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產階級觀察

（提要）中產階級大規模形成需具備兩大土壤：一是快速的經濟增長為個人發展提供更多機會；二是公正清廉開放的社會使多數人依靠自身努力向上流動成為可能。1970年代香港社會分層時的政策環境，對今天的中國內地具有鏡鑒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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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香港島北角一帶的太古城社區，是較為典型的中產階級聚集區，漫步其間會發現，區內密度會相對較低，樓群環繞間有相對寬敞的花園休憩地，社區內多西式餐飲店、咖啡館和休閒娛樂場所等。由此起步，《瞭望》新聞周刊走近了香港的中產階級。
　　香港的中產階級形成于上世紀70年代，依據較寬的標准，目前中產家庭數超過香港全部228萬戶家庭的50%。採訪中，多位受訪者分析認為，1970年代香港中產者的大量產生得益于兩點：一是經濟飛速發展為社會各階層提供了向上流動的機遇；二是當時推行的一系列與現代社會相適應的政治經濟社會政策，使這種向上流動的機遇成為現實可能。
　　也就是說，1970年代的香港，使各階層特別是底層依靠勤奮努力和聰明才智去改變命運成為可能，門第裙帶等不再是底層向上流動不可逾越的鴻溝。
　　而中產階級的大量形成，無論對穩定社會、緩和矛盾，還是促進消費、形成奮發向上的主流價值觀，都具有相當正面的價值。
　　也正因此，1970年代香港社會分層時的政策環境，對于今天的中國內地具有鏡鑒意義。
　　 （小题）寬標准：香港中產占比超過50%
　　對于何謂中產階級，香港經濟學者和社會學者的標准有所不同。
　　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系教授雷鼎鳴認為，應以收入為主要標准，同時輔之以教育程度、職業和住房(香港的住房是最貴的資產)。依據這一較為寬泛的標准，雷鼎鳴認為香港的中產家庭至少占全港家庭的50%以上。
　　而在香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呂大樂看來，收入並非確定中產的主要標准。“在香港，月收入在2萬到5萬港幣(現1港元約等于0.87元人民幣)完全可以列入中等收入之列。但屬不屬于中產階級，還要看你的職業、學歷，生活消費方式及價值觀。”
　　所以，呂大樂界定中產的最重要標准是其職業分類，即是否屬于行政、管理和專業技術人士，是否具有中產共同的成長歷程。依此標准，呂大樂認為香港的中產家庭約占家庭總數的20%～30%。
　　需要說明的是，由于眾所周知的高樓價，香港中產人均住房面積相對較小。特區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曾撰文稱，香港統計中的中產，只要有500平方英尺(不到50平方米)的住房就算達標，這與人們心目中“住洋樓養番狗”的生活有相當的差距。
　　至于香港中產家庭的收入，有兩個來自香港統計處的資料可供參考：2009年第二季度香港雇員收入中位數為1.15萬港元；2008年香港家庭月收入中位數為1.75萬港元(當年香港家庭平均人口為3人)。
　　如果按雷鼎鳴50%家庭為中產的標准，現家庭月收入在1.75萬以上、受過高等教育、有自住房的香港家庭，都可歸入中產之列，但當屬香港中產金字塔的底部。
　　雷鼎鳴告訴記者，香港中產階級的比例遠低于美國。根據美國的中產標准，家庭年收入在3萬～20萬美元即可歸入，依此，美國80%以上的家庭屬中產階級。
　　 （小题）描述：兩種典型的中產家庭
　　採訪呂大樂先生時，呂先生特意將我們安排在比較典型的中產階級聚集區，即位于港島北角一帶的太古城社區。
　　社區主要樓盤在1977-1987年間建成，區內建築較高，樓群環繞間有相對寬敞的花園休憩地，樓盤底座多為西式餐飲店、咖啡館等。從小區步行到太古城地鐵需7～10分鐘，地鐵上蓋為大型綜合商區，內里集成日資JUSCO超市、大型商場、電影院及各類健身、娛樂休閒場所。
　　記者到中原地產查了下太古城售價，今年5月每平方米均價在7萬至8萬港元，所售住房面積為60平方米到100平方米不等。
　　呂大樂告訴記者，他自己的成長經歷，是典型的香港中產階級成長軌跡──1950年代出生于從大陸移民來港的草根之家，在公共屋村(廉租房，一般約40平方米)長大，小時曾被父親帶到中環的陸羽茶室(香港中產及富豪出沒的茶樓)勵志，青年時期趕上香港經濟起飛的1970年代，期間讀港大、到英國念博士，回港後在大學教書。呂大樂的家庭結構也非常中產，夫妻兩人育有兩子，現一子在英讀書，一子在港上中學。
　　屬香港戰後“嬰兒潮”一代的雷鼎鳴，與呂大樂的中產軌跡類似。據他介紹，現在香港大部分中產人士小時候都有“住公屋、串塑料花(家庭手工作業，類似內地80年代的糊紙盒)”的經歷。呂大樂、雷鼎鳴都屬通過受教育改變草根命運的中產。而1970年代的香港，為他們提供了通過個人努力向上流動的機會。
　　記者採訪的另一中產人士，是在港島灣仔經營一家二樓理發店的蘇女士。
　　蘇女士全家6口──公公婆婆、丈夫和兩個兒子。理發店從公公開始即在灣仔經營，現已40余年。目前主要由蘇女士和丈夫理發，一個尼泊爾雇員幫著洗發；人多忙不過來時，蘇女士的公公會再執剪幫忙；蘇女士的兩個兒子一個在新西蘭讀大學，一個在港上高中。
　　蘇女士成為中產，與父輩早在1960年代買下兩套灣仔住房有很大關系(一套自住，一套經營理發店)。據記者目測，理發店面積約50平方米，當時只花了5萬港幣，而現在，灣仔已寸土寸金，平均樓價每平方米超過10萬港元。
　　蘇女士說，如果兒子不在新西蘭讀書，“日子就非常好過了”。據她介紹，兒子一年的留學和生活費用加起來要25萬港幣。
　　家道殷實的蘇女士沒有上過大學，但據記者觀察，她重教育、有見識、懂經營，是香港中產的另一類典型──她曾送兒子去上海讀預科，覺得下一代必須普通話過關；再送到新西蘭讀大學，是因為如果不能在香港上最好的大學就不如去有英語環境的國外留學；她到過許多國家但最愛香港，因為香港有很好的公共服務；而在她看來，香港之所以成為“好香港”，是因為“有了廉政公署和9年義務教育制度”。
　　 （小题）公平：中產形成的關鍵“土壤”
　　大量形成中產的1970年代，對香港意味著三件事：一是經濟進入飛速發展期；二是社會因成立廉政公署日益走向公正、開放和廉潔；三是政府開始推行公屋、義務教育、新市鎮等系列民生政策，香港社會日益向現代化轉型。
　　上述三點，在社會學家呂大樂看來，恰是一個社會大規模形成中產階級的必需土壤──快速的經濟增長，為個人發展提供了更多機會；公正清廉和開放的社會，則使多數人依靠自身努力改變命運成為可能。
　　也就是說，在向上流動的機遇面前，你要做的就是勤奮努力和發揮潛力，而非依靠門第裙帶、投機取巧，更不可能是對國有資產巧取豪奪。
　　有了“起點公平、機會均等”的社會土壤，中產人士依靠個人努力改變命運的路徑便具有可複制性，他們會成為社會紛紛效仿的榜樣，由此形成全社會努力向上、奮發有為的良性情緒和氛圍。
　　事實上，這種“可依靠個人努力改變命運”的社會氛圍和人生信念，在今天的香港依然很普遍。據雷鼎鳴介紹，香港科技大學的本地學生中，70%以上在“公屋”或“居屋”(相當于內地的經濟適用房)長大，公平的社會環境對于草根階層改變命運至為關鍵。
　　 （小题）可複制：中產的價值所在
　　香港中產階級對于社會的價值，記者採訪後歸納有三：
　　其一，香港中產“平和理性”的氣質使其成為社會的穩定力量。
　　呂大樂告訴記者，以理性、平和、專業為主要氣質的中產階級“很難被討好”，更不容易被街頭運動所煽動，這也是其在政治上缺少利益代言人的重要原因。
　　以記者年初在香港的觀察為例。當時香港的“80後”們正掀起轟轟烈烈的所謂“反高鐵”運動，“苦行反高鐵、反高鐵嘉年華”等活動在立法會外如火如荼，媒體亦因吸引眼球的天性，每天以大版面對市民進行“視聽轟炸”。
　　令記者極為慨嘆的是，在“反高鐵”最激烈的一周後，香港《明報》做的前後兩個同題民調顯示，社會上支持興建高鐵的人數非但沒有下降，反而上升了3個百分點至58%；“不支持”建高鐵的人反而下降近1個百分點。
　　也就是說，占比超過50%的中產階級，對高鐵的支持率始終沒變，甚至可能因反感“反高鐵運動”而有所上升。理性的他們懂得，高鐵關乎香港的長遠發展，沒有理由為感性和衝動的理由去做傻事。
　　雷鼎鳴告訴記者，中產遇到問題時，一般傾向于靠自身能力和資源去解決，而非“上街”或在報紙上“激動”，因為他們的時間成本比較高，不會去做“無用功”。
　　這也意味著，香港中產是最不易被“街頭運動”和“報紙版面”所影響的群體，他們能理性建設性地看待事件分析形勢，堅持自己的獨立主張。
　　其二，香港中產的“專業性和高收入”成為經濟發展的優勢資源和“助推器”。
　　香港中產以其專業性，成為這座城市參與全球競爭的優勢資源；同時其優裕的收入狀況，也成為推動消費的重要力量。
　　雷鼎鳴告訴記者，作為金融中心的香港，其GDP中48%來自資本投入；12%來自不含任何人力資本的純體力投入；剩下40%則來自人力資本投入，而擁有最豐富人力資本的，當然是中產階級。
　　此外，中產優裕的收入狀況，也使其成為助推消費的中堅力量，因為在發達經濟體，消費一般要占到GDP的60%。
　　香港2010年3月的最新調查顯示，香港收入最高的職業分布在“教育及公共行政機構”，時薪中位數為129港元；“經理、行政級人員、專業人士及輔助專業人員(典型的中產階級職業)”為107港元，公司文員的時薪為54港元，收入最低的保安、清潔職業每小時則不到28港元。
　　上述數據，可以大致反映出香港中產階級收入之優裕。
　　三是，成功路徑“可複制”，是中產的重要價值所在，有助于整體形成“奮發向上”的氛圍，推動社會步入良性軌道。
　　中產階級的價值觀，往往是一個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其依靠個人努力改變命運的人生軌跡，具有可效仿性和榜樣價值，對于推動一個社會的進步具正面意義。
　　呂大樂告訴記者，他在英讀博期間，曾回港訪問過接受綜援(相當于內地的最低生活保障)的女工。後來那位女工還特意帶自己的小孩子再來，說“你要向這個哥哥學習，他以前也住公屋，現在都在英國讀博士了”。
　　這種情況，和草根出身的呂大樂小時被父親帶到“陸羽茶室”體會優裕階層生活狀態的做法非常相似。
　　想過更好的生活是人的正常心態，當一個社會能夠為聰明、努力的人提供公平的發展機會時，這種心態就會最大化，構成“人人向上、奮發有為”的氛圍，進而推動社會步入良性，無疑，這將極大地提升其全球競爭力。
　　 （小题）不被羨慕：香港中產處境尷尬
　　盡管香港中產階級在社會上占據收入和價值觀優勢，但吊詭的是，當下在香港社會問及對中產階級的態度時，得到的反饋往往是“不被羨慕”，甚至有中低層收入者覺得“香港中產很可憐”。採訪後，記者將原因歸納為兩點：
　　首先是經濟上，香港中產是典型的“付出太多得到太少”階層。
　　雷鼎鳴告訴記者，在香港超過360萬的工作人口中，需要交薪俸稅(個人收入所得稅)的人數約占37%，其他超過60%的人都無需交稅，而37%的交稅人口中，相當大部分為中產階級。
　　“付出多”之外，中產還從社會得到的回饋最少。
　　香港約10%的最低收入家庭可享受綜援(低保)、30%的中低收入者享受政府的廉價公屋福利(廉租房)，偏低收入者可申請居屋(經濟適用房)、夾心層可申請“夾屋”(類似于兩限房)。但上述或多或少的援助及住房補貼，都需對申請者的收入進行限制，超過標限人士難以獲得政府資助。
　　也因此，香港中產的住房問題，多需靠自己在市場打拼解決。
　　住房之外，中產在醫療保障、社會保險、教育以及財政“派糖”方面，也都是“被遺忘的角落”，很少受到相應關照。如在即將出台的醫療方案中，雷鼎鳴便預期，可能中產在交了不菲的強制醫保費用後，卻很難使用到香港的公共醫療資源。
　　“不認為自己是中產”的港人蘇先生告訴記者，在香港，富豪及地產商雖交稅較多，但因其特殊地位會在產業政策等方面受到關照；草根階層則因收入較低，能夠進入與民生有關的諸多社保扶助體系；只有中產階級，處在“大把交稅看不到回報”的境地。
　　其次是政治上，香港中產因缺乏媒體和政團代言人而成為“沉默的大多數”。
　　如呂大樂所言，由于中產相對理性獨立，“很難被討好”，又因為為其爭取利益並不占據“道德高地”，故在香港政治中少有政團著意于為中產爭取權益，致使中產在社會福利方面，成為“被遺忘的角落”。
　　同樣，基于“吸引眼球”的天性，媒體對“過激”、“起義”有天生的親近，即便是香港以理性自居的兩份報紙也日益“民粹化”，“反高鐵”報道連篇累牘，遠遠超過其在社會真實的影響力和關注度。
　　“左也叫，右也跳”，占據著不同報紙最重要的版面，而真正占人數“半壁江山”的中產階級，則或無聲無息，或躲在日漸式微的副刊里，等著被激進派冷嘲熱諷。
　　也因之，呂大樂和雷鼎鳴都表示，香港媒體並不能真正反映香港社會狀況，因為有很大一個人群並未發出相應的聲音，雷鼎鳴說，如果只根據報紙來判斷香港社會，那麼“香港應該早已經崩潰了”。
　　香港中產，就在這種不喜歡被代言，也不喜歡被報紙“激動”的狀態下，成為社會“沉默的大多數”，而在社會政策往往“會哭的孩子有奶吃”的今天，他們的利益也在沉默中被忽略和輕視，處于“不被羨慕”的尷尬境地。
　　 （小题）建言：不要讓中產“在沉默中爆發”
　　雖然沉默，但“大多數們”畢竟是有力量的。香港2003年“七一”50萬人上街，一個最重要的標志便是中產出動。
　　呂大樂告訴記者，雖然中產傾向于動用自身資源解決問題，著眼于“經濟”，但這個群體同時也是“非常在意長遠發展和價值觀”的群體。
　　這意味著，一旦多數中產意識到，現有政策、價值觀和發展路徑已偏離了其認同的底線，到了憑“一己之力”無法改變的時候，也就到了中產爆發的“臨界點”，而中產的爆發，以其人數之巨，很可能造成難以挽回的社會震蕩。
　　為免于此，分析人士告誡四點：
　　一是建立政府與中產代表相對穩定的溝通機制，傾聽中產階級心聲，避免累積矛盾至積重難返；
　　二是政府避免出台“會哭的孩子有奶吃”式政策，要在日常行政、立法及財政預算中統籌兼顧，財政收支方面要盡可能專業、理性，避免民粹化傾向；
　　三是注意“拆彈”，及時化解關鍵環節的重點矛盾。雷鼎鳴表示，房地產政策與中產階層息息相關，必須妥善處理相關政策，否則將無助于中產階級的形成壯大，因為“一次房地產泡沫破裂”，便可能將許多人的房產變成“負資產”，從優裕的中產淪為“負翁”；
　　四是關注中產階級的“價值觀訴求”。呂大樂告訴記者，在不損害基本價值觀認同的基礎上，香港中產一般對簽署CEPA、特區政府財政“派糖”等持積極態度，因為這是在“做加法”。但這些利益優惠，絕不能以換取中產既有的價值觀為前提。
　　在香港的政制發展上亦如是，中產不希望走一步看一步，而是希望未來之路清晰可預見，因為這才與他們既有的人生經驗、價值觀和思維方式相吻合。(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