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反科学(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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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反科学 译后记 -------------------------------------------------------------------------------- 本书作者杰拉耳德·霍耳顿(Gerald Holton, 1922—)是美国著名科学史家。他生 于德国柏林。父母是奥地利人。幼年在维也纳上学。1938年纳粹德国并吞奥地利后,他流亡 到英国,在牛津技术学院学习电机工程。1940年去美国。先在美国卫斯理(Wesleyan)大学 学习,获文学学士和硕士学位。1943—1945年间在哈佛大学的战时实验室工作;后在著名物 理学家布里奇曼指导下从事高压物理研究,194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47年以后他一直在哈 佛大学任教,早期还曾担任著名科学哲学家菲利普·弗兰克的助教。自1975年起,他一直担 任哈佛大学马林克罗德讲座的物理学教授和科学史教授。从1976至1994年,兼任麻省理工学院客座教授。曾任美国科学史学会理事、主席;美国物理学会理事、物理学史分会主席;美 国文理科学院院士;国际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联合会美国国家委员会主席;美国国家科学院美 中学者交流委员会委员。1985年,曾来我国作学术访问。 霍耳顿发表了大量学术著作。他的《物理科学的概念和理论导论》(1958)已于1983 年在我国由人民教育出版社翻译出版。他的重要的科学史著作有《科学思想的基旨渊源—从 开普勒到爱因斯坦》(Thematic Origins of Scientific Thought:Kepler to Einstei n)(1973, 1988),《科学的想像:案例研究》(The Scientific Imagination: Case Stud ies)(1978),《科学进步及其责任》(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and Its Burd ens)(1986)。我国于1990年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科学思想史论集》(许良英、 范岱年、顾国庆等编译)收集了霍耳顿1985 年来中国时的一篇讲演“理解科学史,这意味 着什么?”和前两本书中的六篇论文。本书《科学和反科学》是他1993年发表的著作。1995年他又发表了《爱因斯坦,历史,和其他爱好》(Einstein, History , and Other Pass ions),并与人合作发表了《科学生涯中的性别差异》(Gender Differences in Scien ce Careers)和《谁在科学中取得成功?女人和男人的科学生涯》。他还编辑出版过论文 集《科学探究的极限》(Limits of ScientificInquiry)(1979),《 阿耳伯特· 爱因斯坦,历史的和文化的透视》(Albert Einstein,Historical and Cultural Persp ective)(1982)。此外,他曾主编 美国文理科学院的学术季刊Daedalus(原系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曾建造迷宫的雅典匠人 的名 字),在1972年创办了综合性学术评论季刊《科学、技术和人的价值》(Science, Techn ology, & Human Values )。 霍耳顿是一位很有声望的科学史家。他荣获过密立根奖章、乔治·萨顿奖章,1982年 曾应邀在美国国会作杰斐逊演讲,据说这是美国给予人文学学者的最高荣誉。 霍耳顿主要从事20世纪物理学思想史的研究。他于60年代提出了一个有助于理解科 学思想发展的新概念:科学的“基旨”要素。他把科学概念的要素类比为一个三维空间,认为正统的科学哲学只考虑经验事实的现象维和逻辑推演的分析维,而忽视了信念、直觉、预 想、先入之见这个“基旨”维。这些基旨、预想对于科学思想是无可避免的,但它们本身既 不能被证实,也不能被否证,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要素。他要求对科学历史事件进行研究时, 要研究事件发生时期公众掌握科学知识的状况及其变化的时间轨迹,研究事件的主角科学家 的科学知识状况及其变化的时间轨迹,研究科学家的心理传记、事件发生的社会环境、科学 以外的文化发展、科学家的哲学世界观和认识论,并对科学家的基旨进行分析。参见杰·霍耳顿,《科学思想史论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16页。 这样,霍耳顿的科学思想史研究就突破了内史研究的框架,而与外史(社会史)研究相衔接 了。 在本书《科学和反科学》中,霍耳顿又用案例研究和基旨分析方法,研究了:马赫和 维也纳学派的实证论和逻辑经验论哲学以及他们的科学世界观在美国传播的历史,马赫同爱 因斯坦在哲学观点上的分歧,爱因斯坦和玻尔的科学修辞学的比较,杰斐逊的科学研究纲领 和科学政策,从施本格勒到近一二十年来有关科学的终结的争论以及在欧美公众中的反科 学现象。这就大大扩展了他的研究领域,从物理学史扩展到科学哲学史、科学修辞学、科学 政策以及反科学的社会现象,使他的科学史研究同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的研究更密切地关联起来。 在“恩斯特·马赫和实证论的命运”一章中,霍耳顿论述了:马赫(1838—1916)的 实证论哲学如何通过美国的一位出版家、业余哲学家保罗·卡勒斯(1852—1919)的支持、 帮助,及时、全面地介绍到了美国。马赫同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 1842—1910)、生理学家雅克·洛布(1859—1924)的交往和友谊,马赫对美国行为主义心 理学家J·B·沃森(1878—1958)和B·F·斯金纳(1904—1990)的深刻影响,使得马赫在 美国心理学界有特别大的影响。维也纳学派的逻辑经验论哲学继承并发展了马赫的实证论, 宣扬科学的世界观点,开展科学统一运动。维也纳学派创始人石里克(1882—1936)曾于1929、1931年两次赴美讲学;石里克宠爱的学生H·费格尔(1903—1988)于1930年就来到美 国哈佛大学随操作主义哲学家、高压物理学家布里奇曼(1882—1961)从事研究,从此定居 美国。他们是逻辑经验论在美国的最早的宣传者。美国青年哲学家内格尔(1901—1985)、 莫里斯(1901—1979)、D·S·密勒和W·V·蒯因(1908—)也于30年代初到维也纳和布拉 格随维也纳学派成员学习。 霍耳顿接着指出:自1933年纳粹掌握德国政权以后,维也纳学派以及和它有联系的布 拉格、柏林、波兰学派的许多成员(占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都先后移居美国。卡尔纳普(18 91—1970)、赖兴巴赫(1891—1953)、亨佩尔(1905—1997)、塔尔斯基(1901—1983) 等等都于30年代末来到美国。文中特别介绍了维也纳学派和布拉格学派重要成员、物理学家 和科学哲学家P·弗兰克(1884—1966)流亡美国的经过。他于1938年到美国访问讲学。193 9年捷克斯洛伐克被纳粹德国占领,他和他的夫人不能再回布拉格,只好留在美国。当时美 国的科学哲学十分薄弱。有哲学头脑的科学家屈指可数。物理学家和操作主义哲学的创始人 布里奇曼当时在哈佛大学感到颇为孤寂。弗兰克和他既是同行,在哲学观点上又十分接近( 都主张经验论)。所以布里奇曼积极地帮助弗兰克在美国定居下来。到1940年,美国科学哲 学的状况有了彻底的变化。流亡学者大都安居下来,分别在一些著名大学中担任教职。曾到 维也纳和布拉格访问的美国哲学家内格尔、莫里斯、蒯因等也在美国哲学界崭露头角。美国成了现代科学哲学和分析哲学的中心。逻辑经验论成了科学哲学中的正统观点。马赫的实证 论、经验论传统终于在美国发扬光大。特别是蒯因,他综合了卡尔纳普和纽拉特(1882—19 45)的思想,批判并重建了逻辑经验论。 霍耳顿的这一章生动地描绘了马赫的实证论、维也纳学派的逻辑经验论以及他们的现 代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在美国传播的历史,有力地表明了美国有发展经验论哲学的肥沃土壤。 与我国唯一的维也纳学派成员洪谦教授(1909—1992)归国后的遭遇形成了显明的对比。 所以洪谦先生在80年代曾对我说,“中国缺乏发展经验论哲学的土壤”。老共产党员顾准( 1915—1974)在经受十多年的迫害、屈辱并作了深刻反思之后,在70年代初,发出了“从理 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呼吁。因此,霍耳顿的这一章,不仅对我国科学史界,而且对我国哲 学界,也极有教益。 在本书的第二章“再论马赫与爱因斯坦”中,霍耳顿讨论了:在马赫死后出版的《物 理光学原理》一书的前言中,马赫表示了他对相对论的强烈反对这件事。有人认为,这个前 言是马赫的儿子路德维希的伪造,不是马赫本人的意见。但是,霍耳顿经过详细的考证,认 为这是马赫本人的意思。因为在1913年上半,爱因斯坦(1879—1955)和格罗斯曼(1878— 1936)合作,完成了第一篇有关广相对论和引力理论的文章,并把这篇论文寄给了马赫。这 时,爱因斯坦的哲学观点已“从有点像马赫的怀疑的经验论……转变成为一个信仰理性论的 人 ,也就是说,成为一个到数学的简单性中去寻求真理的唯一可靠源泉的人”。而这同马赫强 调感觉经验的实证论观点是格格不入的。由于马赫没有很高的数学素养,他难以理解也不会 赞赏爱因斯坦高度数学化的论文。这时马赫还受到他的学生佩佐尔特的一篇批判相对论的文 章的影响。所以,马赫在1913年7月写出了愤怒拒绝相对论的“前言”。 在第三章“量子论、相对论和修辞学”中,霍耳顿以爱因斯坦的第一篇关于狭义相对 论的论文“论动体的电动力学”和玻尔(1885—1962)的用量子论来阐明原子和分子结构的 论文“论原子构造和分子构造”为案例,对比了爱因斯坦和玻尔的修辞学战略。过去人们认 为,科学论文只要用朴实无华的文字介绍科学工作的成果就行了,用不到修辞学。近来的科 学史研究表明,科学论文也需要修辞学。论文的作者需要用断言的修辞学来为他的科学成果 辩护,来说服读者相信他的发现。而科学共同体则要用赞同或拒绝的修辞学来为他们对这项 工作的态度作辩护。相对而言,在这两项伟大的革命性发现中,玻尔的量子理论较快地得到 实验确认并为科学共同体所接受;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在经过了一个曲折的过程,才最 终为科学共同体所接受。对重大科学论著作修辞学的研究,国内科学史界还几乎没有人做过 。因此,这篇论文值得我国科学史界予以注意。 在第四章“论杰斐逊式研究纲领”中,霍耳顿首先谈到牛顿式的基础研究纲领(以求 全知为目标)和培根式的应用研究纲领(以求全能为目标)。美利坚合众国的缔造者之一、 第三位总统杰斐逊(1743—1826)不仅是一个爱国者和政治家,也是一个热爱研究大自然的 科学家。他对培根(1561—1626)、洛克(1632—1704)、牛顿(1642—1727)而不是历史 上的伟大政治人物作出了最高评价。他在担任美国哲学会会长和美国总统期间,把牛顿式的 基础 研究纲领同培根式的应用研究纲领结合起来,提出了一种杰斐逊式研究纲领。这种纲领既主 张增进知识,扩展科学前沿,又主张应用科学知识造福于美国公民,使他们享有充分的自由 和幸福。杰斐逊于1803年说服了国会,派遣了刘易斯(1774—1809)和克拉克(1770—1838 )科学探险队。他要求探险队考察密苏里河流域的水文、土壤、地貌、气候、动植物、古生 物,以及当地居民的语言、历史、民俗、宗教、疾病和治疗方法,等等。既要积累有关新大 陆的种种知识,也包含为日后开发新大陆制订蓝图作准备的长远目标。有人说在20世纪以 前,美国基本上没有基础研究,这是对自杰斐逊以来直到19世纪末美国科学史的错误概括。 我们要贯彻执行科教兴国的方针,杰斐逊的研究纲领和他的深谋远虑、雄才大略值得很好学 习。 在第五章中,霍耳顿讨论了关于科学终结的争论。霍耳顿首先介绍了近十多年重新兴 起的有关科学的终结的争论中的两种主要的对立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科学的发展呈循环的状 态,最终要衰退,要终结;一种观点认为科学的发展基本上是稳定地、线性地增长的,最终 要结合成首尾一贯的理解一切自然现象的整体。接着他又指出这类争论过去已出现多次。他 把施本格勒(1880—1936)作为第一种观点的代表,把爱因斯坦作为第二种观点的代表。施 本格勒在他1918年发表的《西方国家的没落》中论述了西方国家、西方文明都将没落,西方 科学的内部癌症将杀死科学。他在1931年发表的《人和技术》中更预言东方国家最终将征服 西方国家。爱因斯坦在他1918年发表的“探索的动机”以及以后的论著中指出:尽可能地对 物理宇宙作出最好的客观描述,使所有科学门类最终统一的总的计划,是一个目标,一个使 命,人们可以朝着这个目标迂回曲折地前进,但它没有终点。霍耳顿还介绍了纽拉特、普特 南(1926—)把科学看作是面对巨大困难永不停息、自我建构的事业的形象的比喻(在海上 航行的船或船队上的海员修建船只的比喻)。这是反基础论观点。他们否认科学有最终的、 稳固的基础。但他们都主张科学将不断进步,不会终结。 最后,霍耳顿还介绍了介乎两种对立观点之间的其他观点:多元论和层次论(突现论 )。多元论者认为科学既有追求统一的倾向,也有追求差异性、独特性的倾向。分久必合, 合久必分。不管怎样,都不会终结。层次论和突现论认为不同的物质结构层次,会突现出新 的规律。那么,科学也不会终结。即使如施本格勒所预言,西方国家没落了,东方国家兴起 了。但是这些新兴的东方国家,多半会是那些掌握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国家吧。 霍耳顿的这本书出版于1993年。在这以后,有关科学终结的争论并未沉寂下来。1996 年,《科学美国人》的资深撰稿人约翰·霍根(1953—)发表了一本书,题为《科学的终结 》(The End of Science),这本书在美国有相当大的影响,也引起了热烈的争论。我 国 远方出版社于1997年翻译出版。本书作者霍耳顿教授认为霍根的书是一本坏书。他在为中译 本写的序言严肃地批评了霍根的书,希望读者能加以注意。 科学终结论的鼓吹者往往是科学的反对者。所以,霍耳顿在第六章中进一步讨论了“反科 学现象”。霍耳顿首先指出,反科学现象十分复杂,形式多种多样,从占星术,相信神 创说、特异功能,鼓吹伪科学,愚昧迷信,到支持李森科主义、鼓吹“科学主义”(过分 热心地把科学模型引入非科学领域,过分夸大科学技术的力量),等等。接着 他进一步讨论了为什么在现代科学技术成就如此辉煌的美国,反科学现象仍如此普遍,反科 学势力仍如此强大。这里的因素很多:如美国成年人中有科学知识的还不到13%,绝大多数 人仍不了解科学;宗教势力强大;有些人害怕现代科学技术带来的不良后果,如对生态环境 的破坏;科学家在美国的社会地位的上升,引起另一部分人的不满;如此等等。特别值得注 意的是,反对科学的队伍中,还有一些科学哲学家和科学社会学家,他们认为科学同神话和 小说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也有一些知识分子,因为科学变得日益深奥、复杂、抽象、难以 理解,而对科学产生反感;有些浪漫主义的人文主义者认为现代科学强调理性、客观性、非 人格化,使人生失去了魅力;有些激进的女性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甚至主张取消男性中心 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科学,代之以女性主义的或东方神秘主义的类科学、边缘科学。 霍耳顿认为,反科学现象的实质是反对现代主义的世界观。而一个人的世界观是十分 复杂的,它可以有内部矛盾,它会随时间而变化。现代性也是一个因人、因时、因地而变化 的、富有歧义的概念。霍耳顿选择了社会学家A·英克尔斯(1920—)和科学哲学家图尔敏 (1922—)关于现代性的观点作为标准;选择冯内古特(1922—)宣扬占星术的言论和捷克 现任总统、诗人哈维尔(1936—)反对现代性的演讲作为现代主义的对立面。他对现代主义 的世界观或世界图像和它的对立面作了分析比较。前者强调:理性和启蒙,科学知识及其客 观性和普遍性,对因果规律性和可预测性的信念,重视技术,重视教育,理智民主,怀疑精 神和自主精神,进化和进步,面向现在和未来,等等。后者则强调主观,自我,个性,感觉 和情感,信仰和权威,等等。 霍耳顿认为,反科学、反现代主义的世界观作为个人的信念,并无多大危害;但它一 旦与政治权力相结合,就会带巨大灾难。德国纳粹提倡“雅利安”科学,迫害犹太人,斯大 林支持李森科主义,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都是典型的案例。他还指出,反科学不是一种短暂的 现象。自有科学以来,反科学现象从来也没有止息。今天,即使在美国,反科学的势力还十 分强大。对付反科学势力的最好战略,就是加强对儿童到成年人的科学和科学世界观的教育 。 在我们国家,近代科学的发展远远落后于西方。今天我们还面临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 和科教兴国的艰巨任务。霍耳顿在这一章中,对反科学现象的分析和提出的对策对我们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值得我们特别重视。 总之,本书对于科学史、文化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工作者,对于科学、技术与 社会研究者、科学政策研究者都很有参考价值。对于广大科学工作者来说,他们也可从本书看到反对诋毁科学和理性的思潮,捍卫科学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在本译本正文中,凡在索引中出现的人名,不附原文,原文可查索引。索引中的页码 为原书页码,即本译本的边码。 本书的翻译得到了作者霍耳顿教授热情的帮助和关心。他为中译本写了序言,解答了 译者在翻译中遇到的疑难,更正了原书中的几个印刷错误。《三思文库·科学争鸣系列》丛 书主编刘华杰博士和江西教育出版社编辑黄明雨先生对这个译本的出版给予了许多帮助。我 们在此表示深切的谢 意。由于本书原文比较艰深,内容广征博引,翻译有一定的难度。我们虽作了努力,但译 文中的缺点错误仍在所难免。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译者 1998年11月于中关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