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315 艾里希•弗洛姆《逃避自由》

前言

本书的主题就是，前个人状态社会(pre-individualistic Society)既为人提供了安全保护，又限制了人的发展。现代人摆脱了前个人状态社会纽带的束缚，但并未获得积极意义上的实现个人自我的自由，也就是说，他无法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及感官方面的潜力。自由虽然给他带来了独立与理性，但也使他孤立，并感到焦虑和无能为力。他无法忍受这种孤立，他面临着两种选择:或者逃避自由带来的重负，重新建立依赖和臣服关系；或者继续前进，力争全面实现以人的独一无二性及个性为基础的积极自由。

第一章 自由——一个心理学问题？

1. 本书的分析与弗洛伊德的观点相反，它建立在以下的假设基础之上，即心理学的关键问题是个人与世界的那种特殊联结关系问题，而非每个人或此或彼的本能需求之满足或受挫。不仅如此，它还假设人与社会的关系并非静止不变的。

人的“适应”分为两类，即静态适应和动态适应。前者指行为模式上的适应，并未改变个人性格结构；后者指的是改变自身，在适应的过程中产生内部变化。人与世界、与社会之间相互作用的方式之一就是动态适应。

2. 人性既非一个生物上固定不变的天生欲望冲动的集合体，亦非文化模式的毫无生机的影子，可以轻松自如地适应它；它是人类进化的产物，但也有某些固有的机制和规则。人性中的某些因素是固定不变的：物质化的冲动必须得到满足，避免孤立与精神孤独。我们已经看到，个人不得不接受决定于任何特定社会的生产分配制度的生活模式。在适应文化的动态过程中，一些强烈的激发个人行动与感情的欲望冲动发展起来。个人或许意识不到这些冲动，但无论如何，一旦它们发展起来， 就是非常强烈的，就亟需满足。它们化成的强大力量反过来又对社会进程的塑造效用非凡。

自由不止是一个心理学问题。自由虽然可以指心理学上所说的不受束缚、依个人意愿行动的状态，但历史变迁和社会阶级革命影响人的生存生活方式，生活方式的改变造成人与世界联结纽带弱化，也带来“自由”。

第二章 个人的出现及自由的模棱两可

1. 我所谓的概念是：自由是人存在的特征，而且，其含义会随人把自身作为一个独立和分离的存在物加以认识和理解的程度不同而有所变化。

2. 形象地说，在个人完全切断束缚他进入外面世界的“脐带”之前，他无自由可言;但这些纽带给了他安全，使他有归属感，他感到了生命的根。我想称这些先于个体化进程而存在、并导致个人完全呈现的纽带为“始发纽带”。它们是器质性的，因为它们是常人发展的部分; 它们意味着缺乏个体性，但同时又赋予个人以安全和导向。它们是联结母与子、原始共同体成员与其部落及自然、中世纪人与教会及其社会阶级的纽带。一且个体化全部完成，个人从这些始发纽带中解放出来，他又面临新的任务:他必须自我定位，在这个世界上扎下根，寻找不同于其前个体存在状态所具有的更安全的保护方式。

3. 儿童的年龄越大，达到断绝始发纽带的程度越高，他渴望自由与独立的愿望就越强烈。但是，我们只有认识到日益加剧的个体化进程的辩证特征，才能充分理解这个愿望的命运。此进程有两个方面: 一是儿童在肉体、 情感和精神上越发强壮，各方面的强度和活动都在增加。个体化进程的另一方面是孤独日益加深。……个体化进程是一个力量增长和个人人格不断完善的过程，但同时又是一个丧失与别人共有的原始共同性，同时让儿童与他人越来越分离的过程。

4. 我们发现，人（类）的自由增长过程与个人的成长过程一样具有辩证特征。一方面，它是一个人的力量与完整性不断增强，对自然的支配越来越得心应手的过程，是理性能力以及与他人的联系日益紧密的过程;但另一方面，这个日益加剧的个体化进程又意味着孤独感和不安全感日益增加，也意味着个人对自己在宇宙中的地位，对生命的怀疑增大，个人的无能为力感和微不足道感也日益加深。

第三章 宗教改革时代的自由

1. 中世纪并未剥夺个人的自由，因为“个人”尚不存在；人仍借始发纽带与世界相连。唯一使他认识到自己是个“个人”的途径便是他的社会角色(即其天然角色)。他也未视其他人为“个人”。到城里来的农民是陌生人，甚至城里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成员，也都彼此视对方为陌生人。个人自我意识、他人意识及世界意识尚未得到充分发展，尚未意识到三者是独立的实体。

2. 如果生命的意义有了疑问，如果与他人及自己的关系不再提供安全，那么名声便是消除疑问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代人知道自己的名字，并有希望流芳千古，那么，借他人的价值判断反映，他的生命便有了意义。很显然，只有那些真正有办法获得名声的社会群体的成员，才有可能这么消除个人的不安全感。

3. 资本决定性地位的获得，意味着一种超人的力量在控制着人们的经济和人们的自身命运。资本“已不再是奴仆，而成为主人。它一旦获得了某种独立自存的活力，便要求其作为主要合伙者的权利，并按照其自身的规律来统治经济组织。”

4. 我们发现，我们以前讨论过的自由的模枝两可的特点同样存在于这个时期。个人摆脱了经济及政治纽带的束缚。他在新制度中发挥积极独立的作用，获得了积极意义上的自由。但他同时摆脱了曾给他安全感和归属感的那些纽带。生活不再是一个以人为中心的封闭世界; 世界已变得无边无际，同时又富有威胁性。由于人失去他在封闭社会里的固定位置，所以也找不到生活的意义所在。其结果便是他对自己及生活的目标产生怀疑。他受到强大的超人力量、资本及市场的威胁。每个人都成了潜在的竞争对手，他与同胞的关系也敌对和疏远起来;他自由了——也就是说， 他孤立无助、备受各方威胁。

中世纪宗教的地位、封建阶层的统治和阶级固化，带来自由和安全。文艺复兴时期以意大利为代表，诞生了一个新的（有产）阶级，资本和财富开始取代封建等级。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本在商业、工业中作用的增强，进一步使得心理状态发生变化。时间概念、新的劳动观、效率观念逐渐发展起来，追求财富成了普遍的目标，人在经济秩序中的固定地位不复存在。虽则因此摆脱了经济和政治纽带的束缚，使个人可以依据自身意愿从事不同职业，但个人也因此陷入孤立。

5. 如果我们分析宗教或者政治学说的心理意义，就必须区分两个问题，我们必须研究新学说创立者的性格结构，并尽量弄清楚其人格中的什么特质促成了这方面的特殊思想。……另一个问题是研究这种学说所吸引的社会群体的心理动机，而不是学说创立者的动机。任何一种学说或思想的影响取决于它所吸引的那些人性格结构中的心理需求程度大小。

划重点，这些以后会反复提到。

6. 路德在将人从教会的权威中解放出来的同时，又使他们臣服于一个更加暴虐的权威——上帝， 他要求人彻底臣服并消灭个人自我，以此作为人得救的根本条件。路德的“信仰”就是坚信投降是被爱的先决条件，它与个人完全臣服于国家和“领袖”的原则有很多相同之处。

7. 路德强迫性地渴求肯定并非真信仰的表现，是根源于征服无法忍受的怀疑的需求。

因此路德的理论里充满了他既畏惧又热爱权威的特点。一方面他惧怕世俗权威和上帝，另一方面他又反抗教会。

8. 他（加尔文）宣扬个人不应觉得是自己的主人。“我们并不属于我们自己，所以我们的理性与意志都不能主宰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我们并不属于自己，所以，不要把追逐肉体之便利作为我们目标；我们并不属于我们自己，因此，让我们为上帝而生，为上帝而死……”

9. 加尔文的预定论有一个隐含的意义，因为它在纳粹的意识形态中严重地复活了。这便是人类基本上的不平等原则。加尔文认为，人分两类一得选的和注定受永罚的。由于这个命运在人生前就已决定了，人毕生无论怎样都断无更改的可能，所以，人的平等原则被否定了。

预定论即得救或受罚都是预定的结果，在人出生之前就已经注定了，行善或作恶都不会改变这一结果。人也不应对其原因刨根问底，因为这是上帝的决定。在预定论的框架下，人的任何行为都充满了无助感，个人只是上帝手里无能为力的工具。但同时它也将人自然地分为两类，背后隐含人与人之间并非完全平等之意。

社会进程通过决定个人的生活模式，即与他人及劳动的关系，塑造了他的性格结构；新的宗教、哲学及政治等意识形态源于这个变化了的性格结构，却又诉诸它，并强化、满足、稳定了它；新形成的性格特质反过来又成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影响社会的进程；虽然最初他们是作为对新经济力量之威胁的反作用力发展起来的，但渐渐地它们却又成为推动并强化新经济发展的生产力。

第四章 现代人自由的两个方面

1. 然而，我们没有真正认识到，虽然人除掉了自由的旧敌，但性质不同的新敌又出现了。这些新敌基本不是外在束缚，而是妨碍人格自由充分实现的内在因素。

对自由的认识过于狭隘，它不仅包括摆脱外在权力的束缚，也包括获得内在自由。这代表着按自己愿意的方式思考和行动，不受权威和舆论的摆布等等……

2. 人与上帝的个体化关系是人的世俗活动个体化特征的心理准备。

资本主义发展通过两个因素加深人类的孤独：资本主义经济的总体特征——个人活动原则和广泛存在的自利与自我中心。两者相互矛盾，又相辅相成。

3. 在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中，成功、获得物质利益成了目的本身。人的命运便是促进经济制度的进步、帮助积累资本，这并非为了自己的幸福或得救，而把它作为目的本身。……个人臣服于经济目的，成为实现它的一种手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把人变成了超人的经济目的的工具，加深了禁欲主义精神和个人的微不足道感。……然而现代人似乎并非受牺牲和禁欲观念的驱使，相反，却是受极端自我中心和追求自利动机的驱使。客观上，人成为非自我目的的奴仆，但他却在主观上坚信自己是受自利动机的驱使。

4. 不喜欢自我恰恰是自私的根源。不喜欢自己、不认同自己的人常常对自我焦虑异常。他缺乏内在的安全感，而内在的安全感只能建立在真的喜欢与肯定自己的基础之上。他必须关注自己，贪求所有东西，因为他根本就缺乏安全感与满足感。

资本主义一方面把个人的生存目的抹去，一方面又把人变得自私。看似矛盾但其实深究自私的根源，两者是统一的。因经济制度造成的对自我的焦虑，进而追求物质的弥补，具体表现形式之一即是自私。

5. 自恋的人也是如此，他虽不关心自己有所得，但却景仰自己。表面看来这些人非常爱自己，但实际上他们并不喜爱自己，他们的自恋同自私一样是对根本缺乏自爱的一种过分补偿。……自私与自爱并不是一回事， 恰恰相反，二者是对立的。自私是一种贪婪。同所有的贪婪一样，它蕴含着种不满足性，其结果是永远没有真正的满足。贪婪是一个无底洞， 它耗尽了人的精力，人虽然不停地努力使其需求得到满足，但却总是达不到。只要仔细观察便可发现，自私的人总是对自己焦虑异常，他总是不满足，整天心神不定，害怕所得不足，害怕错过什么，害怕被剥夺了什么。他对任何可能得到更多的人嫉妒万分。如果我们再进一步观察，尤其注意潜意识动力，我们发现这类人根本不喜欢自己，而且是极其厌恶自己。

6. 随着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到来及其在近几十年来的突飞猛进，自由的两个方面的均衡局面似乎发生了变化。削弱个人自我的那些因素渐渐得势，而加强自我的那些因素则相对旁落。个人的无能为力感及孤独感加强了，对他摆脱所有传统束缚获得“自由”的宣扬越来越多，而他获得个人经济成功的可能却越来越小。他感觉到巨大的力量的威胁，其情景在许多方面与15和16世纪相似。

工人阶级的自我毫无疑问在逐渐扩大的企业规模中被削弱。中小商人受到超级资本强大权力的威胁，其经营陷入困境，难以保持独立和继续盈利，不安全感加强。即便是白领和新兴中产阶级，也处于日渐激烈的竞争中，随时可能被更强大的竞争者淘汰。工会稍微平衡了这种现象，它使得弱小的工人阶级重新获得归属感和安全感。但工会的本质也是一个组织，个人成员在参与其活动时自我也处于被压抑的状态。

7. 或许有人问，即便这是正确的，对自然主宰能力的不断增长难道不会导致个人自我力量的增加吗?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的，正因如此，它涉及的是个人发展的积极面，对此我们并未加以否认。但是，虽然人对大自然的主宰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但它所创造的力量并不能掌控社会。从技术方面来看，伴随生产制度的理性化而来的是它的社会方面的非理性化。经济危机、失业、战争主宰了人的命运。人建设了世界，建起了工厂和房屋，生产出了汽车和衣服，种植谷物与水果。但他同他的劳动果实疏离了，他不再是他所建造的世界的真正主人了;相反，这个人创造的世界成了他的主人，他必须对它卑躬屈膝，尽力奉承它。他亲自创造的劳动产品成了他的上帝。

8. 不但经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此在这种异化特征，它呈现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特征，而非人与人间的关系。但是，这种工具精神与异化现象最重要最危险的方面或许在个人与自我的关系上。人不但卖商品，而且也卖自己，觉得自己是一件商品。体力劳动者出卖自己的体力，商人医生、职员则出卖他们的“人格”。如果他们要出卖他们的产品或服务的话，就必须有“人格”。这种人格必须博人欢心，但除此之外其主人还必须符合一些其他要求: 必须精力充沛、有创造性、 能适应各种各样的特殊职位。同其他商品一样，市场决定了这些人类特质的价值，甚至他们的存在。正像一件有使用价值的滞销商品毫无价值一一样， 如果个人所具有的特质没有用处，他便毫无价值。

9. 现代人所有的人际关系特征进一步加深了他的孤立及无能为力感。一个人与他人的具体人际关系已失去了其直接性与人情味特征，而呈现出一种操纵精神与工具性的特点。

经济、科技的发展，虽然对自由具有积极的作用，但这些仅仅是从客观上解除了宗教权力和生产力对人类的束缚，而对获得实际的经济与政治自由、个人发挥自己创造性的机会和不断加强的理性启蒙有天壤之别。人类逐渐失去自我，成为资本积累的工具；因此其安全感需要从个人财产、声望和权力中获得。对没有财产和社会声望的人来说，家庭是个人声望的 一个重要来源。

10.现代广告方式更加强调这种态势（个人的微不足道）。……它并不诉诸理性，而是情感；……他们像电影那样具有白日梦的特点，能满足顾客的某种需求，但同时又增加了他们渺小干与无能为力感。……所有这些并不意味着广告与政治宣传过分强调个人的微不足道。恰恰相反，他们奉承个人，让他觉得自己很重要，并假装尊重他的判断力和鉴别力。

直白点说就是，嘴上说着顾客就是上帝，但是在整个交易过程中并没有给上帝提供足够的信息，帮助上帝进行理性判断。而是通过夸大的宣传，煽动焦虑情绪，隐瞒或歪曲部分重要信息，让顾客产生“我需要”的错觉，消费主义的陷阱。

11.它（个人的孤立与无能为力感）被掩盖了，掩盖在日复日的固定活动中，掩盖在他于私人或社会关系中得到的肯定与认可中，掩盖在事业成功中，掩盖在任何种分散这方面注意力的方式中，掩盖在“娱乐”、 “社交”、“升迁”中。但在黑暗中呼喊并不能带来光明，孤独、恐惧及困惑依然存在。人再也支撑不住了，人们无法继续承受“摆脱束缚、获得自由”带来的负担，他们必须全力逃避自由，除非能化被动自由为主动自由。我们这个时代逃避自由的主要社会途径在法西斯国家里是臣服于一位领袖，在我们自己的民主政治里则是强制性的千篇一律。

第五章 逃避机制

1. 一个所谓能适应社会的正常人远不如一个所谓人类价值角度上的神经症患者健康。前者能很好地适应社会，其代价是放弃自我，以便成为别人期望的样子。所有真正的个体性与自发性可能都丧失了。相反，神经症患者则可以被视为争夺自我的战斗中不准备彻底投降的人。可以肯定，他挽救个人自我的企图并未成功，他并未良好有效地表达自我，相反，却借神经症症状和幻想生活寻求拯救。

2. 一旦赋予个人以安全的始发纽带被切断，一旦个人面对着与自己完全分离、自成一体的外在世界，他就面临两种选择……道路之一是沿着“积极自由”前进；他能够自发地在爱与劳动中与世界相连，能够在真正表达自己的情感、感觉与思想中与世界相连；他又能成为一个与人、自然、自己相连的人，且用不着放弃个人自我的独立与完整。另一条道路是退缩，放弃自由，试图通过消弭个人自我与社会之间的鸿沟的方式来克服孤独。这个第二条道路永远不会再把他与世界融为一体……一旦分离，便不能再返回。

所以第二条道路不过是一种逃避而已，自欺欺人的小手段。

个人的逃避机制主要有三种，权威主义、破坏欲和机械趋同。在社会层面上表现出来则是法西斯主义等控制、集权的政权和去个人中心化的社会现象。

权威主义

3. 第一种逃避自由的机制是，放弃个人自我的独立倾向，欲使自我与自身之外的某人或某物合为一体，以便获得个人自我所缺乏的力量。或者换句话说，欲寻找一个新的继发纽带，以代替已失去的始发纽带。这种机制的更明确的形式在于渴望臣服或主宰。……施虐和受虐冲动都欲帮助个人摆脱难以忍受的孤独和无能为力感。……其目的只有一个：除掉个人自我，失去自我，换句话说，就是要除掉自由的负担。

4. 受虐者最终目的在于寻求快乐，所受的痛苦只是一个副产品。

或许不是副产品而是中间产物？因为自由会带来孤独感，而受虐带来的肉体上的痛苦给人一种被控制，臣服于他人，与他人合为一体而个人自我就此消失的错觉，因而产生快乐。

5. 施虐-受虐狂常常被与爱混为一谈，……实际上，在这些情况下，“爱”基本是一种受虐渴望，其根源在于对介入之人的共生需求。如果我们所说的爱是指热烈地肯定某个人的本质，积极主动地与之建立关系，如果爱是两个人在各自独立与完整基础上的结合，那么受虐狂与爱就是截然相反的。爱是以平等自由为基础的。如果以其中一方的臣服与完整性的丧失为基础，不管其关系多么理性化，都是受虐依赖。施虐狂也常常以爱为伪装。如果某人声称是为了另一个人自己的目的才去统治他的话，统治另一个人似乎常是爱的表示，但其根本原因在于享受统治的快乐。

说的无非就是（部分）中国式家庭里的那些破事。无论是以爱为名胁迫女性婚后在家相夫教子，放弃个人理想和自主性的丈夫，还是以爱为名自始至终“都是为你好”的父母，陷入的都是对个人共生需求的满足。当然也不是所有家庭都是这个模式，有些并不是为了与他人形成联结逃避自由，只是纯粹的人渣而已。:)

6. 渴望权力并不根植于力量而是根植于软弱。它是个人自我无法独自一人生活下去的体现，是缺乏真正的力量时欲得到额外力量的垂死挣扎。

权威可以分成两种：合理性权威和抑制性权威。两者在利益一致性、权威的动力和心理态势上有明显区别（e.g. 教师和学生、奴隶主和奴隶）。

7. 合理权威与抑制性权威之间的差别只是相对的。……实际上两种权威总是混合在一起的，每类权威的分量孰轻孰重，总是取决于对某一具体权威实际情况的分析。

8. 权威主义性格的一个特征误导了许多观察者：蔑视权威，抗拒一切来自“上面”的影响。这种蔑视有时遮盖了全部景象，实际上它背后的东西是臣服倾向。

这个观点没办法证伪啊。臣服即是权威主义性格的特征，拒绝臣服、蔑视权威，背后是臣服倾向，也是权威主义性格特征。

破坏欲

9. 我们已假设，破坏欲是逃避难以忍受的无能为力感的方式之一，因为其目的在于除掉所有与之相比使个人显得弱小的对象。但从破坏倾向在人类行为中的巨大作用来看，这个解释似乎并不完满。……破坏欲的强弱似乎与个人生命的成长受阻程度的大小成比例。……生命有它自己的内在动力，它要生长，要得到表达，要生存下去。似乎一旦这种倾向受到阻碍，生命的能量就会分解，就会转化为破坏能。

破坏欲：毁掉他人以免世界再威胁自己。

机械趋同

机械趋同：当我与大海融为一体，我就不再是孤立无援随时可能会被蒸发的那一滴水。

10. 在对这些伪思想的解释说明中，问题在于思想是否是自己思考的产物，即，是否是自己活动的产物。思想内容的正确与否并不是问题……伪思想也可能完全合乎逻辑和理性。其虚假性并不必然意味着非得有不合逻辑的因素在。

无意/有意以别人的观点作为自己的思想，表达的都是别人的观点，虽然可能是正确的，但缺乏自己思考的过程，也就无法体现自主性。

11. 愿望和思想及感觉也一样。许多人坚信，只要外在的权力不公开强迫自己做某事，那么他们的决定就是他们自己做出的，如果他们想要某种东西的话，那也是自己的愿望。但这只是我们诸多错觉中的最大错觉之一。

12. 伪活动取代思想、感觉和愿望的原始活动，最终导致伪自我取代原始自我。……当然，人能扮演许多角色，并在主观上确信他是每个角色里的“他”。事实上，在所有这些原始角色中，他只是别人期望的他，而他却认为这就是他。大多数人的原始自我都完全被伪自我窒息了。自我有时会出现在梦里、幻想中，或者喝醉的时候，此时人会有多年未曾经历到的感觉和思想。

13. 自我丧失，伪自我取而代之，这把个人置于一种极不安全的状态之中。他备受怀疑的折磨，因为由于自己基本上是他人期望的反映，他便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自己的身份特征。为了克服丧失个性带来的恐惧，他被迫与别人趋同，通过他人连续不断的赞同和认可，寻找自己的身份特征。由于他并不知道他是谁，如果他按别人的期望行动，至少他们会知道他是谁，如果他仅仅相信他们的话的话，要是他们知道他是谁，他也会知道他是谁。

第六章 纳粹主义心理学

1. 纳粹主义是个心理学问题，但心理因素本身是由社会经济因素塑造而成的；纳粹主义是个经济政治问题，但它对整个民族的统治和主宰是建立在心理其础之上的。本章我们关注的就是纳粹主义的这个心理方面，即，它的人性其础。这意味着两个问题：纳粹主义吸引的那些人的性格结构，以及纳粹意识形态的心理学特征，它何以成为吸引这些人的有效工具。

一战德国战败，从农民到中产阶级的各个阶层都受其影响，或是失去经济独立，或是被社会边缘化。绝大多数人感到个人的微不足道和无能为力。希特勒的人格、理论以及纳粹制度都是所谓“权威主义”性格结构的极端体现方式之一，他正式靠这个事实，强烈吸引了那些多少有相同性格结构的人。

2. 我们已经看到，某些社会经济变化，尤其中产阶级的衰落和垄断资本权力的兴起，具有深远的心理效应。政治意识形态又加剧或系统化了这些效应一一16 世纪则是宗教意识形态。由此引发的心理力量反而违背了中产阶级维护经济利益的初衷，成为对反对它的最有效工具。纳粹主义在心理上复活了下层中产阶级，但实际上却参与摧毁他们旧的社会经济地位。它集结了下层中产阶级的情感能量，把他们变成为德国帝国主义经济政治目标卖命的一支重要力量。

3. 希特勒常为自己渴求权力的愿望寻找合理借口。他的主要理由如下：他统治其他民族，完全是为了他们自己和世界文化的利益；渴求权力是出于永恒的自然规律，他只是认识并遵循规律而已；他本人受命于更高级的权力一：上帝、命运、历史、自然；他想统治别人，这只是一种防卫， 以免别人统治他和德国人民。他想要的只有和平与自由。

第七章 自由与民主

个体之错觉

前述之伪自我。教育、社会化形成的伪自我代替自我，以致我们常常以为已经获得自由，却还是无法冲破阻碍生命发展的束缚。

1. 我们引以为荣的是我们不屈服于任何外在权威，我们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与感情，并想当然地认为这个自由几乎自动地保证了我们的个性。然而，表达我们思想的权利，只有在我们能够有自己的思想时才有意义。只有内在的心理状况能使我们确立自己的个性时，摆脱外在的权威，获得自由才是永久的。

2. 总的来说，在我们的社会里，情感是大受其挫的。当然，所有创造性思想及其他创造活动无疑是与情感密不可分的，但不带情感去思想和生活已成为理想。“有情感”已成为不健全、不正常的同义词。个人接受了这个标准，变得异常软弱，他的思想贫乏，平淡无奇。另一方面，由于情感并不能完全被扼杀掉，它们必须完全脱离人格的思想而存在。结果，电影和流行歌曲把廉价、虚假的多愁善感填塞给数百万患情感饥渴症的顾客们。

3. 所有这些只是隐隐约地表明了一个真理——现代人生活在幻觉中，他自以为知道自己想要的东西是什么，而实际上他想要的只不过是别人期望他要的东西。……我们的愿望、思想及感觉并不真是我们自己的，而是外界加于我们的。要认清其程度如何，是尤其困难的，它与权威及自由问题密切相关。在现代历史的进程中，国家的权威取代了教会权威，良心权威取代了国家权威，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常识及作为趋同工具的公共舆论之类的匿名权威又取代了良心权威。因为我们已把自己从旧式的公开权威中解放出来，所以我们看不到自己又成了一种新权威的牺牲品。

4. 自我丧失加剧了趋同的必要性，因为它使人对自己的身份深表怀疑，如果我只是我以为别人期望的我，除此之外什么都不是，那“我”是谁？

自由与自发

5. 积极自由在于全面完整的人格的自发活动。

6. 如果个人通过自发活动实现自我，并把自己与世界联系起来，他便不再是一个孤立的原子，他与世界便成为一个结构化整体的一部分; 他有自己的正确位置，他对自己及生命意义的怀疑也不复存在。这种怀疑源于他的分离状态和生命受阻，只要他自发而不是强制或机械地活着，怀疑就会消失。他意识到自已是个积极有创造力的个人，认识到生命只有一种意义：生存活动本身。

7. 因此，我们把真理想定义为所有促进自我的成长、自由及幸福的目标，把假理想定义为主观上吸引人（如臣服渴望）但实际上对生命有害的强制性非理性目标。一旦我们接受了这个定义，就可以看出，真理想绝非某种高居于个人之上的神秘力量，而是充分肯定自我的一种有力表现。任何与此种自我肯定相悖的理想，都被证明并不是理想，而只是种病态的目标。

8. 只有在高度发展的民主社会里，自由才有可能胜利。在这个社会里，文化的目标和目的就是个人以及个人的成长和幸福，生命再不需要成功或其他东西来证明，个人不臣服于也不被操纵于任何自身之外的权力，无论是国家还是经济机器。最后，个人的良心与理想并非外在要求的内在化，而真是他的，所表达的目的也源自其自我的独一无二性。

9. 只有人主宰了社会并使经济机器从属于人类幸福的目的，只有人积极地参与社会进程，才能克服目前正在把他逼入绝境的孤独及无能为力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