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的北欧人，或抑郁的北欧人

以高福利著称的北欧国家一向在各种“最幸福国家”榜单上名列前茅。而国际社会关于北欧的另一个标签则是抑郁，更精确的——自杀率高。这两个标签，在我看来，都是一种神话。一方面，相比“幸福（happy）”这个很难量化的指标，北欧人更乐意用“满足（content或satisfied）”来表达他们对生活的感受。另一方面，对抑郁（包括但不限于“冬日抑郁（winter depression）”）的认知和去污名化使抑郁被规范化（normalized），成为北欧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在北欧的电视剧和日常生活里，你能看到关于抑郁的各种冷笑话。例如：是的我们会抑郁，但幸好我们有很多湖，可以随便跳。又如：是的我们很抑郁，但瑞典人比我们更抑郁！本文将以作者在丹麦学习和生活的经历聊聊“幸福”和“抑郁”间这种有趣的对抗。

在顺应工业革命潮流崛起和因富裕的福利国家闻名于世前，北欧曾是贫瘠之地。气候和自然地理条件均不适合耕种，小冰期和与周边国家的连年战争更是雪上加霜（瑞典帝国在17世纪曾兴盛一时，但征夫之苦也可想见）。人们生活清苦，以渔业、采集和小规模的农业为生。北欧的封建制度并不如西欧般等级森严，但教会剥夺小民，统治者剥夺教会却使情况并未好多少。今天丹麦最具代表性的食物——开放式三明治（Smørrebrød），正是脱胎于19世纪工业革命期间工人们的食物。在繁忙的劳动中，他们取出自带的黑面包，堆上鱼、肉甚至土豆，便是一顿午餐。今天，当人们惊讶于北欧料理的精致和健康时，大概不会想到它起源于物质匮乏。二战后，北欧用几十年时间变身福利国家，公费医疗，老有所养。

到达丹麦后，我第一次发现身边有这么多饱受精神疾病困扰者：当时我男朋友的小叔叔在20出头时自杀；他的姑姑，一位优秀的钢琴家，常年为躁郁症困扰，在招待我们时一边热情一边无法控制地甩出刺耳字眼。他的堂姐因重度抑郁服药数年后认定，药物不可能帮助她，遂开始求助大麻和各种致幻药物。她甚至取得了丹麦一个电视台的资金支持，要去秘鲁体验死藤水。他母亲的现任男友，一位工程师，在20年前便已被诊断为重度抑郁和精神分裂不具劳动能力，此后一直领政府救济生活。在情况最糟糕的几年，他每周只有一天能出门见人，其他时间都把自己锁在屋子里痛苦。即使在他们稳定恋爱六年后决定同居时，也购入了一辆房车以便他抑郁发作不愿见人时可以独处。

如果说这尚能用家族遗传和亲人自杀的阴影来解释，那么之后，我结交了更多朋友，也听到了更多这样的故事：曾有朋友在阳台上抽着烟跟我说，他少年时代最好的朋友在几年前毫无征兆地自杀了。从那之后他一直为死亡的阴影笼罩。而我的另一个朋友，他20岁的十年只有两个主题，抑郁和对抗抑郁的嗑药。与那相伴的是不断从学校和亲密关系中失败退学。在30岁那年，他走进大学开始学习哲学。在他整晚整晚睡不着觉时，只能读哲学。

但这反映的，与其说是抑郁症的高发，不如说是抑郁症的高检出率和对此的重视。丹麦的抑郁症诊断率大概为人口的1-2%，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当。15-25岁的青少年免费接受心理治疗。成年人接受心理治疗虽需自费，但如经评估需接受药物治疗亦属公费医疗。精神类药物由国家管控，相当严格。丹麦第二电视台2017年报道，丹麦有25万人服用抗抑郁药物，约为总人口5%，这个数字看起来吓人，却和西欧国家平均水平相当，更低于美国。

最重要、最为人所知的原因当然是日照时间短，影响体内维生素D水平。北欧的冬天能从11月延续到次年3月。漫长的黑夜仿佛永远没有尽头。起床时，天是黑的。太阳到10点时懒懒探出头来。而到下午3点多则又懒洋洋地沉下去。冬天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寒冷，因为主要城市的最低温也是零下几度。但温带海洋性气候的绵绵阴雨则带来彻骨的冷意。黑夜和阴沉的天空像魔掌，把人搂进怀里，令人窒息。在这漫长的寒冬的黑夜里，和家人或好友一起点上蜡烛，喝咖啡或酒，摊在沙发里闲聊，便是北欧式幸福“hygge”的最直观含义。

但维生素D的检查和补充已成为人们的习惯。在你第一次拜访家庭医生时，对方便会建议你检查维生素D水平。即使数字正常，也会建议你购买维生素D和镁服用。还有每月口服一次即可达到效果的制剂。此外，人工日光浴在北欧也十分流行。走进日光浴中心，便可亲近紫外线。那么，有其他因素吗？

宗教是一个为人忽视的因素。一方面，丹麦宪法第四条规定，福音路德教（新教的一支，接近英国国教）为丹麦国教，受政府保护。另一方面，丹麦是世俗国家，政教分离，宗教在公共生活中影响很小。丹麦和美国的相似之处在于，民众认同的主要对象是宪法和基本权利（可比较中国人对炎黄对秦皇汉武等久远历史的认同）。问世于1953年的丹麦宪法是近代宪法先驱之一。丹麦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承认同性伴侣关系的国家。丹麦朋友曾告诉我，丹麦是一个小国，在二战中无法抵抗便迅速投降了。丹麦没有好莱坞，没有苹果公司，但丹麦有宪法和进步，那是他们最骄傲的东西。

但丹麦和美国的不同之处之一是，宗教至今仍是美国社会的重要方面，而丹麦的悖论在于，理论上路德教徒依旧众多（约50-70%的人口），大部分人出生即受洗礼，注册为教徒，而去教堂的却越来越少。设想一个出身小镇的青年拥有一个虔诚的新教父亲，而他家庭以外所经历的社会化都以无神论为正确。在丹麦的九年义务教育中宗教是必修课，但内容却是作为文化的宗教。如果他在课上表达出父亲那里听到的观点，很可能被同学嘲笑。等他到了大学，他可能会陷入空前迷茫。大学牧师将会倾听他，甚至成为力量来源。但如果他向其他人讲出这件事，则又可能被贴上脆弱的标签。一个遍地教堂的教徒众多的以信仰自由为骄傲的去宗教化的新教国家，这是丹麦。

丹麦社会的另一个价值是平等。在免费的公立学校做第一名不是一件好事，因为会让其他人感到不平等。第一次听到这件事时我感到不可思议，却在求证了无数人后接受了它。丹麦的中国家长会因为让孩子在家额外学习而被老师批评警告。不无讽刺的却是，精英阶层将孩子从小送进昂贵的私立学校。丹麦的年轻人大概有三种：一种有明确的目标，人生理想是稳定的工作、家庭和一个在西班牙或其他温暖地区的度假小屋；一种则在不断地gap year（间隔年）、旅游、打工、休学、退学、入学；一种（少部分）则在酒精和药物中沉沦。这三者当然会有交叉。而迷惘也着实普遍。一种寻常的表达是：“生活对我来说太容易了，我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因此，北欧式的抑郁便呈现为一种中国甚至东亚人难以理解的样貌：既不是如“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这样的伤春悲秋，也不是每个人都在百米冲刺时稍有懈怠便被后浪拍死在沙滩上的焦虑和疲惫，也不是与自恋相伴的自艾自怜。而是一种与极大的自由相伴的孤独和迷惘。社会提供了一切资源和选择，却无法提供一个关于人生意义的答案。性解放提供了唾手可得的性资源，却无法提供关于人与人关系（包括但不限于亲密关系）的答案。

北欧以社恐闻名。它不只是排队间隔一米远，公交车上人们宁愿站着也不愿坐在他人旁边，而已成为一种新的正确。尊重距离，尊重别人可能要说不的权利，这样的意识在去认识一个人之前已牢牢刻在人们心中。亚洲式的寒暄和美国式的恭维在北欧都可能被当成唐突（职场除外）。可以因为喝了酒向陌生人吐露心事，但真正的联结往往只限于从童年或青少年时代建立的圈子。虽然离婚率早就超过了一半，而大趋势是从不走进婚姻。

这种严格得有些变态的距离感在曾获金棕榈大奖的电影《方形》中得以体现。电影中充满了“尴尬人难免尴尬事”的情节：高雅的艺术活动被抽动秽语综合征（Tourette syndrome）患者无法抑制的秽语不停打断，人们既因干扰而不快，又为尊重而强行忍住。激情一夜后，女方藏起了避孕套，男方则软硬兼施要求她交出避孕套。身体的亲近如此容易，而心理的隔阂和不信任却强大无比。当我和一个丹麦朋友讨论这部电影时，他激动地说：“我太能共情这部电影了！因为我们的社会和人际关系就是那样的！”哪样呢？我问。他说：那种无法形容的距离感。在一阵讨论后我们总结，大概就是“也想要联结却因为要表达出对边界的绝对尊重而自行制造边界”。

北欧式抑郁在很多北欧电影中都可窥见：拉斯·冯提尔的《忧郁症》可能是在中国最具知名度的一部：她要结婚了，她拥有一个视她如珍宝的英俊未婚夫。但她不能自控地将婚礼搞砸。直到世界末日来临，她才仿佛幸灾乐祸般得到些许宁静——这些所有人都能体会到日日夜夜折磨她的焦虑了。《奥斯陆，8月31日》讲述了一个刚刚从戒毒康复中心离开的青年。昔日好友的关心和宽容的社会氛围都不能留住他。他茫然地晃荡在奥斯陆的夜里。8月31日的清晨来临了，空气清净，朝霞温润，人们跳进泳池欢乐地闹腾，而他无法感受这一切。最终，他给自己又来了一针。在豆瓣可以看到，不少人对这些电影的评论都无法共情主角，认为他们巨婴或loser或无病呻吟。

但说到底，北欧式抑郁并没有什么特殊性。存在的虚无和死亡的阴影始终伴随我们，只是大多数人忙于为生计奔波而忘却或压抑了它们。海德格尔说“向死而生”，而忙于生计的人们则是“忘死而生”，直到死亡遽然而至。上帝死了，我们还没找到一个新的上帝。也许永远找不到。北欧式抑郁只是现代普遍困境的一个缩影。

（本文原发“环行星球”微信公众号，2020年12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