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将枪击案凶手列为悼念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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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翔 组长 楼主 2007-04-27 11:31:40

  对比刘德华粉丝事件，我真的看见了两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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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翔 组长 楼主 2007-04-27 12:05:25

  亲爱的sunny，我不关心中国还得多少年才能赶得上，我现在比较关心我自己能不能赶得上，其次才关心我的朋友们有没有可能也这么做、这么想。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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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翔 组长 楼主 2007-05-10 20:02:37

  吴冠军：有谁在谈论弗大枪击案？（作者赐稿）作者：吴冠军 时间：2007-4-24 来自： 阅读：72人 【字体：大 中 小】 【打印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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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4月16日发生在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校园枪击案，刹那间惊动了全世界。全球各个角落、每处街头巷尾的人们，都在纷纷议论着这一悲惨事件。这些天来，多位编辑朋友向我约评论稿，但都被我一一婉言拒绝。如果所谓“公共知识分子”便应该对各种事件快速作出自己的评论，那么他们只是“上镜知识分子”。这些天来，有的评论者把这一已造成33人死亡、24人受伤的事件，视作为与“9·11”相同级别的、将深层次影响乃至改变美国社会的重大事件；更有的评论者从这一事件出发，来预测美韩关系未来的“微妙”变化……而对这一事件，我还是只有一句话：我并不认为那是一个极具重要性的事件，尽管它是一个极其深重的悲剧。 　　是以，写在此处的，或可以称作为一个“反评论的评论”。

  谁是Cho Seung-Hui？ 　　也许，这一悲剧所反射出的唯一具有理论意义的一个信息，便是“他者的不可穿透性”（the impenetrability of the other）：在现代社会中，尽管我们都似乎熟悉法律、道德、习俗等等各种社会规范，乃至见面“亲切地”互道“how are you”或“吃过饭了么”，我们实质上仍永远不可能确定性地知道，另一个个体下一步会做什么。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存在各种法律规范等“外部保证”，“诺言”（或“promise”）这种古老的形式依旧长盛不衰、始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扮演着重要角色；换言之，我们仍需要对方向自己做出个人性的保证，即使彼此心底都清楚，作为一种符号性的交换（symbolic exchange），“承诺”、“信用”乃至“发誓”本身所带来的，根本上也仍是一个不确定性。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不止一次经历过——或者看别人经历过——这样的捶胸时刻：“我以为我是最了解他的……”“我对她是这样的信任……” 　　而在两性领域，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已故的法国精神分析师拉康（Jacuqes Lacan）会断言“两性关系并不存在”。那正是因为：你的“另一半”（老公/老婆、男朋友/女朋友……）、或你所爱得死去活来的那个人，其实永远只是你自己脑子里面形成的一个影像，而非那个个体本身。那个个体在存在论的层面上，永远是不可穿透的，这就是很多人当突然遭遇到自己“另一半”的另一副“完全陌生”的面目时，往往会瞬间崩溃、由爱转恨……而那些爱情长剧或武侠小说，则往往会在最后宣布，那“另一副面目”其实乃是被歪曲的假象（他并没有“负心”而其实是去采“天山雪莲”，她虽然“改嫁”但实际上“宁死不从”、仍“守身如玉”……），而假象的歪曲者，则自是整个故事里的大奸角、美满爱情的破坏者……是以，它们提供现代人的，便是最纯粹的幻想。正因为“他者的不可穿透性”，所谓的“两性关系”（不管某段“关系”是“幸福”还是“不幸福”、“美满”抑或“不美满”），永远是你自己和自身脑子里所幻想出的某影像的“关系”。 　　因此，尽管此刻有无数的人在谈论弗大枪击案的凶手Cho Seung-Hui，谈论他的性格、他的爱情、他的成长环境……但是，除了制造出多一个捶胸扼腕时刻（“谁想到这个孤独、不合群的学生竟会……”）、生产出多一些“天山雪莲”的故事（“他实际上是以极端的方式，对这个富人当道的社会表达抗议……”）之外，谁真正地“知道”Cho Seung-Hui？

  “暴力”是怎样炼成的 　　除了以上这一点之外，这样的一个个人持抢杀人案，并没有提供我们更多的意识形态分析的空间，如果我们不打算走那些通俗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的套路。 　　在这样的套路中，最差劲的一种，便是孜孜不倦地“分析”该凶手的个人性格、生活氛围、乃至成长环境，仿佛一下子个个“分析者们”都对此君十分“了解”，都曾看着他长大、或跟他一起生活过似的。“新华网”上有一篇《心理学专家：“兽性”已经占据凶手内心》的“分析”，文章起首便这样写道：“枪击案之后，赵承熙在人们眼中已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杀人恶魔’，有报道称无法仅仅用残忍和变态来形容他。然而在临床身心行为学家、香港身心行为辅导中心创办人李宝能看来，正是赵承熙孤僻的性格及其成长环境一步一步缔造了这个‘杀人恶魔’，案发前，他与女友的吵架更是成为导火线，他的行为可以用动物反击性本能来解释。……”文章最后的结论乃是：“李宝能认为，赵承熙对社会的承受能力已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而此时与女友的闹翻恰恰成了他杀人的导火线。他对周围人的仇视、对社会的不满全部喷涌而出，此时‘兽性’已经完全占据他的内心。”我们从这位根本不认识“赵承熙”（更遑论他的“性格”乃至“成长环境”）的“专家”所作出的这番“分析”中所能“了解”到的信息，并不是关于那位凶手或其他任何一个人，而惟是关于这位“专家”本人，因为认为这套“女友闹翻”+“仇视周围人”+“不满社会”=>“兽性”总爆发的逻辑“行得通”的人，首先便正是他自己（换言之，当他本人处身于“赵承熙”的这“三重状况”，他应对自己的“兽性”总爆发并不感到十分意外）。 　　在这类通俗社会学－心理学套路中，较为“高明”的一种，或许是对该韩国学生在异乡所遭受的生活挫折作“心理分析”、对弗大乃至美国社会对亚裔学生所“普遍持有”的冷落态度甚或深层歧视作“社会分析”……其中最“精致”的版本，还能把这种“分析”转化为一种“社会批判”。然而在今天，这类“‘精致’的通俗套路”，恰恰本身已成为社会暴力的藉口，并参入到暴力“再生产”的过程之中：在今天的西方社会中，那些在街头群聚殴打阿拉伯人或黑人的光头党或新纳粹，个个都可以一开口说出许多这样的套路来（他们抢掉我们的工作、不尊重我们所珍视的自由理念……）。换言之，“我的暴力”跟“我”无关，那是因为其它的A、B、C……X、Y、Z。最经典的“心理学藉口”，还可以追溯到“我”童年时所遭受的“性侵犯”……在国内，2005年的那场所谓的“反日运动”（在网上则更是被称为“抗日运动”）中，我们不正是近距离地看到当代暴力的这种“精致藉口”：“我”砸烂了日本料理店、殴打了日本观光客，那实质上跟“我”没有关系，而是关于我们民族的“血债”、我们中国人的“尊严”……

  有谁在谈论暴力？ 　　弗大的这一枪击案，用当代法国政治哲学家巴里巴（?tienne Balibar）的术语来说，正是“‘ultra-subjective’ violence”，即彻底的主体性暴力。而恰恰值得我们进行意识形态分析的，乃是与之相对的“‘ultra-objective’ violence”，即“彻底客观的”暴力、或者说结构性的暴力，它指的是诸种内在于社会状况/结构的暴力。比如一个社会中的“赤裸生命”问题（该问题本身由当代意大利政治哲学家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提出），即那些被卷入整个社会系统之中、却不被赋予任何“合法”身份、可以被随意牺牲的个体（如“非法移民”、“黑户口”、“流民”、“三无人员”等等）。针对这些“赤裸生命”的暴力，便正是结构性的暴力，因为对于此种暴力的分析，必然会走向对一个社会的结构性分析——该社会是如何对待被它排斥的、可牺牲的个体；更根本地，它是如何“自动”地“标识”、“区分”不同的个体。 　　然而在今天，人们——尤其是媒体从业者——总是习惯于把其“目光”投向往往具有震撼性效果的主体性暴力（不管是强奸还是枪击、不管是老父自杀还是学生滥杀）；而那结构性的暴力，则因其“不露痕迹”或“司空见惯”，在所谓“注意力经济”主导的博客时代，人们连谈论的兴致也没有。试问：在“孙志刚事件”之前，多少人曾对那些针对“无业流民”的社会性暴力关注过？直到孙志刚先生被殴致死，才有一些人开始谈论这一暴力，相关的社会机构才不得不正视这一问题。是以，也真不知这一事件究竟是一件惨剧，还是根本上乃是一件“幸事”——若非如此，不正是会有更多的“三无人员”无声无息地惨遭暴力伤害？ 　　在这篇“反评论的评论”末尾，我想顺便提一下：几年前我所在的澳大利亚墨纳什大学，同样发生了学生持枪射击案（两死五伤），地点就在我现在经常去的楼面的上面一层。对于今天国内就弗大枪击案之凶手国籍的那“长出一口气”的反应，值得指出的是，那次持多支手枪在教室里乱枪扫射的凶手，便正是一名中国留学生。对于那些因“国籍”问题而大谈特谈该事件的人们，或许对于他们有点“价值”的，是以下这一情况：墨纳什枪击案之后，澳大利亚的当地人并没有就此改变对中国人的看法或态度。我想在澳洲的多数华人，都可以为此作证。对“国籍”问题份外“敏感”的心态、乃至以“民族”血债之“藉口”行使暴力的行为，看来并非是一个“跨国现象”。

  　　　　　　　　　　　　　　　　　　　　　　　　二〇〇七年四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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