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怀念黄霑（文/林奕华）
玻利维亚
假如香港从来没有黄沾，当然，顾嘉辉将少了一个最佳拍挡，香港人对华语流行文化的贡献，也将少了至为辉煌一页。时至今日，“辉黄金曲”如《上海滩》，《楚留香》等不止在香港仍随处随时听得到，就是在内地或海外，它们可能更受当地华人欢迎──既可借它们来想像香港的黄金岁月，也因为物离乡贵，这些歌曲无疑最好用来抒发乡愁。所以，“辉黄作品”是划时代的：在那个香港人仍可以7点前回到家，以电视剧来下饭和享受家庭温馨的年代，《狂潮》、《亲情》、《抉择》、《大亨》、《强人》、《奋斗》、《家变》不只是电视剧主题曲，更是香港人人生观的集体认同。 悼念黄沾的文章，无不对他的文笔击节赞赏，尤其在填词方面。但甚少人会在那些被认为饱含“哲理性”的歌词中指出两件事情：(一)在聪敏和有心思的文句编排下，这些歌曲几乎有着相同模式；(二)所谓“模式”，便是“人生之中，任何事情都是一个铜钱的两面”。是以《家变》有最经典的“知否世事常变，变幻原是永恒”，及“月缺后月重圆，始终都会相对衬”；《强人》有“是与非，如何分对错……弱者，强人都牺牲多”；《轮流传》有“当一切循环，当一切轮流，此中有没有改变”；《狂潮》有“是苦也是甜美，人生的喜恶怎么分”。究其原因，这些歌曲都是电视剧的附属品，电视剧的内容换汤不换药，歌曲自然不能自成一格。这或许解释了为什么歌词中的“哲理”，虽然大部份是陈腔滥调，但香港大众至今并不认为这些歌词是顺应潮流的产物，相反觉得它们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文学、哲学。 难怪黄沾的离去，会被传媒和文化人视为“香港失去了一个精神领袖”，犹如当年鲁迅逝世，举国同殇。 上面的比喻诚然是不恰当的，因为香港人在黄沾去世后给他许多的追封，一如罗文和梅艳芳，但我想香港人不会为黄沾痛心哭泣。纵然在我眼中，黄沾也曾经历某些人生(sufferings)——撇开个人性格造成的挫折不谈，他是音乐人，这个社会环境对他的才华发展所设下的限制，本来是有目共睹的──尽管不是人人愿意看见。 其中之一，可以见诸他那终于不能达成的心愿：做出一部原创的音乐剧。黄沾生前，其实有着许多机会实践这心愿，然而最表面的理由令他的才华未能施展：市场未成熟，观众未有足够兴趣，投资者不敢贸然犯险。但在有线电视最近播出的电影《大家乐》里，我们可以看见他怎样集作曲，写词以及编导演于一身。片中插曲一首接一首推进着5个青年组Band成功的剧情，横看竖看，都是一出“音乐剧电影”。而且电影已经事隔三十余年，那些插曲原来已深植在我们的记忆里：插曲之一的《地球圆又圆》虽然一直未再听过，但当音乐响起，它的旋律唱词马上从我的口中溜出。 不是最成熟的作品，但它有它的完整性。这使我不禁想到，既然青年时期的黄沾已具备了写作音乐剧的才情和条件，为什么在《大家乐》之后便没有继续尝试？《大家乐》又使我想起美国百老汇音乐剧的某些名字，自然而然有遗憾之感：黄沾为什么没有成为中国人版本的Steven Sondheim，那位美国音乐剧坛尖子？《大家乐》后，黄沾把他该用在这方面的才华，时间都抛到那里去了？ 历史告诉我们，黄沾写电视剧和电影主题曲去了，一首成功之后，接着写出第二、三、四首。每首都能引起共鸣，因为文字浅白，意涵大众化(如果不叫“表面化”)。黄沾又主持风花雪月的电视节目去了，我们看见他在屏幕上表演豪迈的“男子风范”：喝很多的酒，不畏惧在人前讲粗口，展示他对美女的欲望。然后黄沾忽然沉寂了，我们只能凭蜚短流长得知踏入中年的他投资失利，拍了些不怎样的电影。后来再度看见他在屏幕亮相，也跟音乐无关，而是担任“信息节目”的主持。 为什么黄沾不可以集中在音乐的领域发展，如创作他喜欢的音乐剧，而要营役于岗位不同性质各异的幕前工作？我有以下的假设：若不是他不够相信自己，便是他不想相信自己。若你问我，任何一个人若是基于某种理由而不能发挥他的全部潜能，不论是否自觉，他都是在suffer(受到煎熬)。所谓的“某种理由”，部分可能是性格使然，但在香港生活过的人不会不知道，“自由”并不是人人都能够，或愿意追求的。愈是名成利就，愈容易让人忽略追求自由的重要性。 对自由的追求，是具有智慧的人才能承担的挑战。光是聪明，反过来只会懂得说服自己自由不比金钱和权力重要。香港文化的悲哀之处，是识时务的聪明人有很多，智者却少之又少。因为这是一个以挣钱／消费来定义人生意义的社会。看见黄沾在生命最后几年追求学问的热切，我相信他必定是想超越自己，只不过时间所限，我们已分享不到他的成果。 黄沾死了，因为他自由了。但香港还有太多太多有创意有才华的人被我们的文化和价值观囚禁着。近来积极歌颂黄沾一生的香港人们似乎仍未觉识到这一点，这才是我觉得最值得伤感和叹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