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尔凯郭尔：尴尬的一生

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克尔凯郭尔研究中心副教授Joakim Garff写过一本《索伦·克尔凯郭尔传》，（英译本由Bruce H. Kirmmse翻译）。在这部传记中，作者详细探究了困绕这位存在主义之父短暂一生的四桩丑事。 第一桩虽然不是发生在克尔凯郭尔身上，但他始终将之视为耻辱——那就是他的出生。克尔凯郭尔的父亲原本是日德兰半岛上的放羊童，11岁那年到哥本哈根一个纺织品店当学徒，后来成为富有的商人。在为第一任妻子服丧期间，他使自己的女佣安妮怀了孕，无奈之下只好缔结婚约，5个月后第一个孩子出世。接下来的年月里他们生了2个女儿3个儿子，索伦是最小的儿子，出生那年他的父亲已经56岁，母亲45岁。于是索伦成了父母无可救药的淫欲的活生生的证据，他一生以此为耻。 克尔凯郭尔认为他父亲的高寿并不是上帝的福祉，而是一种诅咒。母亲未婚先孕，违背了耶稣的教诲，他们一共养育了7个孩子，但除了克尔凯郭尔和他的一个哥哥，没有一个活过34岁（也就是耶稣的大限）。作者给了些许暗示，认为老克尔凯郭尔的死与梅毒有关，而他把这种肮脏的病传给了他的孩子，在丹麦语中“原罪”的意思就是“遗传的罪”。 老克尔凯郭尔是个精力旺盛的男人，而索伦却极其厌恶生理上的性爱。现在我们并不清楚他是不是处男，虽然以前的传记作家根据他日记中的只言碎语（“上帝啊，上帝啊，那野兽般的咯咯笑”）推断出他曾在妓院里有过可怕的经历，但是Garff对此表示怀疑。 第二桩丑事便是克尔凯郭尔的悔婚。他的未婚妻贾娜·奥尔森（Regine Olsen）小他九岁，出身名门，教养良好。父亲是国会议员、财政部长，本人喜爱绘画，几乎没有任何缺点。Garff在传记中说：“她是一位出身大资产阶级的可爱姑娘，和所有人一样想得到幸福。”然而在克尔凯郭尔的《人生道路之各阶段》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给她的永别信：“请忘了写这信的人，并且原谅他吧，也许他可以做很多事，但是无法给一个女子幸福。” 当时他的父亲刚去世，留给他和哥哥一大笔遗产，他们每个人得到四分之一，剩下的钱换成股票和证券来增加收入。不管在贾娜眼中有何种价值，反正她“像母狮一样”挣扎着要留住他，不顾礼节地闯进他家留下一张“彻底绝望的字条”，请他看在耶稣和他父亲的面上不要离开她。两个月后她接受了现实，在与克尔凯郭尔的会面中，她说：“你在我身上玩了一个可怕的游戏。” 两年后，贾娜和少女时代的家庭教师施莱格尔（Johan Frederik Schlegel）订婚。施莱格尔当时是一位前途无量的律师，也是好丈夫的不二人选，“他简直就是克尔凯郭尔的完全对立面：他稳重、和睦、健康、耐心、从不说反话。”与此同时，克尔凯郭尔仍旧生活在文字的世界中，他在《勾引者日记》中美化了与贾娜的罗曼史，用高深的哲理文体倾吐了对贾娜的歉意和敬意。1843年出版的《或此或彼》在哥本哈根引起了注意，这时居住在巴黎的安徒生曾收到一封信：“一颗新的彗星在天空中划过……我想在卢梭的《忏悔录》之后还没有一本书能在公众中引起这样波澜。” 《或此或彼》中这样写道：“如果你结婚，你会后悔；如果你不结婚，你也会后悔。”在稍后创作《反省》时，他不断受到与贾娜复合的念头的折磨，但当贾娜与施莱格尔订婚的消息传到他耳中，他修改了原稿，加入了一些憎恨女性的内容。然而，分手那一刻的场景一直萦绕在他心头，以至于他死后将挥霍所剩无几的遗产都留给了贾娜。贾娜这时已是施莱格尔夫人，她的夫君掌管丹属西印度群岛，自然拒绝了这份遗产。但据当时人回忆，后来成了寡妇的贾娜追忆往昔时“总是从施莱格尔开始，把他的好处碰上天，但是……总是以克尔凯郭尔作为结束。” 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克尔凯郭尔决定取消婚约，恐怕现在人很难说清。Garff推测克尔凯郭尔可能有难以启齿的隐疾——癫痫症，所以在婚姻问题上犹豫不决。 第三桩丑事源于下流杂志《海盗》（The Corsair）对克尔凯郭尔的攻击。Peter Klæstrup画了一系列漫画，把克尔凯郭尔描绘成一个驼背、鹰钩鼻、戴着高帽子的哲学家，两条腿细得可怜，最滑稽的是，他的裤脚永远不一样长。1846年，克尔凯郭尔的裁缝以自己的声誉因为他受到了恶劣的影响为由请他另谋高就。他的亲侄子一次在街上碰见他想和他打招呼，但是发现路人都停下来看他的叔叔，他自己也发现叔叔的裤脚真的是一长一短，于是这位侄子本能地停下来，然后马上想起自己要到另一条街上去办事。 这种尴尬使得克尔凯郭尔每天上街都成了一种折磨，他曾经表示“被一群傻瓜糟践是一种慢性死亡”。如果耶稣复活的话，他认为：“他也许不会被判死刑，但是会受到嘲弄。这就是理性时代的殉难。” 也许正是群众们嗅到了克尔凯郭尔自己对自己的评价。十七岁的时候他入近卫军服役，才三天就被医生诊断为不适合从军；1840年代，他就饱受痔疮、便秘、失眠、头晕之苦，有时还咳血。他曾在日记中承认：“贾娜不喜欢我的高鼻子，也不喜欢我的大眼睛，也不喜欢我的小脚——或者我的聪明脑瓜——她只是喜欢我，但是她并不理解我。” 耻辱的《海盗》事件在克尔凯郭尔心里像一剂宗教毒药。1848年，他写道：“说实话，如果这一切没有发生在我身上，我永远不会成功地启蒙基督教。”稍后他又写道：“我被允许经历了一种孤立隔绝，一个人没有这种经历就不能理解基督教……一个人必须在虐待中学习。”在1850年代中期，他对基督教的理解变得异常激进，他甚至认为：“基督教是撒旦的创造，目的就是为了让人类不幸福。” 这个曾经“无法让一个女子幸福”的男人将人类的不幸视为与上帝关联的固有本质：“一个完全决定性的因素就是：基督教是异教，完全不能与世界相容，用简单的认识去敬畏世界、敬畏人类是非理性的……我觉得自己就是异教徒。这种痛苦，我将之理解为与上帝的交流。” 正是这种宣言，引发了克尔凯郭尔一生中的第四桩丑事——所谓的攻击基督徒。 这种攻击其实是对蠢人的反击。在避开教会和牧师私自印行的小册子中，他写道：“这些平民学会嘲笑我，于是自行切断了与最真诚地热爱这个国家的一个人的关系。”“这些讨厌的人们（牧师）讨生活的办法就是阻止你去认识什么是真正的基督教。”在听闻了这些大逆不道的言论后，声名显赫的教会领导人Nikolai Grundtvig公开谴责克尔凯郭尔是“谎言之父……用表面的清晰和各种华丽的错觉迷惑信徒，但是只会抹杀所有的人性，使他们置身黑暗中。”克尔凯郭尔的父亲是Grundtvig的追随者，而另外两位路德教的主教对克尔凯郭尔的攻击非常恼怒，他们一位是老克尔凯郭尔的忏悔牧师，另一位是克尔凯郭尔年轻时的导师。于是攻击最后成了父子间的家务事，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父亲诅咒的一种重复。 在他日记的最后一条中，有这样的话：“我的生命的使命就是：达到对生命最高程度的厌倦……我被一桩罪恶带到人世。我的存在因为违背了上帝的意愿。这桩罪恶——并不是我的罪恶，但是它使我在上帝的眼中是有罪的——就是赋予生命。所以对这桩罪恶相应的惩罚是：剥夺所有对生命的欲望。” 生命本身就是一桩丑事——这就是克尔凯郭尔的反击。他垂死的时刻拒绝与指定的牧师交谈，但是当他最信任的追随者Emil Boesen问他到底信不信耶稣时，他说：“当然信。”那么，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的一生或者迷失在了“抽象无限的眩晕中”，或者在“宗教的无限本质中”得到了拯救。 http://www.blogcn.com//user62/artcenter/blog/2496787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