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中国小说为什么越读越沮丧越读越失望

张文武/整理，2018年11月25日 （根据阿来演讲整理而成，如有出入，以官方披露内容为主）

11月24日听了阿来的一场演讲，跟大家分享一下。

演讲的题目叫做《对人性和自然保持温暖的向往：从<机村史诗>和<蘑菇圈>谈起》，演讲地址是在深圳中心书城南区大台阶。

蘑菇圈

8.2

阿来 / 2015 / 长江文艺出版社

听演讲之前，对阿来的口才没抱太大的期望，因为很多能写的作家，口才很一般，比如金庸。甚至连《黑客与画家》的作者、硅谷著名投资人保罗·格雷厄姆（Paul Graham）都自称擅长写作，但不擅长演讲。

没想到阿来先生的口才很棒，站起身拿起话筒就开讲，一直讲了近一个小时。中间没有出现任何卡顿，而且主题明确，思路清晰，旁征博引，偶尔还插科打诨，引得满堂喝彩。

阿来正在给我签名

从题目可以知道，演讲的主题是谈文学对人性和自然的书写，阿来先生通过中西方文学传统的对比，对中国的叙事文学做了深刻的反思，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唤起作家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视。

以下内容系张文武根据演讲笔记整理而成，基本未添加个人观点，只在表述上有些不同。如有谬误，还请指正。

（一）中国叙事文学喜欢写人与人的关系，而不是人与自然的关系

文学自古以来有两大传统：抒情；叙事。

抒情的以诗歌散文为主，比如诗经，唐诗宋词。抒情文学对自然的着墨较多，“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之类的词句，在作品中并不少见。

但叙事类的文学，对自然的着墨就要少多了。比如古典叙事文学鼎盛时期的四大名著，或者说六大名著，都是以写人为主，着眼点都是在人与人的关系，而不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现当代文学的关注点，一般也都是在写人。

但如果过于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往深了写，就越容易写得非常黑暗。比如《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全都是尔虞我诈，打打杀杀。

三国水浒所推崇的“义气”，看起来像是美好的人性，实际上是非常狭隘的。

老子说：

“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

所以，“义”不是什么值得宣扬的高尚品格。

举个例子。《水浒传》第四十一章《梁山泊好汉劫法场，白龙庙英雄小聚义》，李逵去救宋江，因为法场人太多，李逵进不去，于是他：

“抡两把板斧，一味地砍将来”

“不问军官百姓，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渠，推倒倾翻的，不计其数”。

这说明了什么？认了一人为兄弟，其他人都成了敌人。找到兄弟的过程，也就是确立异己的过程。

当作品的主题只剩下“人”的时候，就只剩下很多人的盘算。最后，读者和作者的关注点，就不是比谁好，而是比谁更坏了。

中国的小说，之所以越读越沮丧，越读越失望，就是因为这一点。

（二）中国叙事文学喜欢刻画人性的黑暗面，缺乏宗教式的救赎意识

鲁迅先生早就已经看到了这一一点，所以他才会在《狂人日记》里说：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历史如此，小说也如此，毕竟小说也是历史的另一种书写。

西方的作家则不同，比如托尔斯泰，比如屠格涅夫，比如雨果，虽然他们也会批判现实，但批判的同时，会让人看到希望，看到人性的救赎。

比如《复活》。男主人公聂赫留道夫是富家公子，他诱奸了姑妈家的女仆喀秋莎，导致喀秋莎怀孕，随后被赶出家门，沦为妓女，还被指控谋财害命，受到审判。巧合的是，男主人公是这场审判的一位陪审员。看到被他害过的女人，男主良心发现，开始为她奔走伸冤，还向她求婚，想为自己赎罪。上诉失败后，他陪她流放西伯利亚。最终，喀秋莎深受感动，重新爱上了他。但是，她怕影响男主的名誉和地位，最终没有和他结婚，而是嫁给了一个革命者。

这种宗教式的救赎，在外国小说里写，我们会相信，也会感动。但如果在中国小说里这么写，我们可能会觉得假。

为什么呢？

这跟东西方所信奉的哲学有关。

（三）中国叙事文学缺乏对自然神性、自然秩序的观照

欧洲古典哲学家斯宾诺莎认为，世界的构成有两个层面。

一个是社会的层面，讲的就是人与人的关系。这个层面不会让人乐观，因为纵观历史，你会发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

这方面包含最多的，就是人的互相竞争，互相压迫，互相征服。暗黑无比。

人性本身是无法带来光明的，唯有科学能够带来光明。

斯宾诺莎所说的另一个层面，就是自然。这个层面里，四季轮回，万物生长，没有国王，没有制度，但很有序。

这种“有序”让世界变得美好，这种自然的秩序，就是所谓的“自然神性”。

自然界的规律是无法违背的，违背就会遭到惩罚。过度索取就会导致自然的报复，我们中国目前就在遭受这种报复。

以往为了增长经济，提高生活水平，人们可能会忽略自然环境。如今，生活水平提高了，我们才开始重视自然环境：但这时候，已经没有干净的空气，甚至没有干净的水。北京还有很多城市，PM2.5都在几百以上，我们每天早上起来关注的第一件事不是今天的气温，而是空气指数。

我们都明白，空气和水等必需品都来自大自然，但很少有人明白这背后的自然规律、自然秩序。

老子曾说过，“吾有三宝”，老子的哲学包含三点：一曰慈，即人与人的友爱、慈悲；二曰简，即简朴；三曰不敢为天下先。

一和二都是很好的智慧，可惜中国人记住最多的，就是不好的第三点。“不敢为天下先”，“无为”的消极思想被国人以各种方式变着花样诠释、赞美。前两个能够促进人类和自然美好的智慧，却被大多数人遗忘了。

我们很少主动去思考人和自然的关系，政府说了要减排，要保护环境，我们听，但自然发出危险信号警告我们，我们却不听。

《诗经》里可以看到人性的美好光辉，李白、杜甫的诗歌里可以见到，而我们的叙事文学里却很少能见到。而西方的叙事文学在这方面，走得比较靠前。

（四）西方人把自然写进文学，是最有科学精神的体现

自工业时代起，西方人就开始认真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开始思考：人对自然的需要越来越多，但大自然的资源是有限的，有没有可能让我们的需要变得更简单呢？

这一类的叙事文学作品中，最有名的应该是梭罗的《瓦尔登湖》，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体验了这种至简的生活方式。但最后他自己也坚持不了，所以说梭罗多多少少有一些表演成分在里边。

这方面做得更好的，应该是另外两位作家。

一位是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他写了一本《沙乡年鉴》。其中有一篇《大雁归来》写得非常美，还收进了我们的中学课本里。

沙乡年鉴

8.7

（美）奥尔多·利奥波德 / 1997 / 吉林人民出版社

这本书说的是什么呢？

我们都知道，农药和化肥能够提高产量，但是有一个不好的结果：会导致土地在二三十年后废掉。中国农民没有办法，只能继续使用，但是美国不一样，他们会丢掉这些土地，换一块土地继续使用。

利奥波德一家买了很多废掉的土地，用来种各种树，各种植物。有了这些植物，化肥和农药的毒性就被吸走了，最后让土地重新恢复生命力。

利奥波德在这本书中，提出了“土地道德”、“土地伦理”，说的就是人与土地的关系。非常有现实意义。

另一位作家是约翰·缪尔，著名的生态文学之父，他的《夏日走过山间》非常有名。

夏日走过山间

8.6

[美] 约翰·缪尔 / 1999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他的厉害之处，不仅在于文字的优美，不仅在于他游遍了美国的山水。而在于他是一位行动主义者，他切切实实推动了自然保护主义。

他曾说服西奥多·罗斯福设立森林公园，今日所谓的“优胜美地”就是因为他的倡议，才存在的。

他曾经对罗斯福总统说，你应该跟我一起去森林里露宿一晚，跟我一起看天上的星星，听夜晚风吹过树梢的声音。

他说服了罗斯福，又说服了那些有投票表决权的人，最终给美国人留下了一笔珍贵的遗产。

我们说到自然（主义）文学，不是说停留在文本层面就可以了，不是除了写人与人之关系，也写人与自然之关系就可以了。

缪尔和利奥波德这类作家，不光留下了优美的作品，还影响了社会秩序，推动了文明的进程，这才是自然文学的精髓。而这类作家，这类知识分子，这类读者，在中国是缺失的。

再回到中国，人与自然的关系已经到了非重视不可的地步。这不仅是国家的责任，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我们中国人喜欢称自己为“老百姓”，但阿来说他更喜欢“公民”这个词，因为它意味着我们对国家、对社会，都有着一份责任。

阿来说，作为作家，他有责任把这种人与自然的关系写进文本。

（五）关于《科幻世界》：用科学的方式逃离现实，而不是金庸式的臆想

阿来谈到了当初为什么创建《科幻世界》，而不是“言情世界”、“武侠世界”之类的杂志。

早在鲁迅那一代，人们就意识到中国缺少“德先生”和“赛先生”，所以他们一直用文学来推动科学和民主。

《科幻世界》的创建宗旨也与此类似。所谓“科”，即“science”，科学的观念；所谓“幻”，即“fiction”，“逃离现实”的幻想，让我们不要太过于关注现实世界中人与人的关系。

当初创建这本杂志，跟一位美国宇航员有关。阿来遇到了一位宇航员，实际上这位宇航员是一位小麦育种专家，只不过她是在太空船里育种。她发现，小麦玉米等，在地球上一年只能收割一次，但在太空可以收割四次，因为太空的光线好。

阿来曾问她：为什么不在地球上做育种专家，非要去当宇航员？

对方回答：因为在美国有一个传统，孩子们不光读童话，还会读科幻，大部分孩子的梦想都是当科学家，都有一个星辰大海的梦。

阿来说，他不喜欢金庸。他曾当面跟金庸说，你的小说读多了不好：打架打不过人家，就想当欧阳锋；女友找不到了，就幻想自己能当韦小宝。

文学要具有现实意义，比如利奥波德，他发现了土地能够修复，他就用自己的方式去告诉大家。

自然文学的意义，不光是在于呼吁人们保护自然，我们在保护自然的同时，也是在保护一种文化。比如西部山区，森林的消失，也就意味着一种森林文化的消失，意味着一种生产与生活方式的消失。

身为作家，有必要以自己微小的力量，去寻找同类的声音，寻找共鸣。我们无法决定经济体制和上层建筑，但我们能够决定有没有青山绿水，有没有一个美好的自然环境。

（六）附：关于文学，关于家乡

有人问是什么成就了现在的阿来。

阿来引用了他特别喜欢的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的话，布鲁姆认为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有三个标准：光芒、力量、智慧。

光芒就是审美的光芒，指的是语言、诗意、神性。力量指的是认知的力量，对社会和人性的洞察。智慧，指的思想性。

现代人看惯了手机段子、鸡汤文、穿越文，这些都不是阅读。只有符合了以上三个标准的作品，才是真正的文学。

如果我们把苏东坡、杜甫、李商隐这些大家作为我们在文学上的祖先，就不应该让他们生气，如果他看到我们目前都在看这些文字，恐怕会耻笑我们这些不肖子孙吧。

有人问家乡四川对阿来的影响。

阿来说，古语云“少不入川，老不出蜀”，四川确实是一个温柔富贵乡，多地貌的自然环境，也让人赏心悦目。

甘肃有句话说：“走到昭化，不想爹妈。”美女美食把人留住，连爹妈都忘了。中国人不大向往远方，安于物质层面的满足，即便是向往远方，也是为了找口饭吃。

四川对于文人作家确实是个好地方，杜甫在四川待了四年，写了两百多首诗。高适、岑参，都写了很多好诗，可见四川对文人的影响有多大。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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