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人们更爱看西方人写的中国史？

2014 年，由日本著名学者如气贺泽保规、小岛毅等分别撰写的十卷本《讲谈社·中国的历史》在国内引进出版，问世后销售量至今已达10 万套。2016 年，《哈佛中国史》一经出版，就被放置在了国内书店的畅销书展台上。还有美国学者裴士锋的《天国之秋》、欧立德的《乾隆传》……近几年，由国外学者撰写的中国史类书籍，受到了学术界和大众读者的青睐。 “海外中国学”著作何以会形成这样独特的魅力？历史学者葛兆光在为《哈佛中国史》中文版撰写的序言中做了总结：西方学者善于解释新史料，有机地运用于自己的叙述；它们不同于中国久已习惯的历史观念、叙述方式和评价立场，让那些看惯了中国历史教科书的读者感到了惊奇和兴味。 他同时提醒，西方“中国学”著作有各种各样的缺陷，比如忽视主流历史文献的引证，论述不完整、不深入等。这些缺陷在学术界和大众的一味吹捧中被忽略。正如他在《缺席的中国》一文所说，中国人对于西洋的理论家，往往会网开一面，碰上洋著作就采取双重标准，仿佛洋人拥有“治外法权”。这种心态折射出中国人对于西方研究的过度推崇，也反映了中国百年来历史学研究上的创伤。 1928 年，国民政府成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任所长傅斯年就曾发表《史语所工作旨趣》，提倡以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使东方学中心可以从巴黎或者京都移到北京。1929 年，陈寅恪在写给北京大学毕业生的赠诗中写道：“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 现在，很多人都推崇民国学者并感叹是“大师以后再无大师”。但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民国时期的学者背后都有着想要跟西方和日本汉学研究相比肩的责任意识，这其实已经奠定了中国史学跟随海外汉学研究路径的基调。 客观评价百年来，中国从西方以及日本引入的通俗类中国史著作，它们确实有显著的优势。这些著作都由专业学者撰写，历史撰写也并非目的先行，而是允许历史学者在擅长的领域里尽可能自由地发挥。而且他们是站在世界史的角度来观察中国，之所以研究中国，目的是为了更全面地了解世界文明的起源以及世界文明的发展过程。如《哈佛中国史》中有关唐帝国的描述，就将唐朝作为一个世界性帝国，关注其对外交往和战争的情况。而类似这样的论述以前在中国人的历史叙事中通常只是几句话带过，西方学者却会研究这些事件对于唐帝国和世界的影响。 但是，中国学界和知识界该如何借鉴西方和日本汉学的研究尤其是他们的问题意识，却值得深思。 比如，开创美国汉学的费正清在上世纪60 年代提出了“冲击——反应”说，现在，这一学说仍旧是很多大众历史著作分析近代中国社会变化的理论支撑。费正清认为，近代中国社会的改变是由于西方的冲击。中国社会本身并无变化的动力，只有在受到西方入侵打破了传统的平衡与恶性循环后，才觉醒起来，并按西方形象塑造近代中国。但中国学者杨念群注意到这一理论带有明显的“官方史”色彩。它强调中国传统的停滞和被动性，突出西方力量充满活力和发展的特征，中国社会只不过变成了现代化力量波及的对象之一。如此不难理解，为何费正清的观点一直以来都是美国政府透视中国历史、制定对华策略的重要依据。 早期日本学者提出的一些理论也同样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如近年来内藤湖南的著作在国内广受关注，但史学家张广达认为，内藤湖南所提出中国在唐宋时期就已经出现资本主义即“唐宋变革论”，其目的在于证明近代中国已经落后，如今日本该对东亚起到领导作用。 诚然，现在欧美和日本史学界的中国史研究已经不再明显地牵涉政治，也不会过多从现实问题出发确定学术研究题目。但百年来所积淀下来的这些重要观点，仍是他们进行中国问题研究的基础，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影响到他们对中国研究的客观性。 时至今日，西方的汉学研究书籍出版数量更加庞大，内容更广博，每个月，中国图书市场都在见证着十几本海外汉学新译本的出现。回望陈寅恪、傅斯年的期望，当代人在心态上已失去了追赶西方思想理论的意识，逐渐在其理论后面亦步亦趋。但同时，学界与公众的警醒反思与独立思考也已有萌芽。在这场已开启近百年的外观与内省之拉锯战中，中国学者要如何开创出原创的理论资源，对本土的历史进行重新的诠释？大众读者要如何在接受与祛魅之间摆正求知、读史的心态？ 我们进行了圆桌会，邀请学者们来谈一谈，中国史学为何会“败”给外国学者？ ————————————————————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国刚：“历史学者的写作要关照公众需求” “国外的很多通俗历史读物都是专家在写，而国内的专家却不屑于写这些内容。这恐怕与国内的学术体制有关。学者一般只写给专业人士看的著作，要不就写教材类的书籍。因为中国人多，即使有些晦涩的著作，都能卖几万册，但在西方，可能连几百册都卖不出去，甚至出版社都不愿意出版。这其实也是逼着海外学者写出让大家关注的通俗性作品。 我曾经在德国、日本都教过书，我发现他们大学的课程，面对的学生既有专业内的，也面对专业外的，这就要求国外的老师讲课必须要通俗性和思想性兼顾。我觉得大众历史的写作，其深刻性一定要表现在内容上，而不是形式上的晦涩。 西方学者看中国会有不同的角度，会引起大家兴趣。这一现象背后折射的是，现在的专家应面对所有读者，写内容深刻，符合大众需要的通史，这需要读书界、学术界共同努力。” ————————————————————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中国学者有能力写通史但缺少信心” “改革开放前，中国历史学界其实一直处于封闭状态。历史理论一直都是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当时，我们会把古代历史归结为是封建的、地主阶级专政的和农民起义推动了历史发展等等这些论述。近代史呢，我们就会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结论来概括。 可是改革开放之后，历史学界接触了其他国家研究中国史的学者，突然发现自己没有办法和他们对话了。上世纪80 年代中期，《剑桥中国史》引进，中国学者一下子就感到了震撼。在80 年代，国外的汉学研究功不可没，那些著作确实为我们打开了眼界，让我们收获很多。 我们通史写作比较弱，大概从范文澜、蔡美彪的《中国通史》之后，就没有合格的通史作品，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我自己来说，我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期待中国能够出现个性化的通史写作。 现在，我们中国的学术水平其实已经大踏步前进了很多，但是大家一直建立不起来自信心。现在有些大陆学者是有资格来合作写通史的。但是，中国学术界又有立门户、分派别的不良风气。在这种氛围下，根本没有人敢做。如果你做，马上就会有人质疑你，你有什么资格写通史。民国时期，钱穆一个人写了《国史大纲》，我们奉为经典。现在，我们的学术视野和研究成果要比钱穆那个时代不知道好了多少倍，我们为什么不能写？但是我们的学术气氛和价值评判不允许大家做这种事。” ———————————————————— 豆友们怎么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