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中国》 读书笔记

《性别中国》 戴锦华 2006 1 多重话语与实践中的“新女性” pp.44-47 《神女》更为成功地实践着这一时期的社会文化诉求：再一次将视野投向底层民众与底层苦难，但不是为了表达“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满腔愤慨，而是为了将人们的视野引向不公、不义的社会制度，借此呼唤社会革命的出现。《神女》更多地显现为欧美电影之母爱情节剧的中国版，神圣的母爱，则成为“神女”行为的内在逻辑和主导动机，也正是借此获得了道德上的崇高感。在三十年代左翼电影的总体语境中，这份崇高将再次被转移为底层/劳动阶级的生存正义性表达。《神女》拒绝在影片文本内给人物救赎性的结局，正在于它将救赎的可能放置在更大的社会语境中，放置在一个被勾勒、被显影的未来图景之内。一个不幸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女性，一位为奴隶的母亲，再一次被用作社会苦难与社会痼疾的指称，并尝试通过她的崇高与不幸，产生某种社会动员的力量。 2 花木兰热与木兰辨 pp.62-65 木兰故事中最为有趣的是“男装”从军，这似乎很容易“转译”为现代文化中的“易装”概念。事实上，在前现代中国的民间文化中，确乎存在着一个与 “巾帼英雄”序列并行的“易装女”的故事，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梁山伯与祝英台》。这类故事也和木兰故事一样，在中国电影的开篇伊始，便入选为现代重述的对象。类似故事所（潜在）包含着易装、性别错认、欲望误投的内容，似乎可以相当直接地被转译为现代人的性别、跨性别身份的叙述。尽管它们最初入选为现代重述的对象，其着眼点只在于爱情故事或爱情悲剧的意义——当然，在现代性话语中占有特殊位置的爱情话语，至少在现代中国，直接服务于批判封建文化及个人与个人主义话语的确立。“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雌雄”所凸显的，与其说是在表述性别的超越或错认，不如说是在表述性别的社会功能角色转换的可能。也可以说，《木兰辞》正式通过对木兰军旅生涯的简约呈现，略去了这一故事中可能包含的性别误认的场景。因此，木兰故事中的“男装”，与其说是某种现代意义上的“易装”，不如说，更接近于一种“化装”或“扮演”，或者说，它正是对“代父”意义的强化，自觉地通过“化装”，暂时地接替或扮演男性的社会功能角色。女子易装从军，间或构成了某种对前现代中国性别秩序的僭越，但它并非反叛者的僭越，而是至诚者的僭越。可以说，在前现代中国的社会语境中，木兰故事所凸现的是传统中国文化或曰封建意识形态的核心表述之一：孝，这便是“代父”之意义所在，而由孝及忠，由家及国。而在二十一世纪初全球化的语境中，花木兰不是扮演男性的社会功能角色，而是扮演全球视野、或想象中全球视野中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