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乌托邦思想简述（二）

三 现代乌托邦（十九世纪前） 1，莫尔：新时代的开创者 如前所述，乌托邦文类与基督教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早期重要作者莫尔、康帕内拉、安德里亚等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修道思想在他们的创作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迹。科学被看作是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上帝和建设基督教社会的手段。直到17世纪末，主要的乌托邦思想家都在设计完美的基督教共同体。 但莫尔和康帕内拉的乌托邦都是建立在理性和哲学之上的异教国家。乌托邦的居民尽管有宗教信仰，但并不激进，对其他宗教也比较宽容，允许个人自由选择信仰。修道者的虔诚清修受人赞赏，但这些人只是脱离大众的一小部分。更重要的是乌托邦人对享乐的重视。他们同意，精神的陶冶是最大的欢乐，但不愿意因此放弃肉体的享受。换句话说，他们持有边沁式的功利主义思想。基于功利考虑，财产公有，生产有序，货币废弃，允许离婚，实行安乐死，罪人受的责罚不是死刑而是奴役——一切都是为了群体的最大幸福。这一切都昭示着新时代的到来：理性主义、现实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兴起，吹响了文艺复兴的号角。 就在《乌托邦》出版的第二年（1517），马丁·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问世，由此揭开了宗教改革的大幕，整个欧洲亦随之走上了世俗化的道路。反过来说，若非统治中世纪心灵的宗教世界观有所动摇，也不会有《乌托邦》。千年至福思想和唯信仰论（antinomianism）包含的乌托邦冲动，指向的究竟是基督的王国而非人的王国。真正的革命是在世间建立取代上帝之城（City of God）的人之城（City of Man）。因此，现代乌托邦诞生在基督教世界分裂的前夜，这并不是偶然的。 如果宗教专制的崩溃释放了追求理想社会的乌托邦精神，那么新世界的发现更让这种激情奔涌不息。1507年，亚美利哥·维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发表了他的旅行笔记，而莫尔小说的主人公拉斐尔·希思罗戴（Raphael Hythloday）正是维斯普奇麾下的水手。乌托邦据称是在乌有之地，但它一方面让人想起伦敦，另一方面则和印加等新世界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远方的奇景，既让人产生对海外乐土的种种向往，又给了欧洲作家们书写社会批判的灵感和素材——从希罗多德开始，就形成了运用真实或想像的异邦文明来讽刺和批判本土的文学传统。乌托邦，向来具有批判和建构的双重功能。 一般认为，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新大陆发现是现代与古代、中世纪的分野。因此，尽管血脉中还流淌着不少中世纪的精神，乌托邦属于现代世界。 在写作的方式上，古典乌托邦与现代乌托邦也有很大差别。《理想国》详细探讨了完美国度的属性，却没有给出任何细节描绘。政治哲学继承了这个传统，从博丹（《共和国》），霍布斯（《利维坦》），哈林顿（《大洋国》），洛克（《二论政府》）到卢梭（《社会契约论》）莫不如此，基本原理结合逻辑推演就是大厦的全部。而莫尔和其他乌托邦作家则试图将一个或然的完美社会栩栩如生地呈现给读者。乌托邦既不是一个抽象的理想，也不是对本土条分缕析的批判，而是一个运动不息的社会。和古典乌托邦不同，现代乌托邦广泛运用了叙事小说的各种技巧。甚至可以说，它们通常就是小说，尽管在形式和关注焦点上与我们所熟悉的、十九世纪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的小说可能有所不同。值得一提的是，现代乌托邦的独特形式或许在审美方面乏善可陈，却逐渐成为文类的特征乃至标志。如果我们过于关注这种文学批评家并不十分感兴趣的形式，就有可能因此错过许多形式迥异的乌托邦表达，从圣西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述到“民主”“社会主义”“科学”“自由市场经济”，乃至“美国”“苏联”。 另一个重要的不同点，是政治秩序。柏拉图的理想国由贵族统治，共产主义的理想生活仅限于护国者（Guardians），而承担繁重劳动的辅助者和工匠则过着庸常的生活，为“高贵的谎言”驱使，努力维护城邦。劳动被认为是通向高贵生活的障碍。因此，护国者并不像中世纪修道院的僧侣，却让人想起传统印度种姓体系中的婆罗门。与之相对，莫尔的乌托邦，尽管有国王，却是一个平等的社会。所有人都必须劳动，而平等劳动和共同生活正是乌托邦的理想和价值。大部分十六和十七世纪乌托邦都承继了莫尔的平等主义。如Berneri所说，乌托邦在思想上与古希腊人大大不同，不仅是因为中世纪修道院的影响，也反映了中世纪城市自治行会、公会的组织原则。平等意味着贫民作为生产力的解放，也跟十六、十七世纪欧洲商业贸易的发展密切相关。物质财富的增长，和平等主义一样，是现代乌托邦的特征。当人们对平等、富足的愿望得到认可和鼓励，换句话说，人的价值得到肯定，基督教贬低、压抑人性的思想就会被弃之如敝屣。用威尔斯的话说，“乌托邦宗教的核心原则就是对原罪教条的摒弃”。 2，培根：科学礼赞 宗教改革一方面给了乌托邦成长的空间，另一方面却又成为这个新生传统的威胁。路德和加尔文对原罪说的迷恋，以及宗教改革者对贝拉吉乌斯思想的敌意，终将推动乌托邦思想家走上彻底世俗化的道路。不过，在此之前，弗兰西斯·培根试图调和基督教与科学。培根认为，对自然和普遍性的纯粹知识，将帮助人类避免堕落，复归本性。对于他来说，原罪在很大程度上是无知和穷困的后果，而劳动可以成为他找回自我的方式。培根的思想在1640年后广泛传播，从而驱散了原罪这片笼罩人性数百年的乌云。 现代乌托邦的平等传统源自莫尔，而培根引领了进取和扩张的精神，这在较晚近的乌托邦中越发明显。威尔斯认为运动发展才是乌托邦之本性，所以他称《新大西洲》（1627）为第一部真正的乌托邦，同时也是“最伟大的科学乌托邦”。科学无疑正是运动发展的动力，然而这种动态也导致了内在的矛盾：因为无限运动，乌托邦的完美秩序变得不可企及了。无论如何，从《新大西洲》开始，畅想理想社会的乌托邦不再能忽视或轻描淡写现代文明的精华——科学。培根的这部未完成的名著，是乌托邦思想史上又一座丰碑。他去世后，弟子们不遗余力地传扬科学，促成了1660年英国皇家学会的成立。学会的宗旨与培根为萨洛蒙学院写下的箴言并无二致：“The End of our Foundation is the knowledge of Causes, and secret motions of things; and the enlarging of the bounds of Human Empire, to the effecting of all things possible.”（我们创办这所学院，旨在探索起因和事物隐秘的运动，并把人类帝国的疆界拓展到一切可以影响的事物。） 科学还赋予乌托邦一种信念，即乌托邦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终将实现。莫尔在《乌托邦》的结尾不无遗憾地说，乌托邦可能是他的向往，而非希望（I may wish for than hope for）。而科学乌托邦以其强烈的实践和功利倾向，带给读者更加丰沛的信心；它的前景是一个可能的世界。 最后，科学在乌托邦传统中树立了进步的观念。历史不仅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在前方，而且从不停歇，随着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不断进步。科学与乌托邦的紧密关联甚至会造成对乌托邦文类的压抑：既然科学带来的进步无时不可无处不在，那与其高谈乌托邦，不如动手去实现理想！——这正是18世纪末的状况。但总的来说，引领进步的科学给乌托邦文类带来了无尽的灵感。古代和许多早期现代乌托邦满足于简单的生活，停滞的经济恰恰与循环往复的时间观吻合。但在科学乌托邦兴起之后，物质生活贫乏的乌托邦就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