励轩：中亚之外苏维埃穆斯林的历史编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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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轩，1985年出生，1997—2003 浙江省象山县第三中学,2003—2007 北京信息工程学院工商管理系本科生，2007—2010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硕士生，导师沈卫荣教授，2011—至今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博士生，导师沈卫荣教授，现任四川大学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国际关系学院特聘副研究员
发表于《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7辑，2014年）欢迎关注本人微信公众平台帐号：VOBloomington 作者：励轩 http://www.shehui.pku.edu.cn/upload/editor/file/20180714/20180714124603_9390.pdf
自从十六世纪以来，生活在俄罗斯帝国和苏联中亚地区之外的穆斯林已经在俄国和苏联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历史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克里米亚鞑靼人伊斯玛利·加斯普拉里（Ismail Gaspirali）发动了贾迪德运动（Jadidist movement）， 推动了伊斯兰世界的改革。曾经困扰过沙皇俄国的北高加索穆斯林在苏联崩溃之后，再度因其与俄罗斯裔人之间的族群冲突困扰着俄罗斯联邦。进一步的，对中亚之 外穆斯林的探索将有助于我们理解俄国和苏维埃政治和社会历史。对克里米亚鞑靼人、车臣人和印古什人流放史的调查有利于我们了解苏联民族政策和它的结果。对 阿塞拜疆独立运动的检视帮助我们获知沙皇俄国和苏联崩溃的原因。在这篇论文中，我的目的是提供一个涵盖俄罗斯帝国和苏联中亚地区之外主要穆斯林族群的历史 编纂学。这些书将会涉及我所提到过的主题。
谢林·阿金纳（Shirin Akiner）的《苏联的穆斯林》 (Islamic Peoples of the Soviet Union) 是 一本关于苏维埃穆斯林的概述。阿金纳尝试去回答三个关于苏维埃穆斯林的基本问题：他们是谁，他们生活在哪里，他们有多少人。首先，她介绍了苏联民族政策和 苏联的伊斯兰历史。接着她提供了每一个苏维埃穆斯林族群的背景、人口、分布、语言和政治经济地位等信息。在书的结尾，阿金纳还增加了关于苏联操突厥语非穆 斯林群体的附录。阿金纳勾勒了一幅极端多样化的苏维埃穆斯林图画。应该说，她的基本目标实现了。在读过这本书之后，读者将知道苏维埃穆斯林的种类、数量和 分布。
阿兰·费舍（Alan Fisher）的《克里米亚鞑靼人》(The Crimean Tatars) 是 少有的几本关于克里米亚鞑靼人的英文学术专著。费舍是密歇根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同时还是一位世界著名的鞑靼历史专家。《克里米亚鞑靼人》是他最知名的著 作。在写这本书的时候，费舍遵循了严格的年代学原则。他将这本书划分为三个部分。在第一部分，费舍追溯了克里米亚鞑靼人的起源、克里米亚汗国的建立、汗国 的政治制度和经济文化生活。在第二部分，费舍描绘了俄罗斯帝国是如何侵略克里米亚汗国，以及之后对汗国的吞并和管理。在第三部分，他提供了一个生活在苏维 埃政权统治下的克里米亚鞑靼人形象。该书结束于1970年代早期。
费舍用了大量鞑靼文、土耳其文和俄文数据，使得该书在文献使用上具有了很高的可信度。进一步的，这也是第一本涉及到克里米亚鞑靼人“首次出现在克里米亚”的英文学术著作[1]，对于想了解克里米亚鞑靼人早期历史的人来说很有意义。
除了《克里米亚鞑靼人》，费舍也有一本关于同主题的论文集《在俄罗斯人，奥斯曼人和突厥人之间：克里米亚和克里米亚人》(Between Russians, Ottomans and Turks: Crimeaand Crimean)。这本书包括了费舍出版于1967年至1988年十篇论文。这 本论文集有助于读者了解费舍研究克里米亚鞑靼人的学术历程。在第一篇论文中，费舍分享了他的奥斯曼文献目录。第二篇论文是相关档案文献的指引。在第三篇论 文中，他检视了十六世纪奥斯曼人和克里米亚人的关系，他认为“把克里米亚当作鞑靼人的‘鸟巢’或奥斯曼人的军事基地这种过分简单的观念必须被修正过来”[2]。在第四和第五篇论文中，费舍用了与克里米亚半岛奥斯曼人财产相关的奥斯曼文献来回答这样的问题：克里米亚哪些部分处于奥斯曼人控制之下，还有哪些部分处于克里米亚汗控制之下。
在第六篇论文中，他检视了俄国吞并克里米亚汗国的过程。他认为女沙皇凯瑟琳(Tsarina Catherine the Great)在1782年之前并无合并汗国进入俄罗斯帝国的意图。相反，在合并之前，凯瑟琳一直支持改革家萨辛·吉拉尹（Sahin Giray[Şahin Giray, Shahin Khan Girai, the last Khan of Crimea on two occasions. 1745-1787]）汗去统一克里米亚。在第七篇论文中，通过克里米亚鞑靼人这个案例，费舍探索了十九世纪俄罗斯裔人和穆斯林的关系。他想去解释一个悖论：十九世纪的鞑靼人经历了严重的俄罗斯化，但是在1920年代俄国却“成功发展和维护民族共产主义制度，这一制度强调鞑靼人的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3]。在第八和第九篇论文中，他介绍了一位鞑靼名人的一生：伊斯玛利·加斯普拉里（Ismail Gaspirali）。加斯普拉里开启了一个伊斯兰改革运动：贾迪德主义(Jadidism)。在最后一篇文章中，费舍回顾了克里米亚鞑靼人的历史，评价了他们的现状。他认为克里米亚鞑靼人的边缘地位给他们带来了不幸，他们一直面临着可怕的未来。
费舍并没有聚焦于对克里米亚鞑靼人民族认同形成至关重要的流放。在这方面，最权威的著作应该是布兰恩·威廉姆斯（Brian G. Williams）的《克里米亚鞑靼人：流亡经历和民族塑造》(The CrimeanTatars: the Diaspora Experience and the Forging of a Nation)。 威廉姆斯是马萨诸塞大学达特茅斯分校伊斯兰历史教授，他也从事奥斯曼历史研究。威廉姆斯书写了从史前时期到当代的克里米亚鞑靼人历史。他专注于克里米亚鞑 靼人处于俄国和苏维埃统治下痛苦的迁徙和流亡史。这本书开始于克里米亚鞑靼人的起源。接着，威廉姆斯讨论了克里米亚鞑靼人和俄罗斯裔人的逐渐接触以及之后 俄国对克里米亚的吞并。他强调克里米亚鞑靼人是土著，从而认为俄国对克里米亚的统治是殖民。然后，威廉姆斯描述了十九世纪以来克里米亚鞑靼人的对外移民。 他认为克里米亚鞑靼人从俄国统治下的克里米亚向外移民是因为他们想要保存他们的伊斯兰认同。他也试图解释克里米亚鞑靼人民族认同的构建并把这种构建归因于 多个因素，包括克里米亚鞑靼人的流亡经历、西方思想的冲击、改革家伊斯玛利·加斯普拉里及其追随者的影响、鼓励民族文化的早期苏维埃政策的作用。威廉姆斯 的书结束于克里米亚鞑靼人1990年代从中亚回归到克里米亚以及回归后他们所面临的挑战。威廉姆斯使用了大量的俄文、土耳其文和其它西语数据。他也使用了不少的一手数据，诸如旅行者的记录、苏联内务部文件、和幸存流放者的访谈、克里米亚鞑靼人民谣等。
除了《克里米亚鞑靼人：流亡经历和民族塑造》，格瑞塔·林·尤林（Greta Lynn Uehling）的《超越记忆：克里米亚鞑靼人的流放和回归》(Beyond Memory: The Crimean Tatars’ Deportationand Return)也 覆盖了克里米亚鞑靼人的流放和回归史。尤林探索从未在克里米亚半岛生活过的第二代克里米亚鞑靼人是如何变得愿意离开中亚以便回到他们历史上的故土。她按照 年代学原则组织了这本书。该书始于对克里米亚鞑靼人概况的介绍，刻画了俄国的占领以及克里米亚鞑靼人的流放，之后又着手于他们在中亚的生活，接着是克里米 亚鞑靼人对1944年流放集体记忆的形成以及他们最后的回归。相比于威廉姆斯的《克里米亚鞑靼人：流亡经历和民族塑造》，尤林这本书的历史部分（第一章至第三章）显得很简单和薄弱。但在书的最后四章，尤林做得很好，她记录了克里米亚鞑靼人回国定居的生活。
尤林用了很多她自己的田野调查记录去证明克里米亚鞑靼人一直维系的对克里米亚及那段流放经历的集体记忆影响了他们回到克里米亚的渴望。虽然在这本书中，她也引用了很多俄文和鞑靼文资料。然而，她对鞑靼文的不熟练导致了某些错误。比如她在书中把Azat Krym (自由克里米亚) 误译成了Red Crimea（红色克里米亚）。
阿扎德-阿耶斯·若立希（Azade-Ayse Rorlich）的《伏尔加鞑靼人：民族复兴的剪影》 (The Volga Tatars: A Profile in NationalResilience)研究了另一个鞑靼族群——伏尔加鞑靼人的历史。若立希是南加州大学历史学和斯拉夫语言与文学教授。他的这本书是第一本关于伏尔加鞑靼人历史研究的英文著作。若立希探索“公元十世纪以来伏尔加鞑靼人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主题”[4]。她把全书分为三部分。在第一部分，她刻画了伏尔加鞑靼人的早期历史，开始于他们的起源，接着讲保加尔国家建立、蒙古人征服，最后是卡赞汗国(Kazan Khanate)创建。在第二部分，若立希探索了处于俄罗斯帝国统治下的伏尔加鞑靼人生存状况。她认为俄国的政策致力于伏尔加鞑靼人的俄罗斯化。她也探索了一场改革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在这场改革运动中，改革家重新评价了宗教思想并且接受了伏尔加鞑靼人的世俗化。若立希吸收了自己博士论文[5]的很多内容到第二部分。在第三部分，若立希检视了二月革命后的伏尔加鞑靼人，探讨了革命后发生的变化对他们的影响以及二战后他们的文化复兴。
若立希在书中用了大量的俄文、土耳其文和鞑靼文资料。她覆盖了与伏尔加鞑靼人有关的每个重要问题，从宗教到教育再到族群认同。总而言之，这本书对于想要了解伏尔加鞑靼人历史的读者来说将会非常有帮助。
阿塞拜疆人是苏联中亚地区之外最大的穆斯林族群。在阿塞拜疆民族认同的形成方面，我们不能忽略塔德伍兹·苏维艾特施瓦斯基（Tadeusz Swietochowski）的作品。苏维艾特施瓦斯基是蒙莫斯大学历史学教授，他是中东和阿塞拜疆现代史专家。苏维艾特施瓦斯基的《俄国的阿塞拜疆1905—1920：一个穆斯林社会民族认同的塑造》(Russian Azerbaijan 1905–1920: The Shaping ofNational Identity in a Muslim Community)尝试去探索阿塞拜疆民族—国家想法的诞生以及阿塞拜疆集体认同的创造。他聚焦于从俄国1905年革命到1920年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建立之间的阿塞拜疆历史。首先，苏维艾特施瓦斯基简要介绍了革命前俄国的统治。然后他探索了革命和阿塞拜疆人的政治觉醒。接着他花了四章描述在十五年内阿塞拜疆民族—国家的想法如何变为现实的。最后，他探讨了阿塞拜疆民族-国家构建的失败。苏维艾特施瓦斯基专注于在此期间统治精英以及阿塞拜疆知识分子重构政治运动的想法。他认为阿塞拜疆民族—国家构建的失败源自阿塞拜疆精英与根植传统的普通大众之间的脱节，另外，这一失败还在于他们在选择亲近俄罗斯还是土耳其方面的混乱。
由于难以获得在苏联的档案，苏维艾特施瓦斯基使用了来自大不列颠公共记录办公室（Public Record Office of Great Britain）和美国国家档案馆的档案文献。这本书对于想要了解二十世纪初阿塞拜疆历史的读者来说非常值得一读。
苏维艾特施瓦斯基的另一本书《俄罗斯和阿塞拜疆：转型中的边疆》(Russia andAzerbaijan: A Borderland in Transition)聚焦于俄罗斯—伊朗边界的两个阿塞拜疆。他试图谈论两个阿塞拜疆有什么共同点以及“比起外国的征服，是什么力量更深远的使他们分离”[1]。在第一章，苏维艾特施瓦斯基探索了发生在俄罗斯征服阿拉斯河（Araxes） 北岸后阿塞拜疆行政和经济转变。在第二章，他讨论了与欧洲的联系对阿塞拜疆知识分子的影响。之后，他探讨了俄国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对两个阿塞拜疆的影响，包 括俄国阿塞拜疆的独立以及伊朗阿塞拜疆的自治。在第五章，苏维艾特施瓦斯基描述了俄罗斯阿塞拜疆的苏维埃化以及伊朗巴列维王朝对伊朗阿塞拜疆的统治。当苏 维埃阿塞拜疆被民族化和苏维埃化的同时，巴列维政府对伊朗阿塞拜疆采用了同化政策。苏维艾特施瓦斯基认为1920年 代的新变化事实上扩大了两个阿塞拜疆的鸿沟。在第六章，他探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对伊朗阿塞拜疆的占领以及自治阿塞拜疆在伊朗的再现。接着，他探索了伊 朗阿塞拜疆自治的陷落以及苏联和伊朗如何试图去隔绝两个阿塞拜疆以及如何重启在各自阿塞拜疆的同化政策。最后，该书终结于苏联崩溃后一个独立阿塞拜疆共和 国的建立。
苏维艾特施瓦斯基援引了来自苏联阿塞拜疆的书籍、档案、文章等，他还使用了不少来自阿塞拜疆国家档案馆的阿塞拜疆文和俄文文献。此外，他也利用了大不列颠公 共记录办公室、美国国家档案馆和波兰外交部档案馆的文献。档案数据的充分使用保证了该书观点经得起检验。总之，这是一本关于两个阿塞拜疆历史的可靠研究成 果。
除了苏维艾特施瓦斯基的书，安迪·阿尔斯塔德（Audrey L. Altstadt）的《阿塞拜疆突厥人：俄国统治下的权力和认同》 (The Azerbaijani Turks: Power and Identityunder Russian Rule)研 究了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阿塞拜疆民族认同的诞生、阿塞拜疆人和俄国及苏维埃当局的互动及其结果。在该书开头，她介绍了阿塞拜疆突厥人的起源，之后介绍了十 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早期俄国的殖民统治以及它对阿塞拜疆的影响，接着她描述了阿塞拜疆人对俄国殖民统治的反应。她解释了俄国人是如何侵略阿塞拜疆以及如何在 那里建立殖民管理制度的，她也探讨了阿塞拜疆人和俄罗斯裔人之间的冲突。紧随其后，阿尔斯塔德检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对阿塞拜疆的影响。她认为沙 皇的阿塞拜疆政策是压迫性的，这些政策引起了阿塞拜疆人的不满。进一步的，阿尔斯塔德描述了短命的阿塞拜疆民主共和国和苏维埃的到来。此后，阿尔斯塔德追 溯了巴希洛夫（Baghirov）统治下的阿塞拜疆。全书结束于戈尔巴乔夫（Gorbachev）时期。在最后一部分，她讨论了阿塞拜疆人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应对，探索了阿塞拜疆人是如何利用改革争取民族权利的。
阿尔斯塔德对阿塞拜疆和俄国及苏联中央政府近两个世纪来复杂关系的分析是令人信服的。除此之外，阿尔斯塔德对众多俄文和土耳其文文献的使用令人影响深刻。这使得书中她对如此之长的阿塞拜疆历史的检视很有说服力。
如果想了解阿塞拜疆的简史，可以参阅查尔斯·范德柳（Charles van der Leeuw）的《阿塞拜疆：对认同的寻找》(Azerbaijan: A Quest for Identity)。这本书始于古代阿塞拜疆，结束于盖达尔·阿利耶夫（Heydar Aliyev） 总统时期。范德柳描述了阿塞拜疆历史上几个重要的事件，包括蒙古人统治、俄罗斯入侵、苏维埃时代和国家独立。他试图通过对阿塞拜疆历史的检视来定义阿塞拜 疆民族认同的概念。范德柳暗示阿塞拜疆自古以来一直是独特国家和永恒不变的，尽管这并不客观。事实上，正如书中所说，阿塞拜疆历史上遭受过数次入侵和异族 统治。
虽然范德柳在利用阿塞拜疆文去构建历史方面值得称赞。然而，他的参考文献不够充分。在书中，他未能就很多史实提供足够多的脚注。更糟的是，书中还有不少事实性错误。比如，他把古代波斯神职人员（Magi）当作了马扎尔人（Magyars），后者事实上是生活在匈牙利的一个族群[2]。作为一本学术著作，这些错误使得该书减少了应有的价值。
苏哈·伯路巴斯（Suha Bolukbasi）的《阿塞拜疆政治史》(Azerbaijan: A Political History)试图重构前苏维埃时期以来的阿塞拜疆政治史。然而，这本书的结构是不够合理的。伯路巴斯把前戈尔巴乔夫时期的阿塞拜疆压缩为两个章节，却用了全书七个章节中的四章来检视1987年 以来山地卡拉巴赫地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在书的开始，伯路巴斯探索了卡拉巴赫问题的根源。他认为当亚美尼亚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坚称该纳戈尔诺— 卡拉巴赫地区的阿塞拜疆人是新来者时，阿塞拜疆学术界对苏维埃理论——阿塞拜疆人是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的土著居民——的拥抱强化了阿塞拜疆人对争议地 区的主权要求。他解释了戈尔巴乔夫时期卡拉巴赫问题如何在亚美尼亚人的发起下重新出现，他也解释了阿塞拜疆政治精英如何努力阻止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从 阿塞拜疆脱离。进一步的，他介绍了莫斯科如何干预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之间的冲突以及阿塞拜疆对莫斯科干预的反应。这本书结束于阿塞拜疆失去纳戈尔诺—卡拉 巴赫地区。伯路巴斯认为阿塞拜疆共产党对政治反对派的限制以及未能建立一个统一民族军导致了1990年代早期阿塞拜疆丧失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
伯路巴斯在这本书中没有充分使用一手数据，这降低了该书的学术价值。此外，书的结论部分与伯路巴斯主要关心的卡拉巴赫问题没有什么直接联系。
另一本聚焦于阿塞拜疆的作品是施瓦特·康奈尔（Svante E.Cornell）的《独立之后的阿塞拜疆》(Azerbaijansince Independence)。在这本书中，康奈尔探索了阿塞拜疆内外问题中的复杂性和交互性。首先，他介绍了从前苏维埃时期到现在的阿塞拜疆历史。接着他以专题方式讨论了阿塞拜疆的内部问题，包括它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最后，康奈尔专注于阿塞拜疆与伊朗、俄罗斯、土耳其及西方的外交关系。他比较了1918年—1920年期间阿塞拜疆的第一次独立和苏联崩溃后的第二次独立。他认为前苏联官员盖达尔·阿利耶夫在苏联崩溃后能够重新恢复他在阿塞拜疆的权威是因为知识分子未能解决阿塞拜疆所面临的国内外挑战。他也探索了阿塞拜疆当今的一些重要问题比如失衡的经济及腐败。他建议阿塞拜疆领导人应该在处理腐败方面投注更多的关注。
康奈尔使用了不少俄文和阿塞拜疆文文献，尽管他严重依赖关于阿塞拜疆的英文学术著作。此外，在这本书中，人们也很容易辨识出康奈尔的亲阿塞拜疆立场。他称阿塞拜疆为穆斯林世界第一个民主和世俗的共和国。他也表达了对阿塞拜疆独裁者、总统盖达尔·阿利耶夫的支持。
北高加索是诸如车臣人和印古什人等大量苏维埃穆斯林所生活的另一个地区。乔治·安施巴德兹（George Anchabadze）的《车臣人和印古什人》(The Vainakhs)是关于北高加索车臣人和印古什人的一本介绍性作品。安施巴德兹是格鲁吉亚大学伊利亚州立大学（Ilia State University） 教授。他的研究兴趣是高加索历史地理学和高加索人历史。在这本书中，他以紧凑的书写方式探索了车臣人和印古什人的历史和现状。这本书覆盖了车臣和印古什文 化的演进以及他们与俄罗斯的关系，还包括了对高加索及其人民的历史地理描述。首先，安施巴德兹介绍了高加索的土地和人民，并且专门介绍了车臣和印古什的地 理。接着，他检视了车臣人和印古什人的历史，从他们的起源到俄国对车臣和印古什的征服再到伴随苏联崩溃的车臣独立。在书的最后一部分，安施巴德兹介绍了奥 塞梯—印古什冲突和第一次车臣战争。本书结束于第二次车臣战争的开始。
安施巴德兹利用他对车臣人和印古什人丰富的知识，从而帮助高加索之外的人能够接触他们的历史。他使用了俄文和高加索文献描绘了一段悠久的车臣、印古什历史。最终，这本书不仅成为普通公众了解车臣人和印古什人的工具，也成为这个领域中对专业学者颇具学术价值的参考书。
如果想深入了解车臣人和俄罗斯裔人之间冲突，请参阅罗伯特·西里（Robert Seely）的《俄罗斯—车臣冲突，1800—2000：致命拥抱》(Russo-Chechen Conflict, 1800–2000: A DeadlyEmbrace) 西 里努力重构俄罗斯和车臣之间的苦难史。他试图去解释为什么车臣战争会爆发以及战争对俄罗斯的影响。他认为俄罗斯和车臣政治家未能通过和平手段实现他们的目 标是导致战争的原因。西里把全书划分为两个部分。在第一部分（第二章—第四章），他描述了俄罗斯裔人和车臣人首次接触以来的主要事件，他解释了为什么车臣 人对俄罗斯国家抱有深深敌意。他认为俄罗斯对车臣的殖民化引起了车臣人的反抗。在第二个部分（第五章—第十章），西里探寻了1994—1996年车臣战争更直接的原因。他认为在莫斯科的政治角力，特别是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和车臣人如斯兰·哈斯布拉托夫（Ruslan Khasbulatov）之间的政治斗争，是影响开战决定的最重要因素之一。西里也检视了俄罗斯武装力量在战争中的角色。他认为不太成功的战争降低了俄罗斯领导人的信誉，同时也增加了民众对叶利钦试图削弱宪法权威性使自己成为独裁者的担忧。
我想介绍的最后一本书是罗伯特·布鲁斯·怀尔（Robert Bruce Ware) 和埃文·吉斯利夫（Enver Kisriev）的《达吉斯坦：俄罗斯在北高加索的霸权和伊斯兰的反抗》(Dagestan:Russian Hegemony and Islamic Resistance in the North Caucasus)。怀尔是南伊利诺伊大学爱德华德斯维尔分校（Southern IllinoisUniversity–Edwardsville）哲学教授，他也是达吉斯坦事务的专家。吉斯利夫是俄罗斯科学院文明化和地区研究中心的达吉斯坦社会学家。在这本书中，怀尔和吉斯利夫试图去探索为什么达吉斯坦如此不稳定。他们介绍了Djamaat（社区）概念。他们视Djamaat为维持达吉斯坦不同族群间和平与宽容的重要因素。进一步的，他们认为，不像他们的邻居车臣，由于协商式的Djamaat有助于不同族群间集体权力的分享，民主达吉斯坦在1990年代一直维持着稳定。他们觉得Djamaat是跟权力集中相悖的。然而，普京总统的集权化改革导致了地方自治的颠覆，并且使得达吉斯坦不同族群间的权力分享结构流产。这种改变引起了达吉斯坦人的不满以及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的增长。最终，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增长又增加了达吉斯坦的动荡。
作为少有几本关于达吉斯坦的英文学术著作之一，这本书为想了解达吉斯坦国内冲突及其内部原因的读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然而，怀尔和吉斯利夫却忽略了外部因素。他们并没有澄清车臣战争是否影响了达吉斯坦的稳定。
虽 然我在这里所介绍的一些书在利用一手数据方面并不完美，但是他们仍然是关于中亚之外苏维埃穆斯林研究方面不错的指导性书籍。每本书后的参考文献又为进一步 研究提供了参考。此外，大多数作品都使用了非英文文献，诸如俄文、土耳其文、鞑靼文、阿塞拜疆文和各种北高加索文。这使得未能掌握这些语言的学者可以通过 所提及的英文作品接触到可靠的历史。
[1]TadeuszSwietochowski, Russia and Azerbaijan: A Borderland in Transi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vii.
[2]Charles van derLeeuw, Azerbaijan: A Quest for Identity, New York: St.Martin’s Press, 2000, p.42.
[1]AlanFisher, TheCrimean Tatars, Stanford, C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1978, p. xii.
[2]AlanFisher, BetweenRussians, Ottomans and Turks: Crimea and Crimean Tatars, Istanbul: The Isis Press, 1998, p.41.
[3] Ibid., 123.
[4]Azade-AyseRorlich, The Volga Tatars: A Profile in National Resilience,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6, p. xv.
[5]Azade-AyseRorlich, Transition in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Reform and Secularizationamong the Volga Tatars, Madis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Press,1976.
事实、叙事和话语权——对“大元史”和“新清史”的回应 文 | 励轩（《读书》2019年10月新刊）
（《“大元史”和“新清史”——以元代和清代西藏和藏传佛教研究为中心》，沈卫荣著，上海古籍出版社二○一九年版）
历史事实是一个层面，历史学家所讲述的历史故事也即叙事是另一个层面。在元史、清史领域，流行的“大元史”“新清史”作为一种叙事模式，不仅吸引了大量非专业读者关注，也常挑起不同立场学者之间的争议。本文认为沈卫荣的新著《“大元史”和“新清史”》在中国和元朝，元朝与西藏之间关系，明朝与西藏之间关系，新清史的症结等方面作了厘清，用切实的史料阐明元朝时西藏人的政统认同和明代西藏与内地的紧密联系。
近几十年来，部分国外学者对中国历史的兴趣，逐渐转向了中国内亚部分（满、蒙、藏、疆），试图利用多语种文献重新书写元史、清史以及中国地方民族历史。他们的研究客观上有助于我们从多元视角认识统一多民族中国所拥有的丰富历史遗产。但部分学者也对囊括满、蒙、藏、疆的古代中国王朝历史叙事提出了挑战。对中国学者来说，如何回应这些国外学者的挑战是我们亟需解决的问题。作为一位从元史研究出发，却成名于藏学研究的学者，沈卫荣在其新出版的专著《“大元史”和“新清史”——以元代和清代西藏和藏传佛教研究为中心》就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从西藏及藏传佛教研究入手，将之置于元、明、清三朝历史大背景下，以解决在历史叙事中该如何界定内亚特别是西藏与中原王朝之间关系的问题。
沈卫荣自陈学习元史深受阿克塞尔·克罗培罗格（Axel Klopperogge）《十三世纪西方蒙古形象的来源与影响》一书的影响。克氏提出，对蒙古西征历史的研究应该分为两个不同层面，第一个是史实层面，即研究蒙古西征到底是什么样的历史过程，第二层面则是“研究当时欧洲人是如何期待、理解、解释，甚至是设计了蒙古西征这一历史过程的”（3页）。
沈卫荣在克氏这一划分的基础上，提炼出历史事实（facts）和历史叙事（historical narrative）的概念。他指出，“从揭露历史的事实到形成一种历史的叙事之间有一个十分精致和微妙的转换过程”（7页），肯定了历史叙事对人们认知历史进程的巨大作用。在他看来，中国的元史学者能够把元史本身研究得相当透彻，但缺乏从事学术普及工作的意愿，后者恰恰可以把元史研究转化为让非专业读者也能听得进去的历史叙事。“故事讲得多了，流传广了，就会自然而然地形成某种权威意义，并演变成为一套固定的历史叙事，随之而产生巨大的话语霸权。”（17页）
在海外，很多专业学者早就意识到通过建构历史叙事获得话语权的重要性。他特别举了日本元史大家杉山正明为例，指出其影响力不仅源自深厚的专业学养，也有赖于其数十年从事历史叙事的建构工作。杉山正明在他陆续出版的历史科普著作中，力图将蒙古人建立的元朝从“古代中国王朝历史”的叙事框架中分离出来，转而把它置于全球史、欧亚史中，从而形成一种比肩“新清史”的“大元史”叙事模式。伴随着杉山正明著作的畅销，这套“大元史”叙事模式正在形成一种话语霸权。反观中国历史学家，由于太过专注于历史考证而忽略了对历史叙事的建构，正在失去很多领域包括元史和清史的话语权。
基于此，沈卫荣从西藏历史及藏传佛教研究入手，具体回应了关于中国、元、西藏之间关系的争议。在“大元史”的历史叙事中，统治西藏的元朝不能算作是古代中国王朝，因此也就否认了西藏自元朝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套叙事很难说是事实本身，研究应该回到当时的历史，看当时的藏族史家是如何看待中国和元朝以及西藏与元、明之间的关系的。
他专门分析了藏族史家达仓宗巴班觉尔一四三四年所写的藏文著作《汉藏史籍》。《汉藏史籍》中用了大量元代朝廷与西藏地方交涉的档案资料，故这本书关于元与中国、元与西藏关系的定位能够反映当时元明之交藏族史家的观点。在《汉藏史籍》“汉地王统”一章，达仓宗巴班觉尔很明确地把蒙古王统整合进了汉地王统之中，并且有别于中国传统史家，达仓宗巴班觉尔是将蒙古王统接续了金的，后者认为，金此前已经取代宋，握有了汉地王统。而在随后的“蒙古王统”一章，达仓宗巴班觉尔将之分为两个部分，“即将蒙古始祖勃儿贴赤那至成吉思汗前的十九代作为‘大蒙古[国]王统’（chen po hor gyi rgyal rabs），也即是统治蒙古地方的大汗世系（hor yul rang tu rgyal rgyud, rgyal rabs bcu dgu hor yul du byung ngo）。而从元太祖成吉思皇帝（tha’i dzung jing gir rgyal po）开始的十五代蒙古皇帝则被视为统治汉地的蒙古[大元]皇帝世系（rgya nag rgyal sa bzung ba’i hor rgyal po，或曰‘持汉地王位的蒙古皇帝’）”（59页）。
尽管《汉藏史籍》中会称呼成吉思汗开始的蒙元统治者为“蒙古皇帝”（hor kyi rgyal po），但他们更多的是被称为“大汉王国”的皇帝（rgya nag gi rgyal khams chen po）。藏族史家眼中的元朝实际上是指蒙古人执掌了汉地的朝政，而元朝灭亡只是蒙古人失去了“汉地王土[王位]”（rgya nag rgyal sa’phyugs pa），因此，元朝与rgya nag或汉地之王国的定位是一致的。对于元朝在西藏的行政管辖权，达仓宗巴班觉尔并不讳言，甚至急切地表明“西番三道[宣慰司]”虽无行省之名分，但实际地位与元朝分设的十个行省完全一样。
《汉藏史籍》还涉及了后世部分学者津津乐道的“施供关系”（yon mchod）。《西藏政治史》作者夏格巴认为“施供关系”是指作为上师的西藏喇嘛负责传法，而作为施主的蒙古统治者向其提供财政援助，使佛法的传播得以维系。夏格巴进一步认为皇帝与上师之间具有平等地位，并将之演绎为西藏和元朝并无政治上隶属关系的叙事。如果回到《汉藏史籍》的文本中，我们很容易就会发现这一叙事站不住脚。《汉藏史籍》所描述的蒙古皇帝与西藏喇嘛之间的“施供关系”，并非只具宗教含义，其背后有政治上的实质。书中很明确地说：“此具吉祥萨思迦之无垢家族传承与蒙古皇帝结成了施供关系，依靠[世出与世间]两种制度，护持西藏地方。”还说：“乌斯藏本禅（即宣慰司使）根据上师之法旨和皇帝的诏令，护住两种法制，令国土安乐，教法作明。”（78-79页）言下之意，皇帝和喇嘛通过“施供关系”结成特殊政治和宗教联盟，分别用政治（军事）和宗教两种手段，维持对西藏地方的有效统治，也就是说，“施供关系”并不能成为西藏独立于中原王朝的证据。
在西方的西藏历史话语中，还流传着这样一种叙事：明朝与西藏地方之间没有多少联系，因为不像元朝，明朝缺乏足够军事力量。而沈卫荣认为，明朝军事力量并不像世人想象得那么弱。大智法王班丹扎释（dPal Idan bkra shis）的传记《西天佛子源流录》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明成祖永乐皇帝曾欲发兵乌斯藏，乌斯藏实际统治者怕木古鲁政权第悉葛剌思巴监藏（Grags pa rgyal mtshan）甚为恐惧，再三请求班丹扎释进京面见明成祖为其说和。这个故事说明，明朝并非没有可以对西藏形成威慑的强大军事力量，只是它没有必要在西藏用兵。
明朝建立之初，几乎全盘接受了元朝在西藏的统治体制。一方面，明朝继续承认元朝任命的旧臣；另一方面，明朝继承了元朝将藏地划分为吐蕃等路（朵思麻）、吐蕃等处（朵甘思）和乌斯藏纳里速古鲁孙三个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的做法，只是将这三个宣慰司改名为行都指挥使司。至于原先的乌斯藏十三万户，则被乌斯藏十三宗所取代。就像十三万户的万户长是元朝直接任命的三品官一样，这些宗的行政长官宗本也曾是明代朝廷任命的地方官员。元、明不仅在统治西藏的政治制度上存在较高的因袭关系，连藏传佛教对宫廷内外的影响也有一定相似性。明朝皇帝中，除了笃信道教的嘉靖皇帝和末代皇帝明思宗外，绝大多数都热衷于修习和传播藏传佛教。这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明武宗正德皇帝，他给自己取了藏文名领占班丹（Rin chen dpal Idan），还自封“大庆法王”，并在宫中学习佛经、修习密法。由于有明朝皇帝的护持，藏传佛教在内地的传播并未因元朝灭亡而中断，相反培养了不少汉族信众，以致有大量明代汉译藏传佛教经文流传至今。所有这一切，都深刻说明了明代西藏和内地存在着十分紧密的文化联系。
有偏见的历史叙事不仅存在于西方的西藏历史话语中，同样也在汉族的士大夫阶层流传。其中突出的例子是他们对藏传佛教修法“演揲儿法”“秘密大喜乐禅定”以及宗教舞蹈“十六天魔舞”的污名化。元末明初出现的野史《庚申外史》将演揲儿法、秘密大喜乐禅定、十六天魔舞描绘成不堪入目的房中术、淫戏，暗指元朝末年的皇帝因迷恋藏传佛教而亡国。这种荒诞的小说家言后来被明初官方史家全盘接受，编入《元史》，成为正统历史叙事。于是整个元朝的历史，在一些汉族士大夫的叙事中就成了这样：“蒙古人征服南宋，一统天下，遂使‘中国一变而为夷狄’，而西藏喇嘛于蒙古宫廷传播的秘密法又使‘夷狄一变而为禽兽’，遂使‘堂堂人主，为禽兽行，人纪灭亡，天下失矣’。”（157页）然而，这些汉族士大夫不懂藏语和藏传佛教，没有真正去搞清楚何为演揲儿法、秘密大喜乐禅定、十六天魔舞，只是被动地接受这一套歪曲的说辞。沈卫荣及其团队通过对多语种文献的研究，发现演揲儿法不过是一种类似于气功的瑜伽修习法，十六天魔舞只是密教修行者在观想中想象出宗教舞蹈以奉献给胜乐佛坛城的一种供养，两者均与色情毫无关联。至于“秘密大喜乐禅定”，确实涉及男女双修，但同样有严格限制，只有在家人才可以实修。且“秘密大喜乐禅定”并非元末才有，早在元朝建立之前就在中央欧亚和汉地流传了，元世祖忽必烈及皇后也修习该法，因此将之视为元朝灭亡的原因无法成立。元末明初汉族士大夫之所以要污名化藏传佛教，可能与蒙古皇帝太过偏爱藏传佛教有关，因为这种偏爱使得尊崇儒家的汉族士大夫感受到来自异文化的威胁。
对于新清史，书中检视了美国“新清史”代表人物所编的《新清帝国史——内亚帝国在清承德的形成》，认为“‘新清史’最核心的内容大概就是他们特别强调和讨论内亚，特别是西藏，对于清代历史的重要性”（189页）。肯定了“新清史”学者在构建清帝国历史叙事方面的创新，后者抛弃了以汉族中心主义史观下的“汉化”和“朝贡体系”为主线的历史叙事，转而更加重视非汉族族群和地区的历史研究。但对于“新清史”学者将清帝国划分为汉人的帝国和内亚的帝国则不以为然，因为中国从来就不是一个纯粹汉人的国家，将一个多民族国家划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难免会使一些人怀疑“新清史”学者背后存在某种政治动机。
进一步的，针对“新清史”代表人物欧立德教授所提出的“新清史”研究的三个特征或学术主张，即强调清朝统治的内亚特性、重视非汉文文献特别是满语文献、将清史研究置于全球史语境下，本书回应，与内亚具有紧密联系的不只是清朝，举凡中国大一统王朝，很少没有与内亚地区发生交涉的，例如元朝对西藏和新疆的统治就比清朝来得更直接和有效。至于所谓清朝统治的内亚特性，“新清史”学者目前强调最多的其实是既不满族也不内亚的西藏特性，甚至将藏传佛教提升为大清帝国统治的意识形态。但事实上，清朝皇帝对藏传佛教的信仰，很多时候只是个人信仰，很难升华为统治大清帝国的意识形态。要说清朝因为皇帝信仰藏传佛教就有内亚特性，那么元、明的内亚特性就更不输清朝，它们更有资格称为内亚帝国了。至于“新清史”学者重视非汉文文献的主张，则值得肯定，但“新清史”学者中，能够熟练运用满文进行研究的人并不多，而有些能熟练运用满文进行研究的学者并不以“新清史”学者自居，因此这一条也难以成为区分“新清史”的标准。
总的来说，这样的回应并没有诉诸政治话语，而是以西藏历史和藏传佛教研究为中心，利用掌握多语文献的优势，一一指出“大元史”及“新清史”叙事中存在的事实破绽，做到了学术商榷中的以理服人，再次明确了元朝和清朝均为中国古代王朝，以及西藏自元朝起便是中国领土的事实。并且，它也对历史事实、历史叙事做出了明确的区分。历史本身已经是客观发生的事实，而历史叙事往往是对历史带有主观意识的创造。很多时候，不同时代甚至是同一时代的不同史家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对历史事实进行再加工。之所以这些史家要对事实进行带有主观意识的再加工，源自他们或其背后的人渴望垄断历史话语权，使更多人认为这些史家所书写的历史是真正的历史，从而为他们或其背后人的某些主张提供合法性。
当然，这些回应并非没有商榷的余地。书中认为，藏族史家“对元朝的定位与rgya nag，或汉地之王国的定位是一致的”（60页）。此处讲到的定位一致，其具体意思不太明确。如果元朝与rgya nag（汉地）的定位一致是指元朝等同于rgya nag，那这个表述就可能得打个问号。因为若指元朝等同于rgya nag，意味着元朝时藏地（bod）是属于汉地的，这与同时代很多藏族史家的认知有出入。另外，沈卫荣为了回应“新清史”的挑战，对一些“新清史”学家的主张做了精炼主义的总结。但我们还是应该清醒地看到，“新清史”学家内部的差异非常大。特别是被称为“新清史2.0”的新生代学者，无论是语言技能、学术关怀都与上一代学者有较大差别，他们中很多人对挑战传统中国王朝历史话语没有太多兴趣，而是把重心放在区域和民族历史研究上，甚至研究对象的年限也不以清代为主，这些是我们中国学者在回应“新清史”时需要注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