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尼·朱特后话

乔纳森 托尼·朱特（Tony Judt）去世后，英美报章杂志的讣告一下子读了十来篇，留下深刻印象的却几乎一篇也没有。一生志节如何能隐括于微末事体间？我想，这种碑传文章究竟是不中用的。假若哪天我死了，有人总结生前行事，但谓曾参与某场笔仗、曾与某某起争执，那我这辈子当真是白过了。朱特批评以色列的事，不是不值一提，然而每篇讣闻都说得如千秋功业一般，也着实无趣。其所论议，原不出常识范围，只是此公忒爱发言，偶然触怒权势阶层而已。 2010年8月20日，《纽约书评》网站的博客栏更新了一篇提摩太·嘉顿·阿什（Timothy Garton Ash）追念朱特的悼文，有关朱特，这恐怕是目前为止最值得一读的文字了。阿什与朱特相交多年，故能道人所不能道，最让人难忘的是这一段：“托尼有两个标志性的动作。一是甩手，就好像刚碰了烫锅子要散热降温或者是把手上沾的水甩掉那样。这个动作代表有些东西愚蠢、尴尬、虚假。还有一个姿势是脑袋侧偏，同时一边的嘴角飞快地一歪、一只眼睛跟着一眨。这有好几个含义，既可以表示反讽自嘲，又可以表示一种态度，一种可以勉强名之为‘这就是人生（c’est la vie）‘的态度。患上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后，他被无情地僵化住了，再也做不了这两个标志性的动作了；然而，他仍能用他的眼睛多少传达那种神情。”得知朱特患病的消息后，我看到了不少他身体孱弱无助的照片，也听到了BBC 4台播放的他那气喘吁吁的说话声，心下总不免凄然，直到读了阿什这段话，我才猛然发觉，那孱弱只是事情的一面罢了，实际上，朱特还在用他的眼睛传达着调皮、嘲讽与达观。若仅看到事情的一面而看不到另外一面，或许我们就还算不上对朱特有所了解。 阿什在悼文最后一段所强调的，在我看来，也特别重要。他说道：“也许不可避免的，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人们将透过朱特得的这一残酷的疾病、透过他相当公开地描述疾病、与疾病进行抗争的方式来看待他这个人和他的事业。但是不应该让死亡来定义生命。毕竟，这不过是他六十二年生命中的两年而已。”不应该让死亡来定义生命，这说得有多好。人们谈到苏珊·桑塔格的时候，也往往艳称她与癌症不懈相抗的事迹，不过，要我说，这恐怕是颇无谓的。面对致命的疾病，如何表现，是勇敢还是通脱，是像桑塔格那样千方百计求延命还是像朱特这样只争朝夕著文章，计较这个，真的那么重要吗？就算是流露了怯懦、颓放的心绪，难道就真于此人的尊严有损？我看其重要性多半是属于旁人的、属于后死者的，据说勇斗病魔能给周围的人带来信心，阿什在文中提到，2009年10月，已经坐在轮椅里、身上裹着毯子、头上戴着呼吸器的朱特坚持着在纽约大学进行了“雷马克讲座”，讲题是社会民主主义，朱特说有些同事建议他谈谈自己的病，或可收“鼓舞” （uplifting）之效，朱特却说：“可我是英国人，我们英国人不干‘鼓舞’这种事。” 由于朱特长期执教于纽约大学，又总是为《纽约书评》撰稿，一般人遂目为“纽约知识分子”，忘了他原本是英国人。事实上，不少活跃于媒体圈的所谓“美国公共知识分子”，都是英国人，比如克里斯托弗·希钦斯，生于朴次茅斯，毕业于牛津大学。《纽约书评》2010年8月19日号刊发了朱特的遗稿《精英分子》（Meritocrats），讲的就是他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求学的往事。 朱特进国王学院是在1966年，他说自己那一代学生是转换期的一代，彼时剑桥的清规与缛节尚在，吃饭前，学生们还要先等老先生们款步走向“高桌” （High Table）——如今，这种学生在大厅吃饭而老师在高台上吃饭的情景只有在《哈利·波特》电影里才能一见了。然而，“变化是突然间到来的”，夜里宿舍的门禁松弛了，校园酒吧的装修也要追求平民化风格，旧的一套规矩被抛诸脑后。 可朱特强调说，他那一代国王学院的学生才是真的“精英分子”：他们凭着高分上的大学，学成后很多人选择教育、公共服务、高端新闻业、文艺等为职业。在他们之前，毕业生中的不少人要为自己的家族生意效力或从事自己父辈干过的工作，而在他们之后，毕业生要么去私立银行、商业公司工作，要么去当赚钱的律师，在朱特看来，这是牛津、剑桥这种学府的“堕落”。 朱特痛惜四十年来英国教育的失败，他指出，家长们看到国立学校的教育水准向下看齐，宁可拿出大把钱让子女去念私立学校——“公学”，于是“公学”大昌，而大学则在政府压力之下降低录取标准，把国立学校不合格的毕业生招进来。朱特把“公学”学生学力普遍优于国立学校学生这一事实称为“肮脏的小秘密”。 朱特说，几次回剑桥，都感受到“怀疑和衰落的气息”。他认为，国王学院已经与自己有实质性的传统失去了联系，而从整体上说，牛津、剑桥也未尝不是如此。朱特是出了名的刀子嘴，上次批评另一个母校巴黎高师，引来女校长反唇相讥，如今贬低剑桥大学，却可能不会有什么回应了，毕竟斯人已逝，谁有心思跟死人较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