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武汉大学教育改革的反思（转）

1980年代武汉大学教育改革的反思（1）： “武大悖论”：最具创造气质的学生为何未能成为大师、院士？ 最近发现一个现象，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律系1977年恢复高考招生（当时还是湖北财经专科学校），与北京大学、吉林大学、西南政法号称最早恢复法律系招生的三所半大学。他们这一届，涌现出吴汉东、王利明、余劲松、黄进、方世荣等法学名家，在各自专业领域均被公认为大师级学者。武汉大学法律系恢复招生不过晚之三年，时至今日，本科生当中无一大师级学者，没有一位能够继承发扬韩德培、姚梅镇、马克昌、何华辉等先生衣钵者，也看不到有哪位能够与1978年以前武汉大学法律系杰出校友们比肩齐列的迹象，以致法学院至今依然要靠韩老、马老坐镇。而万鄂湘、曾令良等法学名家，其本科学业均非在武大法学院完成。 同样的问题出现在经济系、中文系这些在1978年以前培养出众多大师学者校友的基础院系。中文系能够板凳一坐十年冷终成大器者，如近年来主编《故训汇纂》的宗福邦教授、还是1978年以前的学生。生命科学院新当选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朱英国也是1960年代毕业。更有一个现象值得引起注意，恢复高考后的大学毕业生当选为两院院士已近100人，而老武汉大学校友当选数为零，本科生当中没有，研究生当中也没有。而同城的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农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原武汉测绘科技大学等，都已有数位出产，像新武汉大学的刘经南、李德仁两位院士，就是原武汉测绘科技大学1980年代的研究生。而老武汉大学，生源质量在1990年代以前历来要比武汉其他学校都高出一筹，又在1980年代，被媒体称为“高校改革中的深圳”，当时的武大学生，被誉为“全国名牌大学少见的富有创造性气质的”。 （见《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下文简称《自白》P208），却不能率先培养出最具有创造性贡献的大师、院士，问题何在？ 1980年代武汉大学教育改革的反思（2）： 刘道玉教育改革的实质是专业应用化、综合性大学职业化 或许要从武汉大学前校长、著名教育改革家刘道玉先生的从1981-1988年之间开展的教育改革身上找原因。刘道玉在自传《自白》（P181）中叙述了他的办学目标：把武汉大学办成以中国3-9世纪传统文化（文史哲）、国际问题（经济、法律、国际关系）、信息科学技术（图书、情报、计算机）、空间物理、功能材料（生物活性高分子）、能源（电化学）和病毒学为重点的，涵盖文、法、理、技、信、管六大类的新型大学。 在该书中，他对基础学科有过这样的评价：在实际工作中，某些专业培养得学生，明显的是没有出路的，要么分配不出去，要么出去改行，存在着学与用的尖锐矛盾。例如，数学、理论物理、俄语、法语、哲学、历史等专业，都存在学与用的矛盾。如果不解决这个矛盾，不仅不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而且也是教育资源的浪费。 因此，刘道玉推出了双学位改革计划，要求学生选择双学位做到关联性、互补性、应用型。如数学系与经济、管理、统计关联，历史与新闻、行政管理关联，哲学系与经济系、社会学等关联，等等。 由此可见，其改革逻辑就是要迎合社会流行热点，罔顾综合性大学办学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大力推进基础学科应用化，基础专业学生职业化。在这种办学思想主导下，武汉大学，按照《自白》所称，虽然也狠抓科研，但道路和方向却与其他抓住改革春天大力恢复基础理论教学研究元气的大学开始分道扬镳，30年过去，当其他大学这一时代的毕业生已经出产院士，而武汉大学却迟迟无所收获，也就不难理解了。 中文系的改造是其中一个突出例子。他们违背中文专业培养文学研究专家的办学传统，在“文革”结束，文学成为社会热潮之际，作家极为光荣。武汉大学中文系于是追求时髦，要培养作家，甚至专门招收作家班。固然，武大这一时期涌现作家群，但中文系自身的学术发展却后继乏人，再也看不到如同著名的“五老八中”学术群体一样的气象。原因还在于，为创办新闻系，刘道玉先生对当时的中文系采取了釜底抽薪的办法，调走近10名中青年学术骨干，如老一辈学者毕焕午先生等，直接导致中文系人才断层，学术地位急剧衰落，一度要从华师、湖北大学引进学者为。遗憾的是，他们当中，除个别转型成功外，他们中的大多数也未能取得与学术潜力相符合的成就。再加上学术兴趣长期停留在文学领域，在该领域的成就反而更有影响，如李敬一教授。 又如经济系，在1928-1968年，培养出张培刚、谭崇台、董辅礽、刘诗白、胡代光、何炼成等众多经济学名家大师，但1978年后，堪称经济学家的经济系校友不过邹恒甫等寥寥数人，甚至逊于同城的华中科技大学。更多优秀的学生，其兴趣被吸引到经商和从政去了。刘道玉先生彼时的兴趣在筹建热门的管理系，经济系也遭到釜底抽薪，导致再没有产生星光灿烂的新一代经济学家群。 在当时，数学系最好的学生，都被鼓励去学经济金融(最典型的是数学系出身的经济学家汤敏左小蕾夫妇。海外著名中青年华人经济学家中武大校友一多半出自数学系)，物理生物化学在那时被强调去做应用研究。所幸这些学科积淀深厚，刘道玉的改革计划并未完全得到老一辈学者的认同，所以还能维持，但80年代的武大理科学生至今未能像其他兄弟高校同龄同行一样成为学术大师，值得反思。曾经出产多位院士堪称中国数学重镇的武大数学系，至今后继乏力，令人遗憾。 同样值得思考的是，一些学科因其应用价值不大，难以得到刘道玉教育思想的改造，虽然没有得到重视发展，但良好的学风得以幸存，如哲学系。邓晓芒、郭齐勇等新生代得以薪火相传，安分守己，三十年坚持学问，成为学界宗师，哲学院至今能够成为国内同行的领先者。而历史系，尽管当年曾有吴（于瑾）唐（长孺）盛世，但并没有培养出能够薪火相传的后继学人。我们只能揣测，大概学生的心性也被诱惑去学习热门双学位，无人再愿意坐冷板凳了。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1928年成立的国立武汉大学，在短短十年内迅速崛起，到1948年已经成为当时的中国四大名校。究其原因，在于校长们远深邃的教育眼光。校长王星拱指出，一种学术之影响于民族兴衰及国家之隆替，往往在数十年之后。“我们研究学术，不能有求速效的心思”。（《武汉大学名人名师演讲录》P139）在题为《大学的任务》的演讲中，提出，在知识的方面，大学应当探研高深的理论。当时中国正处于危亡紧迫的时期，外界对此多有不解。王星拱说，我们固然不能不讲应用，也不能天天在哪里求切近的应用。因为近代学术能够辉煌的原因，是它的非功利的精神，纯粹理论和艺术都属于“无用之用”。再则，应用有直接和间接两种。“人类文明程度越高，则其使用方法之间接性愈越远”。他举例说，围着解决吃饭问题，要种田，要研究地质学，气象学、天文、化学等等。因此，王星拱时时警觉大学过于应用化的倾向，提出，依大学的标准而言，我们不能漠视高深的理论，不能把一个大学，变成一个职业学校，或是一个专门学校。即便是国家民族存亡之际，武汉大学更主张“此时刻苦求学，预备出校以后做救国救民族的工”作既不鼓励也不阻止学生即时离校参战，因为“觉得方法牺牲大而效果不可必”（王世杰，《武汉大学名人名师演讲录》P128）。 高深学问的无用性正是其未来可能存在的“大用”，如同爱因斯坦发现的公式，本身也没有什么用，却制造出了人类最具威力的原子弹。刘道玉先生却急功近利，目光短浅，称理论物理等专业是教育资源浪费，和他的前任们相比，教育家的称号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1980年代武汉大学教育改革的反思（3）： 刘道玉教育改革对武大影响最深远的是改变了校风 学校还是那个学校，生源依然是同龄人中最优秀的群体，老师依然是当年那些老师，但人才质量却大不如前，何故？我们或许可以推断，武汉大学此时的办学思想和教育改革实践已经离培养大师的正道渐行渐远，风气和土壤都发生变化，自然结出不同的果实。 国立武汉大学成立之初，王世杰和王星拱两任校长特别强调武汉大学是知识灌输与人格培养并重的。王世杰校长对学生的要求是“好学、吃苦、守纪律”。王星拱提出武汉大学应当注重切实耐劳苦的精神，保持团体的目标。要专心读书。“武汉大学的精神，是努力服务、用功读书；武汉大学的风纪，是研究实学、恪守纪律。”对于纪律的强调尤为突出，王世杰校长就认为，过去许多中国学校的失败，大半就是因为无稳固的秩序。我们有了尊重秩序的习惯，才能有良好的学风；有了良好学风，才能吸收及维系良好的教员及职员；有良好的学风和教授，才能得到社会的信任，才能使本校毕业学生容得到适当职业，以为社会服务。“现在遵守秩序的习惯，已渐渐普遍于本校，本校的纪律已日趋坚固”。 国立武汉大学时期的校风是怎么样的呢？1934年，王星拱校长在演讲中提到，有人说武汉大学“整肃的纪律有余，发扬的精神不足”，学生当中也有人以为武大的生活太沉闷了。对于这些评价，王星拱解释，要使武大成为一个造就有实用人才的学校，无论是抵抗敌人，或是拯救民众，都非从切实工作的方面做起不可。整肃纪律就是切实工作的一个条件，一个团体，一个学校乃至国家，都必须有纪律规范其行动，才可以收到更高的效率。因此，我们既要有英发的精神，同时又要有整齐的步伐。 另一方面，国立武汉大学又以风气开明，学术自由著称。但这种开明、自由，不是纪律的松弛，作风的散漫，而是对各种学术观点兼收并蓄，对学生学习思考提供最大限度的自由。在《老武大的故事》中，有校友对国立武汉大学时期的自由学习生活进行细致描述。 经过国立武汉大学20余年间艰苦努力，两位王校长所造就的校风学风已经成为武汉大学的精神和传统，即使学校在1949年后遭遇各种运动包括“文革”都没有根本改变大多数师生对这些精神的传承。而刘道玉先生的改革创新，因为迎合了人性中的好逸恶劳、追求轻松快乐、自由解放的某些弱点，将这些艰苦奋斗的精神彻底改变。 1980年代的武汉大学校风究竟是怎么样的呢？快乐、自由、宽松、“玩在武大”。这对刚刚从备战高考中解脱的大学生，多么有吸引力，在要求刻苦严格的老先生们与开明放任的年轻校长之间，青年们当然会选择拥护支持后者！ 刘道玉在《自白》中对于当时的校风写下以下文字： 在玩中学，在玩中增长才干，应当是提倡的，这正是武汉大学多年教学改革而营造的新的学习风尚；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是学习的最高境界，是我们应当大力提倡的。 如果我们以快乐学院来形容学术社团活动，那么我们能否通过提倡乐教、乐学，使整个大学变成一所大的快乐学院，把大学生们从“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炼狱式的学习中解放出来呢？这不仅是必须的，而且也是可以做到的； 要尊重学生的志趣，保护学生的选择权利，提倡自学，采用启发式、因材施教的方法，允许自由听课； 尊重学生的志趣，允许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在各系、各专业甚至校际之间转学； 。。。。。。 这些听起来对年轻人而言，十分具有诱惑力，似乎很符合教育规律。但实际效果又是如何呢？ 刘道玉在自白中举了几个成功例子。但是，当学校对学习纪律不再要求之后，有多少学生是在自由中学习而不是睡懒觉呢？又有多少人在玩中学，增长了才干，有多少人在玩中堕落，荒废学业与人生？不知道刘校长是否关注过少数天才之外的大多数普通学生的前途？ 老师能够做到用精湛的教学艺术吸引学生，而无须强调任何课堂纪律，固然至善至美，但大学里这样的老师毕竟是少数，大多数老师都属于普通水平。在校长的鼓励下，学生都以老师的课乏味为由逃课，是否真的会去自主学习而不是虚度光阴？刘道玉先生只记载了成功的案例，而对这种风气对于大多数普通学生的影响却无只言片语。 在《自白》中，刘道玉先生写道：玩在武大，在一些不明真情的人看来，武汉大学似乎是学风不严，校内的一些对改革不满的少数人，在校外某领导人的指使下，写诬告信，制造流言蜚语，说什么“刘道玉的改革是搞花架子，迁就学生，降低了教学质量，办学方向有问题。 现在看来，以武大和当时的华工、华农等不“开明自由”的学校在杰出人才培养成就对比，以1980年代的武大和国立武汉大学不同校风下的人才培养成就对比，当年那些对于刘道玉教育改革的指责，或许是符合办学规律的，未必如刘所言是政敌的“诬告信”。 1980年代武汉大学教育改革的反思（4）： 关于乐学——王星拱扬弃的被刘道玉当作宝贝 兴趣固然是最好的老师，但兴趣是可以培养的，兴趣也是多变的。华中科技大学现任校长李培根院士近年来就多次跟学生讲过，他最初的兴趣是学医，而不是机械，但在老师的培养下，慢慢对机械产生了兴趣，终有大成。武汉大学前校长刘经南院士也曾经有过专业情绪，但都在老师的引导下，以“打洞到底”的精神，逐渐成长为测绘学界的宗师。 况且，一个人尤其是年轻人的兴趣是多变的。如果一味纵容鼓励学生按照个人兴趣去设计人生，其结局恐怕就是培养学生的“掰玉米棒子”似的“猴气”。“有志者立长志，无志者常立志”。武汉大学1977年以前踏实沉潜的优良学风和校风不被欣赏，被自由活跃的风气彻底搅动，导致学风虚浮，校风漂浮。学生固然思维活跃，灵活聪明，做事凭小聪明，容易投机取巧，取得一时一地之成功，但长远来看，更容易迷失方向，失去理想，丧失恒心和毅力。人类历史的经验证明，最伟大的成就都是“傻瓜们”专注一生做出来的，就如宗福邦、杨弘远、朱英国以及所有武汉大学历史上大师级学者和校友一样。但1980年后的武汉大学似乎再也没有培养出这样持之以恒的“傻瓜”。 对于刘道玉先生所推崇的自由、快乐，兴趣，王星拱校长早有深刻而充满辩证法的认识。王星拱校长1933年在国立武汉大学开学典礼上谈武汉大学所应当注重的精神时就认为：固然，研究学术，应当注重兴趣之引起，但这不过是在研究开始的时候所必需的，以后应当经过一段艰难困苦的历程，到了有学问有了成就以后，又有融会贯通的快乐。“这一段艰难困苦的历程，是应当在大学四年之中经过的。”“所以我们读书，不能怕麻烦，不能怕艰难，否则就不会有成就。” 1935年1月7日，他应邀在湖北省立一中发表演讲，谈《学习的兴趣》。他充分肯定引发学生的兴趣的教育方法，无论学习任何课程，都可以以此学理拿来应用。但又认为，事实上也不是，有价值的学问，不是可以完全从追求浅薄的兴趣的途径得来的。如果学校真的完全不采用灌注式，对学生不加强迫，学生就可以藉口先生，不能引起兴趣而荒废学业了。先生固然当注重引起学生的兴趣，而学生则仍当准备刻苦用功，用功之后，自然有兴趣发生出来。一个人在开始学习某种学科的时候，往往是可以因为好奇心的吸引而感觉到高兴，但在学习过程中，一定不免要遇着艰深困苦的问题，要能有毅力把这一难关渡过了，才能真的领得读书的乐趣。 他对“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也有解释：乐当然是一个最高的境界，但是要先“知”才能“好”，先要“好”才能“乐”。因此“知”是最初必经阶段。要能“乐”，必先“知”，要能“知”，又必须要用苦功。如果一遇着困难的问题，便马上怠惰起来，不肯努力吃苦，便是一辈子也不会知，更也不会乐了。 从两位校长的认识来看，可以看到一个浅薄，一个深邃。而实践效果也截然不同。 刘道玉先生在自白中这样证明实行“乐学”效果：1980年代是武汉大学历史上出人才，出成果的最好时期。国内重点大学、中国科学院和出国考试的，武汉大学录取率均居全国前列。毕业的分配，是最能说明一个学校培养学生质量和社会对学校信誉的认可。那时，毕业生深受国家各部委和14个沿海开放城市用人的欢迎，特别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的深圳市和海南省，对武汉大学的毕业生情有独钟。 王星拱校长从1928-1945年之间实际主持校务17年，从来没有夸奖过自己，居功自傲，对别人的夸奖更是心存疑惧，唯恐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担心名誉毁掉学校。这17年，武汉大学培养了张培刚等一大批学者、院士和其他领域杰出英才。在最为艰难困顿的乐山时期，也培养了9名院士和谭崇台等一大批学术大师和业界翘楚。 十年树木，百年树林，评价一个大学到底办得好不好，是不是出人才，不能光看在校时、毕业时的一时成败得失。清华大学前党委书记、现教育部副部长陈希就说过，对于毕业生，5年看苗头，10年看格局，20年看发展，30年看成就，50年看结论。30年过去了，80年代的武大校友没有院士产生，以此衡量，刘道玉先生自己对于80年代的夸奖未免操之过急。 王世杰、王星拱两位校长为武汉大学奠定的优良学风经过80年代革命式的创新创造，在武汉大学几乎荡然无存。它到哪里去了呢？ 我最近去华科和华农多一些，这两所学校的主体部分都是老武大1950年代院系调整重组的嫡传学校。在华农，他们的学风之苦之实令我震惊。导师对学生的学术要求严格得近乎苛刻，学习风气之盛恍若隔世。华科大就不用多说，学校历来强调学习至上，一切文体活动均围绕学术为中心。 这两所学校的校风、学风让我产生一种历史的熟悉感和亲切感，和国立武汉大学时期多么相似！那时武大也以自由著称，但那时的自由是学什么、怎么学的自由，而不是学与不学、学得好与不好的自由。在自由的另一面，是近乎残酷的严格，考试不及格率很高，学生淘汰率很高，常常一个班到毕业的时候只剩下几人。史载王星拱校长面目严肃，不轻易以笑容面对学生，遇见学生不用功，嬉戏时间会严加斥责，但他又是武汉大学历史上最爱护学生的校长之一，颇受校友怀念。 所以，在1977年以前，以院士培养为观察点，武汉大学各个时代都有校友当选，包括那些1950年代调整到华中工学院、华中农学院的学者，也都在新学校培养出院士。但1977年以后，留在武汉大学的大师如高尚荫院士、李国平院士、齐民友教授等的弟子们，至今尚未有当选院士的案例。而华中农学院、华中工学院1977年以来的毕业生都至少有3人当选院士。有据可查的是，他们的老师都是原武汉大学的学者们。 我想在纪念国立武汉大学80周年，西迁乐山70周年，以及改革开放30周年的今天，重新回到1928，是武汉大学奋起直追重塑辉煌的不二选择。1978开始，武汉大学所走的道路，在刘道玉的教育改革思想改造下，是个歧途。 1980年代武汉大学教育改革反思（5）： 大学有正道，不能乱变轨 1978年，国内高校重现生机，重新回到正轨，为什么1978年后的武大却走上了一条与其他兄弟高校不同的道路，以致30年后回头看这场改革，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领域几乎没有获得改革之初所宣传的效果？以狂飙突进的改革著称的武汉大学，30年后所培养的人才和同专业学术成果还不如在大众媒体上籍籍无名的众多普通院校？ 或许，我们有必要怀疑当初的改革是不是南辕北辙，是否舍本逐末，是否急功近利？ 通读近年来出版的老大学的故事，我发现有一个现象，就是民国时期的老大学，其学生学者的气质和作风大致相当，包括北大、清华、武大、南京大学、南开和交通大学，从校友们的描述和日后事业表现来看，除了职业发展方向差异之外，发展水平没有太明显的差别，都是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一步一个脚印，干到最后。学风和校风，差异不大。这给我一个启示，所有杰出的大学，其实都只有自古华山一条道。对于同类大学而言，任何在教育规律和办学目标上的标新立异，都只会让自己步入歧途或变轨，比如武汉大学，30年来的走向，实际上是从志存高远追求卓越的综合性大学向迎合社会热点的职业学院发展。而华中科技大学，由于朱九思等人的高瞻远瞩，从单一的工学院变轨到综合大学的办学目标和方式，最终实现了向综合性大学的转型。值得深思的是，朱九思及其继任校长黄树槐、杨叔子，分别是武汉大学1930年代、1940年代、1950年代的校友。 而同为1950年代武大校友的刘道玉先生，为什么会带领武汉大学走上与自身传统几乎决裂与世界一流大学背道而驰的道路？个性使然。他在自传中这样评价自己：崇尚自由，只想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愿意受人摆布。“不做官，不受管”。做事喜欢追求独一无二，从小就善于变通，标新立异：初考冒名顶替，假文凭中考，屡屡得逞。所以总有别出心裁的思路，破格之举频现，对当事人固然是爱护，却开了不好的风气。 他始终是个弄潮儿，获得无限风光。1950年代留学苏联，成为“反苏”英雄，文革期间武大革委会副主任，80年代的改革，90年代下海办民办学校，新世纪反思批判大学，每一次都不甘寂寞，赢得大众欢呼，他享受并期待这种欢呼。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热衷追赶社会潮流的个性，对于一所大学来说，是场灾难。相对于急速变革的社会，大学的内在逻辑和功能是较为稳定的，几百年才会有较大变化。大学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追求超级稳定，不图虚名，追求卓越和不朽，才能确保获得真理，确保人才质量，也才能保证大学风气的稳定。是着眼于毕业生找到工作，还是着眼于毕业生几十年后成为引领和改造社会进步的学术大师和杰出领袖，办学思想和举措是不同的。当然，对于主政者而言，前者可以立竿见影，很快就可以收获掌声和欢呼；后者却要漫长等待，可能校长百年之后学生才能成为母校的至高无上的荣耀。就像王星拱校长活着未能看到他当年的学生日后都成为国民表率、国家栋梁一样。真正的教育家要有这种高尚的品格才能千古流芳，永垂不朽。 我们看华中科技大学几十年来的办学思想，朱九思先生概括为“敢于竞争，善于转化”，历任校领导对此都是一脉相承，在继承的基础上根据时代需要有所修正和突破，万变不离其宗，大学始终按照大学规律的运行。清华大学近百年来也只有梅贻琦和蒋南翔两种教育思想，二者还存在内在逻辑的高度统一。而武汉大学，尽管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一些破坏，但在办学逻辑上，1978年以前基本是一致的，直到刘道玉的出现，根本改变了大学的正道。尽管在他卸任后，因为之后的几位校长都不是革命家，武汉大学重新回到自身传统。但无奈1980年代掀起自由的风气太让师生享受了，尽管大家都知道，自由安逸的学习和工作并不会给自己和武大带来伟大的成就，但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再让武大的师生像华农那样每天早上出操锻炼身体和培养纪律，断无可能。 武汉大学要想实现复兴之鸿鹄之志，校长们的超越目标应该选择王星拱，而非刘道玉，回到1928，而非1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