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学习之路——徐中舒

徐中舒，安徽安庆人，生于1898年，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1926年毕业于清华国学研究院，先后任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前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北京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华西大学，燕京大学教授，研究员。建国后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主任，四川省博物馆馆长，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中国古文字学会常务理事等。主要著作有《徐中舒论著选集》、《论巴蜀文化》、《左传选》等，并主持编写了《汉语大字典》等多种大型工具书。 清朝光绪年间，桐城古文学派的文章经曾国藩的提倡而风行全国，作为桐城派故乡的安徽，影响更是深刻。我十六岁那年(1914)进入安庆第一师范学校，插班学习了三年。教授我们国文课的是前清举人，桐城古文派大师吴汝伦的弟子胡远浚先生。胡先生在当时很有文名，晚年执教于前中央大学哲学系，治老庄甚勤，有《老子通义》和《庄子诠诂》行世。胡先生的国文课是我在师范里最喜爱的功课，桐城古文派以复古为革新，复古即“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革新则主张“惟陈言之务去”，一扫明清以来的四六骈体文和八股的陈词滥调，提倡做明白浅显的古文，编集了《经史百家杂钞》和《古文辞类纂》这样的选本，使初学者循序渐进，一方面能逐步掌握文言文，进而能直接阅读三代两汉的典籍；另一方面又可以懂得读书的门径，掌握必要的书目知识，师范的三年学习，我将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集注于国文课；其余功课只求及格就行了。学有偏爱，这为我以后的学业规定了方向和范围。 师范毕业以后，我先后考上了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数理系和南京河海工程学校，终因所学与自己的兴趣大相径庭，不忍舍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爱好而辍学。在这段时间里，我做过小学教师和家庭教师，尽管教务繁重，仍挤出时间自学古文。因为古文基础比较坚实。能顺利地阅读古代文献，接触了大量的原始材料，对古代社会的了解也就愈加深入，一直到1925年我考上清华国学研究院，遂正式走上了研习中国古史的道路，回顾自己的这一段学习经历，我觉得学习首先要有浓厚强烈的兴趣，要根据自己的特点，选择那种与自己性之所近的学业，方能持之以恒，百折不挠，终而学有所成。学习本是一件极辛苦，极枯燥之事，若无浓烈的爱好，是很难做到乐在其中的。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就是这个道理。 　 找准了学习的方向，就应集中精力，围绕一个中心进行学习，要学会节约时间。我年轻时对中国古典文学也有兴趣，曾发表过《木兰歌再考》、《古诗十九首考入《五言诗发生时期的讨论》等文章，阐述了自己对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些看法。然而洽史要求处处征实，中国古史中未知数甚多，要取得一点突破，在前人基础上有所进步那是非常不易的，要尽量避免其它干扰。一个人精力有限，要同时在两个方向都取得成功的可。能性极小，为了更好地发挥自己的特长，我便放弃了对文学的爱好；将精力专注于中国古史上。“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只有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　 要节约时间，集中精力，这是在治学的自始至终都应注意的。我们都知道，学习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坚实的基础，这就和建造高楼大厦需要打下一个扎扎实实的地基一样。然而建筑上的地基是在建房乏始一次性完成的，学习却非如此。首先应根据自己所选择的学习方向来确定最起码的基础范围，即一门学科的入门知识，从而扎扎实实地去掌握它；随着学习的不断深入，再逐步地扩大自己的基础面。学习的基础不是，也不可能一次性完成的，学习基础的扩充贯穿于治学的全过程之中。作为文科学习，我认为首先应当打好语言文字基础，培养较强的理解和表达能力；其次是掌握专业学习的入门途径一目录学，并了解本专业学科迄今为止前人已取得的成果，使自己的起点建立在前人的基础之上；第三是熟练地运用本专业所需用的基本工具书。具备了这几点，就可以开始进行初步的研究，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围绕解决问题这一中心逐步扩充基础，再运用于解决问题的过程之中。切忌在学习之始就把基础学习的面铺得过宽过大，盲目地去追求所谓的博，反造成学习重点不突出，知识不系统，不扎实，精力分散，结果是事倍功半，甚而一事无成，造成时间精力的极大浪费。 我在进入清华国学研究院以前，主要是打下了较好的古文基础，工具书也不过是一本《康熙字典》。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一年的学习中，我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从王国维先生学习古文字，抄写甲骨文、金文，并采用王国维先生提出的“古史二重证法”，将古文字材料与古代的文献典籍相互映证，互相补充，运用于中国古代史的探索之中。《从古书上所见的殷周民族》一文，这是我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毕业论文，也是我对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开端。后来我在前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工作时，便循着这个方向陆续写出了《耒耜考》、《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入《殷周文化之蠡测》、{殷周之际史迹之检讨》等一组文章，逐渐形成了自己对中国古代社会的一套看法。 　　 二十年代后期，以安阳殷墟的田野发掘为标志的我国现代考古学产生了，在此后半个多世纪里，尤其是新中国建立之后，随着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和农田改造事业的开展，我国的考古学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中国古代各个阶段的遗址、遗物，几乎在全国范围内都被揭露出来并得以妥善处理，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翔实可信的第一手材料，这是过去的学者作梦也想不到的。我在三十年代初根据殷墟的考古发掘资料写出了《再论小屯与仰韶》一文，开始了利用考古资料并结合古代文献来探索中国古史的尝试，在此后半个多世纪里，不断涌现的新的考古资料成为我研究中国古史不可或缺的重要依据，考古学知识也成为我治史的必不可少的基础知识了。 此外，由于近代文化人类学的长足进展，用边裔民族的资料阐发古代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同样戒为研究古代历史的重要途径，我系统地学习民族史是在解放以后，虽然当时我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许多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兄弟民族具体而微的材料使我得到极大的启发，过去古史研究中许多百思不得其解的疑点现在能够得到比较合理的说明了，譬如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禅让制度，人类婚姻家庭的演进，私有制的发生与发展，国家的产生以及中国古史分期等一系列重大课题都是在引进了民族史材料以后才有了较大的进展。 随着研究的一步步深入，基础则相应地不断扩充；基础的日益增加，又可使研究更加深入，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我研治中国古史六十余年，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围绕中国古史这一中心，由古文始，进而扩展到古文字学，进而扩展到考古学，进而扩展到民族史。即基础一初步研究；扩充基础——进一步研究；再扩充基础——较深入地研究，如此往复不停，方可在自己所学的领域内有较全面地了解，在研究中才能体会到左右逢源之乐。尽管我现在早已逾古稀之年，也还要继续扩充基础知识，譬如在音韵学方面，由于自己口耳方面的限制和没有进行长期的训练，至今尚不能真正掌握，还须不断补课，生命有限而学无止境。 承《文史知识》编辑同志的盛情，要我和青年同志谈谈治学之道。我于治学之道没有专门研究，于是拉拉杂杂把我在研习中国古史六十余年中的一点感受写出来，供同志们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