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扬“为什么需要政治史：从唐代研究得到的启示”讲座·凌乱笔记整理稿

陆扬“为什么需要政治史：从唐代研究得到的启示”讲座·凌乱笔记整理稿
为什么需要政治史：从唐代研究得到的启示
案：此整理稿源自笔者笔记，其中有一些笔记记录不清，或是问题连接的部分，由笔者凭借印象进行了一些脑补。本文内容除了最后一部分外，不能代表上师原意，望注意。
目前国内政治史研究处于衰弱的状态，已经不再是前沿课题了。这一问题在中国古代史领域特别突出，近代史则很关注政治史。为什么近代史关注的比较多？大概是与当今联系比较密切。不过，我们需要看到，大众史学，比如百家讲坛，还是讲政治史居多，因为大众关注人的活动。
这种状况可能受到80年代西方史学理论的影响，特别是文化史、社会史的传入。不过，我们发现一些西方史学家却开始重提政治史。雅克•勒高夫有一篇文章《政治是否仍旧是历史之骨干》，收在台湾出版的《当代史学研究》（明文书局，1982年），不过翻译的很一般。此文强调了所谓“新政治史”。另外，勒华拉杜里在也写作过路易十四时期法国的宫廷结构的文章。美国其实也挺重视政治史，参看“beyond founders”。
在唐代的墓志中，有一些我们今天认为可能是套话的语句、词语，但在当时可能并非如此，即便是存在某种写作的“词汇库”，但也能反映很多问题。
在唐代郑高墓志中，某些书写展现出一种期望，这种期望可能是他自己或是写作者的期望，但我们可以看到这突出反映了期望与现实间的差距。相类似的还有唐代段弘墓志，表现出一种理想化的人生，即由进士而做官。我们可以发现，政治生涯对于一个唐代的人来说，居然如此的重要。
于是，我们来谈一下我所谓的新政治史的研究对象，不过这只是新政治史中的一个部分。
1、政治权威是如何产生的，这种权威又是通过何种渠道和方式获得认可并发挥作用的？
2、权威和权力的各种认知间的协调与冲突的过程。
3、特定历史语境中的理性与非理性政治的构成及内涵。
4、政治心态如何影响政治秩序。（在政治危机出现的时候特别突出）
5、书写如何在线特殊的政治文化。
6、史家如何对待历史上的个人经验。
从我研究唐史而言，还有以下几点。
1、数量有限的精英群体。（党派？出身？其实并不足以说明问题。最高的统治精英数量是非常少的。）
2、皇权的两重性。（皇帝，一是作为职位的一种功能，一是作为个人的功能。可以发现，一般都是可以对抗皇帝所代表的的官僚系统，但不能对抗皇帝个人。唐代后期虽然很多皇帝被宦官谋杀，但被换上来的皇帝却都不是幼小的皇帝，反倒是年长的。按道理来说，应该是换上年幼的更好控制，但实际上宦官们需要的是遵循制度的皇帝，于是引出第三个。）
3、从早期个人化的政治到中后期制度化的政治。（我们原来的印象是，唐代前期是理性的，后期是非理性的。但实际上，前期的个人化因素影响更大，一个人的发展前景、路线很难预判，而且政治环境也不可测。而后期则要稳定许多。）
4、礼仪作为一种权力表达和身份认同的方式。（有一套规则。“党政”可能也只是服从了某一套规则，而且这种规则是双方都认同的。）
权力关系问题。
李肇《唐国史补》：
于司空頔，方炽于襄阳，朝廷以大阉薛尚衍监其军。尚衍至，崸用数不厚待，尚衍晏如也。后旬日，请出游，及暮而归，帟幕茵榻什器一以新矣。又列犊车五十乘，实以绫彩，尚衍颔之而已，亦不形言。頔叹曰：“是何祥也？”
又有张固《幽闲鼓吹》：
朱崖在维扬，监军使杨钦义追入，必为枢近，而朱崖致礼皆不越寻常，钦义心衔之。一日邀中堂饮，更无余宾，而陈设宝器、图画数床，皆殊絶一席，祗奉亦竭情礼，起后皆以赠之。钦义大喜过望。旬日行至汴州，有诏令监淮南军。钦义至，即具前时所获归之。朱崖笑曰：「此无所直，奈何相拒一时。」却与钦义感悦数倍。后竟作枢密使。武皇一朝之柄用皆自钦义也。
这里面反映的难道真的只是所谓的腐败问题？可以看到，作者们实际上是持赞许态度的，他们认为这是节度使处理与监军关系的典范。这里面节度使认可宦官权威的方式，是当时人所赞许的，用一种合适的方法送礼。
沈括《梦溪笔谈》：
衣冠故事，多无着令，但相承为例；如学士舍人蹑履见丞相，往还用平状，扣阶乘马之类，皆用故事也。近歳多用靴简。章子厚为学士日，因事论列，今则遂为着令矣。
这反映了唐宋间翰林学士地位的变化。
李翱《荐所知于徐州张仆射书》：
翱再拜。齐桓公不疑于其臣，管夷吾信而霸天下，攘夷狄，匡周室，亡国存，荆楚服，诸侯无不至焉；竖刁、易牙信而国乱，身死不葬，五公子争立，兄弟相及者数世。桓公之信于其臣，一道也，所信者得其人，则德格于天地，功及于后代，不得其人，则不能免其身，知人不易也。岂惟霸者为然，虽圣人亦不能免焉。
帝尧之时，贤、不肖皆立于朝，尧能知舜，于是乎放兜、流共工，殛鲧，窜三苗，举禹、稷、皋陶二十有二人，加诸上位，故尧崩三载，四海遏密八音，后代之人，皆谓之帝尧焉。向使尧不能知舜，而遂尊兜、共工之党于朝，禹、稷、皋陶之下二十有二人不能用，则尧将不得为齐桓公矣，岂复得曰“大哉尧之为君也，惟天为大，惟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者”哉？《春秋》曰：“夏灭项。”
孰灭之？盖齐灭之。曷为不言齐灭之？为桓公讳也。《春秋》为贤者讳，此灭人之国，何贤尔？君子之恶恶也嫉始，善善也乐终，桓公尝有继绝存亡之功，故君子为之讳也。继绝存亡，贤者之事也，管夷吾用所以能继绝世存亡国焉尔，竖刁、易牙，则不能也。向使桓公始不用管夷吾，末有竖刁、易牙，争权不葬，而乱齐国，则幽、厉之诸侯也。始用贤而终身讳其恶，君子之乐用贤也如此；始不用贤，以及其终，而幸后世之掩其过也，则微矣。然则居上位流德泽于百姓者，何所劳乎？劳于择贤，得其人措诸上，使天下皆化之焉而已矣。
体现了一些唐代地方与中央的关系。李翱其实是将地方藩镇节度使看成是春秋时期的诸侯，被当时的文人视作忠臣。但到了再后面一些时期，这些人就被视作叛臣。
《新唐书•严绶传》：“”（案，提供《旧唐书》的版本，与《新唐书》基本一致，“有溆州蛮首张伯靖者，杀长吏，据辰、锦等州，连九洞以自固，诏绶出兵讨之。绶遣部将李忠烈赍书晓谕，尽招降之。”）
《朱孝诚墓志》：“”（案：大意是说，其实是由中央派遣了一个宦官朱孝诚去游说招降。）
记载同样一件事情，但究竟是谁去招降的却不一样。这与书写面向不同的特定对象密切相关。我们有时候可能会怀疑墓志记载的东西不真实，但麦大维有一个精彩的观点，他认为唐人的书写与思维，有一种区格性，即在某种特定文体中，只会限谈某类事情，不谈其他事。
《东观奏记》上卷：
司封员外郎、充史馆修撰权审，于衢路突尚书左仆射、平章事崔铉。判曰：“宰相之统庶寮，仆射之临郎吏，岂有导骑已过，按辔横冲？权审久在班行，合谙典故，便知素履，且举旧条，送都省罚七直。”审以素履之言难□就列，寻左迁宿州刺史，自尔不复立朝矣。
又《东观奏记》中卷：
广州节度使纥干{上自下豕}以贪猥闻，贬庆王府长史，分司东都。制曰：“钟陵问俗，澄清之化靡闻；南海抚封，贪渎之声何甚！而又交通诡遇，沟壑无厌。迹固异于澹台，道殊乖于吴隐。”舍人韩宗之词也。书上，一朝不进用矣。工部尚书杨汉公前任荆南节度使，以不廉闻，公议益喧，左迁秘书监。制曰：“考三载之绩，尔最无闻；致多士之嘲，人言未息。既起风波之论，难安喉舌之司。”舍人沈询词也。
我们可以看到，文字对政治生涯的重要性。
所以要想做好政治史，就必须了解当时人们的心态如何。
（案，似乎到这里就基本上结束了。）
最后附上上师在微博上对本次讲座的总结：
时隔两年，今天有能在复旦报告，很高兴。我想说的是唐史研究必须回到最基本政治史课题上，因为仕途是唐代精英赖以实现自我身份和确立与他人关系的最为重要的途径，为何如此，在传统政治史的框架里是不能得到全面的解释的，必须从社会文化心态去理解。所以了解唐代政治是了解这个唐代社会文化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