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学述要》札记
按：《阳明学述要》是钱穆先生早年作品，作于1928年，时年先生33岁。这是一本小册子，但关于阳明学的真着精神处，以及宋明理学的发展脉络，都做了扼要精到的梳理，是很好的王学入门书。读完之后，想做个读书笔记，用更加通俗易懂的话再梳理一遍书中的脉络。结果发现这个笔记太难做了，花了两周时间，慢慢重读，再慢慢整理，才完成这篇接近七千字的笔记。其中应该还有不少疏漏，还请行家指点。
宋明理学六百年，到了阳明这里，可谓集大成者。所谓集大成，必定有前人的铺陈，阳明解答的很多问题，基本上是宋儒早已提出、争论不已并遗留下来的。
所以，我们先从宋学的遗留问题讲起。
宋儒最主要讨论的问题是两个：一是属于本体论，二是属于修养论。对于本体论，宋儒的共同见解是“万物一体”；对于修养论，共同见解则是“变化气质”，问题就从这里产生了。
最早提出“万物一体”的是北宋两位大儒，一个是周濂溪（即周敦颐，中学时候都读过的《爱莲说》的作者）的《太极图说》，一个是张横渠（即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句名言就是他说的）的《西铭》。问题就出在，这两位的说法是不同的。
周濂溪认为“无极而太极”，反向推论大概是这样：人与万物最早只是五行，五行最早只是阴、阳二气，阴阳则是因为一动一静而起，至于为什么最早会动，就没有原因了，就是物自身的存在了。用马克思主义的二分法，这是“唯物”的观点，
张横渠的观点则是，天地万物之与我是一体的，所谓“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浑然中处”，他没有进一步的论证，这就留下了一个尾巴，“物吾与也”，用马克思主义的二分法，就接近于“唯心”了。
接下来就到二程了。钱先生指出，二程讲学，爱从自己心坎上说起，不喜欢走远路。所以，他们极为推崇《西铭》，认为可以跟孟子的“性善、养气之论同功”。大程的说法是：“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小程的说法也差不多：“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
这讲的都是本体的问题，但已经涉及到更进一步的，就是修养的方法。钱先生总结，“天地万物与我一体，这是宋儒所公认的：只是怎样去认识或说明，才有异同。有些主张从吾心去体认，有些主张从万物去参究。”
北宋的这几位，本身开始出现矛盾了。比如周濂溪本人，在《太极图说》里是唯物论的倾向，但他的《通书》，又多从心性上讲。比如张横渠，《西铭》没有涉及到阴阳五行之说，但他的《正蒙》，有多讲阴阳五行。
这个歧趋，到了南宋，因为朱子和陆象山，才开始出现明确的分裂和对峙。
朱子讲格物，承袭的是《太极图说》的精神。象山讲立心，与二程更为接近。“他们的所谓理，便是天地万物一体之理，一个要即物而格（朱子），一个要反求之心（象山）。”所以，朱子与陆象山，还有其兄陆梭山，就有了很多书信争辩。争辩的问题，从本体论出发，扩展到了修养论上，因为宋儒讲学，是侧重方法论一面的，所以问题就变成了：“天地万物一体之理，究竟应该格外之物呢？还是应该立吾之心？”
简单来说，天地万物与我是一体的，这是大家的共识，但事实上，人依然有小我之私，与天地万物隔阂，怎么打通隔阂，泯化小我，还复大我呢？这就是宋儒经常提起的一个说法：变化气质。
气质的说法，始于张横渠的《正蒙》，大程进一步发挥说，“学至气质变，方是有功。”后来朱子对此给予非常高的评价：“气质之说，起于张、程，极有功于圣门，有补于后学，前此未曾说到。”
那么，怎样变化气质呢？
其实就是改变旧习惯，养成新的习惯，改变心理上那种自私的积习，把天地万物与我一体的理想常常铭记于心，成为心理上的一个新习惯。钱先生归纳：“宋儒意见，人生一切习惯，皆从躯体起。他们所谓‘气质’，即从躯体而言。他们理想的人生，一切应服从纯理性的指导，不该为躯体所左右或主宰。”
接着这个观点，他们就提出一句口号：“存天理，去人欲。”这句话如今经常被曲解，很多人在不懂这句话的前因后果和具体内涵的情况下，胡乱批评，认为是扼杀人性什么的，完全是断章取义。其实这句话就是解答刚刚的问题，如何变化气质？拆分开来就是两点，一个是克己，就是泯化小我；一个是明理，就是还复大我。
比如恐惧与愤怒，是人之常情，“易发而难制”，怎么办？小程就说，“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俱。”这都是变化气质的实际工夫。
要想变化气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连大程也说了，自己化个喜猎心，用了12年都没做到（“见猎心喜”一词的出处）。所以大程就告诫，“人心不得有所系。”要做到这个境界，惟一的诀窍就是“敬”。
“敬”字的涵义，大概是这样：敬是一种心理态度，或者说是活动。若从反面说，就是心无所系，中心没事；若从正面说，就是循理，是敬。人心有所系就是私，能循理就是公。所以“敬”字，无非也是“存天理，去人欲”。
既然要循理，那“理”是什么呢？这是“敬”的前提啊。
大程就认为，在敬的持守之前，需要有一番“致知”的工夫。想要明理，先要“明”，要“知”，才能持养嘛。
这一点，小程说得更加透澈。比如孝，他说，“且如欲为孝，不能只守一个孝字，须是知所以为孝之道。”他归纳为一句话，被后人尊为程门口诀，就是“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
到了这里，“敬”与“致知”就成为两个关键词。不过，二程的言论，始终徘徊在“敬”与“致知”的两面，所谓的“敬、义夹持”“明、诚两进”，谁先谁后，没有一个定论。
一种学说，如果自身内部有着不同的趋向，必然会导致分裂。所以到了南宋，就变成了朱子和陆象山的分歧：
朱子要人先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是主张从“致知”一边下工夫的，他的格物说尤其显见。二陆要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是主张先从持守方面下工夫的……故朱以陆为太简，陆以朱为支离。一个自居于“尊德性”，一个自居于“道问学”。
这个问题就此悬而未决。
接下来到了明学。简单说，在王阳明之前，明学最主要的倾向，是“重行”而“轻知”，就是重视修养。钱先生说，“他们只讲一身一心，其他宇宙之大，民物之繁，好似不大理会到。”
其次是明学的“一元论”倾向。因为重视“行”不重视“知”，所以讲学就只求得一个把柄，有这个把柄就有归宿，要让行为更加有力量，就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不节外生枝。
再次是“折衷融会”的学风。还是因为他们爱单纯和切实，所以就不愿意做繁琐的分析和思考，遇到各种各样的理论，就只是勉力地折衷融会到自己的那个“把柄”上面去。
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各立宗旨”、“互争门户”。这个也是由前面几点而来的。因为每个人的心性不同、环境不同、智慧不同、学问门径不同、启悟机会不同，等等，造成每个人的“把柄”也会有不同之处，然后他们又喜欢“一元论”，就很难容忍别人，就会造成门户之争的风气了。
简单梳理一下这些背景，可以对阳明学的来历有更明白的了解。接下来就开始进入阳明的学说了。
阳明讲学，偏重实行，看重“事上磨练”，所以，要讲阳明学，最好是要先了解他的一生经历。
我们简单从王学的三变，来了解其中的其思想与经历的关系。
三十八岁时，王阳明在贵州悟道，始论“知行合一”。在此之前的背景是，宦官刘谨擅权，正直之士遇祸，阳明上疏论救，触怒刘谨，被廷杖四十，远谪贵州的龙场驿，当一个小小的驿丞。然后大病一场，路上还遭到阉党刺客尾随，所幸机警逃脱。到了龙场驿后，在阴暗潮湿的山洞里终日与毒虫瘴疠为伍，还要提防阉党追杀。如此险恶的处境，却成为帮助他超脱一切的助力。但在那个时候，就算一切不顾，还有一死，并未能泰然处之。于是他问自己，倘使叫圣人来此，还有何法？他做了一口“石椁”，与死亡相处，以求化了自己那怕死之心，好让内心得个安静。慢慢地，觉得胸中洒洒，“渐次的空了，连怕死的一念也没有了”，从此领悟到“格物致知”的要旨，就是“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
这就是黄梨洲所说的，阳明成学之后的第一变，他主张的是收敛为主，发散是不得已。“须是平日好色、好利、好名等项一应私心，扫除荡涤，无复纤毫留滞；而此心全体廓然，纯是天理；方可谓之喜怒哀乐未发之中，方是天下之大本。”我们回头看看前面宋儒的观点，其实是一致的，也就是“变化气质”、“存天理灭人欲”的一脉。这是阳明接续宋学传统之处。要了解王学，必须从此处入手，方可得真知。
阳明成学之后，从学的人越来越多。一开始，他只是教人自识性体，但有的人就流入空虚之境，所以，他又改为笃实践履的路数，教人如何省察克治。这也是宋代理学家的工夫，后人有说他反对理学的，实属无稽之谈，《年谱》里面就提到，他“凡示学者，皆令‘存天理，去人欲’以为本”。
四十六岁之后，阳明立了许多奇功，比如在江西平定宁王朱宸濠的叛乱，没想到平叛的大功却没有得到朝廷的认可，甚至谗臣张忠、许泰等人还说他要造反，因此险遭不测。这是龙场驿之后的第二番磨难。于是，在五十岁这一年，他开始提出“致良知”，相信“良知真足以忘患难，出生死”。这个出生死，也是对应了他的经历：“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这就是王学的第二变。之前他还是借用前人的话来讲述自己的经验，到了这里，他开始有了自创的宗旨。
简单说，阳明的性情，本来就属于狂放一路。越受到摧抑，他的内心就越狂放。一开始，他是主张收敛，讲的是荡涤扫除，到了这里，他开始觉得，自己以前是有乡愿的意思，“在今只信良知，真是真非处，更无掩藏回护，总做得狂者。使天下尽说我行不掩言，吾亦只依良知行。”
到了五十三岁，又有了转变。他告诫门人，如果只是狂，就容易“有轻灭世故、阔略伦物之病”，所以要从狂转入中道，这就是王学的第三期。
王学三变简要梳理之后，其中的一些关键词，还需要进一步的解析，所以，接下来就要来讲讲王学的大纲了。
首先要明确的是一个前提：“心即理也。”人的本心，原来是没有私欲的遮蔽，这就是天理所在。从这个前提出发，就到了一个关键词：良知。
什么是良知？
阳明认为，“知善知恶是良知”，“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是天理。”
“天理”这两个字，其实只是分别善恶的意思。至于善恶的标准，追根溯源，只在人心的自然灵觉处，所以天理是从人心出发的，除却人心，不见天理。心即理，那个为天理本源的人心，就是所谓的“良知”。
比如说，人都有求生、求爱的心，所以，那些有助于生和爱的，就是善，那些摧抑生和爱的，就是恶。“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这里的是非就是善恶，是非之心，就是分辨善恶之心。人们认为善是天理，其实只是因为人心的好恶，只是人心向外的自然流露。他说，“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人的本心，原来是没有私欲遮蔽的，这就是天理所在。
到了这里，就涉及到王学的第二个关键词：知行合一。
阳明认为，知与行在本体上是合一的，所以我们要复原那不曾为私欲遮蔽的本体。那些看上去知行不一的人，其实是被私欲所隔断了，他并没有认识到知的本体，就是自己的心，心就是天理。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就不算知，所以，“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这个其实就是接续朱子所说的，“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
一般人会认为，知与行是两件事，如果你有不善的念头，但没有行动，就不算什么大错。阳明反对这样的说法，他所提出的知行合一，就是想强调，只要你有了那个念头，你就是行了。你那个念头是不善的，你就是错了，就要改，改成什么样呢？就是“彻根彻底，不使一念不善潜伏胸中”，没有了私欲，自然能见到“知行合一”的心体。
所以，这里强调的也是一种修养工夫，也就是宋儒所说的“变化气质”的最大成效。
但一个现实是，“常人不能无私意障碍”，常人都会受到人欲、受到私意的影响，所以就需要“致知格物之功”，这就是下一个关键词：致良知。
在这里，阳明解决了宋儒留下来的一个大问题。前面提到，宋儒争论的关键问题在于：“天地万物一体之理，究竟应该格外之物呢？还是应该立吾之心？”在阳明这里，这是一体的，“致知”就是要此心不为私欲私意所障碍，让心之良知没有受到任何遮蔽，这样的心就是天理了。
阳明说：随时就事上致其良知，便是“格物”。所以，格物与立心，就不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
那么，怎么致良知呢？这就要讲到王学里所谓的“诚意”和“立诚”。
良知是从诚出发的，“故圣人之学，只是一诚而已。”因此，诚意之极，知行自然就会合一。
这又解决了宋儒的另一个问题。前面说到，宋儒是徘徊在“敬”与“致知”的两面，所谓的“敬、义夹持”“明、诚两进”。到了阳明这里，两者就融合起来了。所谓的“知行合一”、“诚意”，其实就是宋儒的“敬”；而“致良知”，就是宋儒的“义”、“理”。后人说阳明是打倒程朱，实在是胡言乱语，他只是给北宋以来理学传统上一个难决的问题做出圆满的解答而已。
那么，想达到这样的境界，还需要什么工夫？
一个就是“谨独”。
黄正之问过阳明一个问题：“戒惧是己所不知时工夫，慎独是己所独知时工夫，此说如何？”就是对于普通人来说，面对未知时，容易产生恐惧，所以要戒惧；面对独知时，容易产生骄纵，所以要慎独。
回答是：“无事时固是独知，有事时亦是独知。人若不知于此独知之地用力，只是在人所共知处用功，便是诈伪。此独处便是诚的萌芽。”独知的意思，下面再解释。
再一个就是“立志”。
阳明对弟子说过立志的重要性：“诸公在此，务要立个必为圣人之心，时时刻刻，须是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方能听吾说话，句句得力。若茫茫当当度日，譬如一块死肉，打也不知痛痒，恐终不济事。”
在犬儒与反智横行的当下，这段话听来，真是有如黄钟大吕，振聋发聩。可惜仍有太多的死猪不怕开水烫。
讲到“立志”这里，就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路线了。过程是这样的：
什么是立志？阳明说，“只念念要存天理，即是立志。”因为良知就是天理，所以立志，就是要立下良知的根，要先辨别出一个真切为善的志，专一在此，不要理会别的。从这里开始，戒惧慎独，从独知处下手。所谓独知，就是别人不知道，只有我自知的地方。从独知处下工夫，久而久之就能达到意诚境界，意诚了，就能认识到“知行合一”的本体，认识到这个本体，自然就能悟到自己的良知。这就是王学的真路子。钱先生说，阳明的指点本来是非常亲切的，可惜，“后人好弄玄虚，索之冥漠，寻之高深，反而转入歧途了。”
前面讲的这些，基本上是关于修养论的问题。我们一开始有提到，这是宋儒主要讨论的一个问题，阳明做了一个完整的解答。而另一个问题，关于本体论，阳明是如何解决的呢？
一般人认为，阳明是偏向陆象山的，就是“心即理”，但在本体论方面，钱先生认为，阳明到底还是折衷心、物两派，别开生面，并不和陆象山走同一路子。因为他在心、物之间，特别指出一个“感应”出来，这是他超过朱、陆的地方。
有一个非常出名的故事，可以看出这点：
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我们以前在教科书，经常会把这段当做典型的唯心主义来批评。钱先生的观点是，其实阳明强调的，只是在“看”与“未看”上，只在心与物的感应上。就是说，如果你没有看，非但没有见到花树，也没有见到你此心。所以阳明晚年，特别提到一个“必有事焉”，只有有事了，才能见到心与物。这就是他强调要在“事上磨练”做功夫的原因。
钱先生评价道：“这是王学折衷朱、陆，打通心物内外两端的精神所在，这里才见得是阳明精一之训。阳明平素教人，只指点出天理、人欲的分别，不再主张有内心、外物的分别，这是王学的高明处。”
那么，什么是“事上磨练”呢？
其实就是磨练自己一心的喜怒哀乐，就是磨练自己良知的感应，磨练知行合一的本体。没有所谓的“现成的良知”，都是需要磨练的，说起来这个磨练过程也就是“存天理，去人欲”，让自己的喜怒哀乐恰到好处，不要过分，就是所谓的“中和”。这也就是宋儒的传统。
在这个过程，当然免不了一番洗伐克治的工夫。所以阳明说：“省察是有事时存养，存养是无事时省察。”这就等于在朱子的格物和象山的立心之间，开了一条通渠。
我们再回头看前面说的明学的主要倾向，一个是一元论，一个是折衷融会的精神，就可以看出，阳明的主张，也有着很典型的明学特质。包括他特别重视“行“，也是这样的。
如果说，朱子提倡的格物穷理，偏重于“知”的一面，那么阳明提倡的格物穷理，从根本上讲，则无法脱离“行”字。天理在实践中，良知也在实践中，不实践而只有空谈，就等于不知，就是一无是处。所以阳明说：“尽天下之学，无有不行而可以言学者。”
最后，钱先生在书里有一段话，很适合作为理解阳明和进入王学的门径：
他既沉溺，又洒脱。他所认识的“良知”，决不是一件现成的东西，也不是平易简单的把戏，更不是空疏无着落的一句话。要研究王学的人，不要忘了他成学前的那一番经历。他说“立志”，说“诚意”，说“事上磨练”，说“知行合一”，说“易简”，说“真切”，凡他说的一切，我们要把他直接成学前的种种经历来为它下注释。若忘了他的实际生活，空来听他的说话，将永不会了解他说话的真义。若空听了他的说话，又忘了你自己当身的实际生活，那便更不会了解他说话的一番真义所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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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理学六百年，到了阳明这里，可谓集大成者。所谓集大成，必定有前人的铺陈，阳明解答的很多问题，基本上是宋儒早已提出、争论不已并遗留下来的。
所以，我们先从宋学的遗留问题讲起。
宋儒最主要讨论的问题是两个：一是属于本体论，二是属于修养论。对于本体论，宋儒的共同见解是“万物一体”；对于修养论，共同见解则是“变化气质”，问题就从这里产生了。
最早提出“万物一体”的是北宋两位大儒，一个是周濂溪（即周敦颐，中学时候都读过的《爱莲说》的作者）的《太极图说》，一个是张横渠（即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句名言就是他说的）的《西铭》。问题就出在，这两位的说法是不同的。
周濂溪认为“无极而太极”，反向推论大概是这样：人与万物最早只是五行，五行最早只是阴、阳二气，阴阳则是因为一动一静而起，至于为什么最早会动，就没有原因了，就是物自身的存在了。用马克思主义的二分法，这是“唯物”的观点，
张横渠的观点则是，天地万物之与我是一体的，所谓“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浑然中处”，他没有进一步的论证，这就留下了一个尾巴，“物吾与也”，用马克思主义的二分法，就接近于“唯心”了。
接下来就到二程了。钱先生指出，二程讲学，爱从自己心坎上说起，不喜欢走远路。所以，他们极为推崇《西铭》，认为可以跟孟子的“性善、养气之论同功”。大程的说法是：“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小程的说法也差不多：“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
这讲的都是本体的问题，但已经涉及到更进一步的，就是修养的方法。钱先生总结，“天地万物与我一体，这是宋儒所公认的：只是怎样去认识或说明，才有异同。有些主张从吾心去体认，有些主张从万物去参究。”
北宋的这几位，本身开始出现矛盾了。比如周濂溪本人，在《太极图说》里是唯物论的倾向，但他的《通书》，又多从心性上讲。比如张横渠，《西铭》没有涉及到阴阳五行之说，但他的《正蒙》，有多讲阴阳五行。
这个歧趋，到了南宋，因为朱子和陆象山，才开始出现明确的分裂和对峙。
朱子讲格物，承袭的是《太极图说》的精神。象山讲立心，与二程更为接近。“他们的所谓理，便是天地万物一体之理，一个要即物而格（朱子），一个要反求之心（象山）。”所以，朱子与陆象山，还有其兄陆梭山，就有了很多书信争辩。争辩的问题，从本体论出发，扩展到了修养论上，因为宋儒讲学，是侧重方法论一面的，所以问题就变成了：“天地万物一体之理，究竟应该格外之物呢？还是应该立吾之心？”
简单来说，天地万物与我是一体的，这是大家的共识，但事实上，人依然有小我之私，与天地万物隔阂，怎么打通隔阂，泯化小我，还复大我呢？这就是宋儒经常提起的一个说法：变化气质。
气质的说法，始于张横渠的《正蒙》，大程进一步发挥说，“学至气质变，方是有功。”后来朱子对此给予非常高的评价：“气质之说，起于张、程，极有功于圣门，有补于后学，前此未曾说到。”
那么，怎样变化气质呢？
其实就是改变旧习惯，养成新的习惯，改变心理上那种自私的积习，把天地万物与我一体的理想常常铭记于心，成为心理上的一个新习惯。钱先生归纳：“宋儒意见，人生一切习惯，皆从躯体起。他们所谓‘气质’，即从躯体而言。他们理想的人生，一切应服从纯理性的指导，不该为躯体所左右或主宰。”
接着这个观点，他们就提出一句口号：“存天理，去人欲。”这句话如今经常被曲解，很多人在不懂这句话的前因后果和具体内涵的情况下，胡乱批评，认为是扼杀人性什么的，完全是断章取义。其实这句话就是解答刚刚的问题，如何变化气质？拆分开来就是两点，一个是克己，就是泯化小我；一个是明理，就是还复大我。
比如恐惧与愤怒，是人之常情，“易发而难制”，怎么办？小程就说，“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俱。”这都是变化气质的实际工夫。
要想变化气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连大程也说了，自己化个喜猎心，用了12年都没做到（“见猎心喜”一词的出处）。所以大程就告诫，“人心不得有所系。”要做到这个境界，惟一的诀窍就是“敬”。
“敬”字的涵义，大概是这样：敬是一种心理态度，或者说是活动。若从反面说，就是心无所系，中心没事；若从正面说，就是循理，是敬。人心有所系就是私，能循理就是公。所以“敬”字，无非也是“存天理，去人欲”。
既然要循理，那“理”是什么呢？这是“敬”的前提啊。
大程就认为，在敬的持守之前，需要有一番“致知”的工夫。想要明理，先要“明”，要“知”，才能持养嘛。
这一点，小程说得更加透澈。比如孝，他说，“且如欲为孝，不能只守一个孝字，须是知所以为孝之道。”他归纳为一句话，被后人尊为程门口诀，就是“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
到了这里，“敬”与“致知”就成为两个关键词。不过，二程的言论，始终徘徊在“敬”与“致知”的两面，所谓的“敬、义夹持”“明、诚两进”，谁先谁后，没有一个定论。
一种学说，如果自身内部有着不同的趋向，必然会导致分裂。所以到了南宋，就变成了朱子和陆象山的分歧：
朱子要人先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是主张从“致知”一边下工夫的，他的格物说尤其显见。二陆要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是主张先从持守方面下工夫的……故朱以陆为太简，陆以朱为支离。一个自居于“尊德性”，一个自居于“道问学”。
这个问题就此悬而未决。
接下来到了明学。简单说，在王阳明之前，明学最主要的倾向，是“重行”而“轻知”，就是重视修养。钱先生说，“他们只讲一身一心，其他宇宙之大，民物之繁，好似不大理会到。”
其次是明学的“一元论”倾向。因为重视“行”不重视“知”，所以讲学就只求得一个把柄，有这个把柄就有归宿，要让行为更加有力量，就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不节外生枝。
再次是“折衷融会”的学风。还是因为他们爱单纯和切实，所以就不愿意做繁琐的分析和思考，遇到各种各样的理论，就只是勉力地折衷融会到自己的那个“把柄”上面去。
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各立宗旨”、“互争门户”。这个也是由前面几点而来的。因为每个人的心性不同、环境不同、智慧不同、学问门径不同、启悟机会不同，等等，造成每个人的“把柄”也会有不同之处，然后他们又喜欢“一元论”，就很难容忍别人，就会造成门户之争的风气了。
简单梳理一下这些背景，可以对阳明学的来历有更明白的了解。接下来就开始进入阳明的学说了。
阳明讲学，偏重实行，看重“事上磨练”，所以，要讲阳明学，最好是要先了解他的一生经历。
我们简单从王学的三变，来了解其中的其思想与经历的关系。
三十八岁时，王阳明在贵州悟道，始论“知行合一”。在此之前的背景是，宦官刘谨擅权，正直之士遇祸，阳明上疏论救，触怒刘谨，被廷杖四十，远谪贵州的龙场驿，当一个小小的驿丞。然后大病一场，路上还遭到阉党刺客尾随，所幸机警逃脱。到了龙场驿后，在阴暗潮湿的山洞里终日与毒虫瘴疠为伍，还要提防阉党追杀。如此险恶的处境，却成为帮助他超脱一切的助力。但在那个时候，就算一切不顾，还有一死，并未能泰然处之。于是他问自己，倘使叫圣人来此，还有何法？他做了一口“石椁”，与死亡相处，以求化了自己那怕死之心，好让内心得个安静。慢慢地，觉得胸中洒洒，“渐次的空了，连怕死的一念也没有了”，从此领悟到“格物致知”的要旨，就是“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
这就是黄梨洲所说的，阳明成学之后的第一变，他主张的是收敛为主，发散是不得已。“须是平日好色、好利、好名等项一应私心，扫除荡涤，无复纤毫留滞；而此心全体廓然，纯是天理；方可谓之喜怒哀乐未发之中，方是天下之大本。”我们回头看看前面宋儒的观点，其实是一致的，也就是“变化气质”、“存天理灭人欲”的一脉。这是阳明接续宋学传统之处。要了解王学，必须从此处入手，方可得真知。
阳明成学之后，从学的人越来越多。一开始，他只是教人自识性体，但有的人就流入空虚之境，所以，他又改为笃实践履的路数，教人如何省察克治。这也是宋代理学家的工夫，后人有说他反对理学的，实属无稽之谈，《年谱》里面就提到，他“凡示学者，皆令‘存天理，去人欲’以为本”。
四十六岁之后，阳明立了许多奇功，比如在江西平定宁王朱宸濠的叛乱，没想到平叛的大功却没有得到朝廷的认可，甚至谗臣张忠、许泰等人还说他要造反，因此险遭不测。这是龙场驿之后的第二番磨难。于是，在五十岁这一年，他开始提出“致良知”，相信“良知真足以忘患难，出生死”。这个出生死，也是对应了他的经历：“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这就是王学的第二变。之前他还是借用前人的话来讲述自己的经验，到了这里，他开始有了自创的宗旨。
简单说，阳明的性情，本来就属于狂放一路。越受到摧抑，他的内心就越狂放。一开始，他是主张收敛，讲的是荡涤扫除，到了这里，他开始觉得，自己以前是有乡愿的意思，“在今只信良知，真是真非处，更无掩藏回护，总做得狂者。使天下尽说我行不掩言，吾亦只依良知行。”
到了五十三岁，又有了转变。他告诫门人，如果只是狂，就容易“有轻灭世故、阔略伦物之病”，所以要从狂转入中道，这就是王学的第三期。
王学三变简要梳理之后，其中的一些关键词，还需要进一步的解析，所以，接下来就要来讲讲王学的大纲了。
首先要明确的是一个前提：“心即理也。”人的本心，原来是没有私欲的遮蔽，这就是天理所在。从这个前提出发，就到了一个关键词：良知。
什么是良知？
阳明认为，“知善知恶是良知”，“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是天理。”
“天理”这两个字，其实只是分别善恶的意思。至于善恶的标准，追根溯源，只在人心的自然灵觉处，所以天理是从人心出发的，除却人心，不见天理。心即理，那个为天理本源的人心，就是所谓的“良知”。
比如说，人都有求生、求爱的心，所以，那些有助于生和爱的，就是善，那些摧抑生和爱的，就是恶。“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这里的是非就是善恶，是非之心，就是分辨善恶之心。人们认为善是天理，其实只是因为人心的好恶，只是人心向外的自然流露。他说，“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人的本心，原来是没有私欲遮蔽的，这就是天理所在。
到了这里，就涉及到王学的第二个关键词：知行合一。
阳明认为，知与行在本体上是合一的，所以我们要复原那不曾为私欲遮蔽的本体。那些看上去知行不一的人，其实是被私欲所隔断了，他并没有认识到知的本体，就是自己的心，心就是天理。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就不算知，所以，“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这个其实就是接续朱子所说的，“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
一般人会认为，知与行是两件事，如果你有不善的念头，但没有行动，就不算什么大错。阳明反对这样的说法，他所提出的知行合一，就是想强调，只要你有了那个念头，你就是行了。你那个念头是不善的，你就是错了，就要改，改成什么样呢？就是“彻根彻底，不使一念不善潜伏胸中”，没有了私欲，自然能见到“知行合一”的心体。
所以，这里强调的也是一种修养工夫，也就是宋儒所说的“变化气质”的最大成效。
但一个现实是，“常人不能无私意障碍”，常人都会受到人欲、受到私意的影响，所以就需要“致知格物之功”，这就是下一个关键词：致良知。
在这里，阳明解决了宋儒留下来的一个大问题。前面提到，宋儒争论的关键问题在于：“天地万物一体之理，究竟应该格外之物呢？还是应该立吾之心？”在阳明这里，这是一体的，“致知”就是要此心不为私欲私意所障碍，让心之良知没有受到任何遮蔽，这样的心就是天理了。
阳明说：随时就事上致其良知，便是“格物”。所以，格物与立心，就不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
那么，怎么致良知呢？这就要讲到王学里所谓的“诚意”和“立诚”。
良知是从诚出发的，“故圣人之学，只是一诚而已。”因此，诚意之极，知行自然就会合一。
这又解决了宋儒的另一个问题。前面说到，宋儒是徘徊在“敬”与“致知”的两面，所谓的“敬、义夹持”“明、诚两进”。到了阳明这里，两者就融合起来了。所谓的“知行合一”、“诚意”，其实就是宋儒的“敬”；而“致良知”，就是宋儒的“义”、“理”。后人说阳明是打倒程朱，实在是胡言乱语，他只是给北宋以来理学传统上一个难决的问题做出圆满的解答而已。
那么，想达到这样的境界，还需要什么工夫？
一个就是“谨独”。
黄正之问过阳明一个问题：“戒惧是己所不知时工夫，慎独是己所独知时工夫，此说如何？”就是对于普通人来说，面对未知时，容易产生恐惧，所以要戒惧；面对独知时，容易产生骄纵，所以要慎独。
回答是：“无事时固是独知，有事时亦是独知。人若不知于此独知之地用力，只是在人所共知处用功，便是诈伪。此独处便是诚的萌芽。”独知的意思，下面再解释。
再一个就是“立志”。
阳明对弟子说过立志的重要性：“诸公在此，务要立个必为圣人之心，时时刻刻，须是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方能听吾说话，句句得力。若茫茫当当度日，譬如一块死肉，打也不知痛痒，恐终不济事。”
在犬儒与反智横行的当下，这段话听来，真是有如黄钟大吕，振聋发聩。可惜仍有太多的死猪不怕开水烫。
讲到“立志”这里，就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路线了。过程是这样的：
什么是立志？阳明说，“只念念要存天理，即是立志。”因为良知就是天理，所以立志，就是要立下良知的根，要先辨别出一个真切为善的志，专一在此，不要理会别的。从这里开始，戒惧慎独，从独知处下手。所谓独知，就是别人不知道，只有我自知的地方。从独知处下工夫，久而久之就能达到意诚境界，意诚了，就能认识到“知行合一”的本体，认识到这个本体，自然就能悟到自己的良知。这就是王学的真路子。钱先生说，阳明的指点本来是非常亲切的，可惜，“后人好弄玄虚，索之冥漠，寻之高深，反而转入歧途了。”
前面讲的这些，基本上是关于修养论的问题。我们一开始有提到，这是宋儒主要讨论的一个问题，阳明做了一个完整的解答。而另一个问题，关于本体论，阳明是如何解决的呢？
一般人认为，阳明是偏向陆象山的，就是“心即理”，但在本体论方面，钱先生认为，阳明到底还是折衷心、物两派，别开生面，并不和陆象山走同一路子。因为他在心、物之间，特别指出一个“感应”出来，这是他超过朱、陆的地方。
有一个非常出名的故事，可以看出这点：
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我们以前在教科书，经常会把这段当做典型的唯心主义来批评。钱先生的观点是，其实阳明强调的，只是在“看”与“未看”上，只在心与物的感应上。就是说，如果你没有看，非但没有见到花树，也没有见到你此心。所以阳明晚年，特别提到一个“必有事焉”，只有有事了，才能见到心与物。这就是他强调要在“事上磨练”做功夫的原因。
钱先生评价道：“这是王学折衷朱、陆，打通心物内外两端的精神所在，这里才见得是阳明精一之训。阳明平素教人，只指点出天理、人欲的分别，不再主张有内心、外物的分别，这是王学的高明处。”
那么，什么是“事上磨练”呢？
其实就是磨练自己一心的喜怒哀乐，就是磨练自己良知的感应，磨练知行合一的本体。没有所谓的“现成的良知”，都是需要磨练的，说起来这个磨练过程也就是“存天理，去人欲”，让自己的喜怒哀乐恰到好处，不要过分，就是所谓的“中和”。这也就是宋儒的传统。
在这个过程，当然免不了一番洗伐克治的工夫。所以阳明说：“省察是有事时存养，存养是无事时省察。”这就等于在朱子的格物和象山的立心之间，开了一条通渠。
我们再回头看前面说的明学的主要倾向，一个是一元论，一个是折衷融会的精神，就可以看出，阳明的主张，也有着很典型的明学特质。包括他特别重视“行“，也是这样的。
如果说，朱子提倡的格物穷理，偏重于“知”的一面，那么阳明提倡的格物穷理，从根本上讲，则无法脱离“行”字。天理在实践中，良知也在实践中，不实践而只有空谈，就等于不知，就是一无是处。所以阳明说：“尽天下之学，无有不行而可以言学者。”
最后，钱先生在书里有一段话，很适合作为理解阳明和进入王学的门径：
他既沉溺，又洒脱。他所认识的“良知”，决不是一件现成的东西，也不是平易简单的把戏，更不是空疏无着落的一句话。要研究王学的人，不要忘了他成学前的那一番经历。他说“立志”，说“诚意”，说“事上磨练”，说“知行合一”，说“易简”，说“真切”，凡他说的一切，我们要把他直接成学前的种种经历来为它下注释。若忘了他的实际生活，空来听他的说话，将永不会了解他说话的真义。若空听了他的说话，又忘了你自己当身的实际生活，那便更不会了解他说话的一番真义所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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