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良《素书》白话文校译

《素书》白话文校译

《素书》在民间被视为奇书或天书，相传为秦汉之际的黄石公所作。传说黄石公三试张良后，才将此书授予张良，以示慎重。张良正是凭借此书帮助刘邦平定了江山。《宋史•艺文志》载：“宋代有黄石公《素书》一卷，张良所传”。

据说张良当初非常珍惜此书，并没有把这部书传给后人，甚至将此书作为陪葬品埋进了自己的坟墓。幸亏在张良死后大约五百年的晋代乱世中，盗墓人从张良墓中的玉枕中偷得此书，才使《素书》重见天日并在民间流传开来。这段逸闻记载于宋朝人张商英为《素书》写的序里。传说张良虽然只用这部书里的一小部分道理就帮助刘邦取得了天下，但是张良到死也没有完全领悟书中的真谛。因此，后世之人，才能不如张良者如过江之鲫，无法窥探此书真意也在情理之中。然而，历朝历代并没有对此书引起足够的重视，终使此书湮灭于世。

2012年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引用《素书》中的古句“守职而不废，处义而不回”，又让《素书》重新焕发出光彩。

我认为《素书》之所以伟大，在于直指人心（人性）与道心（道性），通俗地讲就是清晰地解析小到为了确保个人一生的平安，做人应持有的价值观尺度和行为边界；大到为了确保一个国家的稳定，统治者应持有的价值观尺度和行为边界。也就是说，《素书》适用于，“明明德”，“亲民”、“止善”，以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懂得《素书》的原理也能真正懂得《厚黑学》，才能真正明白历史是由人所写就的，所有人世间的悲欢离合、成王败寇不过是人心与道心的聚合或裂变而已。也有利于真正理解明代王阳明先生的睿智和洞察力。

暮初于研习《厚黑学》之际，尤感近代诸多《素书》白话文译本，各有辞不达意之处，无奈于田圃劳作之余，费心费力校译之。诸般苦心，惟阅者察之。故曰，书不在多，惟其可用也。

[原文]原始章第一

夫道、德、仁、义、礼五者，一体也。道者，人之所蹈，使万物不知其所由。德者，人之所得，使万物各得其所欲。仁者，人之所亲，有慈慧恻隐之心，以遂其生成。义者，人之所宜，赏善罚恶，以立功立事。礼者，人之所履，夙兴夜寐，以成人伦之序。夫欲为人之本，不可无一焉。贤人君子，明于盛衰之道，通乎成败之数，审乎治乱之势，达乎去就之理。故潜居抱道，以待其时。若时至而行，则能极人臣之位；得机而动，则能成绝代之功。如其不遇，没身而已。是以其道足高，而名重于后代。

[文话文释义]

道、德、仁、义、礼，五位一体，不可分离，缺一不可。虽然五位一体，但层次有别，所以分而用之则误，合而用之则吉。

道，是人人都需遵循的自然规律和自然法则。万事万物都遵循着道的约束，道也寓于万事万物之中，因此我们身在其中反而感觉不到道的存在。也就是说，道的神奇之处还在于万事万物虽受制于道（自然规律和自然法则）但又无法清晰追溯其发展的轨迹。好比是我们感觉不到空气的存在，但空气的的确确在我们的周围甚至身体内存在着。好比是任何圆形均有圆心存在，但圆心既没有颜色也没有大小，不可见。

德，是人对于道的心得，也是万事万物受制于道的表征。德是在人的身上具体体现道的存在，是道的感化，是道的一种人格化。道如规矩，而德如方圆。得道深则德也深，得道浅则德也浅。所以，德有深浅之分，德有贤愚之别。有所求必有所得，只是得之深浅，视造化之功而定。尽管如此，毕竟鱼有鱼途，虾有虾道。依德而行，人可使自己的欲求得到满足；符合德的要求，自然界万事万物也因此各得其所。故曰，道者如河流，德者如堤岸，德高者能得上道，德弱者能得下道，各有所得也。道者如三千弱水，德者如瓠瓢，举水几何，视瓠瓢之器量而定。故德有上德与下德之分。

仁，是人们与生俱来的亲近融合之心，如水入海，如雨润土。有仁慈、聪慧、善良的情怀是促成仁的基础条件。

义，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道德准则。义中蕴涵着理，所以人们根据义中之理奖善惩恶；以义的原则作为建立功业的基础条件。

礼，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行为法则。人人遵循礼的规范，才能兢兢业业、勤奋努力，才能形成正常的社会秩序。

以上五个方面是做人做事的根本，缺一不可。

凡是贤明能干的人物以及品德高尚的君子，都能够看清国家盛衰的规律，也懂得存亡的道理；既了解治理乱象的途径，更知晓隐退仕进的方法。其中的奥妙在于：盛衰有其规律性，成败有其定数，治乱在于能分清势之正逆，去留有其内在的逻辑性。

因此，当条件不成熟时，甘心隐伏，静守正道，加强准备，等待时机。一旦时机来临而有所行动，则能建功立业，位极人臣；看破玄机，顺势而为则能成就绝世之功。假如生不逢时，只不过无闻于世而已，不会有大的损害。如果明白这个道理，智慧就比别人高，名气也比别人大。

[暮初评注]

人于出生之时，智力懵懂未开。随着年龄的增长，通过知识积累和社会历练才逐渐掌握了生存的技能。但是，一个无可回避的事实是，每一个人的生存技能千差万别，假若人与人之间相比较，一生之中所得到的利益也是多寡不均。从生物学上讲，虽然人的身体结构和基因水平具有极大的相似性，智力水平也具有较大的相似性，也就是说，差异性较小。但是，仅仅这样的较小差异性就使人性形成了光怪陆离的多样性。也就是说，无论哪朝哪代，也无论是古代或是现代，上智下愚的社会阶层的结构分层永远存在，利益多寡的差异性也是各个时代的客观存在。

当然，处于“上智”的社会阶层不愿自己的后代沦为“下愚”的境地，不愿意自己的既得利益烟消云散；而现实中的“下愚”的社会阶层更不愿让自己的后代世世代代沦为“下愚”。因而，双方都在寻找突破这个瓶颈难题的解决办法。

但是，由于这个问题从古至今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也使人怀疑是否真的存在这样的解决办法。当然，人们是不会甘心的，找不到一条“上路”，那么就找一条“中路”。这条中路就是读书。从古到今，中国人都信奉一个理论，这就是读书做官，以争取在“仕农工商”的社会序列中处于高位。到了现代更加信奉“知识改变命运”的谬论，妄想通过“知识”来弥合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并把取得文凭当作是进入社会的唯一敲门砖。事实上，文凭未必一定能成为晋身社会上层的通行证。知识的普及虽然有着积极和正面的意义，但是，无论怎么普及也不能消除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最多只是达到高位均衡而已。而且，这种均衡所反映的只是一种互补平衡，并不代表知识结构的相同性。何况，所谓的“知识”还得分“有效知识”还是“无效知识”，因此，连达到上述的均衡也是较为困难的事。虽然通过读书，也就是通过积累知识获得相应技能的模式，是凭一般人的智力水平能够认同的最佳的一条路，而且别无他路。至于通过获得社会关系或是通过务农、做工、经商找到晋身社会的路则是更加摸不着方向了。这也反映了社会价值认识中的趋同性，或称之为羊群效应。

也就是说，在人的精神世界中总是一片黑暗，人生的前行道路中原本就没有什么指路明灯，都是盲听盲从，都是别人举什么灯，我也举什么灯；别人走什么路，我也走什么路。手中的灯能否照耀自己的前途，确实谁也没有把握。何况，更多的时候，自己的手中并没有灯，是靠别人的指引并摸索前行的道路。

《素书》是一本天书，简洁地直指人心和道心，犹如一盏人生的明灯。但是，这盏明灯有一个局限性，那就是只能一个人用，不能让大家都用。当只有一个人知道时，才能占据思想的高地，统驭别人。当人人都知道时，就将这种差异性消除了，也就不存在这种位势了。这也是《素问》在现代社会中作用不大的原因所在。也就是，当秘籍已不成为秘籍时，一些杀招就不起作用了。

但是，《素书》真是一无是处了？答案也是否定的。其实对于当今社会还是具有较好的借鉴作用。只是《素书》的论述方式过于简洁，使人误以为所谓的“天书”也不过如此。这或许就是古人的高明之处，看似平凡的书却使上智者得道，中智者得德，下智者得仁义，全凭个人的慧根和悟性。遍观古代的著作如《道德经》、《易经》者莫不如此。因此，以今人的智力轻视古人智慧，是无知的表现。

《素书》开篇就建立起一个金字塔结构，这就是“道、德、仁、义、礼”，最上端的“道”最不容易捉摸，也不容易理解，因而知道的人也最少。而“礼”知道的人最多，但是层次最低。因此《素书》认为，一个治国者必须统盘了解这个结构，并通过这个结构层次去治理社会。只有站在思想的金字塔高端才能洞悉世人的行为举动，才知道什么人可以为我所用，什么人必须小心提防；什么人可以团结，什么人必须消灭。其次，实事求是地评估自己的力量积蓄的程度，能否真正战胜一切与已抗衡的势力，从而选择时机，选择敌友，绝不把自己置身于危险的境地。先求生存，再求发展，步步为营。其三，要以“道、德、仁、义、礼”的要求去规范整体的社会行为，把整体社会分层次地装进这个金字塔中，统治者剩下的工作就是牢牢看住这个金字塔。当然，这一点不能让百姓们看透，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把《素书》隐藏起来。汉代张良所采取的办法就是随葬。谁曾想，后来被人盗墓，这或许也是天意。好在《素书》也没有几个人能看得懂，粗看之下似乎都是陈词滥调，因此得以流传至今。要是总是谁一拿到一本奇书就视为珍宝，而且动不动就将其随葬，估计今天我们连这本书的名称也不知道了。

当一个人凡事能够洞穿事情的来龙去脉和整体结构变化，从而慎始敬终，那么这个人要他不成为“上智”之人也是很难。所以，这也是张良非常珍惜《素书》的原因之一。想想也是，张良仅凭参悟了这本书的一部分道理就帮刘邦取得了天下，因此这本书一定还隐藏着我们至今无法破解的道理。也就是说，当我们了解这本书的字面意思后，可能无法参透各个基本要素依据某种神秘法则的组合形式。或许，神秘的力量就在这些组合之中。例如中国古代每位军事家都熟悉《孙子兵法》，因此《孙子兵法》几乎没有秘密可言，但是每个时代总是有一小部分军事家能够成为常胜将军，这似乎是一个令人奇怪的现象。但是，答案非常简单。之所以能够能成为常胜将军在于有一个整体观、全局观，尤其是各种要素的组合变化和力量对比的条件，也就是说，心中有一个整体结构并清楚地知道这个结构中哪些是薄弱环节，哪些是兵力浪费的环节。按照文学的说法，就是“胸有成竹”。

所以说，当《素书》告诉你需要注重“道、德、仁、义、礼”这五个要素，但是究竟这五个要素是以怎样的空间结构（空间模型）组合在一起，这就是秘密所在了。好比是砖头、瓦片、木料是造房子的材料，但是在这些材料没有组成房子之前，材料就是材料；但一旦搭建成房子后，这些砖头、瓦片、木料就不是单纯的材料了，是组成结构的一部分了。但房子的结构如何设计既与搭建房子所用的材料有关系，但又没有多大的关系。也就是说，房子的结构意义远远大于单纯的砖头、瓦片、木料分散的意义。

本章之所以命名为《原始章》在于是通篇的立论基础。而立论的底气在于建立一个包含“道、德、仁、义、礼”结构要素的体系。知道了组合形式，可能会找到一条通往神秘之乡的道路。

[原文]

正道章第二

德足以怀远，信足以一异，义足以得众，才足以鉴古，明足以照下，此人之俊也；行足以为仪表，智足以决嫌疑，信可以使守约，廉可以使分财，此人之豪也；守职而不废，处义而不回，见嫌而不茍免，见利而不茍得，此人之杰也。

[文话文释义]

品德高尚，可以让人心悦诚服；诚实可信，可以统一不同政见；以义当先，可以服众；才识杰出，可以分辨历史上的得失；贤明睿智，可以明析当下的事理，这样的人可称之为“人中之俊”。

行为举止可以为楷模，聪明智慧可以解疑难，道德诚信可以守契约；廉洁公正可以理财务，这样的人可称之为“人中之豪”

克尽职守，无所废弛；恪守信义，无所变易；虽遭猜疑，仍能义无反顾；利字当头，仍能不见利忘义。这样的人可称之为“人中之杰”。

[暮初评注]

人生在世，有一个最大的缺陷就是不明方向和事物的边界。因此，明智的统治者正好利用这个缺陷来统治百姓。当然假如统治者本身也有这个缺陷，那么统治者本身将面临改朝换代的危险。而所谓的方向就是选择，就是有所得，有所舍。所谓统治者就是权、利、位、势的绝对占有者，但是要保持权、利、位、势，必定需要牺牲一部分东西。《素书》把统治者分为几个层次，这就是“人之俊”、“人之豪”、“人之杰”。其中，“人之俊”以德、信、义、才、明的面孔昭示世人；“人之豪”以行、智、信、廉的形象为世人楷模；“人之杰”以守职、处义、见嫌、见利中的分寸为世人之标杆。

问题是，不要以为这些统治者表里如一，知行合一，能真正成为“人之俊”、“人之豪”、“人之杰”，而是让百姓以为这些统治者应该是这样的人就可以了。也就是说，努力保持“人之俊”、“人之豪”、“人之杰”的形象对于统治阶层而言，实则是一种牺牲，但是这种牺牲背后有着老百姓所看不明白的权、利、位、势的更大利益。是否愿意以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利益，一是看统治者的眼光，二是看统治者的器量，三是看统治者的气数。因此，当张良帮着刘邦“忽悠”取得政权后，张良却明智地选择隐退了。他最了解刘邦的脾性，刘邦无非也是小人一个。但是，历史上的刘邦无愧为“人之俊”、“人之豪”、“人之杰”，至少正史中是如此认为的。所以，要蒙骗百姓，“人之俊”、“人之豪”、“人之杰”的形象是必不可少的，甚至为了保持这种形象也要部分牺牲掉自己的一些利益，目的在于攫取更大的利益。平心而论，张良辅佐刘邦是因为这个平台可以借用而已，并刻意把刘邦打造成“人之俊”、“人之豪”、“人之杰”，从而号令天下，平息天下动乱，还百姓一个和平的世界。也就是说，张良并不想成为“人之俊”、“人之豪”、“人之杰”，已超出了这个范畴，早就是一位真正的得道之人。

本章之所以命名为《正道章》，讲解了要成为统治者应该树立怎样的形象才能服众。或者说，如何正确认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道理。

[原文]

求人之志章第三

绝嗜禁欲，所以除累。抑非损恶，所以让过。贬酒阙色，所以无污。避嫌远疑，所以不误。博学切问，所以广知。高行微言，所以修身。恭俭谦约，所以自守。深计远虑，所以不穷。亲仁友直，所以扶颠。近恕笃行，所以接人。任材使能，所以济物。殚恶斥谗，所以止乱。推古验今，所以不惑。先揆后度，所以应卒。设变致权，所以解结。括囊顺会，所以无咎。橛橛梗梗，所以立功。孜孜淑淑，所以保终。

[文话文释义]

杜绝不良嗜好，禁止非分欲望，就可以免除各种牵累；抑制错误的行为，减少邪恶的念头，就可以纠正过失；杜绝美酒和美色的侵扰，可以洁身自好；

回避嫌疑，远离是非，就可以不出错误。广泛学习，善于质疑，就能丰富自己的知识；行为高尚，守拙慎言，就能修养身心；

恭敬、节俭、谦逊、朴实，就能守身不辱；深谋远虑，就能不陷于困危；结交仁义正直之人，就能脱离逆境。

虽智慧高远仍能宽厚待人、务实进取，就能让人不离左右。才适其任，能适其用，才能更好地成就事业。

抑制邪恶，排斥谗佞，可以平息动乱；

以古鉴今，就能不受困惑；确立原则，周密计算，才能应付危机；因势利导，堵疏结合，可以解开社会难题。

全局谋事，顺势而为，不以小处之失为失，不以小处之得为得，才能避免错误；坚定不移，勇敢果毅，才能建功立业；勤勉不懈，小心谨慎，才能善始善终。

[暮初评注]

古人云，小不忍而乱大谋。这就是说，人的本性其实是不喜欢任何约束的，但是假如总是随性而为，不能终成大事。也就是说，凡能成大事者，必定能“动心忍性”，克服一些不良的心态和行为，以建立社会对于本人的诚信认同。《孟子》中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也就是说，当大事未成或大事未稳之时，必须“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一旦大事已成或大事已稳，则无可无不可。当然，警钟长鸣也不是坏事，历代一些统治者原以为稳坐江山，殊不知天不遂人愿，半路丢失江山的也不在少数。原因在于对于大事究竟是否成，大事究竟是否稳，缺乏一个正确的认知。而且，一旦本性暴露必定并为之付出代价，无论古代还是现代，无论朝野，这种实例俯拾皆是。

所以本章所说的就是如何“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的一些要点，依计而行，就能养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毅力（克制力）。

本章之所以命名为《求人之志章》，在于“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不仅能养成一种毅力，也能树立一种良好的形象，从而吸引天下的有志之士围绕左右，帮助自已成其大事。

本德宗道章第四

夫志，心独行之术。长莫长于博谋，安莫安于忍辱，先莫先于修德，乐莫乐于好善，神莫神于至诚，明莫明于体物，吉莫吉于知足，苦莫苦于多愿，悲莫悲于精散，病莫病于无常，短莫短于苟得，幽莫幽于贪鄙，孤莫孤于自恃，危莫危于任疑，败莫败于多私。

[文话文释义]

所谓“志”，就是精神上的特立独行。最大的能力莫过于谋全局，最大的坚毅莫过于忍辱负重，最杰出的榜样莫过于修德，最大的快乐莫过于好善，最神奇的事情莫胜于至诚，聪慧源于明辨，吉祥源于知足，苦难源于多欲，悲伤莫过于意志消沉，病情莫过于捉摸不定，短视莫过于小利，心魔源于贪欲，孤独源于恃才傲物，内讧源于猜疑，败政源于自私。

[暮初评注]

上一章是《求人之志》，本章则对于什么是“志”作了更加明确的解释和细化。“志”在于精神上的特立独行，而要做到这一点并不是盲目的一意孤行。要做到特立独行，必须有一个结构性的精神基础。这个结构包括“博谋”、“忍辱”、“修德”、“好善”、“至诚”、“体物”、“知足”，并且要避免因“多愿”、“精散”、“无常”、“苟得”、“贪鄙”、“自恃”、“任疑”、“多私”带来的困局。

本章之所以命名为《本德宗道》，在于本章所围绕的“志”，归根到底在于就是要树立一个正确的方位标识，这个标识就是以“德”与“道”为导引。一切行为要合乎“德”与“道”的要求。要以德为本，以道为径。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世人皆醉我独醒”的境界，才能找到一条通往最大利益的坦途。也就是说，惟有“本德宗道”也能一辈子获得心灵的安全感，而安全感比什么都重要。《老子》说，“大道甚夷，而人好径”。正是指原本就有“德”与“道”的方位标识，但世人总是舍近就远，离坦取险。对于“德”与“道”总是熟视无睹。立身的一个秘密在于权、利、位、势，在其中任占一地，则衣食无忧。千百年来，小人求而不得，大人不求而得的现象值得思考和借鉴。但是，权、利、位、势的既得利益者总是会被利益圈所抛弃，客观因素是一个方面，但是这些既得利益者往往无视于“道”与“德”的坦途，而陷于酒、色、财、气之中是最主要的主观原因所在。

道义章第五

以明示下者暗，有过不知者蔽，迷而不返者惑，以言取怨者祸，令与心乖者废，后令缪前者毁，怒而无威者犯，好众辱人者殃，戮辱所任者危，慢其所敬者凶，貌合心离者孤，亲谗远忠者亡，近色远贤者昏，女谒公行者乱，私人以官者浮，凌下取胜者侵，名不胜实者耗。略己而责人者不治，自厚而薄人者弃废。以过弃功者损，群下外异者沦，既用不任者疏，行赏吝色者沮，多许少与者怨，既迎而拒者乖。薄施厚望者不报，贵而忘贱者不久。念旧而弃新功者凶，用人不得正者殆，强用人者不畜，为人择官者乱，失其所强者弱，决策于不仁者险，阴计外泄者败，厚敛薄施者凋。战士贫，游士富者衰；货赂公行者昧；闻善忽略，记过不忘者暴；所任不可信，所信不可任者浊。牧人以德者集，绳人以刑者散。小功不赏，则大功不立；小怨不赦，则大怨必生。赏不服人，罚不甘心者叛。赏及无功，罚及无罪者酷。听谗而美，闻谏而仇者亡。能有其有者安，贪人之有者残。

[文话文释义]

谋划不周密、破绽迭出必遭下属愚弄，有过错而不自知就是愚蠢，纸醉金迷不知悔改必陷困局，言语招怨必生祸患。政令有违常理将形同虚设，政令前后矛盾注定导致失败。轻易发怒却无人畏惧必定受到侵犯。当众侮辱人者必招祸殃，杀戮下属必招危险。怠慢应受尊重之人必招不幸。与人貌合神离必陷孤独。亲近谗佞远离忠良注定灭亡，亲近女色而疏远贤人必陷昏聩。女子干政必生动乱，私授官职必生乱相。恃强凌弱就是侵犯，名不副实就是徒耗民脂。宽以待已严于律人者无法处理政务，厚待自己而损害他人者必招众人唾弃。以过失为由，剥夺他人功劳必失人心；下属各怀异心必成孤家寡人。没有给下属授于合适的职位必定关系疏远。论功行赏时吝啬小气，必定使人沮丧。多许愿少兑现必招怨恨。始迎终弃必定恩断义绝。

付出得少却期望得到厚报必定没有善果。一旦富贵就忘记当初的贫贱必定不会长久。念旧恶而无视他人的新功劳必招凶险。任用奸邪之徒，必招风险。勉强用人一定留不住。为他人谋官将陷政事于混乱。抛弃自己的优势必然削弱力量。向心术不正者商讨决策之道必存风险。

密谋的计策外泄必定失败，豪取寡施者必定衰落。将士贫穷而谋士富裕，国家实力必招衰弱。贿赂官员大行其道，政治必定昏暗。无视别人的优点长处，却对别人的缺点错误耿耿于怀必将作风粗暴。对已任用的下属时常猜疑，或者对信用较好的人又不重用都将招致政治上的混乱。以德治国，民心团结；以刑治国，民心离散。小功劳不奖赏，则无人建大功劳；小的怨恨不宽赦必生大的怨恨。奖赏不足而处罚有过必定引起叛乱；奖赏无功之人，罚及无罪之人必定造成苛政。喜听谗佞之言，仇视忠谏之言必定灭亡。藏富于民，社会才安定，搜刮民脂者必定走向残暴。

[暮初评注]

《本德宗道章第四》中明确了“志”的本义。在接下来的《道义章第五》中继续延续了“志”的话题，只是从“义”的角度来阐述假如不遵守“道义”的行为将会导致何种结果。罗列了种种必将导致败亡的结局，阐明了本德宗道和以德治国的重要性和实用性。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也就是说，从最大利益的角度来说，一切行为都必须服从于最大利益的要求。对于统治者来说，最大的利益在于让民众臣服并拥有天下。与可能的结果相违背的思维和行为必须全部去除。有时候一个君主会因为作为一个正常人的行为与作为一个君主的行为之间的定位选择犯迷糊，这正是危机的所在。或者说，作为一个君主有时必须牺牲作为一个正常人的思维和行为习惯。在古代这种概念被概括为“代天巡狩”，既然代天行权就只能代表天的利益而不是自己的利益了。在行为方式上更加接近“神”而不是人。

安礼章第六

怨在不舍小过，患在不预定谋。福在积善，祸在积恶。饥在贱农，寒在堕织。安在得人，危在失事。富在迎来，贫在弃时。上无常操，下多疑心。轻上生罪，侮下无亲。近臣不重，远臣轻之。自疑不信人，自信不疑人。枉士无正友，曲上无直下。危国无贤人，乱政无善人。爱人深者求贤急，乐得贤者养人厚。国将霸者士皆归，邦将亡者贤先避。地薄者大物不产，水浅者大鱼不游，树秃者大禽不栖，林疏者大兽不居。山峭者崩，泽满者溢。弃玉取石者盲，羊质虎皮者柔。衣不举领者倒，走不视地者颠。柱弱者屋坏，辅弱者国倾。足寒伤心，人怨伤国。山将崩者下先隳，国将衰者人先弊。根枯枝朽，人困国残。与覆车同轨者倾，与亡国同事者灭。见已生者慎将生，恶其迹者须避之。畏危者安，畏亡者存。夫人之所行，有道则吉，无道则凶。吉者，百福所归；凶者，百祸所攻。非其神圣，自然所钟。务善策者无恶事，无远虑者有近忧。同志相得，同仁相忧，同恶相党，同爱相求，同美相妒，同智相谋，同贵相害，同利相忌，同声相应，同气相感，同类相依，同义相亲，同难相济，同道相成，同艺相规，同巧相胜：此乃数之所得，不可与理违。释己而教人者逆，正己而化人者顺。逆者难从，顺者易行，难从则乱，易行则理。如此理身、理家、理国，可也！

[文话文释义]

怨恨源于不肯赦免小的过失；祸患源于事前未作周密的谋划；幸福源于积善；灾祸源于积恶。

饥馑源于轻视农业；挨冻源于忽视织造。社会稳定在于得到有用的人才，社会失衡在于失去贤人辅政。富裕在于能招来远客，贫穷在于荒废农时。

领导者反覆无常，部属必多猜疑。对领导者轻视怠慢必定获罪；对下属欺凌傲慢，必定失去亲附。不尊重君侧之臣，关系疏远之臣就轻视这些君侧之臣。常怀猜疑之心必定不会信任别人；坦诚待人就不会猜疑别人。邪恶之士从无正直的朋友；奸邪的上司从无公正的部下。

走向灭亡的国家必定缺少贤人辅佐，混乱的政治必定不用能人当政。成大事者求贤若渴，敬重贤才的人待人丰厚。国家走向称霸，人才必定集聚归附；国家即灭亡，贤者就会先行逃离。

瘠土不产大物，浅水不容大鱼，秃树不栖大禽，疏林不居大兽。山体过于陡峭容易崩塌；沼泽之水过满则会漫溢。

弃玉抱石者如同盲人，羊质虎皮者外强中干。拿衣服不提领子势必将衣服拿倒，走路不看地面一定会跌倒。

梁柱软弱，房屋会倒塌；辅政者无能，国家会倾覆。脚下受寒，心肺受损；人心怨恨，国之根本动摇。大山将要崩塌，基础必先毁坏；国家将要衰亡，人心必先涣散。树根干枯，枝条就会腐朽；人民困窘，国家必将残破。与倾覆的车子走同一轨道也会跟着倾覆；与灭亡的国家做相同的事，也会走向灭亡。

见到已发生的事情，应警惕还将发生类似的事情，一旦发现苗头就应立即回避。担忧危险的人，常能得安全；害怕灭亡的人，反而能生存。人的所作所为，符合自然之道则吉，不符合自然之道则凶。吉祥的人，各种各样的好事都集中到他那里；不吉祥的人，各种各样的恶运都向他袭来。这不关神鬼之事，而是符合自然之道而已。

善于谋划的人不会遇到困顿之事；没有为长远谋划的人必定有眼前之忧。

志向相同必然人以类聚，同怀仁慈之心必然共同忧国忧民，奸恶之人必定结党营私，爱好相同必定渴望结交，审美眼光相当必定相互嫉妒，智慧相当的人必定相聚谋划，权势相当的人必定相互倾轧，利益相同必定互相猜忌，思想相近必定相互响应，气质相近的人必定相互欣赏，同一类型的人必定相互依靠，行为准则相同的人必定互相亲近，磨难相同必定使人亲近，觉悟相近必定互相裨益，能力相近必定相互约束，技巧相近必定互相竞争：这是由理数所定，不可与自然之道相违。宽以待已严于律人者与自然之道相违，而宽以待人严于律已者就顺应了自然之道。与自然之道相违，将遇阻力；顺应自然之道则畅行无阻。遇到阻力易生乱象，畅行无阻则顺应天理。按照上述原理，无论是修身、齐家、治国就有了判断标准了。

[暮初评注]

本章又是一个对于行为规范的注释延续，只不过换了一个层次。是从“礼”的角度来阐发。最终又回归到“道”，从而对于“道、德、仁、义、礼”的作用作了一个全面的小结，揭示了一些人性中特点，从而帮助统治者更好地把握“人心”和“道心”，把天下的枢纽关节牢牢地握在手心之中。

不为人知的是，《素书》是另一个侧面阐发了尧、舜、禹心口相传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治国真言（《书经•大禹谟》）（详见），告诫统治者必须以天道、地道、人道修身正心和治理天下大事，敬天畏地，防微杜渐。

由于《素书》相当于一本治国实用手册，背后所隐含的道理不为人知，才使得世人对其轻视。暮初在通读几遍《素书》后才觉得该书确实神龙见首不见尾，故不敢轻慢，以粗浅的评注方式抛砖引玉。

正解“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为古代治国十六字心传，最早记载于《书经•大禹谟》。即使放在现代，这十六字真言也不失其作为治国方略的先进性和代表性。

十六字直译的意思是，“人心难易其诡”，“道心难得其真”，“求真总须精纯专一”，“治世贵在守中固善”。

这里要澄清一点，古代治国的本质在于治理百姓，因此历代社会均有贵族阶层和平民阶层的区分。贵族的重要工作在于治理百姓，而百姓的重要工作在于从事具体的劳作。正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古时候没有人权平等这一说。因此，要站在统治者的立场才能理解这十六个字，也就是要依据统治者的价值观和方法论。但是，也不能将其片面地理解为防民之术。中国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对于近代的思想变革有着较大的影响，他曾说，“我国万事不进步，而独防民之术突于先进国，此真可为痛哭也”，从而全面否定了中国传统治国文化存在的价值。因此，他的这种观点并不足取。

单纯从字面上理解这十六个字不仅没有什么意义，而且会产生歧义。这是因为古代智者思维高深，但用词却十分简洁惜墨，体现了较高的文字修养，同时古代的语法与今天有所不同，许多的表达方式从今天看来是从“反论”的方法来叙述事情的。而且最要命的是，我们已经失去了当时的语境，因此用任何现代语言解释只会挂一漏万。尽管如此，这十六字仍大致可以作这样的解释：

一是治国重在治理人心。一方面由于人心易变难测，又难以教化，容易失控，所以对百姓不得不有所防范。治国者须因事为制、随机应变，不可固守旧制，应把握“无德必亡，唯德必危”的尺度；另一方面，不仅要“知其危”，而要“知其所以危”，通过积极疏导，要从最易造成百姓心中纠结的社会问题入手，也就是要从百姓的根本利益和基本需求层面思考问题，防范社会的结构性利益失衡成为人心不稳的根源。要以“人道”还治人心，适时教化，及时化解社会矛盾，警惕因人心不稳导致民怨迭起，要扼制不确定因素的灾难性放大。

二是治国重在抓住事物发展的趋势。由于任何事物的发展趋势总是生于微毫之处，故在“一阳初动处，万物未生时”就要注重防微杜渐。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发展趋势生于微毫之处，往往不能被轻易察觉，也不容易区分，如同“道”一样。因此要格外细心，慎始敬终，要以“地道”（注1）格物致知，明察秋毫，保持必要的敏感性和判断力。因此，待人察物之机，关键在于观察细节，见一叶而知秋，窥一斑而知全豹,不是人云亦云。（《道德经•二十一章》说，“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中有信”。《道德经•十四章》说，“博之不得，名曰微”）。

三是治国重在把握客观事物本质具有唯一性的特点。换句话说，万事万物不可能有二个或以上的真相，要以精纯专一的态度探究事物的本质，不被事物发展过程中的表面现象所迷惑，要充分发挥统治者的主观能动性。

四是治国重在切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要以不偏不易的务实态度（中庸之道）遵循“天道”（自然法则），从而守中固善，统率治国纲领。（子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

《管子·霸言》中说，“立政出令，用人道；施爵禄，用地道；举大事，用天道”，则从人道、地道、天道三个方面对如何把握“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允执厥中”分别作出了恰如其分的诠释。而这一精到的诠释又整体上体现了《管子·霸言》在“惟精惟一”方面的功力。

宋代的朱熹在《中庸章句•序》解释道，“允执厥中”是尧传于舜的治国真言，也就是说凡事不可偏离“天道”（自然法则）。当舜在传授给大禹时，怕大禹小看了这句真言的份量，又另外想了三句一共凑了四句传给了大禹。朱熹认为尧所传授的四字真言一句顶一万句，舜所加的另外十二个字纯属多余，画蛇添足，只能作为尧所传四字真言的附注，毫无新意，只是为了不让后来的人对尧之真言产生理解上的歧义而已。（尧之一言，至矣，尽矣！而舜复益之以三言者，则所以明夫尧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几也）（引自《中庸章句•序》）。

想想也有一定的道理。但从古代《易经》的观点来看，十六字应看作一个整体，而且只有“惟精惟一”是统治者在主观层面上把握所有治国真言的一把钥匙，也是古代君主及士人较为看重的四字真言。由于“惟精惟一”属于主观层面的把握，因而象征了主体。而其余十二个字只是象征了三个不同层面的客体，分别为人道、地道、天道，只能遵循和牢记，不能违背和超越。从而在总体上由主体和客体共同构成了体现整体性的阴阳格局。

明朝的王阳明（余姚人，名守仁，号阳明）是真正看破玄机的人。他在《重修山阴县学记》中阐述道，“夫圣人之学，心学也。学以求尽其心而已。尧、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道心者，率性之谓，而未杂于人。无声无臭，至微而显，诚之源也。人心，则杂于人而危矣，伪之端矣。见孺子之入井而恻隐，率性之道也；从而内交于其父母焉，要誉于乡党焉，则人心矣。饥而食，渴而饮，率性之道也；从而极滋味之美焉，恣口腹之饕焉，则人心矣。惟一者，一于道心也。惟精者，虑道心之不一，而或二之以人心也。道无不中，一于道心而不息，是谓‘允执厥中’矣”。

同是余姚人的清代思想家黄梨洲先生(名宗羲，号南雷，别号梨洲老人）曾说，“（王阳明）谓人心之所有者，不过明觉，而理为天地万物之所公共；必穷尽天地万物之理，然后吾心之明觉，与之浑合而无间。说是无内外，其实全靠外来闻见，以填补其灵明”。（《明儒学案•姚江学案》，中华书局1985年版）

另据记录王阳明行迹的《传习录》卷上记载，“问：“惟精惟一是如何用功？’先生曰：‘惟一是惟精主意，惟精是惟一工夫’，非惟精之外复有惟一也”。也就是说，事物的本质具有唯一性，探究事物的本质是精益求精的目的，而精益求精是探求事物本质的唯一手段。

对于“惟精惟一”的方法，王阳明回答说：“……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者，皆所以为惟精而求惟一也。”（《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13页）

正是有了“惟精惟一”的治学态度，王阳明才能从旧理学中脱颖而出集心学之大成，并提出了著名的“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等影响后世的哲学概念。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证实，以“惟精惟一”的务实态度探究事物的本质，确实是治国过程中破解一切问题的钥匙。

古代还将“惟精惟一”引申阐发为“实事求是”（出自《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也就是说，只有明晰了事物的本质以及事物之间的联系，就能因势利导，水到渠成。王阳明曾总结说“君子之学，唯求其是”。由此想来，尧、舜、大禹时代统治者的智慧确实超出了我们现代人的想象。而“实事求是”后来竟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标识，也成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并赋予了时代的内涵，而且又成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这说明了古代哲学思想基因的强大生命力。

由此，可以明确一个事实，舜确实传承和发扬了尧的思想，并不是象朱熹所攻击的“纯属多余”（尧之一言，至矣，尽矣！（引自《中庸章句•序》）。舜出身于姚墟之地（今浙江省余姚），对于舜的理解可能是同为余姚人的王阳明更有灵犀吧。而不为后人所知的是，王阳明的心学（阳明学）正是从这十六个字发端，也就是说奉这十六个字为其正源。关于这一点我将另文专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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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危”是“诡”的通假字，古代以“危”代“诡”。在《孙子兵法》魏注中就有此说。当然并不是今天意义上“诡”的含义，（详见〈王阳明的《心学》源头〉一文)。或说易私犹如涉险，故危。二种解释道理相通，表里而已，是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上而言。而朱熹在《中庸章句•序》的意思是指人心因忧患而悬危不定，如“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难见耳”。但“危”真正的含义是人心难测又难以教化，往往诱之以利则偏，晓之以理则正，无法做到“人心听命”的程度。因此，看似以“危”论之，实则“诡”也。

人心为什么会“诡”？是由于民风不纯，民心不古。这一点可以从《庄子·外篇·天运》可见一斑，“老聃曰：‘小子少进，余语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黄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亲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尧之治天下，使民心亲。民有为其亲杀其杀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竞。民孕妇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谁，则人始有夭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变，人有心而兵有顺，杀盗非杀人’”。因此，《孙子兵法》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诡也”。

对此，王阳明有不同的解释，《传习录》记载，王阳明说“道心本是无声无臭，故曰微。依著人心行去，便有许多不安稳处，故曰惟危。”

而从平民百姓的立场而言，由于整体生存环境中所存在的种种危机，不仅使百姓经常处于朝不保夕的恐惧或不安之中，也使人心产生了扭曲。例如，就连《礼记·檀弓下》也不回避“苛政猛于虎”的现实问题。《老子·五十八章》也说，“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注2：关于地道。尹知章注：“地道，平而无私”。《礼记·中庸》：“人道敏政，地道敏树”。

注3：舜的故乡（摘自网络百度“姚墟古迹”条）

余姚南有句余山（即今四明山），北有姚水，地名合山水之名而成。按《史记·正义·索隐》等记载：越州余姚县有历山舜井，又有姚墟，即舜所生地也。舜有时下海捕鱼，晒网于历山，所以历山又称“沥网山”。

中国十大思想家之一、明代著名史学家黄宗羲（余姚人）说：“今余姚、上虞两县皆以舜得名，其水之经余姚者曰姚江，亦曰舜江。余姚有历山，上虞有握登山，舜母之名也。有象田，其土中耕者往往得古陶器，舜之古迹在此两县为最多。然大概舜之生在余姚，故孟子曰‘东夷之人’。”

从以上古典文献所记载，再参核余姚当地山川，大致可以认为：舜生于姚江之滨的姚丘山东麓的诸冯，故姓姚。尧帝死后，姚舜即继位为帝。当代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史树青教授，特为余姚题写了“姚墟古迹”，刻石于龙泉山东麓。

余姚建县较早，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始皇帝东巡入浙，至会稽，划分浙东各县，置余姚县。余姚汉代属会稽郡；隋唐时属越州；北宋时属两浙东路；南宋至元、明、清，历属绍兴府；今属宁波市。在东汉建安五年(200)时，东吴孙权任朱然为余姚长，即建余姚北城。至明代嘉靖三十六年(1577)，为防御倭寇，特增建余姚南城，形成南北双城挟姚江对峙之势。

注4：《龙文鞭影》（明·萧良有著）中汇集了中国的一些人物典故，其中在《一东》篇中有“子尼名士，少逸神童”一句。其中的“少逸神童”就是指宋代的刘少逸。

相传宋代刘少逸幼年之时，一日随师拜访名士罗处约。罗处约出对“家藏千卷书，不忘虞廷十六字”；少逸对道“目空天下士，只让尼山一个人”。其中的“虞廷”（指舜的朝廷）十六字，就是上述治国十六字真言。罗处约的出对意味着，千卷书所围绕的原点就是这十六个字。以此说明这十六字的重要性，假如忘却这十六个字，那么千卷书则如天上浮去，失却中心，变得毫无意义。而刘少逸所对的“尼山一个人”即孔子。

（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