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师博客近期文章评述

（一）写在前面的话 作为豆瓣的非老人，我必须要承认我第一次听说韩老师是因为他“盗号狗”的大名，当然在这之前听说远邪是因为阿姨。至于我第一次领略到本组的组名，那当然是因为韩老师那本《旷世奇书》。不过因为这书推理有点枯燥，我又数学不好，并没能全部读懂。 而当我最近有缘读到韩老师的博客（http://blog.hanqian.net）和推文（@JSMWOSM）我才更深刻地认识到韩老师的牛逼。可能是我功力有所提高，也可能是韩老师文章更臻化境，这次我看得并不吃力，读到动情处更是几欲落泪。 韩老师冷静的文字、细致的分析像一把手术刀，把无论是批评者还是被批评者隐秘的内心细细解剖，也让我发现自己仍然处于逃避和自我欺骗之中。下面我结合韩文谈谈自己的心得，有不对的地方，还请韩老师和大家批评。 （二）《新年谈死》 关于韩老师这篇文章我感触很深，作为一个伪文青我当然也不能免俗于考虑死亡问题，很多地方我有些模糊的感受，但我混沌的头脑从没有像这次读韩文一样清晰。这大概和我以前读“中国哲学”比较多有关。（笑） 我的理解如下：死亡虽然对活人来说意义不明，但自杀的行动却是清楚的。行动需要理由。基督教伦理要求皈依和顺服（或者其他宗教如佛教的“解脱”、“放下”），行动者的生命不属于自己而属于上帝（佛家讲“无我”），因此行动者没有理由自杀。而世俗的见解因为是执着的，“拥有自我”的，所以他们可以有理由自杀——但是仅在一种情况下是逻辑自洽的。举例来说，比如某人若因“为情所困”而自杀，则此人陷入了自相矛盾，因为他的目的或者愿望是获得爱情，而自杀只会断绝这样的可能性。但是，同样还是“为情所困”，如果其人的想法类似于想要用自己的死给心上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则是逻辑自洽而且是积极的，因为这对他的愿望有所帮助或者至少是接近的。 在此基础之上，韩师谈到江绪林老师的死，江老师皈依了基督。但是，按照上述分析，他并没有能完全的献出自己，虔诚地信仰。仅就信仰的角度考虑，他的死是一个错误。当然，如果在世俗的意义上，则我们没有理由轻率地去做任何点评。因为我们不知道他的理由。至于一般无聊的舆论，这可以看作生者对此的恐慌，因为自杀者再一次让他们不得不面对哈姆雷特之问。而韩师也精辟地指出“死者替生者去死”，就让我们生者替死者去活吧。 （三）《不要怂》《必须拥抱事件》 谈完了死，当然不能怂，不怂就意味着要拥抱事件。 虽说不要怂，但韩师却对“苟活者”（也许便是你我）的“软弱”做了一个消极的辩护：就像自杀也可以是乐观者的积极行动，软弱有时也是生存的必须——活着本身不是目的，但只有活着你才能承担责任。 但是话又说回来，正因为人无时无刻不活着，很容易沉溺其中，为了活着而活着。“苟活”也总有一个“苟且的程度”，能不能放弃人的尊严、放弃真理，这需要每一个人用自己的生命来回答。 有时候我们的回答是言行不一，伴随着各种形式的逃避和自我欺骗。如果我们真诚地面对这一点，那就意味着在某些时刻我们要行动起来——真理需要力量的实现，而不能仅仅停留在言语和文字——而我们身处敌营这一现实又决定了，我们要想行动就只能拥抱事件。 （四）《改良进步主义与我们》 这是一篇雄文。文章梳理了改良进步主义的历史逻辑，指出了我们面对着和历次反对者同样的认识困境。我惊叹于作者的敏锐，也惭愧于自己的愚钝，虽然有时候也有会心。 我承认自己一度深中“改良进步主义”之毒（我的黑历史甚至包括热衷于yy新儒家），而没有认识到这完全是意淫，甚至是“自证良民”的心态。我也承认我的内心中有恐惧。当然韩师给了我一个冠冕堂皇的遮羞布，我是出于对于“无理化”局面的断然而不顾一切的拒绝。确实，我真诚地有这样的想法，这样的想法来源包括李泽厚的“告别革命”，包括学界对雅典民主、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法西斯、中国革命、文革等的标准论述，包括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的印象，也包括所谓“英美式的审慎”。韩师认为此种想法体现了人道关怀，有它的正面价值，但我们不应该就此被吓倒，毕竟风险或者不确定性是人生的常态，也是世界的常态。 当恐惧是如此的普遍，我们不仅面临不愿面对敌人，也因此面临着敌我不分的尴尬。谁是人民，谁是朋友，我们确乎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变得盲目起来。是啊，在前述文字中我们已经对苟活者的软弱作出了辩护，那么我们还能在多大程度上批评他们呢？很多时候盲目攻讦只能造成亲痛仇快。我想，唯一的答案是我们只能去走自由战士的联合这一条路。 还有让我感慨很深的莫过于这句：这里的关键是切忌将政治反对的问题下降为所谓“承认的政治”或文化民族主义的问题。我在小组中贴出的文章就犯了此忌，那看似决绝的姿态不也是一种软弱的切割么？好在我还能在反对认同的同时做一点政治上的引申，好在我还愿意在市场的问题上做出自己的奋斗。 （五）《左翼自由主义的一些问题》 谈市场就必须面对这样一些常见的分歧。我虽然是一个市场的铁杆支持者，却仍然会在分配问题上时有动摇。 韩老师这篇文章理论性较强，但并不难懂，他帮助我理清了思路。 再分配问题的关键并非平等，要害其实是贫困问题。这里有两点。第一，虽然贫困很糟糕，但即使是贫困者本人，他也没有摆脱贫困的当然责任和义务。我们很容易想象一个人尽到了自己的责任而仍是贫困的，中国不乏安贫乐道的典故。第二，社会有没有使人摆脱贫困的责任。我想，建立在契约论之上的社会是不存在这样的责任的。韩老师指出罗尔斯式的构建是不切实际的。有趣的是，极权社会常有这样的承诺，无论是苏维埃还是传统上“爱民如子”的皇权。我想，不需要我再来指出这一承诺的虚幻性，苏维埃在承诺之前首先是剥夺，历代剿匪都是用死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