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万别把自己当诗人-沈睿

诗人张枣去世，我是三月十日早上在MCLC（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学者网上得知的。一则很短的英文消息，在我的邮箱里。我看完了，正要去上课。这个名字我很熟悉，虽然我从来也没有见过他。过去在国内我总是听写诗的人说起他，我却懒，一行他的诗也没读过，更甭说记得了。我只知道他是一个诗人。消息说他四十八岁，肺癌。我猜他一定吸烟。中国男性诗人不吸烟的，我知道的只有林木。现在是否有人已经戒了烟，我不知道。 看完这则消息，我走出办公室，走到教室去。今天的课本来就是计划要教当代中国诗歌。我要学生读了三首当代诗歌，北岛的《我不相信》，表达七十年代的幻灭；崔健的《一无所有》，表达八十年代的青年的自我想象，伊蕾的诗一首，从《你不来与我同居》中选出来的，表达女性的隔绝和主体。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我只挑了三首诗和歌，三首语言与风格不同的诗歌，可见诗歌在我心目中的地位以及我的课上的位置，我的课却是专门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中国是不乏诗人的，可是我要教课的时候，诗歌却没有什么位置，几乎不选诗歌。多年前我在比较文学系教过一课：中美女性诗歌。我选了十个中国女诗人，十个美国女诗人，要学生读。记得我选的女诗人第一个就是蔡文姬。美国女诗人从艾米莉·迪肯森开始的。这样不平衡的对比。课虽然上得不错，是因为我认真地读女性的诗歌。学生是否学到什么东西，我完全不清楚。真的，诗歌有什么意义呢？诗歌完全是一种自我娱乐，其实没有太多意义。我要学生背诵关德琳的诗：“We are cool…” 学生们背，我站在讲台上，想，这样的诗歌美是美，可是…… 这些天我的孩子也在写诗，给我送过很多诗歌来。我看都不想看。当晚我给孩子打电话，顺便说，一个中国诗人去世了。我的孩子说，每天都有很多人去世，难道诗人去世与平常人有什么不同？我说，是肺癌。孩子说，中国男人大都吸烟，肺癌恐怕不新鲜。我说，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第一个几乎正常死亡的了。我们早晚都会病死的。儿子说，四十八岁，从诗人的年龄看，也差不多。德国天才剧作家布施纳二十三岁就死了。兰波也不过三十一岁。我突然说，你别写诗吧，别做诗人吧。他没立刻回答我，停了几秒钟他接着说：我觉得有些东西只能用诗歌表达。我也不说话。我真的希望他不做诗人。 我希望他不做诗人，是希望他过平常人的日子，希望他在现世有更多的平和与快乐。诗人大多是一些不快乐的人。我很少见到快快乐乐的人做诗人。诗人的不快乐几乎是命定的。他们敏感，自我，常常觉得与环境不符或对立，觉得前路后路都无知己。我见过的诗人大多如此。我因为知道诗人的这些品质，就不希望我的孩子做诗人，也不走诗歌的路。 最好的诗歌都是天才的产物，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如同最好的音乐，只能是天籁。写诗的人，如柏拉图所说，是被灵感攫住了，他写的语言不是自己的语言，而是灵感的语言。这种灵感却不时常光顾诗人。一旦灵感来临，写了就写了。灵感走了，这种神秘的光就没有了。我阅读诗人，一个诗人有五十首好诗，就不错了，剩下的就好像是凑数的了，难得有诗人有一百首以上的好诗。 可是很多诗人却不承认灵感的消失。他们偏认定灵感还会回来，结果是生活在没有灵感却以为只要写下去灵感就会再来的苦闷的状态里。文学本来是“苦闷的象征”或表达，但是，一个认定自己是诗人的人，苦闷却成了生命的常态，让人觉得很没意思。还有很多所谓诗人，自我感觉太好，以为凭几首诗就进入了他们想象的伟大的历史或广漠的世界。他们总是跟伟大站在一起，让我觉得可笑得喷饭。有的人的诗，简直不可卒读，自己却觉得伟大得快跟太阳差不多了。我一直以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创作是生孩子，不觉得写诗或写字本身有什么了不起。 写诗很有意思，但是诗歌本身却没什么意义。把这点想通了，就不要非较劲当诗人，就可以开开心心地跟语言本身做游戏，看你是否能写得好。我对我的孩子说，“你写诗可以，可是记住，一生千万别把自己当诗人，更不要以诗人这个称号描述你自己，就是我死后你也别这样，虽然那时我不知道了。”我的孩子不说话，在电话里问我，“妈妈你今晚做了什么饭？”听到他的话，我微笑起来。 3/16/2010 http://www.unicornblog.cn/user1/65/2392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