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燕祥：政治·功利·友谊

这是《恩怨沧桑·沈从文与丁玲》的书评 来自:x2 发表于2005-11-29 15:57:00 李辉著的《恩怨沧桑·沈从文与丁玲》是从校勘入手的。重材料，用事实说话。 沈从文和丁玲，湘西老乡，再加上丁玲早年伴侣胡也频，三人二十年代初邂逅在北京，年龄相若，意气相投，几乎是共同开始了他们的文学生涯。三十年代初，参加左翼活动的胡也频蒙难之后，接着，在丁玲被捕之后，沈从文撰文呼吁或奔走营救，尽了一个布衣朋友所能有的心力。当时沈从文在记丁玲和记胡也频的文字里，怀着深情写下了这份贫贱之交经历的风风雨雨。 睽隔多年以后，沈从文和丁玲一九四九年初见过一次面。当时沈被判为“反动文人”，丁玲则风头甚健，据说这次会见，丁玲还拉了何其芳作陪，可惜谁都没有留下纪录。其后又经三十年沧桑，到了八十年代初，大家分别从坎坷世路“归来”，不少人于多年积怨若有所悟，握手一笑，捐弃了前嫌，丁玲偏在这时候发表了对沈从文恶语相加的文字，一时使众多的读者大惑不解。 丁玲一九八五年三月一日致白滨浴美的信里，回忆一九二七年她写完《莎菲女士的日记》以后遇到了共产党员冯雪峰： 那时留在北京的文人都是一些远离政治的作家，包括胡也频在内，都不能给我思想上的满足。这时我遇见一个党员了，我便把他当成一个老朋友，可以谈心的老朋友那样对待。 丁玲一九三七年对斯诺夫人谈到这件事，说这是她整个一生中“第一次爱过男人”，甚至告诉胡也频“我已懂得爱意味什么了，我现在同他相爱了！”到八十年代丁玲对往事重新作了解释，不再强调冯雪峰在文学方面特别有才能，而是政治思想上的契合，倾盖如故，胜过了包括胡也频在内的“远离政治的作家”。这也是符合此时丁玲长期形成的看人看事的政治标准的。 沈从文、丁玲、胡也频一九二八年先后到上海，一九二九年且合办了《红黑》、《人间》两种杂志。这是他们三人在文学方面的最后一次合作。在这前后，沈从文与丁玲、胡也频的思想分歧(政治认识和文学观念的)，彼此都感觉到了。只是这种分歧的逐渐明显，沈从文认为是在《红黑》停办以后，照丁玲八十年代的解释则还要早些，甚至成为《红黑》停办的原因之一。 早在一九五○年丁玲为胡也频的选集作序时，提到与沈从文的“精神上有距离的友谊”时，就指出沈从文“一贯与新月社、现代评论派有些友谊”，“他(沈)下意识地对左翼文学运动者们不知为什么总有些害怕”，因此“我看出我们本质上有所分歧”；丁玲说“我自以为我比他们懂得些革命，靠近革命，我始终规避着从文的绅士朋友”。 在沈丁胡的友谊中有了政治的介入，这种政治以阶级分析延长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古训。胡也频也在冯雪峰的影响下更加接近左翼运动后，对沈从文，“他怎样也不愿失去一个困苦时期结识的朋友，不得不常常无言的对坐，或话不由衷”。(丁玲《一个真实人的一生》)假如胡也频不死于反动派的屠杀，是否会以对有思想分歧的故人划清界限以表示政治上的坚定和忠诚呢？我们只能慨叹历史无从假设了。不过，我们却曾看到新月派的徐志摩把左派国际友人史沫特莱介绍给中国的左翼同志们，而史沫特莱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真诚朋友；我们也看到与革命政治有一定距离的傅雷，给处于危险中的共产党人楼适夷提供过无私的保护，这种从简单化的角度看来复杂的表现，如果不表明徐、傅“政治头脑”简单，就是他们具有别样一种“友谊”观吧。 而沈从文，也许正是丁玲所谓“远离政治(按：政治在这里意味着革命)的作家”，对待友谊保持了某种传统的观念。一九三一年二月胡也频死难以后，沈从文护送丁玲、小频孤儿寡母千里迢迢回湖南常德。李辉说沈从文在胡也频死后显示了自己性格中“与湘西古朴民风、与军人世家的特点更为吻合”的一面，据我理解，即指江湖上“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侠义之气，“能够使他这样的，只能是与胡、丁的友情，以及他做人的良知、热情”。韩愈《柳子厚墓志铭》中说：“呜呼，士穷乃见节义。……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井，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而其人自视以为得计，闻子厚之风，亦可以少愧矣。”千年以后，闻沈从文对胡也频一家以至对丁玲的母亲蒋老太太所作的一切，不亦可以少愧乎？ 后来丁玲接受了编辑《北斗》的任务。当时“左联”根据新的方针，要求把刊物办得“灰色”一些。丁玲为此写长信给沈从文，这时候，沈从文同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的关系，同“远离政治”的北京文人的关系可以派上用场了。“尽管在政治和文学倾向上他们已经有了显然的分歧，但她(丁)仍然写出了恳切的求援信。”丁玲点名要求冰心、凌叔华、袁昌英、陈衡哲及沉樱等的合作。沈从文立即四处为她约稿，在北京找到了冰心、林徽因、徐志摩、陈衡哲，还给武汉大学的凌叔华写信。“他依然看重他们的友谊，他愿意在丁玲需要的时候伸出援助的手。”结果，恰恰是左翼文艺界激烈批评过的这些作家的名字，出现在“左联”机关刊物上，“对于扩大左翼文艺的影响，不能不说起了重要的作用”。沈从文和冰心当然没有想那么多，看来他们没有太多的门户之见和多么深的心计，大约只是视为以文会友的一种对刊物支持的正常关系吧。 谁知道由此引起“左联”内部发动的对“左联”以外众多重要作家的严厉批评，自然包括沈从文和他替丁玲联络的那些人，丁玲本人是否因而受到批评，我们不得而知。李辉对于丁玲可能遇到的两难处境曲予谅宥；他说：“革命与文学之间，丁玲回旋着，徜徉着。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便是私下通信中与刊物上两个不同的、甚至矛盾着的丁玲。”然而所有这些矛盾，恐怕不须迟待八十年代才作出最后的选择。例如李辉提到的她私信中“所表示出的对冰心等人的喜爱与感激”，这明显地与她左翼作家以至文艺界党员领导干部的角色不相称，所以在五十年代《到群众中去落户》的讲话中就公开地点名批评了冰心的资产阶级小姐气息(？)，这应该视为整风学习的成果吧。 在不正常的政治生活中，须要扭曲人格以至扭曲常理常情常识以适应特定的政治需要，才被承认为正常。非功利的友谊、友情、朋友，成为被批判的温情主义、超阶级以至小集团倾向，而依照政治格局划分的敌我友的范畴，则把同志(我)和朋友(友)相区别，在这个意义上的朋友，只是处于敌我之间的中间力量，如果去团结、争取，也只是“做‘交朋友’的工作”，目的在于取得“政治友谊”，扩大我的同盟军，以孤立和打击敌人。这样，对政治上的朋友，言团结与争取，也无非意在利用。如前述“左联”一度要把刊物办得“灰色”一点，也就是对中间状态的“朋友”的利用(不过其中更“左”的论者以至指导者，则要把中间力量当作敌对力量来批判罢了)。甚至选择沈从文陪同回乡，也有某种程度的“利用”的动机；丁玲一九八三年四月十八日在巴黎接受采访时说：“他(沈从文)写的那本《记丁玲》全是谎言，是小说，着重在趣味性。不错，他曾陪我把孩子送回湖南，因为那时没别的人选，只有他陪着最安全。”(李辉转引自姜穆《沈从文的性格与婚姻》)安全云云，或许除了指沈从文的非左翼的身份以外，还指沈从文的某些“社会关系”吧。我们多年的履历表格中总有一栏“社会关系”，包括亲戚和朋友，但在这里都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亲戚、朋友，而抽象化为“社会关系”。遥想当年，沈从文自视为胡也频及其遗孀、遗孤的朋友，而在丁玲心目中，他已经只是一个“社会关系”了。 说起政治意义上的朋友，想起最近看到的一篇纪实文字，讲到一九四二年延安召开“鲁迅逝世六周年纪念大会”，萧军在会上宣读了他的《备忘录》(内容是他因对批判王实味会上混乱现象不满引起纠纷，他就此写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材料)，以致辩论持续到深夜，僵持不下，大会主席吴玉章站起来说：“萧军同志是我们共产党的好朋友，我们一定有什么方式方法不对头的地方，使得萧军同志发这么大火！大家应该以团结为重，我们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应当检讨检讨！”萧军听了这些话，气消了不少，就说：“吴老的话还使我心平气和，这样吧，我先检讨检讨，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我错，行不行？那百分之一呢，你们想一想是不是都对呢？”此刻一位女作家斩钉截铁地表态：“这百分之一很重要！我们一点也没错，百分之百全是你的错，共产党的朋友遍天下，你这个朋友等于‘九牛一毛’，有没有都没关系！” 原作没有披露这位女作家的名字。查《萧军简历年表》(王德芬撰)，记载相差不多，点出那个不顾吴老调解和开导的女作家即是丁玲。其实，这种“朋友”观也不是她所独有的。这就是狭隘而粗暴的宗派主义的表现。这个两千人大会是十月十九日开的，距离一九四三年二月毛泽东作整风报告号召反对宗派主义已经八个月，可见宗派主义是不那么容易反对掉的，尤其当它与人们唯我独尊(独革，独左)的心态，权力欲望和权力自觉，政治上经济上既得利益纠结起来的时候。 沈从文、丁玲、胡也频的友情，近七十年前开始的贫贱之交，实际上在一九二八——二九年在上海已因政治介入而出现了危机，至一九三一年胡也频遇难即已结束。嗣后沈从文的一系列行动所表现出来的道义精神，只是早年纯真情谊的得不到真诚回应的尾声罢了。 真正的友情，原始语义上的友情，是以结交双方的平等、非功利为前提的，它自然不同于合纵连横，而且即使在基于平等和非功利而情长谊深的朋友之间，一旦有一方起了变化，这种友情也就不复存在。这样的例子在我们身边也是随手可拾的。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