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之后，对着电脑，打了一段最简单的内容回顾。

金观涛中国思想史 读后感。

1、关于中国传统社会，最重要的起点是春秋战国时期，以儒家为代表的诸子百家，实现了中国文化的“超越突破”，形成了中国特有的“轴心文明”。

2、所谓超越突破，是指文明能够形成不依赖于“实体”的“终极关怀”。所谓实体，指个人和社会（国家组织）。实体必然会有灭亡的一天，一旦灭亡，文明也就灭亡了。所以古埃及，玛雅文明等古老文明为什么消亡。不依赖实体，依赖于“形而上”的文明却能不断在实体消亡之后在废墟上快速重建。

3、文明的“超越突破”共有四种，按照求助“外力”和“自身”，追求“舍离此世”和“积极入世”。两两组合，分别是：1、依靠自然，着眼此世。以“求知”为终极关怀的古希腊文明。2、依赖上帝，着眼来世，以“救赎”为终极关怀的“犹太教”文明（包含基督教伊斯兰教），3、依赖自我，着眼来世“，以追求“涅槃寂静”为终极关怀的印度佛教文明，4依赖自我，着眼此世，以道德为终极关怀的中华文明。

4、关于中国传统社会的主体，有三个关键点：1、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为主流。2、以道德为终极关怀。3、以大一统观念下的皇帝中央集权，传承儒家文化的文人士大夫为中间层，坚持儒家道德伦理的家庭宗族为基层，形成稳定的大一统国家。

5、儒家作为中国文化的主流，核心着眼点是家庭伦理。强调礼法尊卑。家族内部强调均衡和差等，家族之间强调平等。道家文化的诞生是作为儒家的价值逆反。强调出世无为，强调众生平等而非差等。法家继承了儒家的形式和手段，抛弃了儒家仁爱的内核。

6、汉儒在面对一个前所未有的大一统帝国，通过“今文经学”，创造出“微言大义”，把儒家的家庭伦理扩展到整个天下。建立了“宇宙论儒学”。强调“家国天下”，“家国一体”。通过“天人感应”的神秘主义和“阴阳五行”的轮回观念，为君权确立正当性，并把父权拓展到君权。

7、“宇宙论儒学”的好处，是在正常状态下，礼法和宇宙自然相结合，异常稳定。整个汉朝，除了早起的七国之乱，和王莽篡权，基本保持大一统国家的稳定。即使王莽篡权，也是通过“天人感应”等神秘主义手段进行。对大一统观念影响不大。

8、”宇宙论儒学“的坏处，在东汉末年开始体现。由于其建立在天人感应之上，而此时的“天”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宇宙自然。这就把道德和“实在”的宇宙自然联系在一起，变得不再“超越”。所以等到东汉天灾异常的时代，直接就意味着道德的“不可欲”，即人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做不到。

9、一旦“道德不可欲”，“宇宙论儒学”就必然面临崩溃。此时，道德价值逆反的现象便必然会出现。而在家族内部，伦理还没有崩塌，儒家的核心还在。所以，以儒家为内核，以追求道家“无为”为终极关怀的“玄学”变在此时产生。

10、“玄学”的产生，经历了从推崇《老子》的“无”到推崇《庄子》的“自然”的过程，这一过程，也同时是玄学对接佛教的过程。大乘佛教的“空”和“中观”，天然和“无为”“无”相契合。而佛学的严密逻辑的思维方式，也被玄学所接纳，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国的“常识理性”。

11、“常识理性”是中国文化所特有的理性。其以两样东西为理性的出发点构建，即：1、自然常识。2、人之常情。自然常识是天地间自然和必然发生的事情。比如“水往低处流”，“寒来暑往”，“电闪雷鸣”。人之常情是所有人都具备的自发产生的情感。比如父子亲情，远近亲疏，爱屋及乌等。

12、“常识理性”既为中国的道德哲学奠定了理性基础，同时也彻底扼杀了“科学”的产生。对于中国人而言，自然常识是理性的起点，完全不需要关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而这恰恰是古希腊诞生科学的开始。

13、玄学的建立和传播，有一个重要的副产品，就是中国传统艺术的极大繁荣。玄学推崇自然，强调自然就是最大的“道德”，一方面极大的推进了中国人对山水自然风光的欣赏，同时也把“山水画”“山水诗”的创作，当成一种“修身”的手段。对山水画，特别重视“神”而非“形”。

14、认为艺术中的“神”直接通向“道”，这种思想同时也极大的发展了中国书法艺术和绘画艺术。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审美情趣。“由艺入道”正式建立在常识理性为基础的玄学时代。

15、然而，“游山玩水”和“艺术创作”，对于儒学日常“修身”的需求还是远远不够。与之对比的，则是佛教由于在这方面的简洁高效，导致影响力越来越大。特别是大乘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在终极关怀和日常修身两方面均比玄学更容易被接受。直接导致了佛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16、佛教的广泛传播，给传统儒家士子带来了重要现象，即形成了“两面性”。读书做官，积极入世，遵循儒家道德。个人日常修身却广泛亲和佛教。到了唐朝格外严重。佛寺甚至成了无数士子借宿读书交友之所。这进一步扩大的佛教的影响力。

17、基于此，在安史之乱之后，社会重新陷入分裂和不稳定的状态之后，怀着对治国平天下的积极入世的追求，以韩愈为代表的儒生旗帜鲜明的抛弃了玄学和追求艺术性的“骈文”，直接对接孔孟，提倡古文运动，并公开反佛。开启了对佛教的公开宣战。

18、儒家对抗佛教，经历了几百年，从韩愈那时，已经退无可退。自此开始了儒家针对佛教，进行了重要的理论重构，进过一代代人的努力，最终建立了宋明理学，彻底消解融合了佛教。从此佛教再也无法构成对儒家的威胁。整个中国社会，再次被笼罩在儒学的整合力之下，再也没有分裂，直到清末。

19、宋明理学对儒学的重构，工具依然使用的是“常识理性”。在终极关怀层面，首先重新解释了“天”。理学的天，不再是现实的宇宙，而是代表终极价值的“道”，同时也是理学所谓的“理”。在宋明理学，“道”和“理”是同一个意思。理学也长期被称为“道学”。这样，通过“形而上”的道，摆脱了宇宙论。

20、理学建立的是二元结构的“理气”二元论。理类似“模具”，气类似“实物”。先有概念，再有实体，理在气先。用唯物唯心来判断，是标准的“唯心主义”。与柏拉图的学说类似。理学的“理”代表着最高道德，并强调“万物一理”，不同的物只是理的不同表现。万物均可通过“格物”到达理的境界。

21、理学在建立“天”，“天道”，“天理”的终极追求的同时，也充分借鉴和学习佛教，建立了自己的日常修身方法。就是“静坐”。所谓“万物静观皆自得”，“半日静坐，半日读书”。朱熹直接把“仁”从“仁者爱人”，纳入了修身之中，成为“仁者，心之得”。所以修身也就自然就是“存天理，灭人欲”。

22、理学所确定的“天理”，是静态的，强调“天不变，道亦不变”。从此“汤武革命”不再被提起，以“皇帝”为核心的“礼法纲常”更必然是自发维护。舍身取义自然推导出“一死报君王”。无论宋末还是明末，殉节之人远超过往。即使是元朝，依然有“郝经”这样的苏武式的忠臣。最后一个代表便是曾国藩。

23、宋儒自建立理学开始，依托的是常识理性。而常识理性有两种立足点，即“自然常识”与“人之常情”。理学的建立依托于“自然常识”，那么依托“人之常情”自然也能重构建立一种新儒学，这就是“心学”。理学与心学，构成了宋朝开始儒家的两种主流对抗学派。

24、心学和理学有亮点区别。1、心学建立在“人之常情”之上，2，心学建立的最高道德，是从个人出发，推己及人，建立普遍的道德，反之理学，1、建立在“自然常识”之上，2，从天道天理出发，落实到每一个人的修身养性。这样，从“常识”“常情”和“有外而内”“由内而外”，自然还有其他两种组合。

25、第三种，便是建立在“人之常情”之上，逻辑上从外向内（从普遍向个人）推演。这便是以张载为代表的气学。张载的学说，首先要给天“立心”，所谓“为天地立心”。张载强调天下本是一家，万物皆是同类。此所谓“民胞物与”。

26、第四种，便是建立在“自然常识”之上，逻辑上从内向外（从个人道普遍）推演。这一思想体系，直到清朝才有集大成学者，即戴震。由于中国传统理性建立在“常识理性”之上，金观涛先生将其命名为“常识具体主义”。

27、根据“常识”“常情”和“有外而内”“由内而外”，中国传统儒家内部建立了四种各自自洽彼此争论的四种思想模型，理学，心学，气学和戴震学说，成为了中国人后续数百年特别是近代思想，并演化出同样机构的“马列主义”，“三民主义”，“毛泽东思想”和“自由主义”。

28、吸纳和消解了佛学而重新强大起来的儒家学说，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影响力。在政治上，彻底告别了五代十国时期“天子者，兵强马壮为之”，而变得皇权稳固，同时也彻底告别了地方割据。儒家学说的社会整合能力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29，理学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在不断的积累，在宋末，基本影响在于南宋末期，由于时间不长，区域影响不大。但在明朝，进过元明两代的特别是明代共300年的普及和教化，最终理学的弊端导致的危机，在明末总爆发。从而引发了明末清初一代学人的痛定思痛的深刻反思。

30，理学最大的弊端，就是极大的遏制了儒家本来强调的“事功”能力。不但鄙视军功，而且处于对君权的维护，毫无顾忌的压制可能压制君权的大臣。内重气节，外求忠烈。平时坐而论道，临难一死报君。直到明末，20万清军横扫中国，才引发了前所未有的顾炎武所说“亡天下”之痛。

31，对传统儒学深刻反思最出色的，便是顾炎武，王夫之和黄宗羲。顾炎武认识到儒家脱离了生产生活实际，习惯于想当然的纸上谈兵。所以身体力行的进行各种实体考察和生产生活。通过大量的具体考察，顾炎武有大部头作品《天下郡国利病书》

32，王夫子的气论强调，理在气中，理不同气也不同。有三个重要的推论：1，理在气中，气在运动在发展，理也必然运动发展，形成了中国最早的进化论（进步观，显著区别于儒家传统的退步观）。2，气不同，理也不同，因而汉人的理和满清的理也不同。王夫之通过《黄书》，建立了中国自己的民族主义。当时西方民族主义还没有产生。3，如果把气理解为“物质”，船山学说就是中国最早的“唯物主义”。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唯物主义之前，就是船山学会的会员，读过《船山遗书》。

33，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对气论的发展，在于把“血缘”作为气，那么同一个家族之间，具备同一个“理”，但君主和大臣百姓，不同的“血缘”，自然也不可能是同一个“理”，因而“家庭伦理”不等同于“君臣关系”。“忠孝同构”是不对的，“忠”不等同与“孝”。因而明确反对“家天下”的理念。君臣关系，是分工不同。君子不尊重大臣，大臣就可以视君为路人。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同时，黄进一步明确了，家族内部和家族外部是两个不同的空间。这也是中国最早的“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划分。这种以“家族”私有空间为基础的民主社会构想，在辛亥之后称为社会的启蒙思想。黄被西方称为中国的卢梭。在启蒙思想方面走得最远。

34，刘宗周通过《人谱》，把“意向性”认定为“气”，发现“道德”，即“向善的意愿”本身就是“气”，因而“道德”就变得很难定义。所以创造性的通过“否定之否定”来定义“道德”，即通过“排除法”，确定了“不道德”。刘宗周的《人谱》列出了很多不道德的行为，用于儒生的“修身”。毛泽东“狠批私字一闪念”与之一脉相承，通过不断的自我自评和自我反省，实现人的“纯化”。

35，戴震的气论，强调根本没有“实实在在”的普遍。戴震通过《孟子字义疏证》指出，孔孟的道德，都是对具体个人的道德，从来没有提出过普遍的“道德”。普遍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组成的。个人的情况不能轻易的推广到他人，甚至所有人。没有统一的“理论”。否则就会出现“以理杀人”。此为中国原生“自由主义”思想，认为天理建立在尊重每一个具体的人之上。由于否定普遍性的存在，导致中国自由主义者长期缺乏对“法律”的敬畏，因为法律是建立在“普遍”之上的。胡适自己也承认，他的主要思想不仅来自杜威，也在无意识中和戴震契合。

36、由于清朝迅速全面继承和恢复了理学传统，统治者迅速主动完成了“汉化”，遵奉孔孟，倡导程朱，明显区别于蒙古人。所以理学重新笼罩了中国大地。“气论”以及其强调的“经世致用”的理念，没有了用武之地。明末清初那一代的思想，很快熄灭，然而留下的种子，等到再次天崩地裂时，自然会重新点燃。

37、明末清初留下的反省的精神并没有熄灭。在理学的压制之下，怀疑和反省的精神被引向了考据学。由于考据过程中，大量引用汉朝资料，又称为“汉学”“朴学”。由于对“形而上”的“理”的质疑，而专注于实实在在的资料的考证，考据学又被称为“实学”。考据学，对儒学知识分子最核心的作用，是在放弃了“静坐冥想”的修身方法，而是通过考据来“修身”。乾嘉学派通过对传世经典的全面细致的考察，理清了自“经文经学”以来的无数谬误。这也为理学的最终被抛弃做好了准备。最终等来了1840年的炮声，开启了天翻地覆的中国近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