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行别业

Silver买不起房子真苦恼 管理员

2007-07-16 11:13:31

程乃珊 中行别业为旧中国银行的员工宿舍，位于上海极司非而路96号（近万航渡路623弄），占地面积46117亩，为我国银行同业内第一所员工宿舍。 我的祖父母、外公外婆、父母亲，都是在中行别业度过他们的童年、成年或盛年。我虽然一天也没有在中行别业生活过，但每每走过万航渡路623弄，总觉得十分依恋，亲切无比。 中行别业是1923年由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出资建造，并经中国银行常务董事会讨论决议，建造第一批砖木结构的单开间三层楼的联体石库门房子共七列。每幢安排一位员工家庭，合共有五十六户员工家庭迁入新居。外加一座四层高的建筑，有点类似今日的会所性质：下面为大礼堂，作员工家庭婚庆典礼之用；二楼为免费员工子弟小学——“中正小学”；三楼四楼为单人宿舍，供未婚员工宿住。区内设有供销社、图书馆、理发室、联合诊所、老虎灶、大饼油条点心店等生活设施，另有网球场、乒乓室、篮球场等。现在看来，已是一个具相当规模的小型社区。在八十年之前，上海的住宅设计已有此等前卫的创意，上海人的紧贴时代及与时俱进精神，由此可见一斑。 所谓高处不胜寒。都会生活指数高就高在居住上。上海楼价，自开埠成市，就一直不是小老百姓所能负担的。连带中国银行的中低层员工，都不胜负担。中行别业的建成，不知羡煞多少打工白领！除了显示了中行殷实的实力，也体现高层以民为本、体恤员工的良苦用心。起名中行别业，意思为中国银行在营业用房外所置的物业。 说起建立中行别业的决策人宋汉章，其中还有一段很启迪今日企业掌门人的故事。 宋汉章为中国银行（当时尚为大清银行）首任总经理，余姚人，一贯生活俭朴，爱护下属。据传言，六十年代他在香港去世时，身后遗产只有数万美元。六十年代他从南美回香港定居，租住北角二房一厅住宅，还没有冷气。香港气候闷热，六十年代不少人家已有冷气。以宋汉章这样作为中国首屈一指的历任中行廿卅年之久的高层的银行家，宋公算得上两袖清风、廉洁奉公了。 传说在上世纪廿年代初，一位中行的高年资小职员病逝，向来厚爱部属的宋汉章，逢员工去世必亲临凭吊。此次当然也不例外。 该老员工负担重，家境拮据。一家四口挤居在石库门楼下一间廿平方都不到的客堂。为老员工停灵，家人拆去了床铺。但毕竟居室浅窄，老员工的灵床头顶灵桌脚顶临天井的长落地窗，令窗门都关不上。时值滂沱大雨，窗外飘入的雨水将老员工的一双鞋子都浇湿了。宋汉章看在眼中心里十分难过：“这位老员工为中行服务了一辈子，最后连一所象样的居室都没有！” 为中行员工提供免费优质居宅的念头就此悠然而生。在1923年10月31日，由宋汉章提出，经常务董事会讨论通过，选址越界筑路区（即越过租界地划定范围开拓出来的新区，仍属租界当局管辖，但因属新开发区，地价比租界地便宜）买地起造“中行别业”。 据中行尚健在的老员工回忆，首批入住中行新楼的清一色为高年资低收入的居住环境差的低级员工。因一般主任级以上高职员工的居住条件都较好。 然后随着员工递增，中行别业员工宿舍也不断加以扩建，设施也不断改良，开始造下水道、抽水马桶、钢窗、蜡地等新式里弄式住宅。此时，因中行员工住宅已基本全部解决，才开始根据年资职务分配住宅面积：有单开间三层楼，双开间三层楼，每户一幢。从未有数户共住一宅的现象，以保证中行员工都有宽敞舒适的居室。 直到1930年，经常务董事会批准，才特别营造经付理的花园住宅。 经付理的花园住宅为九幢连体花园住宅。现在称为连体别墅。外壁为中西结合的有凸出外阳台的汰石墙面，住宅入口有凹进式三踏步台阶，约四米宽的门楣和游廊。磨石子地坪，卅平方米左右的门厅。门厅后部为内走廊。底层走廊前部为客厅、餐厅，后部为灶披间、卫生间和汽车间。宅内有双抱三环扶梯通往二楼三楼，每层三开间。 因为连体共有九户花园住宅，中行人俗称为“九宅头”。当时住着程、史、潘、席、金、居、史、冯、陆等九位经付理。我的父亲就是在这里度过他的青少年时光。我的外祖父时为中行八仙桥分行主任，住在“九宅头”外的中行别业主任级的双开间三层楼花园里弄式房子。父母亲在同一中行别业一起长大，真正的青梅竹马。 说起来，中行别业内的年轻人喜结良缘的很多。因为共同的文化背景，共同的生活氛围，令自由恋爱之风在中行别业内，处处生花结果。 父母回忆，当年中行别业内其实已颇有社会主义之风：看病免费，读小学免费，上中学大学甚至留学，都可向中行无息银行借贷。整个中行别业如一个团结友爱的大家庭。每天有行中大巴士准时接送员工上下班。同事加近邻，邻里关系和睦如一家。 中行别业随着员工人数的递增不断扩建，到1934年建造的六幢四层楼公寓式住宅，已可与租界区的公寓媲美：煤气、水汀、壁橱、打蜡柚木地板样样俱全。因为此时中行的员工队伍已有很大的变化。每年都有海外留学回来的或者作风思想西化的教会大学毕业生加盟中国银行。这批当年的都会新男性有自己追求的生活方式。比如，他们更欣赏由西方传入的在一个平面上的、面积相对小而设施精致齐全的公寓房子。中行别业即时与时俱进，兴建一批批新颖的公寓房子。 到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建造的沿马路五层新公寓为一梯二户，每户三房。这些新公寓对象就是清一色的一般职员。当然，这时中行职员的学历起点都是十分高的，起码是大学毕业生。 但是，“世外桃源”毕竟是不存在俗世的。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位于越界筑路的中行别业厄运也降临了。1939年5月，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策划，由丁默村李士群等在近贴中行别业的极可菲尔路76号（近万航渡路435号）原国民党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的私人花园住宅，设立“特工总部”。大墙上高架机关枪，门前有日伪军站岗。当年上海人提起76号，就心惊肉跳。门牌号为极司菲尔路96号的中行别业住户，更是日夜提心吊胆。平时出入宁愿穿马路绕道走，也不愿走过76号门口！ 此时，中行别业已不再是桃花源，不少住户宁可在外面捱贵租纷纷搬离中行别业，搬到租界地去。当时内里住户只有108户。 1940年由76号一手筹办的中行血案，令中行三名无辜主任死于汉奸日伪枪下。鲜血溅在中行别业弄口。这一血案令不少中行职工忍痛搬离这个大家庭。我外公也就是在那惨案发生后，搬离中行别业至英租界，从而结束了中行别业生活。我的祖父更因为躲逃日伪绑架，举家搬离中行别业“九宅头”，搬至英租界德义大楼五楼公寓（今南京西路南京理发店所在大楼近石门路转角，有宋庆龄题字的少儿书店字样的楼上）。尽然如此，父母对中行别业的生活终生怀念，津津乐道，深深缅怀那时融洽的邻里、情如手足的少年伙伴…… 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日本人进租界，中国银行被日本人接管。中行别业内更是阴云沉沉，更遑论扩建造楼。 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国银行百废待兴，重振江山。中行别业内又开始扩建。前文提到的沿街五层楼公寓，也开始陆续竣工。此时中行别业员工宿舍的建筑面积已达54263平方米。 但凡在中行别业居住过的中行职工乃至后代，在中行别业度过的那段岁月是他们终生缅怀的。中行别业邻里间的情谊，一直延续保留了三代之久。 中行别业并非豪宅华厦，但因为它令中行员工对中国银行的情结深厚。中行别业内父子、叔侄两代共同服务中国银行的比比皆是。不少中行员工子弟负芨国外留学回来，婉拒其他企业的高位厚薪，宁可投报中国银行门下，与那在中行别业内自小结下的中行情十分有关。今香港资深银行家、中资集团南洋商业银行退休老总舒慈煌伯伯至今记得，当年进中国银行做练习生之时，我祖父程慕灏作为银行前辈就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这班小青年讲：“想发财的人，不要进中国银行。但我可代表中行向大家保证，进了中行，只要认认真真、勤勤恳恳一世，小康生活总可以保证。”中行别业就是中行实践对员工小康生活许诺的保证。 现今，中行别业内住户早已不是中行员工。但中行别业的岁月，永远会铭记在中行员工和他们后代心目中。比如我！ http://blog.sina.com.cn/u/4aba2161010005s4

赞

• 

  Silver买不起房子真苦恼 管理员 楼主 2007-07-16 11:15:11

  第五节 中国银行 辛亥革命爆发后，各地大清银行纷纷停闭，惟上海分行因地处租界，尚能维持营业，但其前途亦已岌岌可危。该行商股股东目睹形势，为保全自身利益，在上海成立商股联合会，民国元年（1912年）1月呈请南京临时政府，在原大清银行的基础上，设立中国银行。不久即得到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批准，经过短时间的筹备，即于2月5日在上海汉口路三号大清银行上海分行旧址开幕营业，由宋汉章担任经理。不久，南北议和成功，成立统一政府，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同年4月1日另在北京设立中国银行筹备处，8月1日北京中国银行总行正式成立，上海中国银行遂改为分行，简称沪行。并改派丁道津为沪行行长，项藻馨（兰生）为经理，宋汉章为副经理。不久项升任总行副总裁，宋即升为经理，并任命张嘉为副经理。 建行初期，从民国1～5年，上海分行的业务，以代理金库为主，发行为辅。存款大部分来自政府机关以及代收之关、盐两税及其他税款，个人存款较少。放款主要是对中央政府财政部垫款及同业借款，一般商业放款为数甚少。民国6年11月修改中国银行则例后，增加商股，上海分行业务对象从政府逐渐转向工商业，开展购买或贴现商业票据，续做新兴工业放款，工商业放款因之增加。如承做厚生纱厂、闸北水电厂、申新纺织公司等押款。同时由于中国银行分支机构较多，汇款业务发展亦极为迅速，初期的一般银行业务还以汇款为中心。 正当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业务逐渐开展的时候，发生了一场震惊中外的停兑事件。民国5年5月12日清晨，上海中国、交通两分行分别接到其北京总行转来国务院停兑钞票止付存款的命令。上海交行次日登报公告遵令停兑，而中国银行沪行在宋汉章、张嘉主持下，毅然决定拒受北京命令，照常兑现、付存。5月13、14日发生挤兑，市面混乱，市民恐慌，挤兑者日有2000余人，摩肩接踵，蜂拥而至，势如潮涌，交通断绝，银行门前喧扰不堪。当天捕房加派巡捕多人，到行维持秩序。沪行也加强服务措施，派16人专兑钞票。兑现者前门进后门出，秩序良好，并同时委托外商银行及南北市钱庄悬牌代兑以减少拥挤。13日为周六，下午原不营业，因人心惶惑，该行特登报公告延长办公时间到下午3点。第一天兑出57万元。14日为周日，银行照例停业，但为安定人心，特别破例宣布开门半日，从上午9点到12点照常收兑，挤兑人数仍有2000人。15日挤兑人数减为400余人。14、15两天共兑出70万元。16日挤兑人数约100余人，兑出27万元。17日挤兑情况已趋缓和，兑出13万元。至5月19日风潮逐渐平息。此次上海中国银行的挤兑危机得以迅速解决，除平时准备充实，资信良好，措施得当外，主要是取得各界支持：如江浙资产阶级核心人物浙江兴业银行的项兰生、叶揆初、蒋抑厄三人的全力支持，允诺借款给中行作后盾，还有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陈光甫、浙江地方实业银行的李馥荪等，宋、张二经理每晚和他们密谋应付方案。其次是利用外资银行的力量，由于上海洋行较多，进出口贸易发达，外国人从其本身利益考虑，也希望中国银行能维持上海金融市场，以汇丰银行为首的9家外国银行临时签订对该行提供200万元的透支合约，虽未动用，但对稳定局势起了一定作用。上海新闻界亦为中行大造舆论，及时报道沪行抗令斗争情况。在各方大力支持下，沪行度过了挤兑难关，取得胜利。 上海中国银行在抗拒停兑令取得胜利以后声誉大大提高，业务也有长足进展。在抗拒停兑令前，沪行的发行额为400余万元，占全国中国银行发行额的10%，抗拒停兑令后沪券流通地区扩大，到民国6年一跃而为508万元，以后逐年增加，至民国10年增为2184万元，占全国中行发行额35%。民国17年底沪行发行额已增至11195万元，占全行总发行额的比率上升为65%。由于发行量的扩大而资力日厚，沪行资金的运用与调拨亦遍及于华中及华东各省。在存、放业务方面，北洋政府发布停兑令时，沪行的存、放款余额一度剧减。民国5年底存款余额为525万元，较民国4年底的1557万元减少了2/3，民国6年后逐步恢复并回升，至民国9年底已达1616万元，民国16年底又增至3870万元，民国16年比民国4年增长1.48倍。放款余额1916年底为298万元，较1915年底的724万元减少58.9%，民国7年开始回升，至民国9年底已达1537万元，民国16年底又增至1728万元，民国16年比民国4年增长1.38倍，放款对象亦从政府逐渐转向工商业。与此同时，并积极开拓外汇业务，与欧、美、日各国著名银行签订代理合约，至民国16年沪行国外通汇地点已达90余处，遍及欧洲、南北美洲以及南洋各地。每期决算盈利，上海分行也为全行作出贡献。如民国16年全行亏损156万元，民国17年又亏76万元，该二年上海分行的纯益为45万元及67万元，大大减少了全行的亏损数字。每届发放股息时，也经常由沪行先行垫付，解决了总处资金短绌的困难。上海分行在全行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在中国银行受到北洋军阀派系争夺、内外交困的时期，上海分行始终保持对外信誉，业务稳步上升，成为重振全行业务的重要基地。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为控制金融，一面设立中央银行，一面改组中国、交通两行。民国17年10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公布《中国银行条例》，把原来行使国家银行职能的中国银行改为政府特许的国际汇兑银行（后又改为发展国际贸易的专业银行）。改组后的中国银行，将过去的总裁制改为总经理制，张嘉被推选为总经理，主持全行工作。民国17年11月总管理处迁至上海。上海分行经理由贝祖诒接充，并兼总处业务部主任。贝原为香港分行经理，精通外汇业务。后来总行增设国外部和信托部，他又兼任这两个部的经理。 中国银行总处迁沪后，在组织机构、业务方向、人事管理、会计制度等各个方面，都作了重大改革。而上海分行，在总管理处的就近领导下，是各项改革的基地，更是业务经营的重心。在张嘉、贝祖诒等人筹划下，中国银行日益向现代化和专业化目标迈进。首先，大力拓展外汇业务。民国18年3月，总管理处在上海召开行务会议，讨论国内分支行如何扩大办理外汇业务问题。当时除上海、天津、香港、哈尔滨、大连等分支行已办外汇业务外，其余各地尚未开办，行务会议决定，内地各行应派人赴上述就近口岸行练习国外汇兑各项记帐及办事手续。各分支行接做国外汇票的零星买卖，可以直接通信。资金收付由上述各行代为转帐。规定全国分为四区，江、浙两省及长江一带的南京、苏州、镇江、杭州、宁波、芜湖、九江、汉口、万县、重庆等处，指定由上海分行转帐。各分行使用外汇额度，应与转帐行商定报告总管理处。如此以后，上海分行和各地分支行的外汇业务，都有显著增长。总管理处为统一管理，于民国19年7月1日成立国外部，上海分行不再经营外汇的柜面业务。 其次，国内业务则从过去的以政府机关为主要业务对象转向工商企业；从过去以代理国库和发行兑换券转向吸收工商业与个人的存款。为了贯彻这一新的业务方针，上海分行采取以下措施： 增设机构网点。民国18年以前，沪行在上海市区仅分行一个营业单位，无分支机构。民国18年5月首先在北四川路海宁路口设立虹口办事处，以后相继在全市商业繁华和居民稠密地区设立办事处，至民国25年底，在市区共设虹口、南市、八仙桥、新闸、豆市街、界路、静安寺、同孚路及霞飞路9个办事处或办事分处。网点铺开后，密切了与工商企业的联系，方便了企业和居民，为更多吸收存款创造了有利条件。 灵活业务做法，改善柜面服务。新设的同城办事处，按照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商业习惯，采取灵活的业务做法。如虹口、南市、豆市街、新闸路等办事处采用钱庄的跑街制度，配合熟悉行业的跑街先生（即外勤人员）联络客户，争揽业务。按照钱业习惯，对往来客户给予一定的透支额度，可存可欠，并且可叙做短期的信用放款，这样存放款相结合，各项业务很快开展起来。柜面服务方面，在“顾客是第二股东”思想的指导下，改进了柜台组织形式，推行“一手清”制度，减少顾客等候时间；并指定专人负责接待顾客，为顾客挑选存款、办理手续、提供咨询和服务。平时有副经理或襄理负责柜台业务，处理柜内外一切问题。通过以上一系列措施，保持了中国银行在同业竞争中的优势，存款数字逐步增长。沪行民国16年的存款总额为3454万元，民国24年已增至9807万元，民国24年的存款为民国16年的2.7倍。在全行的比例中，也有增长，以剔除同业存款数计，沪行民国16年的存款数为全行存款数的1/9强，而民国24年则占全行存款数的1/5。民国24年储蓄部成立，部分个人存款的新开户移到储蓄部，即便如此，上海分行在存款方面仍保持优势。 积极推广和发展国内汇兑业务。发展汇兑业务，银行可以利用客户在途资金，增加资金来源，并可收取汇费增加收益，而且对于推广兑换券的发行也有极大作用。为此，总处及沪行一贯极为重视，积极发展。30年代初期，沪行办理国内汇兑，其数额列全国各城市的首位。尤其是汇入汇款，更达全国半数以上，例如民国21年全行经办国内汇款总额75221万元，其中汇入地为上海的有35554万元，占47%。次年全行国内汇款总额75472万元，汇入上海43773万元，占59.3%。 支持新兴国货工业的发展。中国银行改为国际汇兑银行后，国内业务重点转向工商业，尤其致力于支持新兴国货工业的发展。当时张嘉的指导思想是：“欲经营国际汇兑，非发展国际贸易不可；欲发展国际贸易，非发达国内贸易不可；欲发达国内贸易，非辅助工商业不可。”因此，中国银行不能不继续担任固有的工商放款的任务。其时最大的借款者是纺织业，据总管理处统计，至民国22年底，全行对纺织业放款余额2390余万元，占全部工业放款的56%，当时全国纺织厂有89家，其中和中国银行有业务关系的43家，占48.31%，这些厂家拥有纱锭141万枚，占全国华商纱厂纱锭264万枚的53.4%。该行还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及福泰、鼎康、永丰等钱庄合组放款银团，对申新各厂分别办理以厂房、机器作抵押的放款及以原料、成品为担保的营运放款。使这些厂在经营极为困难时，得以度过难关。 总的来说，经过6年的改革、发展，到民国23年年底，中国银行的资产总额达到97565万元。它的存款总额为54668万元，放款总额为41195万元，钞票发行额为20471万元，分别占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存款、放款、发行合计数的50.5%、59.2%和50.7%，占全体银行的15.3%、23.3%和34.6%，它已是全国资力最雄厚、业务最发达的华资银行。 正当中国银行全面发展的时候，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却在密谋进一步攫取这家银行。民国24年3月27日，国民政府的立法院，通过1亿元金融公债发行案，以充作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增资之款。第二天即3月28日，国民政府任命张嘉为中央银行副总裁。张嘉不得不在29日召开的中国银行董事会上提出辞总经理职。3月30日举行中国银行股东会，被迫接受增加官股1500万元（连原先的500万元合成为2000万元，这样官商股本各2000万元，合计资本为4000万元），官股董事由上次3人增为9人。4月1日新董事会成立，会上选出宋子文、叶琢堂、钱新之、王宝、冯耿光、宋汉章、陈光甫7人为常务董事。由财政部指派宋子文为董事长，宋从董事中提名宋汉章为总经理（中国银行原来采取总经理制，此次改组之后，实行董事长制，总经理要秉承董事长之命办理行务。）经过这次改组，国民政府已完全控制中国银行，从而使这家老牌银行性质发生根本变化。它已成为国民党政权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金融体系的一个组成部门，在“四行两局”中位居第二位。 民国26年8月13日，日军在上海发动侵略战争。战事爆发后，沪行迁至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624号与霞飞路办事处同地营业。在战区内的虹口、界路、南市办事处及豆市街办事分处移入八仙桥办事处内营业。战事发生后，总管理处的主要负责人和各处室都移香港。沪行经理贝祖诒亦随总管理处驻港，主管全行的外汇等业务，并升任为副总经理，仍兼沪行经理职务。在贝氏离沪时，沪行行务由副经理潘寿恒主持。同年12月2日，上海分行驻香港办事处成立，由副经理史久鳌担任驻港处主任，秉承总驻港处办理发行等事务。经过调整组织以后，上海原有对政府的存放款业务，发行钞券的事务和帐务，以及对内地各支行处的管辖工作，都移归沪驻港处，留在上海的是一般存放汇业务，基本上以商业银行的面貌出现，目的是避人耳目，防止日伪干扰。但上海是一个国际性城市，虽然环境已有变化，仍有其特殊重要的地位，尤其是上海的中外金融业，与国内外都有密切的联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凭借其信誉和实力，在上海金融界，仍然举足轻重，为各方所瞩目。它在特殊的条件下，担负了许多有利于稳定上海金融，维护法币流通的工作。 但是，随着日伪势力不断向上海租界进逼，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处境日益艰难，终于导致了一场惨案的发生。民国30年3月21日深夜至22日清晨，位于沪西极司非而路（今万航渡路）的中国银行集体宿舍——中行别业里，突然被汪伪特务机关伪警政部特工总部（占用极司非而路76号房屋为总部魔穴，一般称其为76号）所派遣的大批武装人员侵袭，挨户搜捕，共被捕去128人。除了有少数几人是中国银行行员亲属，在被捕后数日内先获释放外，其余100多人都被拘押在该特务机关内作为人质。在此以前，伪中央储备银行曾遭手榴弹袭击，该行职员迭有被枪杀事故，据伪方指责，是重庆方面所指使。汪伪的特工总部因此向上海中、中、交、农四行进行所谓报复，而中国银行首当其冲，成为他们的主要目标。3月23日，伪《中华日报》登载伪警政部发言人的谈话，还刊登了128人的名单和集体照片，在金融界、工商界和其他中外人士中引起了惊恐。在出事后的第二天，中国银行上海分行面临着能不能开门营业的问题。幸而在中行别业内未被捕去的个别人员和居住在其他地方的行员都仍准时到行，在十分艰险的状况下，分行及各办事处都照常营业。经过多方面的交涉，至4月8日，伪特工总部同意将被拘禁的中行行员114人交保释放（另14人已先释放），但限令须居住原处，随传随到。仅隔几天以后，伪中央储备银行会计副主任张某在医院内被人暗杀，伪特工总部前曾扬言须以同级人员3人抵1人，在4月16日晚，派人至中行别业传唤前被拘留的主任级行员，共去9人，当晚分批把他们送回中行别业，其中最后一批曹善庆、张筱衡、张立日韦3人于中行别业内下车时被特务枪击，曹善庆、张筱衡被击身亡，张立日韦幸未中要害，得以脱险。 民国30年12月8日，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上海租界沦陷，日军随即接管中国银行在沪机构，并下令自12月22日起停止一切收付。同年5月，日军当局宣布，中国、交通两银行须在脱离驻重庆的国民政府的前提下改组“复业”。7月8日，日伪组成的“处理中国、交通两行中日联合委员会”正式成立。委员有日本陆海军当局、日本公使堀内干城、伪财政部长周佛海、伪中央储备银行副总裁钱大、中国银行吴震修、交通银行唐寿民等。根据日方所订的《处理中、交两行纲要》，确定了中交两行改组和“复业”的有关事宜和具体步骤。8月29日，伪政府公布修正中国银行条例，并指派冯耿光、周作民、吴震修、戴蔼庐、朱朴、张素民、邵洪俦、赵尊岳、沈谅昭、王仰光、金雄白11人为中行董事。冯、吴、沈为常务董事，冯被任为董事长，但并未到职，由吴震修代理。又派卢学溥、张文焕、顾鼎贞、邵树华、孙耀东五人为监察人。9月1日，上海中国银行称为“总行”，宣告“复业”，迁回汉口路50号营业。在上海市区的四个办事处和“总行”同时“复业”。 改组后的“中国银行”实行董事长负责制，不设总经理。董事长与常务董事办公室总揽全行业务及事务，但高踞于董事长之上的，还有一个由中央储备银行日本顾问室所委派的顾问，监督经营。因此，它是彻头彻尾为日伪统治的工具。 驻重庆的国民政府得知上海中国银行改组复业的消息后，即由财政部饬令中行总处登报公告：“在沪及沦陷区开业的伪中行之一切行为及其债权、债务，在法律上一律无效。中行股票如有串通敌伪换取伪股情事，除将股权取消外，并以附逆论。”国民政府财政部还分别咨文给外交部、内政部、司法行政部一体知照。 民国34年8月15日，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抗战一结束，国民政府即急忙筹划接收及复员工作，以谋求胜利果实。关于日伪金融机构的接收工作，是由财政部主管，委托各国家行局分别办理。战时被日伪劫夺后改组“复业”的中、交两行，也属于接收范围。中国银行总管理处于8月中旬委派各收复区的主持复业人员，其职责除筹备复业外，并接受政府委托办理接收敌伪全部金融机构事宜。总处派渝行经理徐维明为上海的主持人。9月10日，徐偕同沪行副经理史久鳌（总处派他任储蓄部复业主持人并协助徐维明办理接收）、国外部副经理邵曾华一行等到达上海。9月24日，财政部驻京沪区财政金融特派员陈行委派徐维明为上海伪中国银行清理处处长，邵曾华为副处长。次日即在伪中行张贴接收公告，正式成立清理处，开展工作。接收的机构包括伪上海中国银行总行的业务、储蓄、信托3部和设在成都路、同孚路、霞飞路、八仙路4个办事处以及北苏州路仓库等。 与此同时，财政部驻京沪区特派员决定中、中、交、农四行于10月1日开业。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复业主持人徐维明以总管理处对分行经理、副经理尚未任命，乃先以复业筹备处名义对外营业。复业筹备处设在四川路270号（汉口路50号大楼的边门）。经过3个月的复业筹备阶段，至民国35年1月4日，上海分行在外滩23号新厦正式复业，任命徐维明代理沪行经理（1946年6月补实）。总行国外部、信托部、储蓄部也同时复业。同时复业的还有南京西路办事处（原名同孚路办事处）及八仙桥办事处。此后，还在市区增设网点，同年7月恢复虹口办事处，次年增设西康路、西藏路两办事处，民国37年1月恢复南市办事处，又在中国石油公司、高桥镇、浦东电气公司等处设立收付处。 战后上海重新成为全国金融中心。中国银行凭借其固有的信誉和政治地位，业务很快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民国35年年底，中国银行国内各行处的存款总额2271亿元，上海分行292亿元，占13%（不包括辖区，下同）。民国37年10月15日，币制已改为金圆券，国内各行处存款总额金圆4959万元，上海分行1854万元，占38%。国内各行处的国币放款，在民国36年12月底的余额为15235亿元，沪行及辖内行处余额计4501亿元，亦占30%。而其中出口贷款，沪行所占比重，在民国37年7月底，为全行的43%。民国36年、37年两年沪行的汇入汇款都占全国各行处汇出总数的30%左右。沪行业务已重居全行首位。又据四联总处上海分处统计，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业务，在上海五行局（即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及邮政储金汇业局）中亦属领先，如民国35年8月沪行存款207亿元占上海五行局存款总额39.20%，放款171亿元占五行局放款总额29.79%；民国35年1～8月沪行汇入累计2393亿元占上海五行局汇入累计38.28%，同期汇出累计655亿元占五行局汇出累计47.74%。除了中央银行外，中国银行的业务在国家行局中是最大的，已不可避免地成为官僚资本金融的重要支柱。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江南，解放全中国已指日可待。年初，国民政府决定迁移至广州，中国银行总管理处委派部分人员随政府去广州设立办事机构。当时上海分行也派人前去，准备在广州设立机构，后因形势变化，没有成立。4月下旬，沪行经理徐维明和副经理宋美扬随总处一些高级人员离沪去港。总管理处通知沪行，指定副经理俞九恒和蒋承恕会同代理上海分行经理的职务。在这一段时间里，中国银行内的中共地下支部和党员按照上级组织的指示，团结职工，保护行产，迎接解放。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代表于当天到达中行，受到职工群众的热烈欢迎。在中国共产党政策的感召下，在全行职工的积极配合下，顺利地进行了接管工作。只花10天功夫，中国银行就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全市人民面前，并于6月6日开始营业，被指定为执行外汇管理任务及经营外汇业务的机构。1949年12月，中国银行总管理处从上海迁往北京。 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2245/node75491/node75497/node75550/node75562/userobject1ai92348.html

  删除 |

  赞 回复
• 

  鸦片芋头 2015-07-14 13:45:49

  永远记得中行别业里的海豹区，那个残破的已经无法喷水的海豹陪我渡过了大半个童年。

  删除 |

  赞 回复

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