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东：边城世界的虚构性

边城世界的虚构性 吴晓东 从接受史的角度上说，沈从文边城世界的生成，取决于文学史研究者以及沈从文的后辈作家对湘西的持续的兴味与言说。汪曾祺就是边城世界的缔造者之一。在《又读〈边城〉》中，汪曾祺认为：“‘边城’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意思不是说这是个边地的小城。这同时是一个时间概念，文化概念。‘边城’是大城市的对立面。这是‘中国另一地方另外一种事情’（《边城题记》）。沈先生从乡下跑到大城市，对上流社会的腐烂生活，对城里人的‘庸俗小气自私市侩’深恶痛绝，这引发了他的乡愁，使他对故乡尚未完全被现代物质文明所摧毁的淳朴民风十分怀念。”边城世界在与大城市以及现代物质文明的对峙之中获得了文化和时间的双重自足性。 林斤澜也曾经这样言说沈从文及其边城世界：“沈从文是个什么样的作家呢？他拜美为生命，供奉人性，追求和谐。他投奔自然，《边城》的翠翠就是水光山色，爷爷纯朴如太古，渡船联系此岸和彼岸，连跟进跟出的黄狗也不另外取名，只叫做狗。” 在林斤澜的理解中，边城世界是太古一般充满和谐之美与自然人性的田园世界，这个田园世界同时也催生了沈从文的文体形式——一种牧歌式的文体。夏志清在其《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即提出沈从文自创了一种“牧歌式文体”，并认为“沈从文的文体和他的‘田园视景’是整体的，不可划分的，因为这两者同是一种高度智慧的表现，一种‘静候天机，物我同心’式创造力（negarive capability）之产品。能把一棵树的独特形态写好、能把一个舟子和一个少女朴实无华的语言、忠厚的人格和心态历历勾画出来，这种才华，就是写实的才华”。夏氏把沈从文的文体风格与“田园视景”勾连在一起，并挖掘背后的东方式智慧，最后落实到写实的才华，堪称对沈从文笔下田园牧歌世界最具经典性的解释，最终也参与了对边城世界的塑造。 可以肯定的是，沈从文的确具有在湘西世界中谱写田园牧歌的主导创作动机，这种动机到了沈从文创作《边城》时期更趋于自觉。《边城》的大部分篇幅都符合田园诗写作模式。巴赫金在《小说理论》中曾经这样界定经典的田园诗模式：“田园诗里时间同空间保持一种特殊的关系：生活及其事件对地点的一种固有的附着性、粘合性，这地点即祖国的山山水水、家乡的岭、家乡的谷、家乡的田野河流树木、自家的房屋。田园诗的生活和生活事件，脱离不开祖辈居住过、儿孙也将居住的这一角具体的空间。”“田园诗中不同世代的生活（即人们整个的生活）所以是统一的，在多数情况下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地点的统一，就是世世代代的生活都一向附着在一个地方，这生活中的一切事件都不能与这个地方分离。……地点的统一导致了一切时间界线的淡化，这又大大有助于形成田园诗所特有的时间的回环节奏。”《边城》即表现出“生活及其事件对地点的一种固有的附着性、粘合性”，小说叫《边城》而不叫《翠翠》，也不叫《翠翠、爷爷和黄狗》，这固然与沈从文曾经计划要陆续写作“十个城”的故事有关（虽然最后大都没有写成），但从田园牧歌的原型性上说，选择“边城”作为主题，显然使小说涵容了更开阔的叙述空间。 巴赫金所谓“田园诗所特有的时间的回环节奏”在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中也有充分体现。这种时间的回环节奏首先表现为沈从文小说中所习用的“恒常叙事”，即叙述湘西世世代代的生活中一以贯之的常态化的场景，借以烘托长久不变的恒定感。譬如创作于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长篇小说《长河》： 六月尝新，必吃鲤鱼，茄子，和田地里新得包谷新米。收获期必为长年帮工酿一大缸江米酒，好在工作之余，淘凉水解渴。七月中元节，作佛事有盂兰盆会，必为亡人祖宗远亲近戚焚烧纸钱……。八月敬月亮，必派人到镇上去买月饼，办节货，一家人团聚赏月。 研究者刘洪涛这样分析上述场景：“三个分句分叙的六、七、八月农家主要生活样式，在‘必’的约束下，变成铁打一般不可动摇的规律，凝固在生生不息的时间流动之中。” 《边城》中更精心设计的“时间的回环节奏”还表现为节庆的复现，小说第三章这样交代节日在边城所充当的特殊角色：“边城所在一年中最热闹的日子，是端午，中秋和过年，三个节日过去三五十年前如何兴奋了这地方人，直到现在，还毫无什么变化，仍能成为那地方居民最有意义的几个日子。”正因如此，沈从文选择了端午和中秋作为小说主要情节发生的时节，叙事者讲述的进行时中的故事发生在当下的端午，第四章又回溯两年前的端午发生在翠翠和傩送身上的故事，男女主人公的记忆便与端午节联系在一起。这种节日的复现，既为人物的活动确定了核心的时间关节点，也有助于营造具有地域色彩的民俗环境和背景，凸现了民间节庆在乡土生活中重要性。边城世界的深厚蕴涵正凝聚在风俗、节庆之中，年复一年的节日维系的是边城世界的秩序感、恒常感以及与过去世代的连续感。 正有赖于这种地点的统一性与时间的回环节奏，湘西的“田园视景”在《边城》中才获得了沈从文创作中前所未有的完整性与自足性。而《边城》在沈从文小说创作中的重要性在于，它使沈从文此前在其它湘西题材的小说中尚显零散化的田园视景一举获得了整体性和统一性，进而使湘西世界获得了一个文化幻景意义上的整体图式。如果说在其它湘西小说中，沈从文的田园视景还由于题材以及作者价值意向的不同而具有一种差异性，但由于《边城》的出现，湘西世界以往的内部的差异性则开始服从于这一田园视景的整体图式。而正是从田园视景的整体性这个意义上说，在《边城》中最后定型的湘西世界的意义才无比重大，边城世界也才具有了乡土乌托邦的意义。 但是，在现代历史条件下，沈从文的田园视景必然具有一种先天不足。因为现代社会无法容纳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桃花源。一切现代的田园牧歌与乌托邦图景都不可避免地具有一种虚构的幻美性。这使《边城》毕竟不同于传统的田园诗。与传统田园牧歌中永恒的时间性构成区别的是，《边城》中无法消除带有偶然性的时间因素的介入。如果说《边城》前两章的恒常叙事部分更贴近中国传统的静态的山水画，那么，一旦进入了展开具体故事情节的叙事流程，小说就进入了线性时间的具体性与一次性，进入了动态的日常生活和现代历史。所以作为节庆的端午和中秋的意义在小说中就发生了转变，节日的功能就从民俗学图景的恒常展示，转为替主人公的生命活动提供场景，小说的重心也就由民俗学展览进入了具体人生的写相，从永恒的民俗学时间转入进行与流逝中的现代历史时间。偶然性时间因素的介入，因此使故事时间具有了具体性，事件也具有了一次性。《边城》结尾部分爷爷的死亡和白塔的倒掉都是线形时间中不可重复的事件，尤其是《边城》那个著名的结尾，使小说以及边城世界开始向未来时间敞开，从而使时间有了单线性，而不再呈现节庆时间的回环性节奏： 到了冬天，那个圮坍了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可是那个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青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 …… 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在这个意义上说，偶然性时间的介入，标志着边城牧歌图景开始变得复杂化。偶然性的时间因素给《边城》的叙事带来了不可确知性，也带来小说结尾的开放性。这种结尾的开放性标志着《边城》这部小说现代视域的生成。现代小说结尾与传统意义上的故事结局的最大区别就是现代小说更迷恋一种非确定性。本雅明在他著名的文章《讲故事的人》中指出：“童话总这样说：‘从此他们一直过着幸福的生活。’”这就是童话的惯常的大团圆结局，这种大团圆结局同时也意味着时间性和可能性的终结，当王子和公主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之后，也就意味着童话中的主人公的故事已经结束了。而现代小说的结尾则以卡夫卡为楷模：“卡夫卡是那种注定无结尾的文学的代表。卡夫卡笔下的人物有如摩西，永远看不到乐土。布朗肖说，不可能结尾，就是不可能在作品中死亡，不可能通过死亡自我解脱。”（勒内·基拉尔：《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第326页，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小说的不可能结尾正对应着终结的不可能性。而“现代性”是指向未来的乌托邦，现代小说的结局也必然处在时间的远方。当《边城》的结尾带来了偶然性的时间因素，也就把“现代性”的维度引入小说，小说的结尾也必然是指向未来的，开放的，无法在现世兑现的。这种不确定性本身最鲜明地表现了沈从文的小说的现代本性。因此，《边城》的叙事是一个“乡土时间”的现代性乃至历史性逐渐凸现的过程。《边城》临近结尾即已显露变徵之音，借用沈从文常用的语汇，小说开始由“常”入“变”，即从乌托邦的恒常性进入到生命的变动不拘的一次性。 从开放性结尾的角度说，《边城》表现出一种意义图式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还体现在《边城》中的田园世界的自我颠覆性。《边城》的意义既生成于牧歌秩序本身，也生成于对这一秩序的质疑。郑树森即指出：“沈从文的田园模式，其实暗示强力，城乡之间，文明和原始之间，对比对立，而其笔调既有反讽，又有哀伤。”这里所说的“强力”指的就是来自外部的“现代性”的力量。所以《边城》不单呈现了一个纯粹的田园视景，其中的“所说”和“所示”之间有天然的缝隙，也就是说，沈从文在呈现出一个疑似田园牧歌世界的同时，也暗示出这个田园世界的不可能性。“所说”（田园牧歌）与“所示”（边城世界内部的自我分裂）互相纠葛冲突，展示了一个不稳定和不确定的图景。这种自我分裂迹象在沈从文此前的小说《灯》中已经包含了，当《灯》的结尾男主人公不经意间透露出那个出身于湘西的忠心耿耿的老仆人的故事是一个虚构的时候，其湘西视景已然面临被颠覆的危险。在此，沈从文自己暴露了小说的虚构性，在某种意义上就不啻一种冒险：边城世界的真实形态的瓦解的风险。《边城》中的田园诗的话语方式与真正的湘西的本来样态之间正存在着这种断裂。田园牧歌生成的同时也蕴涵了被颠覆的因子。正如王德威在《批判的抒情——沈从文的现实主义》一文中对沈从文的断言：“他的叙事既是对田园牧歌的逼真再现，但同时也使之土崩瓦解。”边城世界也因此显露出内在的虚构属性。 原载： 《 中华读书报 》（ 2011年06月22日 13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