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厦虽危，群木可支——从《鼠疫》到新冠

瘟疫——这曾经是一个离我们多么遥远的词汇，毕竟一直为人提及的SARS发生在我们记事之前，印象模糊，且形式尚不如这次严峻。而在切身经历了新冠肺炎这一“疫”以后，现在重读《鼠疫》，我们便能更加感同身受。人人自危，草木皆兵，风声鹤唳……每一个词都可以拿出来形容眼下的局面。看得见的硝烟尚可抵抗，而看不见的敌人神出鬼没，最是可怕。

加缪的这部名作描写了一场鼠疫的全过程：上个世纪四十年代，阿尔及利亚的阿赫兰市。事实上，那个时间那个地点并没有发生鼠疫，所以加缪描写的是一场虚构的鼠疫。一般认为，这是一部寓言性小说，鼠疫控制下的阿赫兰是喻指法西斯占领下的法国。然而，加缪对瘟疫的描写具有如此惊人的准确性，以至于我们禁不住要把它当做一种纪实文学来读。一开始是鼠疫的先兆，处处涌现出死老鼠，第一个人死于怪病，接着是第二个、第三个，逐日增多。某一位医生终于鼓起勇气说出“鼠疫”这个词，其他人亦心存疑虑，但不敢承认。疫情迅速蔓延，成为无可否认的事实，市府怕惊动舆论，封锁消息。想想我国一月初删了多少“造谣”的帖子？在武汉市召开人大期间“无一新增病例”——怎么可能？

终于到了封锁不住的地步，于是公布疫情，采取措施，消毒，监控，隔离，直至封城。因为害怕传染，人人口含据说能防病的薄荷药糖——联想到前段时间哄抢一空的双黄连口服液——乘公交车时背靠背，怀着戒心疏远自己的邻居，对身体的微小不适疑神疑鬼。人们的心态由侥幸转为恐慌，又由恐慌转为渐渐适应，鼠疫本身终于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全市如同放长假一样，日常工作停止，人们唯一可做的事情是收听和谈论政府公布的统计数字，祈求自己平安渡过难关，等待瘟疫出现平息的迹象。商人乘机牟利，咖啡馆贴出“酒能杀菌”的广告招徕顾客，投机商高价出售短缺的物品，出版商大量印售占星术史料中的或临时杜撰的有关瘟疫的各种预言……鸡飞狗跳。

然而，如果认为《鼠疫》所提供的仅是这些令我们感到半是亲切半是尴尬的疫期生活细节，就未免太停留于它的表面了。我们不该忘记，对于加缪来说，鼠疫的确只是一个象征。在最广泛的意义上，鼠疫象征的是任何一种大规模的祸害，其受害者是所及地区、民族、国家的所有人乃至全人类，瘟疫、灾荒、战争、专制主义、恐怖主义等等都可算在内。问题是当这类祸害降临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加缪通过他笔下主人公们的行为向我们说明，唯一的选择是站在受害者一边与祸害作斗争。一边是鼠疫，另一边是受害者，阵线截然分明，没有人可以做一个旁观者。医生逃离岗位，病患拒绝隔离，都意味着站到了鼠疫一边。这个道理就像二加二等于四一样简单。在这个时候，需要的只是一种最单纯的责任感，因而也是一种最基本的正义感。灾难是没有戏剧性可言的，所以加缪唾弃面对灾难的一切浪漫主义姿态。本书主角里厄医生之所以奋不顾身地救治病人，置个人安危于度外，与任何宗教信念、神圣使命、英雄壮举都无关，而只是因为他作为一个医生不能容忍疾病和死亡。在法西斯占领期间，从来对政治不感兴趣的加缪成了抵抗运动的干将。战后，记者问他为什么要参加抵抗运动，他的回答同样简单：“因为我不能站在集中营一边。”

“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可能就是一座山。在微博的疫情实时状态上，我们只能看到看似不高的百分数，看似不多的死亡数，却很少想到那每一个“1”都是一条鲜活的生命；我们只能看到冰冷的数字，可却想象不到数字的每一个跳动背后，隐藏着对于一个家庭多巨大的打击。真正可怕的不是瘟疫，而是麻木。在瘟疫流行之时，我们对瘟疫渐渐习以为常，这是麻木。在瘟疫过去之后，我们的生活一切照旧，这是更严重的麻木。仔细想想，麻木是怎样地普遍，怎样地比瘟疫更难抵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