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无所有》

一盏明耀的街灯照见桅杆上的照明灯，照见一片灯火斑斓，照见一片凄怆。彼时科罗温在巴黎，去国怀乡，他寄回祖国的信里赫然写着：“我唯一的梦想是回到我的家乡，我想死在俄罗斯”（1926，巴黎）。2011年国立俄罗斯博物馆推出科罗温大展，那排场，占据博物馆一楼双厅至二楼大厅间全部展厅。十厘米厚的沉重的木质大门，带着二百年前精致的雕花，户限为穿。冬季俄国男士厚底粗帮的皮鞋，俄国女士高跟坚挺的皮靴，套着鞋套，踩在展厅光滑的花岗岩石板。从进口到出口，长长一条观展线路，科罗温的笔意在期间狂奔。隔了百年，他的祖国抛去一朵康乃馨，乃是乡愁的一缕回声。从年轮里提出一串两相不忘长相思的浓情。时光如是，山河带砺，投之怀恋报以欣赏，相看两不厌，时光尔尔。1923年到1939年，他只在巴黎活了十几年，然而仿佛漫长，像天一样长，好像没有尽头，就像舒伯特《第九交响曲》的结尾，虽则结束，听觉似乎可以无穷无尽延续下来。时光纵然如恒河之沙亦堪寒酸，艺术家无所骀荡。他的绘画材料和形体塑造都是法式，如一盘精细而糊满奶酪的法式菜点，而画笔的气息里依稀可辨来自俄国的声气，来自莫斯科河边的学院习风，来自他的老师彼洛夫、萨夫拉索夫、波连诺夫，来自使然的俄国人的性情。以俄国人的性情看巴黎的纸醉金迷，若猛虎在细嗅蔷薇。粗糙是极高层次的美，比如西风残照下汉家陵阙的石像生，若将雪雨风霜打造的粗糙质地一笔抹过，怕是少多少美丽。

他在巴黎的画室里，遂想起，彼得格勒的河，莫斯科的河，普希金笔下水流雄健的涅瓦，遂想起，普希金笔下“彼得的创造”。彼得格勒也好彼得堡也好列宁格勒也好，总是那片北国的都会，总是那条秋水回波浩荡寄征的大河。那是城建像极放大版巴黎的城——到过彼得堡的巴黎人都会如是说。他不曾在彼得堡长居。他生在莫斯科，富商家庭，他看着莫斯科河长大，凉凉的水和凉凉的颜色配合得多么和谐和典雅。穆索尔斯基《莫斯科河上的黎明》（歌剧《霍凡斯基之乱》之序曲）描写得好（穆索尔斯基到过莫斯科，他青年时代在莫斯科行过）。岁月的沧桑无法摧尽迟暮的城市，一任莫斯科的风姿在莫斯科河边临流照镜。霍凡斯基是个失败的英雄，不伦地比拟，好似国人眼中的项王，大英雄无所凭寄，百战名将而终于一战抹去所有荣光，所部已溃休回顾，如此便从容赴死。苏里科夫《近卫军临刑前的早晨》与穆氏灵感源于一处。序曲由恬然渐进，继而阴沉，终于哀丧。莫斯科湿甸甸阴沉沉的天气，桥影卧涛而横陈，风向飘忽不定，海鸥压低掠过，似嗅得到黛青翻白的海水气味。科罗温如何将莫斯科与巴黎缝合？在画布上，在信纸上，在生涯里，呼出莫斯科的烟火和巴黎的红尘。

康斯坦丁·科罗温——风景画的高手，肖像画的高手，舞台美术的高手。却很难被高估：他不仅是一个有才华的人，也是一个伟大的灵魂。看着他的画，对俄罗斯大自然的爱已潜入了你的脉搏，与你的呼吸相通。你体验令人难以置信的享受——关于这些景观和这片土地。流亡海外，没有生计，几乎失明，以艺术家的天赋换取了文学才华。在他的回忆录和故事中，他以真实而朴素的方式捕捉到了他亲爱的俄罗斯以及他无限的记忆与爱的人。生活和工作发生在一个充满历史事件的时代。初到法国，于是他动了笔。不住在莫斯科，住在巴黎，塞纳河的灯火莫斯科河的驳船，搭建起曲径通幽的绾接的记忆。而革命的俄国，红色的俄国，已容不下一笔艳色，哪怕一笔。血雨腥风，政权交接的弥天巨浪里，难放一张平静的书桌。在移民期间，科罗温在革命的第一年完成了自己的回忆录。写下了一些故事，那故事里带着刺耳的真相和简朴，把他亲爱的俄罗斯和他所爱、所记住的人尽皆记录了下来，他的故事通常是自传性的，这些故事惊人的如画般美。鉴于此，我们可以谈论作者毫无疑问的文学才能。怪不得斯威特洛夫要说，他是“诗人和画家”。

巴黎其实不记得他，都市煌煌然，哪会记得短暂居留的与自己萍水相逢的东欧的富家子，哪记得他根植在故乡土之上的显赫。科罗温从未进入法国的生活。他想家。他“想”家。俄语的“想起”（думать о）与“想念”（скучать），法语的“想起”（pensez-y）与“想念”（mademoiselle），斯拉夫语罗曼语之间的愁肠百折、望穿秋水、魂牵梦萦、朝思暮念、梦呓乡语、卧不觉醒、莼鲈之思、目想心存，都在现在汉语所说的一个“想”里。于是他的思绪向着家山桑梓无限延伸下去，在时间和空间里蜿蜒蛇行，抹进每一个角落。就像柴可夫斯基困在没有一等音乐圈子的莫斯科，心心念念的是彼得堡那座北方的都会。科罗温在巴黎的旧寓没有被政府立下标识，把巴黎寻彻，没有他的痕迹。鲁迅说过一句话：“一瞑之后，言行两亡”！近世欧洲画家，有谁比科罗温呈现过更为精彩的文献？而若干年后苏维埃果然成尘。在他身后，他的文章乃成为苏俄绘画求之不得的大礼；他的姓名，乃是苏维埃的人质与祭品。科罗温的派别，虽非开宗立派，犹胜于开宗立派，俄罗斯印象主义的创始人，一位非常杰出的肖像画家、风景画家和戏剧装饰家，留下了不容忽视的伟大艺术和文学遗产。世纪以来俄国文人的荣光，无人望其项背。

他用写意性的方式拍摄般画着人生的瞬间，关注一些生活的细小的微不足道的微缩景观：在阳台上喝茶的人，暮色中的冬天，秋色中的桥——生活所包含的低调的东西，从古老的俄国乡村到巴黎的豪华的灯光，充实的生活的况味无处不在。这位作家有一个令人愉快的特点，用轻松的大量的口头语言触动自己的童年、友人、动物和自然，捕捉着细柱精雕的小回忆。然而另一方面，这些故事，可以作为那个时代光明而活泼的插图。生活的一切表现：从首都生活中的艺术和戏剧活动到简朴的乡村生活。失落的祖国，被捣碎的心情；有趣的回忆刺破失去的前世。那是壮丽而明亮的人物画廊：弗鲁贝尔、萨夫拉索夫、谢洛夫、夏里亚宾…，还有那些乡民——扛着锄头的粗野的男人。艺术家们，竟然被从生活侧面打开，而不是从脸谱一样的学术面目开始。 他想象得到，自己如何浪费昂贵的晴日，独自坐在夕照里，数那边哥德式塔楼的钟声，敲奏又一个下午的死亡，想到父亲去世那天，他的回忆录写着：

“我进了花园...没有人。我靠在树上，开始低声祷告。列维坦在花园里看到我，然后过来，他哭了起来。 ——你在吼什么？我愤怒地对他说。 ——你不要说‘吼’！我爱他，我在哭，你不要咆哮！——伊萨克（列维坦的名字，作者注）像森林里的那个炎热的日子一样激烈地回答我。”

——摘自《我的生活》，科罗温

绘画之于他，好像不是复杂的，如呼吸一样自然。是的，有的时候，他对绘画甚至有一点微弱的怨念，他曾说：我已经习惯了，我不期待任何奖赏或爱戴。他对写作的热烈渴望令人惊讶，坚定的富生命力的文字，非常有才华的书面表达，更加令人惊讶。次要事件被他唤回——在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在悲伤和在悲伤愈加沉重的过程中，灵魂变冷了，生命的希望消失了。冗繁时间如此之多，但它们并没有在科罗温的回忆中激起兴趣。另外一些感染人的事件，微不足道，却近乎于生活般的温馨舒适。

走在大街漫天的灯光里，他时不时望望天空，天空被灯光染成茜红，街灯是一个个刺眼的亮斑。想整个巴黎无非一张极度明亮的过曝照片。一枚马卡龙，无非是鲜红鲜绿的味道。塞纳河的日落与月光，奥赛火车站蒸汽云腾复消散；他不羁的脸像天色将晚，洗过的发像心中火焰。

“在我面前的桌子上有一个大银杯。我的朋友费波斯在展览上得到了它，把它带到我家。我带着这杯子离开了俄罗斯。我现在没有家。我很遗憾，我不会在那里，在我的祖国，在我的朋友菲波斯那里，在我的花园里——那个有金莺的居住的地方。……我想说的是，我的纯粹的心，关于伟大的友谊和神圣的忠诚。”

——摘自《我的生活》，科罗温

巴黎的夜街走了十几年，却与记忆等长，—座布满丁香的小木屋在夜街尽头等他，一盏灯在闹市拐角的某个窗户里等他回去，向颜料抹尽后的沉思冥想里整理生命最初的记忆。艺术家的童年时代——那是未经雕琢的原生态的，不由令人仰瞻低回、神游初照的华年：五彩缤纷的人物——革命前的人物，也是最具风景感的人物。某天阴云。巴黎是段黑白默片。他在某一个午后的迷梦里惊醒，抱着灰蓝色的寒衾。他是个六十岁的中年人。他的脑中渐渐浮现出一些东西。

“我想看到一些完全不同的东西：那里有森林，神秘的山谷...在那里，森林里有一个小屋——我会去那里，独自一人住在这间小屋里。我会带着自己的狗，会和它住在一起。在那片茂密的森林里，我抓到过一只鹿，甚至抓到过野牛。”

——摘自《我的生活》，科罗温

“莫斯科。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空气中闻到了春天的气息。太阳照射在老教堂的圆顶，闪闪发光。教堂附近有一些小木屋，里面有庭院、门廊，密布着丁香。院子里鹅卵石铺成小径，靠近旁边花园的不规则的栅栏。经年的蔷薇生出珠子一般的小叶子。春天，蓝色的天空，白云在飞。 在我住的房子的门廊里，有一个装满滴水的大桶。我和十几岁的邻居女孩塔塔一起看着桶。那真是奇妙。你可以看到天空，云在水面上游荡。我看到了自己和塔塔。当手指搅乱水面，一切都搞笑了，那么好笑的跳起来的眼睛、鼻子、我们的脸。 她有一张光滑的脸，黑眼睛，长睫毛，像一个李子。当她看着我时，那双眼睛经常闪烁。 塔塔非常喜欢我，而我却无法向她表达。 …… 塔塔太漂亮了，我仔细地看着她，然后面向桶里问她： ‘塔塔，我可以吻你吗？’ 塔塔看着我，常常用睫毛眨着眼睛说： ‘我不知道，我会问我的母亲......’ 我想：‘好吧，我妈妈，可能会说你不能。’ ”

——摘自《初恋》，科罗温

1887年，一位年轻艺术家康斯坦丁·科罗温第一次来到巴黎。1892—1893年，科罗温第二次去巴黎，当时的法国首都经历了来自欧洲各地的年轻艺术家的游历，科罗温见到了欧洲新锐艺术家——瑞典人安德斯·佐恩。1893年在伦敦展出的创意作品，虽则作品数量不多，但关注度高。出现在展览上的一张名为《在艺术家的工作室里》的画面，精致的灰色持续着，银色的巴黎灯光的清新被传递到高大的窗户里。这时期这位艺术家开始创作第一批一系列致力于法国首都的作品。我们所熟知的1900年的巴黎世界博览会，其实他当时被任命为俄罗斯馆的装饰负责人，这项宏大的任务使他充分显示了他的天赋，他亲笔绘制了几个彩色的大型装饰面板，为此，科罗温被授予两枚银牌、两枚金牌和荣誉军团奖章。他于此刻成名，他的作品在欧洲众多城市展出。他的“巴黎”作品是最具写意性的，艺术家巧妙地捕捉到大城市五光十色，多变的生活中的印象，在黄昏或晨雾中，颜色失去了具体性，物体失去了轮廓的清晰度。在二十世纪，科罗温对巴黎夜景表现出浓厚的兴趣——那里闪烁着商家的广告灯光。1921至1922年间，科罗温的首次个展在莫斯科举行。在激荡的斗争潮流，对新苏维埃艺术的争议的环境下，这批作品没有得到应有的共鸣。知识分子的情况急剧恶化，生活和工作变得越来越困难。1923年，他的一位老朋友——歌唱家夏里亚宾离开了俄罗斯和科罗温——法媒报纸写道，巴黎大剧院院长邀请来了一位艺术家。六十岁的科罗温，身体状况不佳，他的健康状况可以在巴黎的医院得到改善，遂移居到巴黎。初到欧洲，他举办了几个个人展览（1923），在柏林，后来在巴黎。他参加了俄罗斯艺术家的群展，但在艺术和时尚潮流的变化的气氛中，舆论对老龄大师的作品的兴趣逐渐消失。作为一个舞台美术艺术家，科罗温继续为戏剧工作：伦敦考文特花园的芭蕾舞剧《堂吉诃德》，都灵剧院的《金鸡公子》，巴黎的俄罗斯歌剧院的《雪姑娘》和《伊戈尔远征记》。1925年在都灵，在为《金鸡公子》装饰舞台效果时，他写信给自己的友人：“我来到我的旅馆，深夜，很疲劳......我从20岁开始在我的生活中工作过多少个白天和黑夜……多少次展览和其它的。我想把所有事情都做好，也就是说，我进入了绘画，因为这是我的艺术——我喜欢它，而我无法做到这一点，因为我现在正在为自己的需要而工作。”不作为绘画者，作为叙述者，在友人圈子中被高度重视——他试图写下记录自我、肯定自我的回忆录——巴黎的十几年，报纸上持续发表着他的散文，关于俄罗斯，关于生活和朋友的回忆。他的书信写着：“我希望来到俄罗斯......我记得俄罗斯和我的朋友，自然、雪、雨，天空是灰色的，还有青草、小屋，烟雾从乡下的工作室里的一根烟囱冒出来。”在被媒体称为“移民”的时候，艺术家非常不安：“我经常出国，进入困境——我必须有一颗回归的心”。

一系列夜景主题——可以被我们称之为“巴黎之光”的主题，真是浪漫。巴黎的夜景沉浸在城市生活的神秘气氛中，街市明耀，五光十色的灯造就五光十色的光影，城市街道的人工照明本身增强了景观的给人幻想的真实动机。从阳台或从窗户看到的景观，观众并不会参与在自己眼前展开的城市的浮华，就像坐在剧院里的人不参与舞台上正在发生的事情一样。因此，由于鲜明的色彩对比，已经具有强烈的装饰对比的主题出现作为一种戏剧感官的场面。三十年代的亚历山大·班耐瓦（Alexander Benois）理解科罗温的这种激情，“从巴黎街道，尤其是夜生活中传达他的感受是正确的。这就是我们习以为常的一个美妙的戏剧，因为我们每天都在看，实际上这几乎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令人着迷的表演，难道这样的演出不应该特别吸引艺术家吗？生活和戏剧往往等同…”俄罗斯艺术家兼慈善家谢尔巴托夫所写关于他的文章说：“科罗温的三个深刻的真挚的爱情，一生如一：俄罗斯、艺术和自然。”巴黎无所有，聊赠一笔艳色。

作者：于霄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