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时代”与“讲故事的人”

汉娜•阿伦特的《黑暗时代的人们》，很容易让人想起苏珊•桑塔格的《在土星的标志下》来。 当然，俩人并无瓜葛，基本是两代人。当前者，在一九四○年代以来的“黑暗时代”作出自己的政治思考时，后者，还是一个大学刚毕业的思考着艺术和美学问题的学生，忙于“对抗平庸、对抗伦理上和美学上的浅薄和冷漠”。后者既没有前者的犹太流亡者背景，也对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极权时代感受不多，这决定了两者的差异。在一篇纪念罗兰•巴尔特的文章中，桑塔格曾谈到巴尔特与本雅明的不同——“巴尔特理解政治问题的平和态度驯化了政治。他绝对没有瓦尔特•本雅明一类的悲剧意识，后者认为文明的每一业绩也是野蛮的一项业绩。本雅明的伦理重负乃是一种殉道精神，他总情不自禁地要使它同政治挂钩。巴尔特则把政治看作对人类（和思想）主体的一种压抑，对此必须以智克之。……他或许从未被那种对本雅明来说以及对一切真正现代主义来说十分重要的计划左右过，这就是去探索‘现代’的本性。巴尔特未曾被现代性的灾难所折磨过或被其革命性的幻想所诱惑过，他具有一种后悲剧时代的感觉。”这种不同，也不妨理解为是阿伦特和桑塔格之间的。 《黑暗时代的人们》和《在土星的标志下》，作为两部品评人物的集子，一个出版于一九六八年，一个出版于一九八○年，所处时代不同，所评对象不同，评论旨趣也大不同，一个重在政治和时代，一个重在艺术和主体。如果硬要说有什么共同点话，那么就是她们都谈到了瓦尔特•本雅明。在桑塔格笔下，本雅明是“欧洲最后的知识分子，现代文化中的土星英雄”，带着悲剧性气质，至死都捍卫精神生活。而阿伦特，更看重的则是本雅明作为一个 “文人”、一个犹太知识分子在“黑暗时代”的所遭的厄运以及所作出的“行动”。本雅明是阿伦特的同代人，也是她的朋友，俩人都是犹太流亡者。这使得阿伦特的笔触有旁人难以企及的洞见和情感。阿伦特专门提到了本雅明的“收藏”。在她看来，“收藏”是本雅明面对历史和语言废墟时的一个积极“行动”。“收藏是对物的拯救，是对人的拯救的补充。”正是在这里，阿伦特形象地把本雅明比喻为“潜水采珠人”。 《黑暗时代的人们》作为一部回忆性的人物论集，同样具有“收藏”人物、为“黑暗时代”立此存照的意味。学者崔卫平曾指出，“对阿伦特理论持批评态度的人指出在阿伦特的政治思想中，渗入了太多美学因素；这些文章尤其表明，在洞察世事、了解人性方面，阿伦特是如何敏锐、犀利并充满人情味。”《黑暗时代的人们》的文风，有一种阿伦特评价布洛赫写作时所说的“晚年风格”：一种节制、干净的文体，伴随着清洁的美和活力。然而不仅如此，书中提到的卢森堡、雅斯贝尔斯、迪内森、布洛赫、本雅明以及布莱希特等等，作为二十世纪前半叶、也即“那个政治大灾难、道德大沦丧、艺术与科学却突飞猛进的时代”的人物，阿伦特首先强调的是他们每个人的“故事”的“启明”意义，也就是说，在《黑暗时代的人们》中，阿伦特难得地充当了一回“讲故事的人”。 本雅明有一篇文章，专门提到了“讲故事的人”。在本雅明看来，在一个经验趋于贫乏的时代——即阿伦特所说的“黑暗时代”，“讲故事”是保存、交流和传播经验的最有效的形式。对这一点，阿伦特在她的哲学著作《人的境况》中，曾有过更深入的阐述，《黑暗时代的人们》，算是对“讲故事的哲学”的一个形象诠释。阿伦特认为故事帮助人发现意义。一个故事向许多人显现，而不仅仅是向故事中行动者显现。故事使得人们共同行动和言论，并且相互向对方显现。在《黑暗时代的人们》中，阿伦特曾以《走出非洲》作者以萨克•迪内森为例谈到过，故事拯救了她的生活，“故事揭示了这样一些东西的意义，如若不然，它们仍将是纯粹事件的一个令人无法忍受的序列”。实际上，从书中提到的十个人物身上，阿伦特看到了每一个人所发出的、帮助我们理解人类的生存的光亮。这些人的故事显示了实现人性的种种可能性，即使在缄默的“黑暗时代”。 和本雅明一样，阿伦特也有一种“殉道精神”，她的思想总是不免和政治挂钩起来。不像罗兰•巴尔特，她从不“把政治看作对人类（和思想）主体的一种压抑”，相反，人类要想从“黑暗时代”得救，恰恰要回归政治的公共领域，人与人之间实现交流沟通，而“讲故事”，正是打破缄默和孤立的途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