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保障，灵活就业/新业态与疫情的学术讨论摘录

社会保障体系的反思

一、何文炯，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1）社会保障的基本方向应该是全覆盖，而非广覆盖。作为基本人权的一部分，社会保障应以全体社会群体为保障对象，而非仅仅是提高覆盖率而已。

2）针对养老保险的待遇问题，现行的国民基本养老保险体制存在严重的问题，不同处境的公民个体所配对的养老系统不同，职工养老保险待遇远高于农民基本养老保险，高薪资收入人群养老待遇远高于一般民众。养老保险待遇不仅作为一个基本的再生产保障，亦是承担社会公平、财富再分配的重要手段。而现行制度在此方面是起反向作用的， 即越有钱养老待遇越高，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

3）关于社会保障的管理体制创新，一个重要的反思：过去的企业社会保障责任都强调各类社保缴纳比例，但问题是，现实中很多企业都是依照最低工资进行缴纳，那么规定缴纳比例有什么意义？而实际上最为关键的，应是坐实企业缴费基数，在比例上给予地方一定的灵活性调整空间，才能真正保障社会体系的稳健。

二、岳经纶，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常务理事

1）现行劳动体制的基本原则：一旦建立劳动关系（签订劳动合同），企业要根据劳动法律法规，为工人提供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等福利，保障劳工的合法权益。即社会保障与劳动关系的捆绑。

2）社会保障与劳动关系的捆绑的渊源：一个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遗产，旧的劳动保险转化为新时代的社会保险；二是1990年代的劳动立法和社保改革主要是为了让富余的国有企业职工能顺利的退出生产过程，不会形成对国企改革的阻力，而不是旨在为市场转型过程中成长出来的新工人阶级，主要是农民工。

3）换言之，90年代的劳动立法和社保改革是后顾的，而不是前瞻的，农民工被排斥在外，因而其使用范围是狭窄的。

4）由于社会保障与劳动合同捆绑，即便是国有企业，为了在市场中生存，在聘请员工时也极力绕开劳动关系，倾向于采用灵活用工的形式，或者使用劳务派遣。

5）后，由于国企职工数量不断减少，城镇职工社会保险基金面临财务风险，才迫使社保制度扩面，来纳入农民工体制。2007年的《劳动合同法》对此进行强调，对不签订合同的企业进行惩罚。

6）责任与问题：由于劳动者就业安全和权益保障的成本全部由企业承担，政府没有主动承担，劳动关系转向非劳动关系的逆向选择趋势从来并没有被遏制。从《劳动法》到《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障与劳动关系的捆绑关系并没有解决，劳动立法缺乏灵活性，没有为灵活就业人员权益提供有效的法律保障，形成了一个现实悖论：一方面是先进的劳动立法和完善的职工社保制度，另一方面是大多数劳动者缺乏有效的保护。

7）后果：少数工人不仅就业安全，而且社保权益有保障，而大部分工人既没有就业安全（灵活就业为主），也没有权益保障；而企业增加了成本，也缺乏了应有的用工灵活性。

8）原因：一是只有部分企业可以按照法律为职工提供就业和权益保障，二是地方政府基于经济发展需要，无意认真执行劳动法律，导致劳动者的社保权益得不到保障。

9）针对灵活/平台就业人群的社会保障，可能的方案讨论：a）实施强制性商业保险：平台必须为从业人员购买商业保险，并在保障水平和项目上有最低要求；b）纳入现行工伤保险制度统筹管理；c）建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

10）寻求一种兼顾弹性安全（flexicurity）的保障制度。指的是，把灵活性，特别是公司在雇佣和解雇过程中的弹性，与劳动力的就业和收入保障结合起来的劳动力市场改革，是劳动者能够获得福利资格和社会保障，同时提高劳动力市场和整个经济的活力。

11）改革方向：a）修改劳动法和社会保险法，增加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法律的制度弹性和包容性；b）把社会保障与劳动关系脱钩，为灵活就业人员的劳动权益保障提供法律框架；c）扩宽劳动关系内涵，突破传统劳动关系对于工作场所、工作时间的规定；d）建立灵活就业人员的行业工会，就劳动权益问题展开集体协商；e）强化平台企业的社会责任；f）整个政府、企业、从业者和其他市场主体在灵活就业人员权益保障中的角色；g）创新福利治理。

三、刘军强，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副院长

1）参保与否：私企中的政治联系、企业规模、工会或职代会、社会压力都与私营企业是否参保正相关；

2）参保比例：政府任职经历、企业员工数、社会压力等和私企参保比例呈负相关或者不相关

3）象征性参保的提出：私企只是象征性的给部分员工缴纳社保，而私企的这种象征性参保很可能是中国强制社会保险发展遭遇“弱化”的关键；其次，私营企业利用象征性参保，使得表面上达到合规的要求，实际上大打折扣（只给几个骨干参保）；最后，象征性参保反映了整个私营部门的参保乱象，按最低工资而不是实际工资缴费、选择性参保等等。

新业态从业者与社会保障体系

四、席恒，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副会长

1）针对新业态从业者的定义：依托互联网及其衍射平台，个体及其人力资本与互联网关联生产资料（生产商家与用户、技术生产者与用户等）结合而获得生活资料的从业状态，或者说，在互联网公共产品平台上从事私人产品生产和服务的人群，包括拥有固定劳动关系的从业者和非固定劳动关系的从业者，后者特指较少受体制或工作时间约束，相对独立工作，以个体（智力和服务）自由从事某类工作的人群。

2）类型：a）依托互联网的线上劳动的众包或分享就业形态，如猪八戒网技能就业、电竞选手、网络主播等；b）依托互联网的线上+线下结合的新就业形态，如阿里巴巴和拼多多上的淘宝店主、网约司机、58到家的快递小哥等。c）为互联网平台和用户提供专业技术服务的就业形态：如区块链技术人员、信息安全测试员、区块链应用操作员等。——特征：依托平台从事劳动。

3）新业态人员面临的风险：无雇主风险//流动性风险//收入不稳定风险

4）新业态人员面临的挑战：养老保险对象确定难题、责任主体确定难题、养老保险模式挑战：俾斯麦模式和世界银行1994的三支柱模式？

社会保障背后的数据

五、俞文兰，中国疾控中心职业病研究所研究员、全国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副主任

1）其提到，针对流水线工人职业安全健康的特点包括，工作负荷重、工作时间长、单调重复劳动、强迫工作体位以及人际隔离。

2）其中流动女工（即农民工中的女性）接触有害因素比较高，超过50%的女性。粉尘、化学物和噪声等物理因素仍然是流动女工接触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大约有35%的流动女工同时接触两种以上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3）环卫女职工伤害存在的问题：其中职业伤害率占比8.01%，伤害人次占总体比例18.12%，分别为（所遭遇的职业伤害类型及比例）：中暑（4.45%）、机动车车祸（4.15%）、跌倒/坠落（2.87%）、非机动车事故（2.37%）、冻伤（1.98%）、动物伤（1.58%）及肌肉骨骼疾病等。

3）过劳死的问题：“我国职业人群的慢性疲劳问题十分突出，疲劳感和倦怠感是职业人群常见的表现。我国60%以上的职业人群存在’过劳死’风险，每年过劳死人数达60万人，已成为过劳死第一大国。”

六、 刘林平，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1）中国现有家政服务人员超过3000万，2017年家政行业的总收入2090亿元，相比2014年增长82%。

2）量化统计“社会化照料服务需求”结论：a）城镇家庭“一老一小”社会化照料需求庞大，至少有一种照料需求（或老年人或儿童）平均占比12.6%，以儿童照料需求占比为多（7.07%）。b）社会化照料需求的庞大是因为家庭内部照料资源相对短缺，而不同照料类型的短缺愿意不同。老年人照料方面，源于基础性人力不足（人员结构）；儿童方面，为功能性人力资源不足（工作时间等）。c）不同需求的家庭收入分布不同：有老年人照料需求的家庭收入偏低，约70%为低和中低收入阶层；儿童照料需求家庭收入较高，约50%为中高和高收入阶层。d）巨大需求意味着照料市场蕴藏巨大发展潜力，一是就业、二是产值。

3）政策意义：a）引导行业劳动力转移，牢牢抓住照料经济带来的就业福利。照料服务业，是挖掘第二次人口红利、优化经济结构的重要契机。可开发中老年人里资源、促进再就业具有重要意义，推动失业和下岗女工再就业。b）推广家政服务进准扶贫，做好劳动力转移扶贫工作；c）发展平台经济，优化雇主与服务人员的匹配效率；d）持续发展社区养老托幼服务，充分发挥社区公共职能。

重磅级：中国当下劳动关系实践的思考

七、谢树兴， 原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2019年1月离任

1）现阶段我国劳动关系实践面临的“风险”：a）中美经贸科技领域的战争会波及劳动领域的稳定性；b）新冠肺炎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产生巨大打击，引发系统性失业，使当下劳动关系更加脆弱；c）在广东存在意识形态斗争向劳资领域延伸，2018年发生在深圳坪山的jiashi事件是一个重要信号；d）劳动领域存在外部势力的煽动、挑拨，引起的集体行动风险；e）新业态的迅猛发展，让子弹飞，对现有劳动体制带来挑战；f）就业结构的趋向短期化，对现行的社会保险制度可持续性会带来影响。

2）劳动关系存在的问题：a）国家经济发展有差异性，需要改革，但是现行用工制度强调整体性、统一性，全国一盘棋；b）现行经济活动是多元复杂的，但是我们的劳动基准是统一的，是钢板一块；c）高标准的劳动标准，与劳动执法的柔性的权衡，会影响经济的招商引资；d）“工资天天涨，月月涨”，已经成为一种思维定势，现在企业面临内外变化和困境，这怎么办？e）我们一再强调劳动力的灵活性，但是如何维护劳动力市场的稳定性？f）劳动关系与公共服务的需求与供给；g）怎么看到互联网经济和零工经济的用工问题；互联网经济下劳动用工的多元化不可逆转、不可避免，政府对这个新生事物已经开始明朗—从谈龙色变到审慎观望、沉默是金到主动助力发展。

3）零工经济中的劳动关系和用工问题，需要回应的问题：a）对零工经济和互联网经济的发展态势，需要做出一个权威、系统性的判断，到底是主流还是毛毛雨？才能提出合适的监管方案。b）厘清平台和从业者的关系。是雇佣关系还是劳务关系？经济上的关系？这一点很重要。我个人的看法就是，不能增加平台的负担，要让它能够健康发展。c）新业态可否倒逼劳动就业制度的改革？特别是劳动基准和定额的修正和调整，比如最低工时、工资、休息休假、三保办法、权益维护等等；d）能不能学习西方国家的做法，成立行业工会，但决定不能照搬；e）需要进一步理清，平台发生纠纷发生的时候， 应如何处理？以劳动关系？还是以民事关系？现在平台一旦发生纠纷，劳动者都喜欢往劳动关系上“扯”，来“赚”。

4）构建粤港澳和谐劳动关系协同治理机制的思考—国家的战略决策，也是改革开放的纲领，必须要有特殊人才吸引和保护制度。应该在现有的三地法律机制下，搞好机制创新这个实验，最大限度弱化体制的刚性、加强机制的弹性和柔性。建议：a）融合三地所长，完善解决劳资纠纷的机制；b）加快建立大湾区劳动用工与纠纷调处的联动机制，主要解决管辖划分、跨境取证、文书互认、裁决、生效等机制；c）加快探索大湾区劳动用工品牌机制（？）；d）加快建设大湾区劳动关系公共服务平台；e）建设大湾区劳动用工与纠纷联合调处平台。

5）关于构建中国特色和谐劳动关系问题（2019年中央10号文号召全国开展中国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试验）广东实验：行业劳动工时标准（花都）//行业集体协商（东风汽车行业建立集体协商制度）//打造劳动关系的公共服务产品，研究建立劳动关系和谐指标体系，做了一些实验

6）和谐劳动关系未来的实际工作存在的八个问题。a）如何把握“中国特色和谐劳动关系”的具体内涵和外延；b）怎么打造中国特色工会发展道理和并创造新的维权方式特色？c）怎么促进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和安全性？d）在构建中特劳动关系中，怎么发挥优秀中国文化的作用，就是我们的和谐文化，协商协调；e）社会组织参与构建中特劳动关系，有没有边界、边界是什么？f）中国特色和谐劳动关系关系与其他国家劳动关系有什么区别；g）地区基层党组织如何发挥作用？h）新业态和大湾区会找到中特劳动关系建设的切入点吗？

疫情与失业问题

八、谌新民，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劳动关系研究会副会长

1）疫情下的就业问题突出：国家统计局数据，第二季度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达到5.7%，特别是大学生失业率高达13.7%。第三季度稍有好转，但是形势维持。

2）“十四五”期间仍然要重点关注就业问题，尤其是大量农民工和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问题。

九、 鲍春雷，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中国劳动学会副秘书长

1）影响：大量农民工滞留乡里，市场停滞企业需求下降，防疫物资紧缺；疫情后期，开始担心失去工作、收入断档。

2）数据（6月份针对4万农民工调查）：a）春节后农民工外出务工时间延后，比往年平均延迟两个月左右。b）失业和暂不工作人数上升，没有工作和暂不工作比例（16%）比春节前（7.7%）增加一倍多。c）工作时间和工资水平较往年出现不同程度下降，疫情后周平均工时为48.5h，相比2019年49.1h下降0.6h。月平均收入从2019年平均4516.52元下降到当前4290.83元，降幅为5%。d）外出就业农民工近三成在疫情期间曾失去工作，1/4的人仍担心失业，仅35.4%的工人完全不担心失业。e）外出后又返乡农民工近三成（27.1%）仍然找到工作，9.1%暂时退出劳动力市场，再次外出就业意愿不明朗。f）四成半农民工一个月找不到工作会选择返乡，七成以上人员储蓄仅够维持6个月生活。

其他的学术报告有点无聊，也有些完全数据不可信，就不再次一一引用了。该学术会议议程，参见：https://mp.weixin.qq.com/s/lhi0ysIt1qjdbWVV_ZXy_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