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霞艳、钟洁玲：“时代三部曲”诞生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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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霞艳、钟洁玲：“时代三部曲”诞生始末

原创： 申霞艳 钟洁玲 80后文学研究与批评 1周前

“新时期文学四十年”专辑编者按：

与“改革”时代同行的新时期文学深刻影响了当代文学史的走向与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值此“改革开放四十年”到来之即，我们“80后文学研究与批评”公共号约请一批青年学者，集中推出他们近年来对于重要文学史当事人与代表作家的访谈，以及这批青年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供学界更为历史化地理解新时期文学。

“时代三部曲”诞生始末

（原刊《文艺争鸣》2016年第2期）

申霞艳 钟洁玲

时 间：2015年1月26日 星期一下午

地 点：广东科技出版社副总编辑室

采 访 者： 申霞艳（原花城出版社《花城》杂志编辑，现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教授）

访谈对象： 钟洁玲（原花城出版社中国文学室主任，《心灵史》责编，现为广东科技出版社副总编）

申霞艳：今天想请你谈谈责编“时代三部曲”的情况，虽然有些事情你在《三见王小波》中已经交待过了。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很多东西越来越模糊，特别是他猝死之后作品的命运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现在很多“门下走狗”也未必清楚王小波生前的暗淡岁月，最近还在《南都》上看到陈希我的一篇文章，对王小波作品颠沛流离的命运和“时代三部曲”是怎么出版的，也不是太清楚。大众就更加不了解了。

恰好前一阵子《花城》杂志搞了一个“花城雅集”的活动邀请了文能先生谈到责编王小波的过程，我把他说的转引过来当背景：

我发王小波稿子的时候，跟他素昧平生，而且这种发稿的过程，在今天看来有点匪夷所思。当时四川的一个女编辑叫杨泥，她还在四川工作，给我一个《革命时期的爱情》，她也没给我介绍作者。但是稿子拿到后，第一句话我就很喜欢，看上去很平实，很平淡，但是非常有那个时代的质感，我看了以后觉得这个人相当有才气，但是说实话对于我来说，当时判断这种稿子能不能用，对我来说是非常困难的。发王小波的作品，未必是有什么慧眼不慧眼，只不过是因为在审稿过程中，我比较坚持一种相对开放和宽容的态度。前卫的立场跟开放的态度，这多少代表了我当时秉持的编辑立场。

王小波这篇东西你看得到他很有才气，但是让我困惑的是什么呢？就是按照我们当时很标准的评判文学作品的标准来说，它很不规范，它绝对不是出自名门正派、不是中规中矩的招式，你看他的东西，现在大家可能觉得很正常，当时会嘀咕，小说还能这样写吗？怎么是这样子写，你就觉得这个人怪招叠出，你无法去把控它，但是对于我来说恰恰是这种怪，我无法根据很现成的文学理论和编辑经验迅速作出判断的作品，构成了我编辑生涯的挑战性，也使我们的编辑工作有一种创造性的可能，就是参与创造。这样一份稿你随时可以把它毙了，也可以提上来。其实这个稿子在《花城》发表也不是很顺利，因为这篇稿是92年底到我手，94年才发出去，发出来的过程不那么顺利。当时评判稿子有不同标准，王小波除了他的这种怪，他的没有名气，还有他的非经典性的东西，如果说想找一匹千里马的话，你按你原来画的图来对照怎么都不觉得像千里马，但尽管如此我还是把他送上去终审了，好在当时花城杂志的环境非常宽松，自由度比较大。我们的老主编范若丁跟我说，王小波的东西说实话我不是很喜欢，他也具体跟我说过这里面的一些细节，但是还是能够通过终审，最后发出来。

作品发出来对王小波，对我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鼓励。因为王小波当时在中国大陆鲜为人知，我后来知道，在发《革命时期的爱情》之前《黄金时代》已经在台湾获了联合文学奖，我之前完全不知道，我拿到这篇稿子不知道王小波任何情况。后来见了面聊天，才知道这些情况。从94年开始到97年，《花城》每年都发了他一个或者两个作品，《黄金时代》在大陆没有发过，直接出书了。王小波生前发稿遇到了很多阻碍，《红拂夜奔》也在我的手里。

王小波的早逝究竟是他的幸运还是他的不幸，我真的不知道，如果从他后来作品的被推崇、被关注来说，仅就这个层面来说或许可能是一种幸运。发稿后我跟王小波有比较多的接触，我敢说现在的主流文学界都不怎么接受王小波。我跟很多评论家都推荐过王小波，他们都不屑，当时只有陈晓明写过评论。我当时在北京出差的时候王小波来看我，也有很多成名的作家来看我，我给他们推荐王小波，他们都没有理睬。就说王小波是谁啊，没听说，是这样子。即使是后来为《花城》出版社挣了大钱的《时代三部曲》，当时出版经历也是及其艰难的。当时《时代三部曲》一开始不是给花城的，北京华夏出版社有一个编辑非常喜欢王小波的东西，很想出，但没有成功。后来王小波就《时代三部曲》转给了我，我当时在办杂志，我就把书稿转给了钟洁玲，这个书我在后面不知道出了多少力，因为钟洁玲当时跟王小波也不熟，她需要了解王小波更多的情况，要让我出面跟出版社的领导解释，王小波跟出版社签的合同是千字30元和50元，反正很低，非常低。王小波当时态度是能把我的书出来就行了。王小波是一个不善于言谈的人，在谈到出版稿费什么的时候，他经常都是让太太李银河跟我谈，因为他不愿意谈这种事情。

当时王小波突然去世，我跟钟洁玲说这套书要赶紧出来。这种情况下，给出版社的高层做了大量的工作，包括找来中山大学艾晓明教授，她是王小波作品最忠诚的支持者跟鼓吹者、传播者，还有当时南都的编辑张小舟，因为他们觉得这个书可能卖不动，别看90年代中后期，其实这种市场的观念非常强的。如果不是王小波突然去世，可能这套书的出版还会有一些周折，当时确实是王小波的猝死加快了这个书的进程。王小波是4月去世，5月就是他45岁的生日，我们就赶着在他45岁冥诞日，在北京万寿寺，也是王小波生前最喜欢的一个地方，搞了王小波的作品研讨会暨“时代”三部曲的首发式。我是主持，当时邀请的主要是一些评论家和媒体的朋友，大概有20、30人，但实际上那天到会的人是有百多人，都是王小波的粉丝。我也不知道他们从哪儿知道的消息，因为开研讨会的消息只是发到个人，没有广发消息，不知道他们从哪儿知道的消息，居然有几百个人去参加，把当时的会场挤得水泄不通，我印象是非常非常深。那一场研讨会之后，媒体传播，再加上各种评论出来，王小波小说创作的局面那时候才真正打开，这个意义层面来说他的死对于他的小说也许是一个幸事。有时候一个作家的作品成名或者传播，它确实需要一个偶然的契机，但是以一个生命的猝然中断作为代价其实是太大，但它确实是一个新闻报道和传播的契机。

文能的介绍大致为我们描摹了王小波的曲折命运，我的朋友李静专门写过一篇《王小波退稿记》，那时她在刊物工作，找王小波约稿，《红拂夜奔》本来十八万字，压缩成3万字也没发出来。王小波的作品常在各大刊物周游列国，就是这种情况，王小波依然说“我宁可写有滋有味发不出来的东西，也不写自我约束得不成样子的文章了”。这种情况很多粉丝并不清楚，大家还以为他是专栏作家、杂文高手，声名很大。

现在想请你先回顾一下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王小波作品？

钟洁玲：1996年8月，我要到北京出差，文能给了我王小波的家里电话。此前我已经读过王小波的作品。

申霞艳：首先读的是杂文还是小说？

钟洁玲：好像是《黄金时代》。

申霞艳：哪个版本？92年台湾出过一版。

钟洁玲：是华夏出版社那个版本，1994年出的，责任编辑是一个女的，叫赵洁平。1997年我们在北京召开时代三部曲研讨会时，她也来了。那天来的人很多，陀爷也来了。赵洁平哭得很伤心，她说很遗憾，她喜欢时代三部曲，却出不成。

申霞艳：她既为王小波的死而悲伤，也为自己没有出版“时代三部曲”而悲伤。

钟洁玲：是啊。

申霞艳：当时的印了多少？

钟洁玲：具体不清楚。王小波跟我说过，这书出得非常艰难，要他自己去推销，跑二渠道，跑破了几双鞋，黑的白的都见过了，练得巧舌如簧。这一版《黄金时代》封面是黄昏的颜色，你在孔夫子网可以查到。这部小说在别人看来，黄色段子太多，结果是发在一本计生办的杂志上的。估计大家没看懂，有的觉得太色情、太下流了，他把性器官之类都放大来写。在文学刊物发不出来。

申霞艳：你96年才与他见面？

钟洁玲：是的。1996年7、8月我要去北京搞一个九丹研讨会。

申霞艳：九丹，曾经很红。出的什么书啊？

钟洁玲：那本叫什么？让我想想……叫《爱殇》，处女作，我是责编。这是一部爱情小说，一个小县城的女孩子到北京闯荡，当杂志编辑，为了生存为了爱，吃尽苦头。文能听说我要去北京，就跟我说，你可以见一见王小波，听说他手上有几本书稿，出不了压在箱子里，你去看看能不能出。他给了我王小波的电话，是一个座机号。

申霞艳：那时候手机不普遍，叫大哥大，我们毕业时是拿呼机找工作。

钟洁玲：96年8月我就去北京，先给他打了个电话，问他约在哪？他住在高教大院。他说你可能找不着，我过去接你。约了西单汽车站。我那天赶时间，是打车过去的。到了西单汽车站，我下来之后，四处找人。

申霞艳：你之前见过他的照片没？

钟洁玲：好像晃过一眼，在他《黄金时代》那本书勒口上吧。当时李公明在一张报纸里面写着，这个人远看不像好人，近看还是好人。那上面有他的照片，但照片上看不出他有多高。

申霞艳：他个子很高。

钟洁玲：将近一米九。我走过去，那里有几个民工，我认为没有他。后来有一个人犹犹豫豫地走过来问是不是我。感觉他是从工地走出来的，牛仔裤皱皱的，上面有灰尘，头发是乱的，狂草一样。他带着我过马路，我们两个一前一后走着。拐了个弯，人呢？原来他在后面绑鞋带，绑完再跑上来。走到他院子里门口，他说等等，又不见了。他从小卖部买了一瓶汽水给我。我就说不要汽水，普通的茶水就可以了。他说他屋里没茶没水。我当时就想，怎么搞得没茶没水的。高教楼可能是他爸妈给的，他妈住在附近，这边只有一个单间当写作间。那个写作间就在筒子楼。这筒子楼就像王朔他们拍《阳光灿烂的日子》，楼里有72家房客，炉子、煤、杂物都放在过道里。他就在黑乎乎的过道里找到了一个门。

申霞艳：脏兮兮，乱哄哄。

钟洁玲：对啊！记得我到北京见一位朋友时，提及要找王小波。这位朋友笑说：王小波和李银河两个人结了婚就更不爱收拾了，两个人都埋头搞自己的东西，穿衣服皱巴巴的、脏兮兮的。我当时想，这两个人可能太专注了。我一直以为他生活很困难。见了艾晓明我就说，他太艰难了。艾晓明说，他其实不穷的。我坚持说他很穷。那房间不大，开了个门，一进去，一张床、一张凳子、一个电脑，还有一张桌子。他打开电脑给我展示他的作品，我只能坐在床上。要是我坐在电脑前看，他就只能坐在床上。

申霞艳：你们必须有一个人要坐到床上。

钟洁玲：是啊，只有一张凳子！房子光线不足。他有一个朋友胡贝有一天拿着一张《天鹅湖》的唱片，去给王小波听。因为没地方坐，就放在凳子上，然后就被王小波一屁股坐烂了。他那朋友就叫道，“天啊！要命啊！你怎么能坐到这上面。”那房子其实也不小，都放满了。凳子还是公家发的那种。王小波这个人初次见面挺拘束的。

申霞艳：对，给人感觉不擅言辞。

钟洁玲：他熟了就能讲，还会说笑话，当然那得多几个人。你一个人跟他刚认识，他不知道讲什么好。讲到出书，他就说他出第一本书如何辛苦，跑破了几双鞋。我在《三见王小波》一文里详细写过第一次见他的情形。

申霞艳：他要自己管发行？

钟洁玲：对，他自己负责发行。他跟我说，出版一本书比写一本书难多了。如果他写墓志铭就会写：“活过，爱过，写过”，后面再加一句“书都卖掉了。”

申霞艳：再加一句：还是我自己亲手卖掉的！

钟洁玲：对，他自己把书卖掉的。那时卖书太不容易了，有次他跟黄集伟聊天时说，我的书，要是发行超过两万册，我就不乐意了。

申霞艳：还真是让他不乐意了！

钟洁玲：太不乐意了。他认为能欣赏他小说的人真的不多。他说他的第一本书，是自己找渠道，向书商兜售的。他说这本书出完了，我自己都成了书商。有一次，为了上中央电视台做宣传，他和李银河在太阳底下录节目，录了几十分钟，晒得快晕过去了。到播出时，恰恰剪掉了那一节。那天他还通知朋友们收看，说央视今天要推我的书。大家就去看，结果从头看到尾也没有他俩，简直气死人！他说得轻描淡写，我听着都笑得岔了气。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心酸。

申霞艳：你去见他，他就把稿子给你了还是怎样？

钟洁玲：对，马上敲定给我，但不是取稿子，而是由他寄稿子并拷碟子，寄给我。

申霞艳：他稿子早已整好，就等着买家。

钟洁玲：对对，他不是光给我，谁要都给，撒出去。

申霞艳：漫天撒网，重点打鱼。

钟洁玲：没有鱼，当时全国没有哪家出版社能出。

申霞艳：那在你之前，他给过多少家？

钟洁玲：应该有二三十家，包括出版社和民营公司。那时候艾晓明教授一直帮他推广。艾晓明是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评论家，是王小波的挚友，最早关注及评论王小波作品的学者。她写他比较多，用心用力帮他推介。

申霞艳：他们是朋友，超越了普通评论家与作家的关系。即便有艾老师的力量进来，也还是不能确认书什么时候能出来？

钟洁玲：谁都没有绝对把握，很少能过三审。当时我已经是副主任了，可以复审。但我后面还有一关，那一关是最难过的。那关一般都过不成。所以张承志为《心灵史》要感谢廖文，当然张承志是名家，大家都愿意给他出。稿子抢过来都不容易，谁还卡你？但是王小波不同，他还没有名气。

申霞艳：但他那时已经在开专栏呀？

钟洁玲：写专栏在小说界是没用的。他在《三联生活周刊》和《南方周末》开专栏，但知名度还不算大。

申霞艳：《读书》杂志呢？

钟洁玲：我觉得他在《读书》那里不是专栏。《读书》杂志专栏很少。只有李皖有一个《边走边唱》的专栏，还有朱伟曾有一个《小说一瞥》的专栏。

申霞艳：王小波只是在《读书》上偶发文章，并没有一块“自己的园地”。

钟洁玲：小说界对他的评价不是很高，至今小说界都没有认可他。

申霞艳：正儿八经做小说评论的对他不太认可，但这几年情况有好转。有一个叫房伟的70后青年学者，写了他的一个传记，叫《革命星空下的坏孩子：王小波传》。80后对他的印象更深。微信上转黄平写王小波的评论，写得很好。年青一代写了不少研究王小波的论文，改变了他在50后、60后批评家那里的格局。我觉得这也跟时代观念的变化有关，王小波本身也在成为小说叙事的传统，在年轻一代学者里有很大的影响力。

钟洁玲：王小波出名的是杂文，偏偏他最看重小说，他最期望的就是成为小说家。

申霞艳：你拿到稿子，他有没有提到什么要求？

钟洁玲：王小波对书稿没有提过任何要求，能过选题就是万幸。出过的千字30块，没出过的50块一千字。《黄金时代》算是出过的，30块；《白银时代》、《青铜时代》就是千字50块。我这里还有他签名的原合同，你看（拿出合同）。

申霞艳：你看，这就是历史，什么叫做历史，历史就在身边。当时是谁签的终审？

钟洁玲：是罗国林签的。在花城，他属于比较开放的。选题论证他就支持，就是张家界那次。大家在张家界那里喝得醉醺醺的晚上还开选题会。

申霞艳：那时候选题会很有意思哈。97年选题会的选题，当年就出来了。

钟洁玲：97年选题会是96年年底开的。其实没报选题前，我就开始做案头工作了。当时也有一些议论，发行部很紧张。他们说，这三本同时推出，我们压力很大。我当时写了大堆论证材料，就是你说我很认真做的那种。介绍这个作者的来龙去脉，尤其要给发行部说清楚，包括他的出生、哪里人、当知青、出国，七十年代中期开始写小说，受什么影响，曾在北大、人大任教，1992年9月，为了专心写作辞去教职。他获过什么奖，作品特色，有过什么样的评价。在选题论证会上，我要把上述信息交代得一清二楚。他的写作成就、销售可能，都要去做分析。在说这些分析的时候，老肖就插话说，王小波的小说有特色，还是给人家出吧。到今天我一直把这句话放大。当时发行部没人不知道王小波，从我的介绍里理解为，这个作者小说写得尺度大，有点色情。

申霞艳：老实说，色情方面《废都》已经开了先河。

钟洁玲：《废都》跟这个不一样，那一个雅一点，更像文人的东西。王小波写得赤裸，很多人被他的表面蒙蔽过去。加之他获过奖，在台湾获了“联合文学奖”。这个选题96年底就过了关。

申霞艳：你后来又见过王小波没？

钟洁玲：1996年12月我去北京组稿时再次约见了王小波。

申霞艳：8月只是拿稿子回来，11月就有意向了。

钟洁玲：我这里记载的是，12月中旬，选题会刚过，我再次到北京出差。这是第二次见到王小波，在紫竹园附近。我就告诉他，“时代三部曲”列入出版计划，选题过了。让他先签合同，给我带回去，完成手续再寄回他一份。他听到这个消息，似乎并不兴奋。

申霞艳：他看上去不是那种喜形于色的人。

钟洁玲：不，估计折腾太多了，便没有喜怒了。

申霞艳：他给你的是手写稿还是打印稿？

钟洁玲：我看哈，王小波原来给我的这个书稿。艾晓明最早告诉我，这是王小波用老式的二十四帧打印机打印的，打在那种浅蓝色的，像一匹布的。有穿孔的那种。打得很小的字，有的看得清，有的看不清。当时这样的一部打印稿在出版社、研究所和大学校园传得很广。有些书商找上门来要帮他出版，信口开河说一印就几万，但之后石沉大海、音讯全无。有的出版社原来说要出，过一阵又说没有通过选题，诸如此类反反复复。王小波对这类事经历多了就宠辱不惊了。王小波还说：作家有两种，一种是解释自己，像海明威；一种是靠想象去营造，像卡尔维诺、尤瑟纳尔。他自己属于第二种。

这三本书什么时候发稿？他死的时候，已经发稿。我记得，是我催逼着罗国林签印的。4月11，他去世。4月12号近中午时分，艾晓明给我来电话。当时我们的办公室在11楼，我接到艾晓明的电话。她说小波死了。我说谁谁，你说清楚。她说王小波死了。我说不会吧。她说昨天去的。我说在哪儿死的。她说在他顺义的房里（那是他和李银河在郊区买的房子）。她说着哭起来了，她一哭我就跟着哭。我问她，有人知道吗？她说没人知道，邻居晚上听到一声惨叫，早上报派出所。派出所就破门入屋，发现他倒地上，可能是倒地时，头先撞在墙上，地上有墙灰，墙上有血迹。（我记得追悼会上，他的额头是鼓起了一块瘀血）我吓得不轻，马上跑到12楼编务室（11楼没有长途）打长途给北京《三联生活周刊》的熟人，因为他在这本期刊上开专栏，编辑有他的联络方式。我请他们核实。过了一会，那头核实了，确实死了。那一下，我感觉真是天崩地裂。我先给《南方周末》张晓舟打电话，说出这个噩耗。张晓舟极为推崇王小波，用现在的话说，他就是王小波的一个铁粉。他发出了全国第一条王小波逝世的消息，就在《南方都市报》上。这下，全国媒体都知道了。接下来的几天，我们编辑部的电话整天响个不停。全国都在问：王小波那套书出了没有？艾晓明说过，小波最看重的就是这套书，他竟然没有等到！

申霞艳：当时媒体反应很快。这套书是什么时候印的？应该是加急印吧？

钟洁玲：排版、校对、印刷，全部加急。出版社第二天就开了一个生产调度会，我们把艾晓明请来了，决定20天完成所有环节。

申霞艳：发稿程序走完了吧。

钟洁玲：正在发排。同时做封面。封面是王小波生前与李银河商议过的，用希腊神话的图案。

申霞艳：那印数怎么定的？

钟洁玲：当时一下子报了8万。今天看来真是疯了。

申霞艳：怎么报那么多？

钟洁玲：第一版印数8万。王国光报的数，当时他是发行经理，他收到了北京发行所（简称京所）的订数，京所要5万套呢，王国光就把全国其他地方报数再加上去。

申霞艳：8万套，每套3本，就是24万册。

钟洁玲：是的。这是开选题会时万万没有想到的。讨论选题时，大家认为这套书开印5千套就不错了，因为王小波太不出名了。

申霞艳：所以人和书的命运简直不可思议。

钟洁玲：调度会上我们为什么要定20天内印出来呢？因为我们知道王小波出生日期是5月13日。

申霞艳：你们就想赶这个时间点。

钟洁玲：对，艾晓明与李银河商量过，这一天叫王小波的冥诞日。赶在这一天，把新书亮出来，对王小波，这是最好的追思形式，我们要召集北京方方面面的人来开一个《时代三部曲》的研讨会。敲定之后，一切进入倒计时，20天内，99万字的书稿要完成三校，要印出书来。这中间还夹着一个王小波的追悼会。

申霞艳：追悼会什么时候开的？

钟洁玲：4月26日。在八宝山一号大厅。王小波去世后，高教部宿舍大院（王小波母亲家）里一帮和王小波一起玩大的小伙子，搞了一个治丧委员会。负责人叫胡贝，胡贝说：“小波没单位，也没加入作协，老婆在英国，妈妈太老，他的事得由我们来办了。”于是就在大院里面跟人借了一间二楼的房子，拉了两根电话线，接上一部传真机，作为“王小波治丧办公室”。此后每天24小时热线服务，接收全国各地的吊唁电话和传真。我请朋友为王小波写了一副挽联，上联是：以独立意志出神入化笑写时代三部曲；下联是：持自由情怀沥血呕心哭说乾坤万年忧；横幅是：小波不死！到现场发现没有我们这个对联。问胡贝，胡贝说，想让小波平平安安地走。为什么说平平安安？我听说，那时候，王小波的自由派言论受到某些部门关注，王小波生前参加过几次文化论战。

申霞艳：是的，他对孟子、国学是有些微词的，我记得他打比喻说口香糖嚼久了嚼出牛肉干的滋味。

钟洁玲：所以当时就有些东西发不成，胡贝希望不放那些敏感的东西。

申霞艳：追悼会都有些什么人参加？

钟洁玲：这天上午大约来了300多人，他们是首都传媒界的年轻人，哲学界、历史学界、社会学界和经济学界的学者，作家戴晴来了，三联生活的朱伟，从广州赶去的艾晓明和张晓舟。除此之外，大部分是与王小波从未谋面的读者。当时书还没出来，我就把《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三本书的封面彩样打印出来，带去了。艾晓明提醒我，把三个封面摆在王小波身上，随他火化，她说：“他惦着这事，让他知道，封面已经做好了。”于是，我让胡贝将封面摊开，依次摆在覆盖王小波遗体的白色床单上，正好是黄、灰、绿三色。那天李银河哭得一塌糊涂，最后护送王小波去火化的是艾晓明。你看艾晓明写的那篇《来生之约》，发在97年《花城》第5期，写得真感人！最后，是艾晓明把那个骨灰盒拿回去，交给王小波的妈妈。

追悼会之后，海内外已经有上百家媒体报道王小波逝世，标题多是“文坛外高手王小波英年早逝”“时代三部曲即将推出”，无数电话打到了出版社，发行部的态度来了个180度转弯，非常积极，天天催我。各地二渠道及新华书店纷纷打款到出版社的账号上要求订购及地区包销，从前很多旧书回不来的书款现在都回来了。那时全国媒体都在联络我，我每天给媒体不同的宣传内容：第一轮发去世的消息，第二轮就说书稿在我这儿，第三轮讲述三部曲说了什么。

申霞艳：“时代三部曲”到底是什么时候印出来的？

钟洁玲：5月12日第一批样书送到，我们带着几箱样书上飞机。5月13日是王小波45岁的冥诞日，我们要在北京举行时代三部曲作品讨论会。值得说一下的是，5月9号的《南方周末》第8版，用了整整一版纪念王小波。这整版只有两个标题：一个是《宛如一首美丽的歌》；另一个是《死得其所的人》。这两句仿佛就是媒体的集体致敬，是献给王小波的挽联。艾晓明把整张报纸复印下来，然后用一个很大的原木相框镶好，随身携带。我们抵达北京先入旅馆，只有艾晓明不去旅馆，她直奔王小波的家，把这个镶好的镜框送给王小波的妈妈。

申霞艳：文能上次说，当时“时代三部曲”研讨会，去的人很多，但作家和评论家没去几个。

钟洁玲：文能记得不准确，我这里保留了一个当时的签到簿，记下了部分名单：写小说的有李冯，写评论的来了一批：李陀、戴锦华、艾晓明、贺绍俊、韩毓海、蒋原伦、黄平、朱伟、丁冬、谢泳、李大卫、胡舒立等。

申霞艳：当时去了多少人？

钟洁玲：追悼会300多人，这个会有100多，吃饭时也有将近10桌吧。

申霞艳：在哪儿开的？

钟洁玲：万寿寺。艾晓明的同学李丹在里面工作。

申霞艳：《万寿寺》开篇就提到了莫迪亚诺的《暗店街》，所以今年诺贝尔奖得主大家都因为王小波而有点熟悉。

钟洁玲：对，选在那挺合适的，王小波有个中篇以万寿寺为名。当时讨论挺热烈的，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张锲也去露了下面。我还拍了很多照片，当时默默无闻的一批人，现在都成大腕，包括张晓强、张晓舟。我们社去了肖社长、文能和我，李银河当然少不了的。到会的人多数只看过《黄金时代》，对《白银时代》和《青铜时代》是陌生的。这是因为，王小波在世时，他的小说只发表了三分之一。而我们这套《时代三部曲》囊括了王小波已经完成的全部小说。所以艾晓明说，《时代三部曲》的出版，成为王小波生命中至关重要的事情。可惜，他没能等到这一天！

申霞艳：那之后还加印过吗？

钟洁玲：印过。那几年一直在加印，印了20多万套。

申霞艳：这是你责编史上最畅销的一部书？

钟洁玲：是的。

申霞艳：就是因为作家自身的命运？王小波不死的话，书就不会这么火，后来连李银河也火起来了。

钟洁玲：王小波的猝死和大红是所有人都始料不及的。但猝死和大红没有必然关联，并不是所有猝死的作家都会红。社科院外文所的张晓强统计过，1997年死去的作家有七位，但是，除王小波外，谁也没有形成轰动效应。造成《时代三部曲》洛阳纸贵的，与其说是市场导向，不如说是人心导向。

申霞艳：王小波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追随者？

钟洁玲：简单地说：因为他有趣！还有，因为他纯粹，理想主义，却是一贯的低姿态，一贯的边缘身份；他在体制外坚持写作，却写得比作协养着的专业作家好！也就是说，以非主流的身份，超越了主流，为沉默的大多数争了一口气。

申霞艳：那媒体呢，怎么会一呼万应？

钟洁玲：我想，这可能是因为，王小波不被主流承认的身份吧。一位特立独行、受排挤知识分子，让大家感觉他受到不公平待遇，所以媒体都是为他鸣不平的。

王小波不依赖体制生存，为自己的真理观服务，他身上有种蔑视陈规、质疑现实的怀疑主义精神，已经超越了他的边缘身份，体现了一个理想的知识分子的道义和良知。与此同时，正统文坛对他的排斥，恰恰招致了众人的逆反心理，所以才诞生了“王小波门下走狗”这个群体，谁会是走狗？他们也知道“王二”是不需要的，那实在是一群正话反说的叛逆者！

申霞艳：有点拔刀相助的味道。我感觉那时候的媒体能够轰起来，还是挺有人情味的。

钟洁玲：整个媒体都被悲情笼罩，哀悼一个有良知、道义和自由意志的知识分子！

申霞艳：这也反映中国文学体制问题。我做这个访谈就是想要今天的读者知道，甭看先锋文学闹得轰轰烈烈的，但王小波当时想出版作品有多么艰难！人家委曲求全到什么程度？《北京文学》让他把十几万字的长篇改成3万字的中篇，他也勉为其难地改了，但最后还是没有出成。哪像今天大牌小说家，简直任性。

钟洁玲：王小波除了写小说，还给多家报纸杂志写下大量的随笔。其中写过一个电影剧本《东宫西宫》，获得了阿根廷电影节编剧奖，还入围了戛纳电影节。他就成了在国际上第一个获得最佳编剧的中国人。我这里说了王小波的全部创作总量，从他1975年写的《绿毛水怪》开始。

申霞艳：《绿毛水怪》没在杂志上发表过。

钟洁玲：听说李银河就是因为这个《绿毛水怪》爱上他的。恋爱时他们两个地位很不匹配的。李银河当时是在《人民日报》工作。有一天朋友说，说有怪人写小说。她说要看，她看的就是《绿毛水怪》，一看就觉这个人很有才华。然后两人就见面了，李银河当时比王小波地位高。

申霞艳：第一篇《绿毛水怪》，只在朋友圈传阅，没有发表过。

钟洁玲：1984年发表第一篇是《地久天长》，后去匹兹堡大学，是陪李银河去的，陪读身份，后改学文学。1988年文学硕士学位，就回国去了人大。就出了短篇集，在台湾出版的。

申霞艳：80年代出国太不容易了，你看《中国合伙人》。

钟洁玲：他当时有两篇小说在台湾获奖。台湾《联合报》奖，第十三届《黄金时代》，第十六届《未来世界》。能两次获这个奖，内地他是第一个。那获了奖之后，为了专心写作，他就辞了教职，成了自由撰稿人。在小说里，王小波汪洋恣肆，天马行空，明明窥透了人生的荒谬和无聊，却用戏谑之笔安抚众生。三部曲里头，我最喜欢的是《青铜时代》。《青铜时代》的想象力特别奔放张扬。我记得著名书评人黄集伟曾经建议，应该把《青铜时代》拆分成若干个小本子，轻质薄纸，举着读也不累，当成床头书系列。实在写得好，每一页都妙趣横生，每晚临睡前看着这样的文字，觉得人生还有很多指望。

申霞艳：《青铜时代》里的《红拂夜奔》我很喜欢。艾晓明老师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开头写道：如果我从书房离开，只准带几本书，王小波的一定带一部。“三部曲”中哪部卖得最火？

钟洁玲：当然还是《黄金时代》。它写了性，很多人看不到性后面的政治隐喻。李陀他们一眼就看出来了。王小波当时能冲出来，有某种象征意味。

申霞艳：里面有一些时代契机。

钟洁玲：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长期心理压抑。这一次，借着王小波之死的事件释放出来。王小波成了知识分子良知与道义的代表。他的杂文，如《一只特立独行的猪》，反对个别人对大多数生活的设置和限制，反抗专制，他用一只猪来暗喻反抗精神，用另一种方式否定文革。

申霞艳：不仅仅是对文革的一种简单否定，还包括对漫长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的反思，也包括日常生活层面的反思，他想得比较深，因为我们没有这个自由主义的传统。另外，他的讲故事的腔调也很特别，我们从前习惯了尖锐的高音，得理不饶人。他却是温和、平静、戏谑地讲着道理。

钟洁玲：主要是他的理性立场，表述得从容不迫，读起来抑扬顿挫。他曾说过，一代翻译家（指查良铮、王道乾）发现了汉字音韵之美，启蒙了他。他的作品很注意音韵，他的文章读起来朗朗上口。此外还有，艾晓明说他智慧、自由，冲破禁忌。而且他对性的处理方式很独特。回想起来《时代三部曲》的出版像暗中有股力量促成的，这就是奇迹吧！你看，这三部书稿经历漫长的流浪之旅，最后停泊在花城；别处都出不成，我们却出成了，而且出得非常漂亮。正对上了王小波自题的墓志铭：“活过，爱过，写过，书都卖掉了。”

（公众号编辑：华东师大中文系 张亦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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