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泽克上大演讲稿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1516017/ 今天我来到这里演讲感到荣幸，同时也有点恐惧。让我感到担心的并非感到我们文化的不同，可能交流起来比较有困难让我感到担心的是一些深层次的交流，等一会儿我会用一些比较黄色的例子。 有件事发生在我过去参军的时候。请大家认真对待这个故事，这对于理解我们今天的讲座是非常关键的。我当时所在的部队没有医院，只有一个房间有一个年轻的医生帮助受伤的士兵。在这个房间里还有一个洗脸盆和一面镜子，在镜子上可以看到半裸的女孩的照片。另外房间里还有一些人们用来坐的凳子。每周都会从我们部队中心医院派来医生检查那些称自己有病的士兵。当医生检查你的时候，你要在众目睽睽之下站起来，说你哪里不舒服。我坐在那里的时候有一个士兵站起来，医生问他你哪里不舒服。他说，我的阴茎（penis）有点痛，哈哈，这个故事是非常严肃的。医生就说，那请你给我看一下到底是哪里有毛病。士兵就说，在我的阴茎周围皮肤有点紧张以至于我不能将它放松下来。你们可以想象这时发生了什么——医生说，我看到它已经不紧张了，已经放松了下来。医生让他手淫，结果他感到害羞没有成功。医生说，看镜子上的那个半裸女孩，手淫，继续。然后期间，医生一直在对着其他士兵坏笑。那时候，其实我们和医生在一种一致性中，有一点下流地在笑。我当时的感觉是，这种幻象是很好的，因为当时这样一个玩笑解放了我们在军队中被压抑的心灵。 过了好长时间以后，我才知道这种黄色笑话拥有一种意识形态功能——它是怎么发挥作用的。这种下流的笑话影响并不是用来反抗军队严谨的纪律，而是维系军队严谨的纪律的一种必需。有一点我们必须要记住的是，一个社会（共同体）的统治意识形态并不是大家都公开宣扬的，每个人都接受的价值观，比如在军队的价值中有“自我牺牲（精神）”，但同时它还有一些下流的（黄色的）东西。现在让我们做一个初步的总结，当你想要了解一个社会（共同体）时，你必须了解那些公认的规则。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些规则都是模糊的。当然了，也存在一些非常明确的规则，如能做什么或不能做什么，但更重要的是，如何利用没有说出来的规则来对待那些已经说出来的规则。比如说，有些东西在官方和公共场合来说是禁忌，但是人们私下里还是做了，如当我年轻的时候，我们国家队性一类的东西是有限制，放心，不再“举例”了。这里更加有趣的事实是，有时候我们能够自由选择，可是前提是我们不能自由选择——因为你很害怕你做出了错误的选择。让我来举几个简单的例子，来自我们的日常生活，呵呵，不是色情的例子：在我的国家，你邀请我共餐，如果你显然比我富，那么你应该来买单，但是必须要通过一些仪式，我得说“不，不，我来买单”。其实这样的例子很多，这个例子告诉我们：本来是我很穷，我用不着买单，但是我得表现得我有一个选择，如果你真的很恨我，你可以说：“好吧，那你来买单”。在集权国家，类似的现象就更加明显——整个斯大林主义其实就建立在这个之上。为了把这个说清楚，我们现在来做一个测试。现在假如在1930年代，我是斯大林，我发表了一个演说，演说之后的讨论时间，有人站起来说，你说的话全是错的、非常愚蠢。如果你说这样的话，这次开完会后大家也许就再也见不到你了。假如随后，另一个人站起来公开对第一个人说，你疯了，我们在这里不会对斯大林说如此直白的话。随后，这个人消失得比第一个人会更快。这里的要点是：批评斯大林是错误的，但是你公开说不能批评斯大林更是错误的。要想真正了解一个社会，你就必须知道哪些是可以说出来的，哪些是不能说出来的。而不能说出来的，可能是比较黑暗的、下流的。【现在媒体上报道了在欧洲或北美的天主教的一些教士，他们有娈童癖。我们不能说是教士的个人罪恶，某种程度上这和天主教有关。】这就是我想说的，我们当今的意识形态是活的，但是活在一个隐含的层面上。例如，在美国，每个人都是反对种族主义的。种族主义是由一些没有说出来的怎样忽视黑人等等的规则组成的。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在以前的南斯拉夫，当时我在军队服役。军队是反对同性恋的。如果被人发现有同性恋行为，他就会被周围士兵们每晚殴打，然后被驱逐出军队。【但是有些东西令我震惊，对同性恋的憎恨背后是一种网络。】我有一个士兵朋友，早上见面我并不是用“早上好”来咒骂他，我是与他开玩笑似的说一些男性之间的荤话。这里充满了矛盾，从官方来说是禁止同性恋的，但是私下里确有许多同性恋的小的动作或者语言（我这里实际上不是在谴责同性恋来迎合权力）。实际上，这些黄色的东西它有一种解放的力量。我给大家讲一个我的故事。我在军队上结识了一个阿尔巴尼亚人，我们是密友。我们怎么样变成这样亲密的朋友呢？在阿尔巴尼亚，你给人最大的羞辱就是谈他们的母亲和姐妹的性上面的东西。这位朋友有天早上说，我和你妈有染，我知道他不是恶意，我就说我和你的妹妹有染。后来我们就成为了好朋友。不是说，从此我就开始开荤玩笑，而是我们开始谈论一些学术上的问题。正因为我们能说这么黄色的话，我们才能成为这么好的朋友。从此以后我们交流的都是学术上的问题，除了问好的时候提及“妈妈”“姐妹”什么的。刚才谈的问题有一些限制，就是以男人谈论女人的方式。我到希望生活在一个女权主义世界，两个女人见面谈论和你父亲、兄弟有染。另外有一个限制就是，我们两个都是普通的士兵。如果我和我的军官说话，绝对不会提到对方的母亲。如果军官找到我说这样的话，我真是觉得太糟糕了。如果军官说这样的话，他表现出来的是另外的意思，你看我是军官，我还可以和你说这样的话。在我们这种比较放纵的社会表现是更加恶劣的，实际上它是有权力（authority）压迫的，但是我们还表现得像没有被权力压迫一样。这里我想从我的书中拿出一个笑话来把权力（authority）说清楚。比如说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你是一个小男孩，你父亲想让你去看祖母。你不愿意去。如果是传统的父亲，他会说，我才不管你怎么想呢，你必须好好地去看你祖母。这是没什么问题的，问题是在一个放纵的社会，这个父亲会怎么说呢？我猜他会这样说，你知道你的祖母是多么爱你吗，她在期待着你，除非你愿意去，否则你可以不去。每个小孩都可以听到父亲的用意——你是可以选择的，而实际上，他给你的命令比传统的父亲给你的命令更加强烈。他不是告诉你，你必须去看你祖母，而是告诉你，你必须“想去”看你祖母。 我们的性开放其实就是这样一种情况。性方面的经验其实是一种猥亵的压迫，你不得不做。【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来中国谈到过“交往行动理论”。地下的色情和寻欢作乐是公共交往的一种阴影，这点在哈贝马斯的作品是缺失的。】这里我们就可以进行精神分析，通过精神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欲望是一个条件反射。假如说你有一个反常的欲望，你感到非常羞愧，你就自己开发了一系列的仪式，如果你感到这种欲望的时候，你会惩罚自己，用鞭子打自己。心理分析师会告诉你，现在发生了什么，实际上你现在非常享受这个自我惩罚，这样的话，你永远是脱离不了这种反常的欲望的。现在给大家展示一个游戏，通过一个简单的方式，让【大家明白语言是如何在公共空间发挥意识形态作用的】。举例来说，现在大家都在说我不再相信意识形态了，但是我的观点的，即使你不相信意识形态，意识形态还是在起作用。而且意识形态正是在人们不相信它的情况下，它才起作用。让我举个简单的例子，不是讲政治的意识形态，而是讲日常的。在欧洲，我们有长着长胡子的圣诞老人。如果你问一个孩子，你相信圣诞老人吗？孩子会说，不，我没那么愚蠢，我只是假装相信以从他那获得礼物。如果你问父母，他们会说，当然不信，我们假装相信是为了让孩子得到礼物。事实是，没有人相信圣诞老人，但是他却发挥作用。我做一个邪恶的事情，也许，也许共产党就像你们国家的圣诞老人。没人把它看得特别严肃，但是它还是在起作用。 这让我想起一个非常合适的例子，量子物理学家波尔的一个朋友去拜访他的时候，看到他的门上挂了一个马蹄铁，马蹄铁在欧洲据说可以辟邪。他的朋友就问他，你是一个科学家，你相信这个吗？波尔给出一个精彩的回答：我当然不信，我是一个科学家，但是我听人说即使不相信它也会给带来好运，所以我才把它挂在那里。这正是今天意识形态运行的原理，尽管大家都不相信，它还是在起作用。这里我要给大家讲一个我的经历，在1970年代，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党的官员，他丢掉了工作，并不是因为他反党，持不同意见，而是非常真诚地相信前南斯拉夫的共产主义。 为了像大家证明这个奇怪的事——当你没有信仰的时候，它仍然在起作用。我会再举一个例子。我经常对一些欧洲的传统感到惊奇。当你的父亲去世后，你会雇佣一些妇女哭丧。在西藏也有类似的事情，会对死者进行“转经”。此时，你脑海里可能想的是性或者其他东西。你也许说这些事都发生在那些比较放纵的社会，实际上哪里都有，（就像）只要你看美国电视。美国情景喜剧有录制好的笑声，每当下班回家后，我看美国情景喜剧，尽管我没有笑，但是电视却替我笑了，我也就觉得得到了放松。信仰的起作用的方式与此相似。在我们国家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有些人对共产主义非常虔诚，尽管他自己不信，但是他相信有人会认真地相信。尽管你不相信它，但是你需要另一个人替你相信。如果你发现替你相信的人并不存在，你的世界马上就崩溃了。 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在性解放方面是比较放纵的，但是他们必须不能让父母知道。他们尽管做了很多荒唐、放纵的事，但是他们内心不愿承认这些，尤其是不让自己的孩子知道，如果让他们知道，这些人受到的伤害非常大。有个朋友他的儿子发现了他的性放纵后，他的精神就崩溃了。这就是当下意识形态起作用的方式，我们每个人都说不相信，我们是愤世嫉俗者、犬儒主义者，但是我们的行为还是相信意识形态的。【实际上，我们不相信每个人是百分之百的犬儒主义者，他们需要有一个纯洁无辜的人需要保护。】为了说得更清楚，让我最后给大家讲一个故事。这是20年发生在我朋友身上的非常疯狂的例子。他的妻子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因为得了乳腺癌，两个月后去世了。让我们感到震惊的是这个人可以非常平静地谈论他太太在弥留之际发生的事，并不是像我们想像的，这是一个禁忌的话题。然后，我们发现了其中的秘密——每次他在谈论令人痛苦的妻子之死时，他手里都在玩弄一个豚鼠。这个豚鼠是他妻子生前的所爱。这个豚鼠实际上就是精神分析学中说的“恋物癖”。他理智上承认他妻子去世这个事实，而感情上主观上是不接受的。这样的事我们也经常遇到，意见糟糕的事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知道这件事发生了，但是我们不愿意承认它。也许你会说这是原始的心理学，但是我有例子证明，当那个豚鼠死了后，那个好朋友多次试图自杀，被送进了医院。这只豚鼠就像今天的意识形态。我们对一个东西特别执着，这样就能树立一个隔离，让其他东西进不来。 这里有一个讽刺，在西方发达国家，佛教是一个很大的豚鼠。在平常大家为了金钱等做一个拼搏，而我们静下来沉思后会说，不，这不是我的真实生活。你可能会觉得奇怪，西方流行一种理念，西方佛教认为，一个好的佛教徒其实是一个成功的资本家。现在大家都知道西方资本主义是非常有活力的，大家会对未来做一些投机行为，这些投机行为是虚拟地发生着的。如果我们还是用原来的现实主义的本体论来看待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我们会疯掉的。只有通过西方佛教认为现实是非常脆弱的，我们才可以存活。 现在我要讲我的最后一个主题了。究竟是什么让今天的意识形态越来越像我所描绘的那样呢？进一步想，我们主观性的观念得到的一个教训是非常悲剧的。这个观念就是我们的经验毫无意义。就后现代哲学家所经常重复说的话就是，我们就是我们经常告诉自己的故事。意思就是这样：如果我想真正了解你，判断你，我必须倾听你内心的想法，明白你的感受、你内心的恐惧等等。有人说过，所谓敌人就是你从没听过其故事的人。这听上去非常深奥。我可能就是把你看做我的敌人，但是如果我倾听了你的感受、你内心的恐惧后，我就会把你当成一个普通人。这种说法是有局限性的。现在我说得直白一些，直接把他的名字说出来。我会谈到你们历史上一个痛苦的时刻。甚至我不直接说他的名字，比如设计了南京大屠杀的一个日本指挥官是我们的敌人。但是你听了他的故事以后，可能会发现他是一个爱孩子的人，一个为国尽力的人。这经常让我感到震惊：那些有真正的作品的人，他们是精神主义者，但是他们在生活中经常做出非常可怕的事。例如，你可能听说过很受欢迎的宣扬佛教禅宗的日本学者的铃木大拙，我年轻的时候这个人非常流行。在他年轻的时候，30多岁的时候，他不光是支持日本侵华，而且他通过“禅宗”把侵华合法化了。一个简单的例子，他意识到普通士兵的问题是还有羞耻感的——作为一个日本士兵当他拿起刀杀一个中国人时，他内心也是不安的。铃木大拙就说禅宗在这里会有所助益。我现在引用他的话，他说：如果我生活在幻觉里，我把我自己想象成那个拿着刺刀的人。如果我现在受到了“启蒙”，我看问题的视角就改变了——不是我在杀你，我的精神其实是一个完全的观察者。我的手拿着刺刀在空中舞动，在这过程中你的身体向我倾倒过来了。我只是一个旁观者，所以我不负责任。这无疑是很难接受的。 铃木大拙是个非常虔诚的佛教徒。我不是说他的书是错误的。不管你的内心是多么真实，这也不能保证它在公共空间是什么样的。其实我内心的真正经验几乎就是撒谎，这样才能让我们蒙蔽于真正的现实。 时间不多了，这才是我要讲的三分之一，但是我准备结束了。我通过对这些现象的分析得出，这都是一个信号，我们作为人类已经到了某些限制的边缘。比如说在生物工程方面，今天发生的一切将可能改变我们对人类自身定义的看法。我们内心的体验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在这里，而现实在那里。但是这些想法已经逐渐遭到了破坏。有人发明了一种机器，机器通过控制人的大脑来改变现实。……如果大脑可以影响客体，客体也可以影响大脑。现在还有另一种发明，我认为是“意识形态机器”，是一个印度的麻省理工学院的人。它的工作原理非常简单，有一个摄影机、投影仪、手机和电脑相连。这个摄影机非常先进，它可以识别很多东西，如它可以识别我们的朋友。这个设备可以直接联系虚拟社会和真实社会。比如说我现在手里拿一本书，摄影机就已经看出这是一本书，然后将其相关信息传到因特网，然后相关信息再通过投影仪投影到书上，如书评、书的质量等等。你会说，这真是太棒了，但是这里有一些神秘化的东西——虚拟和现实变成一个整体。我们日常生活中形成的知识就好像它自己自动跳出来的一样。这种神秘感这里就完成了。我们读的并不是我们看到的，其实是意识形态选出来的东西。我这里严肃地指出我不是一个灾难主义者，我们正在朝着一个新的时代前进，我们不再是以前的人类了，我们走在这个时代的尽头，并不是从《2012》这个电影的角度来说的，当然你都喜欢这个电影，因为里面的方舟是你们中国人制造的。最后我想说的是，作为人类，我们已经走到了生态学的边缘，资本主义的动力也在趋于极限。我还想说的是，我经常听到人们讲生态危机，我们常说我们强暴了地球母亲，破坏了她的生态平衡 我现在不是想用马克思主义的方式说，资本主义有局限性，马上要进入社会主义了。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已经知道是，那是一个大溃败（big failure）。我想要告诉你不要太乐观，要保持头脑的开放。在1990年代，我们特别相信福山，认为自由资本主义就是最终答案。或许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稍微更好一点答案。我想说的是，自由资本主义不一定是答案，真正的答案也肯定不是20世纪的那种“共产主义”。最后我想传达是，希望大家能够保持头脑的开放，不要再重犯旧的马克思主义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