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星桥：访法国当代著名作家朱利安·格拉克

朱利安•格拉克（Julien Graq1910——）是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作家，被称为神秘作家。说他神秘，首先因为他的作品带有神秘莫测的中世纪气氛和虚无缥缈的梦幻色彩，读起来如入幽深之谷，九曲十三回，曲曲虚空奥秘，回回扣人心弦。其次因为他为人处事神秘。一生中，他从不追求功利，很少进行社交，很少接见记者，从不出现在电视屏幕上。1950年，他在杂志《昂佩多克尔》上发表文章《胃里的文学》，反对文学评选委员会和文学的商品化，对文学上的功利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引起很大震动。1951年，他的重要作品《沙岸》获龚古尔文学奖，受到了评论界、作家们和公众的一致好评。这不离奇的象征主义作品，被评论家称为战后法国文坛的一部杰作，甚至有人认为，之后三十余年没有能与之媲美者。但格拉克遵循自己一贯的原则，认为文学的生命不在“胃”里，而在心中；文学是心灵的颤抖，想象的喷溢，而不是谋取物质生活的手段，其价值绝不能与消费社会的商品相提并论，也绝非取决于某个评奖委员会的裁定。因此，他拒绝接受龚古尔奖，还放弃扩大自己作品的影响、赚取钱财的机会，至今拒不同意他的作品以袖珍本出版。他这种傲世气概及其作品的高度文学价值，使其在法国当代文坛享有崇高的地位，他因而获得了“文学怪杰”、“神秘大师”的称号。说他神秘的第三个原因是，他的作品不容易懂。这位学识渊博、好动脑筋的作家用词诡秘，内涵深奥，手法特别。他既受到过超现实主义神秘手法的影响，又不愿归属于超现实主义团体，被称为“超现实主义第二浪潮”的作家。他博采众家之长，将德国的浪漫主义、夏多布里昂散文诗的流畅、奈瓦尔的“意识流”、兰波的精神冒险、罗特雷亚蒙的狂热、象征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神秘以及卡夫卡的荒诞熔于一炉，成为一朵神秘、瑰丽、深沉的奇葩。 格拉克在中国鲜为人知，或者说几乎根本没有被介绍和研究过。去法国之前，我不知道有这个作家，更没接触过他的作品。到法国后，才知道他的成就、声望都我原以为很重要的一些作家之上，完全可以与罗曼•罗兰、萨特、罗布-格里耶等重要作家相提并论。他的传奇色彩引起了我强烈的好奇和兴趣。我决心冲破他设下的道道屏障，闯入他神秘的氛围之中。我设计了种种接近他的方案。没想到，事情比我预料的容易得多。5天后，我收到了他的回信，说他决定从乡下别墅回巴黎见我。时间定在1989年元月21日下午3点，但不能太久，因为他当晚又将离开巴黎返回乡下。是什么感召力是他决定从神秘中走出来破例接见我，我至今也说不清楚。但我成了他一生中接见的为数不多的采访者之一，这却是千真万确。 格拉克住在巴黎繁华的第六区。我早早地去熟悉接到门牌号码，下午3时整敲响了他的门。这位神秘的老人个头不高，头发花白，从外表上看，并不神秘，倒是平易近人。除了鼻梁高一点，眼睛藏得深一点外，外表与东方人没有两样。见面后，他很客气地把我领到客厅里，又随和地和我交谈起来，我的陌生感和畏惧感很快就消失了。他见我还不停地四处打量，便笑着说：“在寻找神秘吗？这套房间里就我一个人。既神秘又现实，不是吗？”我也被他逗笑了。“您有什么要问的，只管问吧，我将尽量使您满意。”我赶紧开始正式采访。 问：为什么人们都说您是神秘作家？ 答：大概是因为我很少参加社交活动，从不上电视台，比较独立，不参加学院的活动，很少接见记者吧。 问：您为什么破例同意见我呢？ 答：您是来自东方的使者，是有着古老文明传统的中国人。何况，我本来也偶尔见见记者，因为我又不是野人。 问：您一共写过多少本书？ 答：16本，也译过德国的作品。 问：为什么您的作品中总有描写大自然的部分，而且写得那么美。听说您曾经是地理老师，对吗？ 答：是的，是历史和地理老师，教中学。我很热爱大自然风景。我看过三十多首唐诗和宋词，也有不少是写景的。我很喜欢。但法国人不很了解中国文学。不过法国人很喜欢中国古代的思想家，老子、孟子等都进入了法国。我的小说中，都有对风景的描写。我认为，没有风景，就没法写下去，就与现实相脱离了。 问：您能谈谈您作品的风格吗？主要受到那些作家的影响？ 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格。我的风格主要和超现实主义有联系，但我不是那个运动中的人。我对他们有好感，我是他们的朋友。我不喜欢莫泊桑。我不是现实主义者，我也不大喜欢左拉的自然主义。 问：那些作家对您影响最大？ 答：对我有影响的作家不少。我年轻时很喜欢儒勒•凡尔纳，后来又喜欢司汤达、夏多布里昂，青年是又喜欢布勒东。我每年都要和布勒东见三四次，尽管我不是他们圈子里的人。他为我的第一部书的出版作了不少贡献。 问：您认为超现实主义还存在吗？ 答：超现实主义作为运动已经结束，但还有影响，甚至今天的广告里还能看出它的影响，但已演变。超现实主义运动中出了很多人物，如格诺、蓬热、巴塔耶等都是从超现实主义里出来的。我感兴趣的是布勒东。 问：确切点说，您是超现实主义者吗？ 答：可以说我曾经是个新超现实主义者，但我对超现实主义的诗歌特别感兴趣。 问：您这么不愿意和外界接触，您知道读者对您的看法吗？ 答：知道。无非是说我神秘、怪诞。 问：人们是怎么研究您的作品的？ 答：据我所知，很长时间以来，人们对一个现当代作家的看法并非一成不变。随着他的作品的不断问世，高等学校对他的研究也就越多。不论作家本人愿不愿意，都是这样的。我也不例外，我已收到了不少以研究我的作品为内容的硕士论文、甚至还有博士论文。 问：您是个小说家、诗人、剧作家，还是个评论家。我对您的《安德烈•布勒东》很感兴趣。您一共写了多少部评论著作，您是怎么写的？ 答：共写过5部，都是边读边写的。我想别人也一样。 问：您作为评论家，是从《安德烈•布勒东》开始的，没错吧？您在平别人的时候是怎么看待自己的？ 答：没错。我是华资和极大的热情写《安德烈•布勒东》一书的。很久以前，我就想写一部关于布勒东的书，因此一动笔就毫不费力气，只花三个月就写成了。我欣赏布勒东已很长时间。可以说，我是带着热情、感激和欣赏之情去写这部书的。带着这种精神状态去写书，是一定能写好的。但这不是对布勒东的所有作品进行论述的书，所论及的范围很有限。书的另一个标题就叫“几点看法”。我的目的是要写一个作家，而像布勒东这样一位作家，他本身只能反映他作品的一个侧面，因为他首先感兴趣的是生活，其次才是文学。因此这部书就很不全面，很带主观性和片面性。 问：您写这部书的具体时间是哪一年？ 答：1946年。 问：我总觉得您和布勒东有很多相通的地方，这部书似乎是您们之间产生交感后的一部作品。 答：是的，这是一部感应之作。我自己也觉得和布勒东很接近，在许多观点上和他差不多。可最后，还是变了，不同了。我也早就不持1946年写这部书的时候的观点了。超现实主义也一样，它在当时是具有代表性的，但后来也没有搞下去了。 问：布勒东看过您的这部书吗？他接受您这份情谊吗？ 答：布勒东在世时看到了这部书。他对我说：“很高兴。” 问：今天别人写您时，您又是怎么想的？ 答：随着时间的推移，布勒东变得越来越客观了，越来越趋同于评论界的看法，到后来甚至自己讲话的腔调也和别人的差不多了。而我不同。30年来，我也许从没像布勒东那样看待别人对我的研究。 问：可是，即便您总是带着怀疑的目光去看待别人的评论，但评论对您的影响总是不可低估的。 答：不，我不是采取“怀疑”的态度，也不是无所谓，更不认为评论界说的全然不起作用。但是，时间久了，会产生一种“日积月累”的作用。当你写了40年或50年的小说后，各类报刊会发表许多赞扬或抨击你的文章。这些东西最终会在你的头脑中形成一种平衡状态。开始，评论文章或许把天平的这一头压下去一点儿，或许使那一头翘起来一点儿。但仅仅一点儿，而且久而久之，再出来的评论对天平就不起作用了，天平将一直保持着平衡状态。起初，作家对读者和评论界的抨击与赞扬都十分敏感，时间长了，就无所谓了。这时，在公众和评论界眼里，你也有一张恒定不变的“面孔”。 问：您是怎么接触别的作家，并了解他们的？比如说布勒东。 答：我相信，大多数人是从作品来认识和接受作家的。而我却有点例外。有几个作家是我渴望认识的，有几个是认识后才了解的。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是通过个人接触。布勒东就是其中一例。他不但作品优美，形象也高大。我是把他作为一个作家来研究的，但绝不是当作一般的作家。他是个特殊的人，特色明显的人。我和其他几个作家交情也很深，深到只要对方一开口，我就知道他要说什么。一般说来，我很少指望能遇到一个我既喜欢他本人又喜欢研究其作品的作家。我总认为，作家已通过他选择的某种形式把他可以给予的东西全给了我们。我并不想去过多地耽误他们的时间，妨碍他们的自由。我也从没想过要给他们写信。在我年轻的地时候，我从没给我欣赏的作家写过信。 问：您不认为在超现实主义这样的熔炉中，作家们接触多了，彼此会受到影响。比如说写作技巧？ 答：我不这么认为。你若想学习另一位作家的技巧，最好的办法是读他的作品。我只听说在绘画中存在这种现象，如一个画家看了另一个画家作画后，会把他画树或画树在水中的倒影的方法学去。因为我一点也不懂绘画，所以别人说得对不对，我也无法确定。但在文学领域里，我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因为作家的秘密全在他的作品中，他的诀窍全在印在白纸上的那些字里行间。 问：您发表作品之前是不是会把手稿拿出来征求一下别人的看法？ 答：从不。把某篇文章的某一段念给某个朋友听听，倒是有过。把手稿交给出版商之前去征求别人的意见？我从来没有做过。在这件事上，我绝对认为只需要相信作者自己。一个作家，在他还没写好，特别对他要写的东西还不很清楚以前，是绝对不可能把他想要写的东西写出来的。 我倒是有时收到别的作家的手稿，他们希望我提出这样或那样的意见。对此，我一概予以谢绝。我认为我这样做是合情合理的。因为，旁人要进入作者写作时的那种极其复杂和多层次的心境是绝对不可能的。甚至连作家本人也只是在写作时才能说清楚当时的心境，过后他自己也会说不清的。给别人提意见，还不如为他重写一部书。我是从来没有请任何人提过意见的。当然这不是说我不在乎别人对我的书怎么评价。但是，只要我是按自己的意愿写成的书，任何别的评论都不会改变这些作品的内容。正如任何意见，任何评论都不能阻止这些作品问世一样。 问：您整整创作了40年，您觉得您的作品从开始到现在有什么演变吗？ 答：有变化。至少有下述四方面的变化。第一，开始时我的作品荒诞色彩比较浓，离现实很远。但慢慢地，荒诞的东西少了，现实的东西多了；第二，自然风景在我的作品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到今年出版的这一部，几乎全是写风景；第三，越来越喜欢小段小段地写。小段小段写同我喜欢写景有关，这样可以写得更顺心，把景物描写得更美；第四，我的写作手法也在变，开始时抒情成分中，现在变得严肃多了，有时喜欢加进点带音乐色彩的东西。 问：读者是怎么看待您的作品的？您对读者的态度有什么想法？ 答：我的读者不多，但很真实。只有一万左右的读者，获龚古尔奖的那部小说只卖了20本。 问：为什么会这样？ 答：我的作品很难懂，书中生词太多。有许多词人们都不认识，要查词典。从开始到现在，每本书都一样。 问：我觉得您的作品确实有变化，变化的过程虽有连续性，但起伏很大，叫人不容易适应。 答：您知道，人们总不能光凭虚构，在掺杂点抽象的东西，就能创作出小说来的。在我看来，每一部作品中所涉及的问题其实都有具体的对象。同样，人们在创作时，并不会在上一部作品和下一步作品之间构筑一个明显的阶梯。每部作品，无论成功之作还是失败之作，都应该是一种新的尝试，作者在进行尝试时会感到它是很动人的一幕。但这种尝试又是封闭式的，作家在进入尝试的仙境时，决不会去考虑前一部作品如何，后一部作品怎样。要我人为地为我的著作建立起来的某种联系去创作是困难的。因此，你们从我的作品中似乎看到了某种连续性，而我认为自己通过情感的变化所构造的作品其特色主要是间断的，不连贯的。但这也往往正是作者与读者意见产生分歧之处。读者总喜欢他读的作品和他喜欢的作家的作品有某种相同之处——因为对于别的作家来说，我也是读者——而作者强调的是和别的作家的相异之处。因为一个作家如果没有标新立异之心，或者只是用另一种形式重现他已写过的东西——这往往又是读者的心理——他也就不可能有新的发现，创作出新的东西。为了写成一部书，或做成一件事，就必须有重新开始、不走老路的想法。哪怕你所做的事还处于不成熟的阶段。 然而，我很清楚评论家们的观点，就像我读别人的作品是一样。不可忽视作者发表作品的那些年代，表面上很有规律，其实也有中断、不连贯的时候，而且往往是这些中断的时候发生很多事。如在我的第一部和第二部书之间就发生过一场战争。不过也不要紧。作家在随着年岁的增长而不断成熟的过程中，始终会保持鲜明的“时代色彩”，而这些色彩会强烈地反映到他的作品中去。这很符合我这个常常用很长时间才创作一部作品、作品又不带连贯性的人的情况。对于那些天天趴在桌子前的人来说，也许不完全是那么回事。 问：您的创作情感的变化可以从您的作品中明显地看出来吗？比如一部作品和另一部作品之间会有明显的不同吗？ 答：不行。从某种程度上讲，当一部书写完的时候，也正是写这部书的那种感情消失的时候。如果你翻开一本旧书，你首先一定会说：瞧，要是我现在写这本书，就不会这样写了。这不是对书的一种评价，而是创作情感上的变化。你越是将书看不下去，你的这种感觉就会越强烈。何况，作品本身也会消耗创作“源泉”。我把那些要求表达，或已多少得到了表达，最终会干涸的东西叫创作“源泉”。要我去写过去没有写完的书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创作的那股活力早已消失。每个作家对待这个问题的看法不尽相同，但我总觉得，无论是谁，他对最近创作的那部作品的感情总是深一些。当新的作品还没有问世，他与这部作品的联系还未被割断时，他对这部作品的印象当然最深。 问：您认为读者也会像您这样看吗？ 答：读者的看法就不同了。他们总是把作者各个时期的作品拿出来一起研究。如果他们感兴趣，就从最后一部作品研究起，然后倒溯回去，一直研究到作者处女作。在读者身上有一种作者无法理解的情感，即无时间性的情感。好像创作也和阅读一样，无论从最初的作品还是从最后的作品开始都可以。对于作家来说，可不是这么回事。离开了他经历和他的创作技巧带来某种变化的那个年代，某些支撑着作品的故事，你一生中最动人的某些情节就不会再出现了。是作品本身把它们吞食，使它们枯竭。 我写过一本反映战争的书，叫《林中阳台》。以前我对那场战争有着许多清晰地回忆，可当我写完这部书后（当时离战争已十五年了），那些记忆便变得模糊不清了。现在，我很少回想它。我们于是得出一个“结论”，那一段故事被作品关闭了、吞食了、消耗了，记忆也便随之失活了。 问：您对那段故事的记忆消失到了什么程度？是像没有经历过这件事一样，还是仅仅遗忘了一些？ 答：是失去了记忆的精华部分，精华部分已被创作压榨干了。 问：您能谈谈您最后的几部作品吗？公众对您的作品的评价，这些作品的成就，您是怎么看的？ 答：不要在这方面想得太多了。法国当今的文学仅仅是把古代的文学推进了一点点。当一个作家创作40-45年时，人们总会对他另眼相看的。当你在人们心目中已拥有某种“形象”时，人们评论你时就不但会写你正在做的事，还会写你以前做过的事。但这和你出版第一部、第二部作品时的情景大不相同，当时那众口纷纭的评论粗暴多了。无疑，使习惯势力在起作用。慢慢地，你在文坛上的地位奠定了。开始时，你会很在意，到后来，你便不去想它了。这就是人们为什么越到后来越不在乎评论界的褒贬的原因了。 问：您能谈谈今日法国文学状况吗？ 答：很难说清。有很多好小说家，但时机不好。最重要的时刻是二次世界大战中。那时候，有布勒东、马尔罗。现在写的是一些已有过的东西，不是革命的时代。 问：总还有些东西值得谈谈吧。我觉得今年的法国文坛就很热闹。 答：你是说电视台吧？我的中国朋友，我对那些不感兴趣。再说，一个人是很难对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发生的事情作出判断的。也许有些作家还没有被人发现，而他们迟早会显露出来的。但是，我想现在要埋没一个有作为的作家是很不容易的。因为现在法国人的思想比任何时候都开放，任何独创的东西都会毫无阻拦地明显表现出来。当然，有的作家表面上显得平庸，不被人注意而一时被埋没，也是有可能的。 问：您所说的“表面上的平庸”是指什么？ 答：指“质”。也就是说，他们表面上和别的作家一样，但质量上却大不相同。我正在等待这样的作家出现。 问：以前有过这样的例子吗？ 答：怎么没有，普鲁斯特就是一例。他开始时很不被人注意。当时，有的人肤浅地认为，普鲁斯特也像巴黎十六区及《费加罗报》圈子里那些赶时髦的人一样，在普普通通地谈论上层社会中发生的事。可是，他们并没有看到，普鲁斯特在以比他们高出一百倍的技巧在谈论同一个问题，这就是“质”。这种高超的、有着特殊质量的作品是不可能被埋没的，迟早会显露出来。 问：我仿佛感到法国文学有“回归”现象…… 答：不错。图尼埃、莫里亚诺等许多年轻作家都是福楼拜、司汤达的崇拜者。 问：你认为法国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要算哪些? 答：普鲁斯特、布勒东、阿拉贡、莫朗、贝尔拉诺斯、马尔罗、萨特、加谬、塞林、夏尔、蓬热、米肖、克洛岱尔、纪德、吉奥诺、格诺等。20世纪的文学，应该说是从普鲁斯特开始的。 问：你所谈到的这些作家，有的有一段时间似乎不出名，是因为您刚才说到的那个原因而被埋没的吗？ 答：不是。主要是政治原因。30年前，由于政治原因，人们都读萨特的作品。但有些作家是亲德国的，或者与他们有些联系，如塞林，是投降德国的。 问：我好像觉得法国文学正处于一种新高潮之前的准备状态中。 答：完全有可能。可现在没有大的文学运动，这是很少见的，很不正常。 问：您能解释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吗？ 答：很难说清楚。现在法国的画比文学值钱，更受欢迎。 问：不错，我也注意到了这点。尤奈斯库也弃文学画画了。 答：竞争很厉害，电影，电视与文学的竞争也很厉害。 问：我发现每星期五晚上的电视节目有很长时间专门讨论文学作品，介绍作家，这似乎是文学兴旺的一种表现。 答：星期五的介绍并不说明文学的重要时刻已经到来，那主要是为培养年轻作家而设的。 问：今年以来，电视大量播放来自美国的恐怖片、荒诞片、暴力片，您怎么认为？ 答：我从根本上反对。 问：有位评论家说，这是法国电影中的“艾滋病”，但紧接着又有两位评论家站出来反对他这种看法。您是怎么看的？ 答：我不认为这些东西能统治法国电视。 问：您现在还写作吗？最近有什么创作计划？ 答：没有什么大计划了，时而写一点儿。刚才我说了，我喜欢小段小段地写，兴趣来了，就写一段。快80岁的人了，想写大部头也不现实，但常写些回忆录。 当我们谈到这里时，已经是下午5点多了，格拉克还要回乡下去，我不好再问下去。他这时却似乎没有催促我走的意思，突然问我说：“长沙离长江很近吧！”我感到很惊奇，他没有到过中国，怎么会知道？我连连点头说对。“我是地理老师……”他诡秘地笑了一下说。这时我才恍然大悟。最后，他送我一本1988年刚出版的《在七座山周围》，并在上面题了字。我十分感谢、十分高兴地接受了。当我们自拍了几张照片分别的时候，已经五点半了。他很热情地把我一直送下楼，这在法国人中是少有了。和他握别的时候，我感到我们已经是好朋友了，他原先在我脑海中那种远不可及的神秘感已经完全消失了。 [作者介绍：廖星桥，男，1945年11月14日生，湖南省宁乡县人。1969年毕业于北京外语学院法语系，1973年到湖南任教，1993年调入深圳大学，现任教授，深圳大学艺术学院院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获深圳市杰出专家称号；为法国作家协会会员，法国普鲁斯特研究会会员，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理事；主要从事外国现代派文学研究，主要学术著作有：《外国现代派文学导论》、《西方现代派文学500题》、《外国现代派文学艺术辞典》、《法国现当代文学论》、《外国现代派文学论集》、《荒诞与神奇》等，主要论文有：《论外国现代派文学》、《再论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起源时间》、《象征主义的宪章》、《巴尔扎克模式的叛逆者》等50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