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的批判和批判的设计

在中国设计：温和批判中的理想构筑
此文成形于1年前，原是奉命为某本狗血的书约写的书评，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发表。本人也乐得抛却捧别人的臭脚的嫌疑，阉割后贴在此。为防止有为此书做宣传的嫌疑，将与书名和书的剧透有关的内容进行了删减，甚至删掉了文中核心的中间部分，也因此可能造成某些部分连接不畅，懒得狗尾续貂，将就吧。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中国的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和就业模式几经转型，城市和个体对这种连续不断的快速变化都有些疲于适应。飞地城市、超大街区、“都市村庄”式封闭住区、汽车交通为主体的城市交通网络以及超大型室内购物街，极大的改变了原有城市形态与公共空间体系，形成了大量的私有化“公共空间”和互不关联的、无形式的“反空间”。但是，我们在运用这些简单的模式高效的推进城市化、工业化的同时，一方面为了追求效率，有意或无意的把它固化在教科书、规范或者法律之中；另一方面却又在倡导简•雅各布斯的多元混合城市理念、宣传适度规模和高渗透性的空间网络格式，并且强调公共空间分布和使用的自由与公平。这种相背的“知识--实践”型态，构成了一种“批判式设计”的工作结构和模式：一方面以批判现实的方式整合设计策略以保持设计的前瞻性和解决方案的有效性；另一方面，种种现实操作的理念、路径和规则又不断扭曲着设计及其实施实践，我们又必须对设计本身保持足够的警惕和批判，以自省己身，使规划行为、规划实施与设计之间的距离不至于太远。当代中国的城市规划与设计实践，在高速的城市化进程中几乎来不及思考，就在这种设计的批判与批判的设计的循环中自我发展。
1.批判的设计：超越现实
一般认为，中国人秉承着“无批判现实主义”思维操守，但中国的城市规划却须保持对中国“现代新城市规划”的批判武装“理想主义的头脑”，开启“新的思路”。笔者认为中国人是始终在“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之间交织的民族。当前的中国，人们更是愿意通过技术性的宏观或微观举措来实现中国式的“理想主义”——高速发展的和谐社会。这不能说是“没有批判”，而是这种批判其实更加切合在从国家到地方的专业系统内的批判和改良行动，这正恰恰符合了规划当前的实践体系，即不超越专业边界以保持最大的社会空间弹性，实现与城市开发、行政管理的最小阻力互动。
“批判”并非洪水猛兽，是设计师将自身理念嵌入到景观、建筑或城市中的一种思维模式。勒•柯布西耶以“人行之道”批判“驴行之道”开启了现代城市规划的新精神，在极度批判西特的“如画风格”和“曲线颂歌”中展开了对以“直线”和“直角”作为秩序原则的新城市精神的探索，并以巴黎市中心300万人、3500人/公顷的瓦赞规划作为“一份规划，一种精神的创造”提出了斩钉截铁的行动宣言。柯布西耶并非第一个以批判性思维从技术角度提出完整城市构想的建筑师，但鉴于他巨大的影响力，这一工作模式已作为“传统”被众多建筑、规划师所仿效，成为表述个人设计理想并籍以成为设计研究的方式。
批判或者批评实质是彰显个体存在和观念的一种通常行为，上升到理论层面大致分为文学批判（批评）和行为批判（批评）。文学家或艺术家的文本型批判（批评）以现实主义的批判、反讽或反喻为大众揭示了无数个看不见的多面城市或者构筑了无数个版本的理想城市。在卡尔维诺笔下存在着无数个城市，“当你从城里观看她，她就是另外一座城市。伊莱那是一座从远方看到的城市的名字，如果走近她，她就变了。”[ ] 这些城市有着不同的名字，或者美好、或者平庸、或者肮脏、或者离散，无论怎样，这些城市既不存在又真实的存在，每个人的眼睛、耳朵、心灵的感受成为我们每个人生活的一些片段。规划师的实践型批判（批评）大致属于行为批评。这种实践型批判，是以系统的理念和诊疗手段为主体，发现城市问题，阐明问题的原因或机制，并使之可解决。规划师多数时候认为存在系统的理念和城市理想，并且这种理念和理想与具体物质形态、要素组织模式具有直接的关联，从而将某些恒量显化，成为设计解决方案的主旨内容。限定在专业领域内，这种批判无论看似多么“激进”或者“不切实际”，都是希望以技术方式改变或改良我们的生存环境， 进而优化社会经济，它并不如文学批判那样直指人的内心或者现实的根基，它更多的是关注在技术领域内的急切、具体问题，或者对妨害社会目标实现的技术性现象、政策、法规提出批判性观点和改进意见，并以具体实践内容予以具体化。
正如柯布西耶的革命式激进一样，瑞姆•库哈斯用现实主义的“手提钻”击碎了现代主义者的“理想主义”思想。库哈斯以记者出身，时至今日成为建筑师的风向标。他以双重身份构筑了他的世界。他以“记者”的敏锐和直觉，构筑了文本性的城市批判，在《癫狂的纽约（Delirious New York）》、《普通城市（The Generic City）》与《内容（Content）》中，库哈斯以一种逆行的方式，用文本的语言，拥抱抛却幻想的现实主义，攻击所有的理想主义。当我们的生活与快餐、连锁以及“希尔顿体系（Hilton System）”紧密联系，我们的生活乃至我们的空间都被普通化乃至没有个性、无趣。一个普通城市，不一定要有公共空间和纪念物，相反是那些剩余的城市构成要素城市生活的主流，“分散”成为社会和城市的特点。正是基于这样的文本性批判理念，在实践研究中库哈斯则以一种“断裂”的方式，采用实践与文本逆向的策略将一个个庞然大物插入到城市的各个角落，将城市的各种功能置于这些巨构之内，以一种“协作”的姿态让拥挤和匿名更加本质化。
  在中国的设计实践环境中，设计师却必须保持温和的对中国问题进行批判、解构。面对当前“在速度和规模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中国城市规划存在的种种怪象和不足，有些来自专业领域内，而有些则来自规划之外，规划师既不能随波荡漾，也不能逆水行舟。在“市场统治一切”的今天，城市规划是中国社会转型、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专业环节，城市规划是将城市社会、经济、产业、文化、政治……等资源进行在土地和空间上进行整合和分配，那么它所面对的问题、它所反映的问题就不仅仅是它自身，而更多的是社会综合影响的空间投影。当我们认为我们面对“速度和规模”而忽略“质量和公平”之时，当我们认为“飞地城市”和“超大街区”破坏了人的尺度、削弱了城市活力之时，我们在说的其实都是社会政治经济问题，而不是规划。
但是，在现实的实践环节中设计师必须提出策略并以符合现实规则的实践予以回应，以文本与实践同一的策略强化实践的理念高度。绝大多数的设计师并不能如柯布西耶或库哈斯以文本性语言构筑一个普适性理念之城，然后用带有批判但又似是而非的实践对自己的理念进行现实性重构；也不是如MVRDV那样，以图解的设计语言构筑一个与现实保持足够距离的“立方公里（KM3）”之城或者“猪城”来表达自己的理想，而实践又似乎总是被现实所拖累而距离自己的理想之城很远。我们必须以中国城市问题的剖析建立起温和批判的实践体系，并将批判融入实践之中，两者以一致的尺度互相印证。
2.设计的批判：理想与现实
“理想城市模式”的综合或多或少都带有“乌托邦”的色彩，这种秩序思想的“乌托邦综合”在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受到系统规划思想和理性过程规划思想的冲击，批评者认为它将破坏城镇社会丰富性和多样性的危险，并且以一种封闭的技术秩序存在可能排斥其他多种多样可以形成秩序的方式，在这多样、开放的年代也做不到。而且以空间应对社会问题的模式，究竟在多大的空间尺度上更具有可实现性是值得商榷的问题。同时，如果我们认为现有的城市正在被规划建筑法规和开发商制度变得越来越普通，并脱离规划设计的引控作用，那么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城市设计师所建构的精细的而具有一定模糊性的生产、生活和生态结构，如海市蜃楼般似是而非的呈现在我们面前，要通过“控制”来实现它并不容易。作为一线建筑、规划师，我们必须以秩序而逻辑的空间模式开展工作，因此我们的理想城市模式的建构也是具体而微的，但这种精细规划的城市在未来却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即，它们会建成么？建成时的样子跟今天的设计相比会更好么？
建筑师的批判式构筑，是在批判的同时建立新的城市秩序。这种秩序必然包含传统但又同时必须是创新的，以回应对问题的批判。柯布西耶就曾说：“我的提议很激烈，因为城市的现状很是激烈，因为生活很是激烈；生活是冷酷无情的；生活必须进行自卫，死亡正窥视着它；为了击败死亡，行动是必须的。”相较于他在建筑理论和实践领域的巨大成功，柯布的这种激进与不妥协实质造成了他在城市规划实践领域的挫折与失败，他造就了昌迪加尔的巨大，却没有造就昌迪加尔的“花园城市”。柯布实质以一种“出世”的态度面对城市规划的具体实务，但是城市规划是现实的，必须以“入世”的心态与现实相抗衡，又要与现实相拥抱，才能将“设计理想”灌输到旧有惯性之中，逐渐达到城市规划对“空间——社会”的改良作用。在中国进行规划设计活动，面对中国规划和城市建设活动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提出符合中国环境的城市理念并使之具有可操作性，这既是针对中国城市真问题的务实行为，同时也符合中国务实入世的行为逻辑。
规划从计划走向动态，规划师的个体理想逐渐让位于公众选择，理想模式逐渐被多样化和多元化所取代。而中国的城市规划在“弹性”与“模式”之间漂移不定，面对外界变化，适应能力较弱。“班纳姆和库哈斯都谈到了一系列塑造城市发展的复杂因素不仅超越了行业权威所控制的范围，而且还无法预测，因此对规划和设计行业来讲是个大麻烦。”[ ]在快速、多变的中国城市化环境面前，这种“不可预测”更加突出和明显，规划更加短命。快速的城市发展或转型，绝大多数并不是依靠内生动力，而是依赖于外部发展环境，甚至很多制造业为主城市依赖于经济全球化或大中城市产业升级带来的产业转移。这种经济活动在跨境、跨区域的变化，从一个城市角度而言就显得变幻莫测。因此，很多城市不得不隔不了多少年就重修总体规划，以至于在实践中脱离了总体规划的单一控制，而改用“战略规划”、“空间发展规划”作为替代，并在详细规划层面予以具体回应。
中国目前在城市规划层面的问题，尤其是“约定俗成的模式和实践程序，”，如“飞地城市”、“超大街区”、“住房选择”等问题造成了当前城市功能不畅、居住分异、缺乏活力和千城一面等病症。这些病症的来源其实直接与当前城市发展环境以及城市规划的现实工作环境相关联，这些关联又都是规划实践所必须面对的。体系的构建，需要各个器官、组织的整体协调和精密配合，而现在的规划实践中，各种机制要素并不是严密的有机体，规划成果需要在各种秩序机制下接受检验、修正和适应，更多的是要求弹性、动态、兼容。从这一点上，多数设计师意图构筑的城市体系既具有了我们目前所倡导的多样混合、弹性控制，但也难免失之整体和综合，尽管打破了“约定俗成的模式”，却又陷入自己的模式之内。由此，建筑师、规划师的角色和定位需要从“精英意识”的“给予”转向“公共意识”的“协调”，使规划行为成为对各种建设行为的整合与兼容。
除却规划行为，规划实施的现实对规划师的构想才是真正的最大的威胁。芒福德认为在“规划的投机和销售目的下”一个一体化的社区以社会化手段进行统一的建设开发几乎不可能，新型规划方案里城镇的经久性社会功能的体现问题，则根本没有。土地博弈时规划的社会功能不得不让位于其他目的，从而一点点蚕食了设计者的“城市理想”[ ]。 “市场统治一切”和政府官员的强势政绩观使规划师不但要面对城市发展条件的不确定性，甚至还要面对市场甚至个人偏好的不确定性。这一直既是体系设计方法被诟病的地方，也是设计策略和设计方法将来的命运不得不直面的问题。
新的城市模式在巨大的城市规划惯性面前要得到获得实施的机会需要运气，并且在接下来的实施过程中要不断接受旧有惯性和工作模式的侵扰。绝大部分设计师对中国城市规划在实施方面的问题有些无奈，建筑师不但要用专业思维对城市本身的真问题进行批判，还要对自身的纷繁挠扰的工作条件进行批判。招投标过程中的程序、信息不对称和衔接不畅、方案评审审查制度的武断以及缺位的社会调查和公众参与等问题都需要建筑师和规划师调整姿态、花费专业外的精力去应对。规划实践环境是建筑师、规划师直面却难以批判的领域，其制度化、程序化和透明公正又是规划编制质量提高的必然要求。
3.结语
我们应该秉承批判的态度以批判的设计思维进行城市规划工作，同时我们也应该保持对规划设计的批判，以使建筑师、规划师的工作和角色定位更加切合当前的复杂多变、多元、多样的城市发展现实。设计师必须以批判地审视构筑城市理想并使之中国化，而它的产生脉络、它所反映的设计哲学、设计之外的批判更是本文着墨之处。设计师在实践中该如何面对城市、面对“决定一切的”市场、面对公众、面对官员和程序包括面对自己？这还没有构筑出批判的框架，却是不自觉将自己放在了这样的一个语境里，构成了本文的述评的起点。
“这个城市确实存在，而且有一个简单的秘密：她只知道起航，却不知道返航。”[ ] 既然不知道航向，规划师就必须在批判与自我审视之间努力把握过程，不至于迷失在茫茫大海之中。是为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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