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遇“孙传钊”

【转帖】怀念孙传钊教授:一个自由主义学者的人间情怀和学术研究以及其他
作者：著作郎 提交日期：2006-10-1
很早之前就已经听说过孙传钊先生的大名了，而且在听别人讲到他的时候，绝大部分同学都会不约而同地选择用两个短语去形容，那就是“有个性”和“有思想”。作为一个渴望聆听大师级人物声音的人，我一直都怀有和孙先生面对面畅谈古今中外的想法，而且几次三番有去听他讲课的念头，但却囿于种种原因一直都未能成行，差不多算是我夙愿中一个无法释怀的遗憾了。今天正巧遇到了和孙传钊先生学习日语的李涛同学，他刚好要去孙先生家看望他，了解到我的心愿，便有意要带我一起去，这正是一个久等不来的好机会。于是我推掉了手头上的一切工作，和他虔诚地去敲叩孙先生低矮的房门。
　　
　　 和想象中的稍稍有些不同，孙传钊先生个头中等，面庞略微有些圆胖，头发一缕一缕的披散着，显得很花白，和旁人不同的是他的目光很深邃，像从史前穿越过来的一样。孙先生的住宿条件比较差，一间小小的客厅、一间卧室、一间厨房、一间书架上放满了各种各样专业书籍的小书房，就是这些承载了他生活中的全部饮食起居。由于家属长期在日本居住，所以每年寒暑假孙先生都要去日本探亲和做三个月的研究，这个小小的居室就显得有些格外的冷清和朴素。窗外，偶尔有不知名姓的鸟群飞过，孙先生或许听得见或喜或悲的啁啾。
　　
　　 孙先生于1949年出生于上海，曾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就读，并于1987年获得硕士学位，后在日本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等游学十几年，于1999年回国在宁波大学教书。孙先生告诉我们，他最近关心的研究领域是社会伦理中的个人责任问题。他给我们举了一个文革的例子来解释他研究的责任问题，文化大革命既有毛泽东的责任，也有四人帮的责任，但是同样的也有我们当时每一个人的责任，如果当时大家都站出来抵制或许文化大革命就不会发生了，在这样一个状态中，责任是分层次存在的。
　　
　　 处于社会低端的弱势群体同样也一直都是孙先生的关心对象，他们的生存境遇时时刻刻牵动着孙先生的热情和关注。聊天的时候，李涛说到他明年毕业了要考浙江大学教育史专业的研究生，将来也希望能留在高校做他喜欢的学术研究工作，孙先生有些不支持，建议他倒不如找一家单位就业或者考各省师范大学的教育史专业，因为浙江大学的教育史专业的确很好但也确实很难考，怕是接连考不上了会耽误生活问题，会给家庭和父母添麻烦，而且还可能加重自己的思想和精神负担。
　　
　　 还曾经有一位叫赵虎的物理系同学，他经常到孙先生家中帮着做些家务，洗衣机坏了他鼓捣鼓捣就修理好了，马桶坏了弄一弄也修好了。常常，孙先生留他在家里吃上一顿晚饭，他像喜欢自己的孩子一样喜欢他。现在，赵虎毕业后在一家学校教书，待遇不是很好，孙先生劝他不如利用专业知识开一家修理店多挣些钱，不要亏待了自己和家人。赵虎现在也常常给孙先生打电话问候，有时还会寄来各种各样的茶叶。孙先生说，他有时候很怀念赵虎。
　　
　　
　　 孙先生坦言，他现在每天将绝大多数的时间都花在了所喜欢的学术研究工作中了，以前每天只打一会乒乓球，现在每天花一个小时在校园里散步，其余时间他都利用来读书和著作。和我们同去的徐雷说孙先生的这种研究精神很值得学习，孙先生摇着头态度坚决地说不应该也不值得学习。他说，学术研究需要耗费大量的金钱和精力，而这两个条件作为大学生很不具备，一是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二是没有很好的物质营养，所以不提倡大学生像他那样做研究。这时候，孙先生给我们看了几份他购书的发票，那些书的价格都很昂贵，动辄在几十元上百元，都是他从微簿的工资里毫不吝啬地拿出来的。
　　
　　 孙先生和我们讲，他做学术研究有两个底限，一是不能丧失了自己的人格，再一是不能亏对了自己的身体。丧失了人格和尊严做学问就没有什么意思了，这是个原则性的问题，而至于说到不能亏待了自己的身体，那是因为还要依靠不能垮掉的身体来支撑以后自己所醉心和喜欢的学术研究。听到这样的话，我想每一个稍有良知和道义感的人听了都不应该不为之动容，而那些靠混关系、靠剽窃别人的东西来填充自己权势和地位的所谓教授、专家、学者等等之流听到这样的话则又怎么能不感到汗颜和羞愧呢？
　　
　　 我们在孙先生的大书柜里看到了很多他每年从日本复印回来的各种资料，装了满满十几抽屉。而且孙先生还曾经到德国做过很多实地调查研究，也带回国内很多的资料和书籍。真不知道他一次次带着这些书籍和资料满心欣慰地回到家门的背后又付出了多少的一次次不辞辛劳。他是一个把自己的所爱放在至上之位的人，为此什么不可以付出呢，何况是辛劳？
　　
　　 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孙先生也收获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近年来，他已经先后出版了《〈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伦理的现代困境》、《知识分子的背叛》、《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等译著，并在《读书》、《中国学术》、《二十一世纪》、《中华读书报》等中国知识分子最高层杂志上发表了很多论文。孙先生告诉我们，昨天晚上三联书店的编辑还专程给他发了电子邮件商讨他著作的出版情况。但是由于政治、思想、观念等等方面的原因，孙传钊先生却一直没有能够得到正常的学术和生活待遇，这是我们所感到痛心的。
　　
　　 孙先生一再和我们说，不要报道他的研究或者是他这个人，他说主流舆论对他是排斥的，主流机构和他是格格不入的，他的学术研究始终不能发表在核心期刊上面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做他的宣传无论对哪一方面都没有用处。我自然明白他话里行间的个中含义，但却一直都弄不明白，不明白的是一个如此出色的、一流的学者究竟为什么令某些个人和机构所不容，在一个如此开放的社会主义国度做一个追求“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的学术研究者竟有这么困难吗？王国维先生、老舍先生以及傅雷先生的自绝在一个民族思想与观念觉醒的曲折道路上难道就像昨夜的昙花在瞬间的绽放过后遂被岁月和无知匆匆淡忘了吗？
　　
　　 我们在孙先生的书房里看到了这样一段话：一个不成熟的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英勇地去死，一个成熟的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而卑贱地活着，但更多成熟的男子只是为了活着而卑贱地活着。孙先生告诉我这是他最喜欢的一句话，摘自于塞林格的长篇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Catcher in the Rye），孙先生说他自己现在所做的就是这句话里的第二种人，他愿意而且正在为某种事业的前进而永远卑贱地活着。
　　
　　 孙先生的书房里还挂着一块条幅，写的是王国维先生论读书的三重境界，即：“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我不知道孙先生自己现在做到了哪一重境界，但我知道他身边的很多人都未曾能达到他的境界，甚至根本就不知道王国维先生的三重境界谓之为何，更不用提用此言语来督促和鞭策自己了。
　　
　　 先前我曾经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一个网站上看到过孙先生的那本名为《〈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伦理的现代困境》的译著，因此便想向他借来原书看一看。我很冒昧地对孙先生说想借阅他的那本书，孙先生很高兴地为我在书架上找来找去，似乎我的借书也成了对他学术价值的一种肯定和支持。孙先生建议我还可以读一读他那本叫作《知识分子的背叛》的译著，因为那本书里讲的是怎么样做一个有人格和尊严的现代知识分子，而那本《〈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伦理的现代困境》则显得很专业化，但他同时表示如果我愿意看两本都可以拿走。同去的徐雷很细心地询问是不是要留一个借书的条子，孙先生爽朗地大笑说没有必要，只要不损坏他的书就行了。窗外，清晨的雾霭即将散尽，一个孤独的背影还将在思想与现实鏖战的巢庐里继续徘徊，除了道义和良知上的支持，在这个世界上，而我们却什么也不能为其分担。
　　
　　 走出孙传钊先生家的时候，他还一再说不要在报纸上宣传他的什么，他说自己是个不值得宣传的人，最后竟用“求求你们了”相劝告，这句话对我们来说实在是生命中最不能承受之重了，老先生竟然动用了自己的人格和尊严，就像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的费正清先生在火车上不能忍受列车员接二连三播放的音乐竟以下跪相求一样，大人物在某些方面是惊人地一致的。在孙先生说“求求你们了”这句话的时候，我一直不敢直视他圆胖的面庞和深邃的眼睛，我真的害怕看见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年知识分子一路走来的仆仆风尘和悲苦辛酸后我的良知再会在别人落井下石却还无动于衷的欣慰与欢笑里所陶醉以至麻木而不仁。
　　
　　
　　 注：孙传钊先生曾毕业于日本同志社大学,其后在日本游学十多年,归过后先在宁波大学任教,后来淮北煤炭师范学院教育系任职，研究方向是教育的社会问题和伦理中的个人责任问题，其个别研究在中国处于顶尖地位，但由于思想和观点和主流的不协调，所以一直得不到院和系的重用，政府也对其处于排斥状态。孙先生和我是忘年交，本人深感荣幸之至。2006年春节前的时候,听说孙先生长子在东京出车祸,孙先生连夜赶到日本处理后事,最终还是不幸,其爱子落得终身瘫痪,后来孙先生回上海,听说因精神分裂或者抑郁症住院了,具体情形不知道怎样,仅在此以前文怀念孙先生和我再一起的日子.
来源：天涯论坛“闲闲书话”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books/1/85138.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