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热爱-----凯瑟琳•斯多克特

我们家从前的女佣，德米特里常说天底下最苦的差事莫过于在炎炎夏日里摘棉花，摘黄秋葵除外，那是一种带刺低矮的植物。德米特里时常绘声绘色地向我们描述她还是小姑娘时采摘棉花的各种故事。她会笑着冲我们摆摆手指，警告我们这群家境富裕的白人孩子，摘棉花这种事，就像烟酒一样，是万万碰不得的。 　　 “一连几天，我摘呀摘呀，后来我一低头，见我皮肤上燎起一排水泡。我给我妈看，我们之前从没见黑人被晒伤过，只有白人才会这样。” 　　 我那时候太小，只是把她的故事当笑话来听。德米特里出生在1927年，密西西比州的兰普金。那不是个好年份，没多久大萧条便接踵而至。作为佃农家一个穷苦的黑人小女孩，在最天真烂漫的年纪，她又会有怎样的感受？ 　　 德米特里28岁时来我们家洗衣做饭操持家务，那时候我父亲14岁，我叔叔7岁。德米特里身板壮实皮肤黝黑，那时候已经嫁给一个叫克莱德的男人，他是个脾气暴戾嗜酒成性的酒鬼。每次我问起他，德米特里都只绝口不提。但除了克莱德这个话题外，她能和我们天南地北地说上一天。 　　 我喜欢和德米特里聊天。我放学回家后，就坐在祖母的厨房里，一面听她讲故事，一面看她做蛋糕煎鸡仔。她厨艺精湛，凡是在我祖母餐桌上吃过饭的人都对她的手艺赞不绝口。你在吃她的焦糖蛋糕时，能尝到浓浓的情意。 　　 但哥哥姐姐和我都不准在她自己的午饭时间打搅她，祖母会说：“现在不要去打搅她，让她吃完饭，这是属于她的时间。”我会站在厨房门口，心痒难耐地想回到她身边。祖母是希望她休息好了，养足精神完成她的活。当时黑人吃饭的时候，白人是不会坐到他们的桌边的。 　　 这是黑人和白人之间不成文的规矩，人们都把它视作理所当然的事。我还是小女孩时，见到黑人都集中住在镇上的黑人社区，即便他们衣着整洁举止得体，我也会可怜他们，现在承认这点让我深感羞愧。 　　但我不可怜德米特里，有那么几年，我觉得能在我们家干活对她来说是前世修来的福气，在体面的房子里有一份牢靠的工作，为信仰基督的白人打扫屋子。德米特里自己没有孩子，我们觉得自己填补了她这遗憾。如果她被问到有几个孩子，她会竖起指头说三个孩子，她说的是我们：我姐姐苏珊，我哥哥罗伯，和我。 　　 　　 与其他孩子比起来，德米特里和我最亲，虽然我哥哥、姐姐不承认这点。只要有德米特里护在我左右，没人敢惹我。她还会把我推到镜子跟前说，“看看你模样多俊俏，真是个俏妞儿。”可我当时显然不是，我戴着眼镜，一头干巴巴的棕色头发。我还顽固地抗拒浴缸。我妈妈经常上镇外。苏珊和罗伯懒得带我玩。我像个没人要的孩子，德米特里知道这些，她会拉着我的手，安慰我是个好孩子。 　　 我6岁那年，父母离婚了，这一来，德米特里对我更为重要了。妈妈又要出远门时，爸爸会把我们安排在他开的旅馆里，派德米特里来照顾我们。我会伏在德米特里的肩头哭个不停，想念妈妈想得发了高烧。 　　那会儿我哥哥姐姐已经大了，并不再依赖德米特里，他们会和前台人员坐在旅馆的顶层套间，用吧台的麦管当筹码玩扑克牌。 　　 我看着他们满心羡慕，觉得他们都是大人了。有一次我想，我也不再是个小娃娃了，不该总跟着德米特里，而他们却在玩牌。 　　 于是我也加入了游戏，不消说五分钟后便把所有的麦管输个精光。我又退到一旁爬上德米特里的膝头，眼瞅着他们继续玩牌。用不了一分钟，我就会把额头靠在她温软的脖颈下，她轻轻晃着我，我们就像坐在船上的两个人。 　　 “你属于这儿，和我在一起。”她喃喃着，拍着我火烫烫的腿，她的手总是很凉爽。我不再把哥哥姐姐玩牌的事放在心上，也不再那么想念妈妈了，我待在属于我的地方。 　　 电影报纸电视上充斥着对密西西比的负面报道，反倒让我们这些密西西比人同仇敌忾起来，我们内心交织着骄傲和羞耻，但大部分是骄傲。 　　 可最终我还是离开了那儿。我24岁时来到了纽约。在这么一个瞬息万变的城市里，人们见面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是哪儿的人？”我会说：“密西西比人。”接着我就等着。 　　 要是对方微笑着说：“我听说那儿很美。”我便会说：“我家乡是全国第三大帮派仇杀高发地。”要是对方说：“天啊，你一定很庆幸能离开那儿。”我便会说：“知道么，那儿非常美。” 　　 有一次在屋顶的聚会上，一个喝得醉醺醺的富家子弟，他家大约经营着北方都市铁路，他问我是哪里人，我告诉他是密西西比，他嘲弄地说，“我真替你难过。” 　　 我立刻用细鞋跟把他牢牢钉在原地，足足花了十分钟给他洗脑。我给他扫扫盲，告诉他福克纳，厄多尔赛拉•韦尔蒂，田纳西•威廉斯，埃尔维斯•普雷斯利，B.B. 金，奥普拉，吉姆•汉森，菲丝•希尔，詹姆斯•厄尔•琼斯，以及《纽约时报》的美食作家和评论家克雷格•加邦。还告诉他密西西比施行了第一个肺移植手术和心脏移植手术，告诉他密西西比大学奠定了美国司法体系的基础。 　　 我思乡情切，正等着像他这样的人送上门来。 　　 我滔滔不绝，这可怜的家伙坐立不安，愁云惨雾地看着聚会上的其他男男女女。可我忍不住。 　　 密西西比就如同我的母亲，我可以抱怨她的诸多不是，但要有人胆敢在我面前对她不敬，我会毫不客气地教训他，除非他也来自密西西比。 　　 　　 此书是我在纽约时写成，这要比在密西西比直面她来写更为容易，距离让思维更为的全面和透彻。在这么一个快节奏的繁忙都市中，静心回忆往事更是一种放松。 　　 这本书是部小说。但我仍担心我家人对这本书会有怎样的看法，德米特里又会怎么想，虽然她已经去世多年。我时常为自己逾矩用黑人的口吻写感到惴惴不安，我担心自己无法把这份对我有巨大影响的种族关系写得精辟到位，而这类题材在美国历史和文学上屡见不鲜。 　　 豪厄尔•雷恩斯的普利策获奖作品《格雷迪的礼物》中有一句话，我甚为推崇： 　　 　　 对于南方作家来说，最为棘手的主题就是描写种族隔离时期黑人和白人之间的感情。在一个虚伪的社会环境下，很难判断两个人之间流淌的是真挚的情感，是怜悯之情，还是权宜利用。 　　 　　 我读了此话，惊叹他何以能如此精辟得一针见血。同样的内容，对于我它像条滑得溜手的鱼难以把握，而雷恩斯先生寥寥数语便能一矢中的。我听说其他作家和我有同样的问题，我深感戚戚。 　　 正如同我对家乡密西西比的感情，我对这本书的感情同样也是五味杂陈。书中关于黑人妇女和白人妇女的描写，我惟恐揭示过多。我受到的教导是不要提及这些令人不快的事，这种做法既不文雅也不礼貌。 　　我又惟恐自己描述得不够详尽，那些密西西比女佣艰辛的生活，那些主仆之间的深厚感情，我的笔墨仍有不到之处。 　　 我能确信的只有这一点：我并不认为自己能够真正体会到密西西比黑人妇女的感受。尤其是在20世纪60年代，她们有些东西是那些作为雇主的白人永远无法明白的，但尝试着去相互理解是人性中重要一部分。书中有一句我本人引以为傲的话： 　　 　　 这不正是这本书的宗旨吗？让女人们知道，我们只是不同的两个人，但我们之间不存在难以逾越的隔阂。远远没有我以为的那么难。 　　 　　 我敢肯定的是，我家从未有人问过德米特里，作为密西西比的一个黑人，为白人家干活是什么感受。我们从没想过要问，这只是我们寻常生活的一部分，没人认为有必要去研究。 　　 多年来我都希望自己当时已经心智成熟，能问问德米特里这个问题。可她去世时，我只16岁。我常揣想她会如何回答，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