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心搬起萨特却砸了自己的脚 （ZT）

作者：张闳 萨特的哲学为我们提供许多论战的谈资和武器。这种行动的哲学和斗争的哲学，更适合我们当时的理解力和精神状况，至于在哲学层面上究竟如何去论证它，我们并没有太大的兴趣去计较。它们至今依然是我们难以消化的理论硬块。 萨特和苍蝇 最早知道“萨特”这个名字，大约是在萨特去世后不久。当时的《参考消息》第三版上有一小块报道，大意是说法国哲学家、文学家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去世了，他写过很多作品，包括剧本《苍蝇》。由于并不知道死者究竟是何方神圣，当读到这条消息的时候，吸引我的并不是“萨特”，而是“苍蝇”。一个作家竟以写小小苍蝇而闻名，如果不是这只苍蝇特别了不起的话，那就肯定是这位作家了不起。事实上确实如此。布莱克、戈尔丁乃至周作人，他们都是了不起的咏苍蝇的艺术家。从艺术的角度看，那些苍蝇是那么完美，而且它们对自己“终究不过是苍蝇”这一事实，似乎也并没有要否认的意思。 没过多久，我在电视里看见一部叫《被侮辱与被迫害的》的电影。原以为是某个俄国作家的作品，仔细一看字幕，发现编剧名叫“让－保罗·萨特”。这一次才真正强化了我对这个名字的印象。许多年之后我才知道，这部貌似俄国作品的电影，实际上是根据萨特的戏剧《恭顺的妓女》改编的。可能是因为“妓女”这个词在当时显然太刺眼了，改称为“被侮辱与被迫害的”，既能保证政治上正确，又不至于让人想入非非。 我开始寻找有关这个人的消息，但在我就读的医专的图书室里，“萨”和“特”这两个字几乎就没有碰到一起的机会。不过，此后不久这两个字组合成词的几率开始多了起来。一些青年杂志的“小知识”之类的栏目里，开始出现关于萨特及其相关的存在主义的介绍。再过一段时间，这种介绍又变成批判。但无论是介绍还是批判，均流于空泛之论，我感兴趣的《苍蝇》却始终没有露面，至于萨特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我依旧不甚了然。这是1980年。 真正使我意识到萨特之严重性的是因为另一个人。1981年的某一天，我从实习的医院下班回住处，路过一处阅报栏，玻璃橱窗里的一张报纸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报纸整整一版报道了一个名叫冯大兴的人，此人曾是某大学的学生，因杀人罪被枪毙了。我感兴趣的倒不是他杀了人，而是报道中说的他杀人与萨特有关，一个从来品学兼优的大学生堕落为杀人犯，堕落的原因除了受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腐蚀之外，还有就是他对萨特哲学的信奉。报纸对此发了一大通议论。据报道，此人有几十本笔记本，其中有大量的从各种渠道摘抄过来的萨特语录，诸如“存在先于本质”、“选择即是自由”、“他人就是地狱”，等等。问题是，我四处寻觅而不得的萨特的言论，竟然通过关于一个犯罪报道的字里行间，向我显出其若隐若现的面目，这一点让我既惊喜又不安。禁忌与罪孽同萨特的哲学箴言混杂在一起，如同一朵罪恶之花，散发着诱人的芬芳。我仿佛看见有一个苍蝇形状的名叫“萨特”的幽灵，隔着阅报栏的玻璃正向我发出迷人而又诡秘的微笑，诱惑我走向危险的深渊。我在阅报栏前呆了很久，陷于一片迷惘。 此前，我从来没有想过，一种哲学居然还有如此巨大的力量，可以驱使一个年轻学生去犯罪。至于这种说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与事实相吻合，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在于，萨特从一开始就以一种令人震撼的方式进入中国，进入像我这样的年轻学生的意识当中。可见，哲学是一种危险的事业。 这一事件激发了我的精神冒险的冲动。我当然没想过要去杀人，我接下来所从事的工作反而是救人。但此后我对哲学，尤其是存在论哲学的关注，却与日俱增。遥远的哲学星光召唤着我，使我朦胧中领略到现实之外还有一个超验的精神世界。在日复一日的临床医学实践中，我倒是真的在与具体可感的“存在与虚无”打交道。生命、悲痛和死亡，即使不是“值不值得活下去”或“精神自由”之类的问题，至少也跟生命存在的本体状态息息相关。从此，萨特就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我，同时，他也纠缠着整个狂乱的1980年代。 行动的哲学 随着这个时代进一步的文化开放，萨特的著作越来越多地被译介到中国，存在论哲学也成为一代年轻知识分子的日常话题。到了1980年代中期，他的影响力达到了巅峰状态。在此期间，我从一本书上看到了萨特的一幅照片。照片上是萨特在巴黎街头兜售左派报纸。我这才得以一睹这位大师的尊容。 我惊喜地发现照片上的萨特看上去很矮小，周围的人几乎都比他要高一个头。这一点使我觉得很受用，让我对克服自己身高上的劣势有了信心。照片似乎在向我承诺这样一个事实：做一个“身材的矮子，思想的巨人”，不仅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能的。带着这样的自欺欺人的满足感，我对萨特也就钟爱有加。但萨特的另一生理特征却是我所不具备的——他还是个斜眼。我对着镜子转动眼珠子，直弄得眼睛酸痛，终于决定放弃对这一条生理上的相似性的追求，尽管这样会使成为“思想巨人”的可能性大幅度降低。一位斜眼朋友得知这个消息，就高兴坏了，从此开始趾高气扬起来。为此，他发明了一句口号，叫做“思想无罪，斜眼有理。”尽管我那朋友身上至今依然没有显出成为一名思想家的任何迹象，但我依然迷信斜视在哲学上的优越性。斜眼看世界，虽然有所偏执，但看问题可能会有别样的眼光和更多的独到之处。端正的世界观，不是萨特的长处，这样倒使他在哲学上有了更多的避免平庸之见的可能。当他注视某物，实际上却把视线投向了某物之外。借用存在主义的说法，当我们直面“存在”时，实际上存在之物却“不在场”，或者说，“存在在别处”。须有另一视角，才能把捉存在的偏移，倾斜的世界反倒更接近世界的真相。这样的说法虽然多有偏执，但却是具体而又真实的。事实上，存在主义就是这样一种哲学，它不仅作用于人们的观念，还随时会影响到人们的自我感知方式和行为方式，后一种功能往往更直接也更重要。就这样，在对大师们的东施效颦的过程中，我们的时代长大成人。 平心而论，萨特的尊容实在没有什么特别可观之处，更使我们感兴趣的是他的那位伟大的女伴——西蒙娜·德·波伏瓦。这个女人并无特别出众的容貌，但因为作为一位与萨特相提并论的女哲学家兼作家，其魅力足够使我们这些尚热衷于思想的年轻人为之倾倒。毫无疑问，西蒙娜·德·波伏瓦是1980年代中国的年轻知识分子心目中的精神偶像兼爱神，这与他们上一代人所暗恋的“冬妮娅”的形象有所不同。保尔和冬妮娅的爱情故事，是波希米亚气质的布尔什维克知识分子对小布尔乔亚小姐的想象性的占有，他们实际上是日后“Bobos”一族的远祖。而西蒙娜·德·波伏瓦，她有知识，有男女平等意识，观念开放，有对世俗偏见的反叛精神，独立而又在事业上成功，与爱人之间能够互相理解——这些与1980年代年轻知识分子心目中对完美女性和完美爱情的想象完全吻合。人们甚至说不清楚，是因为1980年代的知识分子的观念变化而认同萨特－波伏瓦，还是因为有了萨特－波伏瓦，1980年代的人才有了那样一种观念转变。无论如何，我们这一代人都开始暗自努力，孜孜不倦地寻找自己的“波伏瓦”。 对萨特与波伏瓦的爱情的钦羡和仿效，实际上是一种青春期的心理效应，同样，我们对萨特的《存在与虚无》的迷恋也是如此。我们以叶公好龙式的热情，购买了萨特的几乎全部著作的中译本。他的小说、戏剧和文学论文，尚且可供一阅，而他的《存在与时间》，对我们来说却只有纯粹的装饰性的意义。这本又厚又重的《存在与虚无》与海德格尔的那本同样又厚又重的《存在与时间》一起，在我们的书架上筑起一道坚硬的哲学城墙。但那却是连我们自己也不打算接近的精神“城堡”，更多地是用来威慑别人的。拥有它们，是一种时尚。可是，时隔不久，书摊上开始出现打折的《存在与虚无》。原价五块一，卖一块钱。这样的好事当然令我们很高兴，但同时不免心中有些失落。这样的价格似乎在暗示我们：哲学正在贬值。但我们还是多买了几本，预备日后送人。事实上却又无处可送，因为我们周围的朋友手头都有至少一本《存在与虚无》。 在1980年代，争论也是一种文化风尚。大到“真理标准”和“异化”这样重大的官方哲学问题，小到年轻人的人生道路之宽窄的问题，“第三者插足”的问题，甚至细微到大学生是不是可以谈恋爱的问题，可以说，事无巨细，动辄引发全民性的大论战。在年轻学生那里，争论更为普遍，甚至日常生活化了。萨特的哲学为我们提供许多论战的谈资和武器。这种行动的哲学和斗争的哲学，更适合我们当时的理解力和精神状况，至于在哲学层面上究竟如何去论证它，我们并没有太大的兴趣去计较。它们至今依然是我们难以消化的理论硬块。“存在”、“虚无”、“荒诞”、“境遇”、“此在”——这些个坚硬而又面目狰狞的语词，总是挂在1980年代的舌尖上，随时准备脱口而出，作为攻击性的武器扔向论战的对手。倘若不会使用这些词，自尊心和战斗力势必严重受挫。有时我甚至觉得，争论者随时可能直接操起整本的《存在与虚无》，砸向论敌的脚背，以求速战速决。 我曾看见一位学生在食堂排队买饭时，手捧厚厚的《存在与虚无》，若有所思地看着。有同学好心提醒道：拿稳点，小心砸了脚。这就是存在主义和萨特带给我们的遗产。仿佛哲学不是用来阅读和思考的，而是用来砸脚的。砸别人的脚，也砸自己的脚。当然，冯大兴同学显然是第一个被砸中的，而且是被砸得后果最严重的一位。他断送了性命。 ◎张闳，批评家，现居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