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地狱的声音

　　奥内蒂影响了整整一代西语作家，巴尔加斯·略萨就说：我们拉丁美洲作家都欠了奥内蒂一笔还不清的债。 　　公共汽车上，有两个中年汉子站在惟一的一个空座位前吵架，吵架的原因是为相互让座，你叫我坐，我叫你坐，正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一个不合时宜的家伙趁机把那个座位占了。两个中年汉子面面相觑，恨不得一起动手掐死那家伙——这两个人当中的一个是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福，另一个就是乌拉圭作家胡安·卡洛斯·奥内蒂——这是他们在加那利群岛参加文学会议时发生的一件趣事。 　　这两位拉丁美洲的文学大师素来交情不错，他们走的文学之路大致相同，性情上也接近，同是孤独的锦衣夜行人。鲁尔福写第一部作品《生活本身并不严肃》的时候，奥内蒂也在写他的处女作《井》；鲁尔福的巅峰之作《佩德罗·帕拉莫》诞生之时，让奥内蒂声名鹊起的代表作《造船厂》差不多同时问世。惟一不同的是，鲁尔福笔下尽是荒无人烟的村庄，而奥内蒂写的是雾气弥漫的城市…… 　　存在主义是奥内蒂脉管里流淌的血——因为“人生就像一个白痴讲的故事，充满了骚动的喧嚣，毫无意义，”这一理念跟福克纳不谋而合。事实上，福克纳也一直是他的偶像，他说过：读了福克纳的书，就觉得自己没必要再写作了……说是这么说，写还是要继续写，他不但写，而且还不少写，与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系列一样，奥内蒂也创作了一套精彩的“圣玛丽亚城市系列”小说，《造船厂》就是最有代表性的一部。 　　他的小说大多都是以其出生地蒙得维的亚和移居地布宜诺斯艾利斯为故事背景的，令人窒息的城市生活一直是他心中永不消失的梦魇，他所历经的每个人、每件事、每个物都清晰地折射在他的悲情文字之中，所以他有“拉丁美洲城市小说创始人”之称。 　　《造船厂》写的是一个叫拉尔森的主人公，他渴望自己能干一番大事业，可是屡屡失败，徒劳无功，就连追求厂主的白痴女儿也难以得手，故事以悲剧而告终。情节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故事寡淡得也不能再寡淡了，通篇都是漫无边际的回忆和漫无边际的联想，什么时候把你看烦了看恼了看得火冒三丈了，什么时候算完。 　　奥内蒂笔下的城市与另一个城市小说家穆时英不同，穆时英的城市是建筑在物质和欲望的基础上的，由夜总会、狐步舞和长了“一张会说谎的嘴一双会骗人的眼”的舞女所组成，而奥内蒂的城市则是荒谬的、阳痿的、死气沉沉的，所以他说：我现在写作时是处于一个封闭的世界里，我的心也被锁住了，我多次感到极度的消沉，总有一种死神临近而不是生机勃勃的感觉…… 　　奥内蒂把这种感觉也传染给了我们，他用大段的内心独白、时空的对立和交叉以及类似“藓苔在乱堆里生长”和“铁锈吞食金属”般的沉闷语言，把他那挥之不去的死亡意识一点点渗透到读者的潜意识里去，令人绝望，绝望到了极点。但不能否认，他还是影响了整整一代西语作家，巴尔加斯·略萨就说：我们拉丁美洲作家都欠了奥内蒂一笔还不清的债。 　　就我而言，他的书最大的好处就是绝望之后，撂下书，会为自己不是书中的困顿人物而备感欣慰，不禁长舒一口气，对自己的现状满意了许多，觉得越活越有滋味。 　　老头折腾了一生，磕磕绊绊，中学辍学以后，做过大户人家的门房，做过酒馆的侍应，也做过球场的售票员，最辉煌的是担任《前进周刊》的社长，可惜很快就停刊。之后，走上了流亡之路，躲在马德里的一所阴暗的公寓里，幽居起来。 　　奥内蒂在马德里的生活状态跟陈独秀晚年在江津的生活状态十分近似，那时江津人都不晓得形单影只的陈先生就是大名鼎鼎的陈独秀，也不清楚陈独秀是干啥的，只见偶然有人来看望他，全是滑竿来滑竿去，穿得也很体面，人们就以为他很有钱，偷儿也来光顾，弄走了两个箱子，打开一看，都是写了字的稿子，偷儿气坏了，一把火给烧了……奥内蒂也是这样，直到他死了，马德里市民才知道这个近乎漫画式的胖家伙却原来是西语世界的一代文豪。 　　奥内蒂生命的最后几年是在床上度过的，饱受肝病之苦，1994年的春天他告别了这个灰色的人世，乌拉圭政府希望能把他的骨灰带回到祖国去，但家人遵照死者的生前意愿，拒绝了，就葬在了马德里的雅慕黛娜圣母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