地区城市为个案,认为古代云南城市人口研究的起点在元朝。云南城市人口的变化主要是：元朝，洱海地区的中心城市的人口形成规模。明清以来，工商业城市人口的增长较快。19世纪后期以后,城市人口的数量、人口流动状况、人口的职业构成等发生了诸多变化，反映出中国社会正处于由以农业为主导的社会向农工商共同发展的社会转变的时期。蓝勇主编《长江三峡历史地理》则专辟《三峡历史人口地理》一章对上至考古时期下至清代的三峡地区人口数量、人口分布及其变化作了较为系统的论述。 七 西南社会文化地理研究 近年来社会文化地理研究在历史地理学界渐受到重视，西南社会文化地理的研究对此也有体现。 黎小龙对两汉西南人才地理分布、陈国生对明代云南人才、明清四川进士的地域分布、杨斌对贵州历代人才的地理分布分别做了探讨。康健则分别对明代云南儒学文化、民俗文化、明清时期云南民居的地域差异做了研究。 蓝勇的西南社会文化地理研究最引人注目，他的《历史时期四川居民个性特征的地理分布及其演变研究》是一篇很有特色的文化地理论文，研究认为四川人具有川东北人尚武、川南人尚仁、川西人尚文的不同个性特征，而这种地域个性特征从整体上一直延续了下来。他的《清代西南移民会馆名实与职能研究》一文对移民会馆名实与基本情况的考察廓清了西南地区的北方移民会馆、南方移民会馆、西南区域内移民会馆纷繁复杂的名称，并探讨了移民会馆的一般职能、文化宗教职能和政治职能，认为西南地区移民会馆的建立,使乡土观念在一定时间内较久保存下来，加强了移民内部内聚力,移民会馆对今天川剧的形成和发展都有积极的作用。但同时应看到,同乡团体这种割裂社会的作用,对于社会的稳定、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大规模集约生产又有一定的消极作用。他的《老四川区域的文化特征及其形成原因》一文也很有价值。除上述之外，蓝勇的西南文化地理研究集中体现在他的《西南历史文化地理》一书中。该书分十三章分别从教育、学术、丧葬、艺文、饮食、服饰、民居、交通等方面系统地对西南文化地理做了研究，是一部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力作。 另外，段塔丽《战国秦汉时期巴蜀丧葬习俗??船棺葬及其民俗文化内涵》从船棺葬的发现与地理分布、船棺葬与巴蜀先民生产和生活的关系、船棺葬的特点及其民俗文化内涵方面论述了这一古老丧葬习俗形成的原因以及其所蕴藏的民俗文化内涵；司佳《从岁时到天时：明清移民以后土著苗民在日常生活上的安排??以黔中、黔西南地区为例》将时间地理学中的“时间轴”概念植入到文化地理的研究中，以体现在不同的时间周期中人们的“行为模式”的差异。认为明清时期汉人移民大量进入黔中、黔西南地区以后，黔地土著苗民在原有的“岁时”民俗上进而获得了“天时”的观念，对每天的日常生活有了较有规律的安排和分工。这两篇文章也都值得重视。 八 西南城镇地理研究 历史城镇地理是历史地理研究的一个热门，近十多年的西南城市地理的研究对此也有所体现。 《徐霞客游记》记述了不少西南地区的城市，陈庆江《论徐霞客对西南地区城市的考察》、《论徐霞客对云南政区治所城市的考察》对此进行了论述。蓝勇分别对唐宋时期和明清时期西南城镇的分布及演变进行了研究。除此而外，对西南历史城镇地理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对单体城市的考察和对多个城镇或城市体系研究两个方面。 在单体城市研究方面，马世雯《清末以来云南蒙自与蔓耗口岸的兴衰》从政治、经济、地理、滇越铁路的通车、红河航运的衰落、贸易中心的转移、社会的发展等多种因素探讨了近代两个口岸兴衰的历史。曹小曙《历史时期昆明城区拓展及其结构演变研究》考察了历史时期昆明市区的时空演化过程及伴随这一过程的城市内部结构变化。此外，何明对昆明城市的发展历程和不同时期昆明的城市结构特征作了考察，陈庆江对清代前期昆明的城市街道进行了研究。关于先秦杜宇蜀都鄙邑的所在，有杜鹃古城、彭县九陇、成都西部等不同说法，其中又以杜鹃古城说自扬雄《蜀王本纪》以来为历代所沿袭，影响最大，曲英杰《蜀都考》利用考古和文献资料，再次论证了这一传统说法的正确，并认为杜鹃古城后为秦汉时期鄙县所沿。吴晓亮《对南诏大理国都的几点考释》认为大理古都的地域概念应指今天上关和下关两关之间的地带，其间有太和城、大厘城和阳苴咩城；大理作为古都的起止年限应当是公元739-1274年，共计515年。提出羊苴咩城根本没有建造南城墙，而是沿用原太和城北城墙、郭松年所记“方围四五里”的紫城应当是指羊苴咩城的宫城范围而不是羊苴咩城外城的范围等观点。李华年《抗战时期外省过客眼中的贵阳和贵州》辑录了抗日战争时期一些途经贵州的文教界人士对贵阳和贵州重要交通线上的城镇之观感，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贵阳的城市影象。蓝勇《古代重庆城市地图与重庆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研究》一文则通过古代城市地图探讨了重庆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在多个城镇或城市体系研究方面，代表性的成果主要有陆韧《明代汉族移民与云南城镇发展》、段渝《巴蜀古代城市的起源、结构和网络体系》、《秦汉时代四川开发与城市体系》、陈庆江《改土归流:明代云南治所城镇发展历程的重要转折》、《明代云南府级政区治所城池的建造》、《地理因素对明代云南若干府治发展变迁的影响》等，而吴晓亮的专著《洱海区域古代城市体系研究》则是这方面研究的一部力作。该书从地理空间、行政层级、城市体系的形成和发展等方面重点对古代洱海区域内以大理城市为核心的城市及城市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作了深入探讨，填补了云南历史区域城市体系研究的空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其最主要的创获在于作者通过研究得出由于洱海区域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所以民族习俗、民族心理、民族价值取向、民族语言、民族文化艺术等因素始终融会在整个城市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由此构成了不仅是洱海区域也是云南边疆地区城市的重要特色这一重要认识。也就是说边疆民族地区城市的发展有其不同于内地城市发展的特殊性，笔者以为这一观点应该在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相类研究中受到重视。 除此之外，蓝勇主编《长江三峡历史地理》辟有专章对历史时期三峡城镇发展的地理特征和三峡重要城镇商业经济地位的变迁作了考察，图文并茂，颇有参考价值。 九 西南历史交通地理研究 西南位于边疆，历史上其区域内及其与其他地区往来之交通都是西南历史地理研究的重要内容。在这方面，陈庆江《元代云南通四川、湖广驿路的变迁》认为元初数十年间，云南通四川、湖广的驿路经历了较大的变迁，最先发展的是由北境入川的建都道，继之开通的是从东北境入川的乌蒙道，再后新辟了出东境通湖广的普安道。三道并行，改交了云南以至西南地区的交通格局，有利于云南与中央政权及内地一些省区的联系和交往，并对明清云南与内地问的交通发展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杨宗亮《元明清时期滇桂通道及其历史作用》认为元代以后，随着云南与内地交通干线的改变，滇桂通道变成云南与两广之间的省际通道，它对疏通云南与两广之间的贸易，发挥着重要的商道作用。丁光泮《川陕古道两“韩溪”考辨》对入蜀古道“金牛道”上和“米仓道”上的两个以“萧何追韩信至此”而得名的“韩溪”考证，认为“米仓道”上的“韩溪”得名于萧韩故事更接近史实。另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周宏伟《五尺道即石牛道考》一文。传统观点认为五尺道是秦始皇时期开凿的川南入滇道路，而此文则通过对相关历史文献资料的重新解读，并结合考古资料，认为无论是五尺道的开凿时间还是道路宽度都不能使传统说法得到支持；五尺道应为秦始皇之前110余年的秦惠文王时期由古蜀国人凿通的汉中入蜀道路，也就是汉以降所称的“石牛道”、“金牛道”。 同时，由于西南地处我国对东南亚、南亚交往的前沿，对外交通自然成为西南历史地理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李中清研究认为，元明清时期中国西南地区主要存在6条对外通道,虽然各条道路的旅行时间在这一时期变化不大,但元明清政府所投入的巨大人力物力极大地改善了西南水陆交通状况,降低了交通运输成本,使西南地区的贸易量有了显著的增长。其实，不仅元明清时期，而在整个历史上云南的对外主要通道即为6条：大理经缅甸北部至印度的通道、大理入缅甸沿伊洛瓦底江出海的通道、丽江经拉萨至印度的通道、昆明经蒙自入越南北部出海的通道、昆明经南宁入越南北部出海的通道和景洪至缅甸、泰国与老挝的通道，方铁《云南地区与邻国间的主要通道》一文则对此六条通道的形成、发展和演变做了详细论述。此外，颜星《历史上的滇越交通贸易及其影响》则对古代至抗战时期的滇越交通贸易进行了梳理,并就交通贸易发展对近代云南经济及古代越南文化产生的影响作了初步的探讨。高整军《清末云南交通和对外交往》认为清末云南与内地各省的经济、文化联系进一步加强，同东南亚各国的往来也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云南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有了较大发展，都是与该时期云南交通的改善和发展密切相关的。但是，这方面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则非陆韧的专著《云南对外交通史》莫属，该书对先秦至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对外交通作了系统的论述，是一部学术价值颇高的著作。 再者，西南地区是我国最重要的民族地区之一，因此对民族交通进行研究就显得很有必要。陆韧《高原通途：云南民族交通》一书以图文并茂的形式、简洁通俗的语言论述了云南民族交通的开辟、发展，及其与经济社会发展、文化交流的关系，是这方面研究的代表作。 除上述之外，辛德勇对隋代史万岁南征路线的重新考析、蓝勇对清代滇铜京运路线的考释，以及黎小龙等对交通贸易与西南开发的论述，都值得重视。 除以上所述九个方面以外，地名方面的研究以郭声波《论四川盆地内内外江名称的演变》陆韧《云南汉族移民与汉族姓氏地名初探》、《云南汉语地名发展与民族构成变迁》， 黄权生《“湖广填四川”社会经济与生态效应的地名学研究》等为代表。文献方面，华林甫《〈滇黔赴京驿站册〉初探》、傅林祥《清光绪年间贵州省各府州（总图）述评》、刘重来、徐适端主编《〈华阳国志〉研究》值得重视。还有学术史方面，肖向龙、袁韵对抗战时期的西南历史地理研究做了回顾。 以上，笔者对十多年（1993?2008）来西南历史地理研究做了一番简要回顾，也做了一些简单的评论。从中可以看出，西南历史地理研究在这十多年里发展迅速，历史自然地理方面，以前重视不够的环境变迁研究产生了不少的可喜成果；历史人文地理的各个分支都有重要成果问世。但相比较而言，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成果依然显得略少，同时无论是历史自然地理还是历史人文地理，现有成果对西南地区特殊的自然地理状况以及以边疆、民族为主要特征的人文地理特征显然体现得还不够充分。但我们相信，随着历史地理学学术队伍的不断壮大，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西南历史地理研究的行列，西南历史地理研究必将得到不断拓展，走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