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至死的时代，我们是否终将毁于热爱？

        坐在屏幕前双眼空洞地望，凝神或是傻笑，我都无数次地在脑海中回放黑镜里《一千五百万价值》那一集。我知道我跟那些日复一日骑车赚点数买视觉刺激的人，并没有什么本质不同。这种认知让我害怕，但眼睛却很少因此停止捕捉屏幕上异彩纷呈的画面。后者，无疑更可怕。
        黑镜里，未来世界的科技如此发达，人类被大大小小的屏幕包围，被洗脑、被代表、被奴役，真实性已经如此稀缺以至于没有人在乎。因为，谈论真实似乎才是虚幻的。大量重复的、无意义的劳动，换来大量千奇百怪的、无意义的影像。笑声很大，却很刺耳；人数很多，意见很少。当笑声代替了思考，只要评委席有耸人听闻的言论，观众席讽刺的动画头像无条件喝彩支持，直到连主人公对屏幕体制的反抗都被完全消解，包装成又一档让人血脉喷张的作秀。收视率，不过是刺眼的反智指数。
                
                
       某种程度上，看完《黑镜》扬声称赞，又沉迷另一场show business的我们，跟我正在批判的那些剧中人物，实在没有两样。而这也正是，泛娱乐化的可怕之处。无论附议还是异议，它消解一切。
      《黑镜》以外，娱乐化也已经无数次展示过其消解一切的能力。以2014年热播韩剧《匹诺曹》为例，剧中也曾对新闻伦理作出“严肃”的探讨。工作聚餐中，新闻部领导层都认为与观众应该看的新闻相比，更应该提供观众想看的新闻。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男主角进行了巧妙的反驳。
                
                
                
                
                
                
        然而视频网站的弹幕里，是大批迷妹前来为帅炸天的男主角打call转身爆灯日夜不分。有只言片语涉及新闻伦理，也只是一闪而过，在泛滥成灾的电视信息里渺如沧海一粟，不兴波澜。这就是电视对一切话语的结构与重塑，即使偶有严肃内容也只是设定，而非内容本身。设定是新闻伦理，内容是男主好帅，毕竟无论比面容姣好还是比浅显易懂，后者无疑都全面碾压。这就是电视的选择。
        再说市场高度自由、娱乐化土壤肥沃的美国，就连看似手握大权的美国总统也不敢低估电视的力量。如果说炉边谈话的罗斯福是以声音魅力取胜，那么电视时代的美国总统谁也承受不起形象欠佳的代价，乃至于出现尼克松将水门事件爆发归咎于化妆师的一大笑谈。而在2016年，特朗普入主白宫这一如同戏剧反转般的政治大事记，似乎也很难说与其早年在娱乐界赚足眼球（如《飞黄腾达》系列）不无关系。此外，就戏剧效果而言，说是奥斯卡水平也不遑多让。没有人能证明宣传、包装与总统能力之间的必然联系，然而这却已是既定事实。这就是电视的叙事，消解因果，只描述“与过去毫无关联的现时世界”。
                                               
       娱乐至死，尼尔·波兹曼早在1985年就提出警示。可惜30多年后的现在，我们依旧没能逃脱他的预言。
                
                
       波兹曼指出，电视文化将我们正式从印刷时代引入了读图时代，如果我们认为原本用铅字记录的东西现在换之以图像形式，还能够丝毫不损害原旨地表达出来的话，那就过于天真了。实际上，电视文化甫一降世，就带有快速化、简单化倾向，它背弃了阅读时代对受众的自制能力要求——一种“对延迟的满足感与容忍度”，也自带急于判断、追求热点的特征。
       表达形式对其内容不可能无偏，实际上，每一种表达形式都自带内容筛选功能。内容选择其最佳表现形式，同时，表现形式也在选择内容。而无疑，电视语言极为活跃地促成了反智内容的井喷。因为电视是即时的、当下的，不容许思考的延搁，一旦理性的潮水涌入，娱乐的堤坝就不那么稳固了。
       如果印刷时代的“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那么电视文化说，“历史是不存在的”。无论我们什么时候打开电视，电视的语言总是零散的、碎片式的、不连续的，也唯有如此，才能有最高度的娱乐也才能最好地完成电视的媒介使命。
       没有观点，只有爆点；无需逻辑，只需演技。这是电视作为媒介的隐喻。
       波兹曼的预言几乎都在被一一证实，而这唯一不足的“几乎”，是2003溘然长逝的他的确无从想象的，堪称人类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信息技术的助力。通过伟大的万维网，电视有了无数的近亲远亲，一切屏幕都可以成为电视的衍生品，成为电视语言的扩音器，每分每秒从不间断地传播未经思考的信息垃圾。甚至于技术的力量如此伟大，受众也能反过来制造更多的信息垃圾。一小部分人类推动了科技发展，然而更多的人类却在被技术驯养。直到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包括政治、宗教、新闻、商业、教育等，都开始用电视语言表达，整个公众话语生态迎来悄无声息却改天换地的大洗礼。直到我们终于创造出一个满是噪音却毫无内容的时代，直到完全背弃曾经带领我们走出蒙昧黑暗的理性之光，转而在镁光灯下用无意义的方式抵抗对无意义的恐惧。就像无休止地踩下自行车踏板。
       马克思说，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制造与使用工具。然而或许，滥用工具终将带领我们回到无意义的原点，用另一种方式。
      《瓦尔登湖》中，梭罗写道，“人类已经成为他们工具的工具了”。
 
                
                
       波兹曼在其另一著作《童年的消逝》中还提到了电视文化对童年概念的消解。电视是没有门槛的，它对所有人开放，通俗易懂、老少咸宜，面对同一个屏幕，学富五车的学界泰斗并不能比一个十岁小儿理解到更多，因此在影像时代童年与成人的边界就显得模糊。《黑镜》中那些自行车上臃肿、单一的形象，不正像话语系统、思维系统都未健全发育的巨婴吗？
                
                
       在《娱乐至死》一书的最后部分，波兹曼也试图提出一个应对泛娱乐化问题的可行方案，然而似乎只是徒劳，并指出如果真的有什么方法的话，那就只能是教育了。然而教育的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是建立在已知经验的基础之上的，想要依托泛娱乐化环境中取得的经验来对抗泛娱乐化趋势，似乎无异于另一个天方夜谭了。当然，无论是否有所应对，了解与认识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总是有意的，至少我们要知道，朝着我们打来的这波大浪，会将我们的文明引向哪里，以及我们跨越千万年在时间的沙滩上用力踩下的脚印，是否会终于重归尘土。
        “受到乌托邦声音的诱惑，他们拼命地挤进天堂的大门，但当大门在身后砰然关上时，他们发现自己是在地狱里。”然而泛娱乐化时代，我们真的还有足够的思维能力足以做到这一发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