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存在知识分子吗?

《第欧根尼》2005年第02期《还存在知识分子吗?--意大利的案例》第一节《文化不再评判社会》。后面几节是关于意大利的论述，因为自己与之相距太远，不能体会他们的心情，所以并不一起录在这里。这第一节，依我看，完全可以单独出来作为一篇经典的关于当下知识分子处境的文本。它横跨了知识分子心灵世界的上空：
何谓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否依然存在,抑或他们如今正消失于体现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混合的一个广泛的“文化中产阶级”之中,对于诸如此类问题的理解从来并非易事。
然而,在年代上毋需追溯到很远的过去,知识分子肯定是存在的。不管他们是否认同为权力服务的倾向,也不管他们有否(甚至是英勇地) 实现自己的特殊品德的历史使命感(从苏格拉底到焦尔达诺·布鲁诺,以及兰波、维特根斯坦或者奥韦尔,不乏各种不同模式) ,知识分子无不确立了某些特殊形态的不稳定行为:得到承认的愿望,权力意志,自命不凡,自我惩罚式的苦行主义。如果说他们是孤芳自赏的始作俑者,那么他们同样也是最不容情的自我批判者和自我诋毁者。可以说自我赞美和自我诋毁乃是知识分子认同性和传统的组成部分。或是在自己肩头压上某些过于沉重的使命,却又无力付诸实施,不能信守诺言,或是像圣人一般承担某些责任,或者自以为像半神一样高尚和自由,凡此种种内在地构成了他们的礼拜仪式, 不论这些仪式是狂欢节的抑或封斋期的仪式。即使在今天,保持传统已成问题,这种场景却依然上演,有时还往往戴上古老的面具,穿上华丽的服装。知识分子有时像滑稽小丑一样装腔作势,有时又不惜自我贬斥,或者更加准确地说,一旦抛弃了当权的梦想,其言行举止就会像降谕的神一般圣洁。
那么,他们确实没有其他任何事情应该做吗? 他们也实际上没有做其他任何事情吗? 事实上,知识分子自把自己看做一个整体之时起,始终就是一个驳杂的阶层。在他们的工作中,正如人们以往所说,普遍与特殊,特殊的技能与公众的责任感不断交汇和混合。应该期望建筑学家具有他自己的社会生活哲学,但同样应该期望他建造的大厦是使人喜欢的和符合需要的。科学家理应进行基础研究,但同样也理应发现更好的生活手段。艺术家确实可以自由地表现自我,但同样也应该表现令人感兴趣和产生激情的东西,表现不使人厌烦的东西。教育家不可避免地不仅应该讲授怎样做事,而且应该讲授什么事情必须先行以及为什么要先行:换句话说,他不可避免地不仅授人以技术,而且教人懂得价值。
以往如此执着于表现自我和勇担使命的知识分子,今天却似乎希冀退出舞台,隐姓埋名,不显庐山真面。作为一个阶层存在的观念,使知识分子很难安逸。知识分子个人或者小团体,面对推动社会机器走向不知何方的力量,感觉到无能为力,这是情有可原的。做出“决定性决策”的人,似乎不再谋求倾听专家们的意见,更不必说他们对文化批判置若罔闻。政客和“经理”们像一切种类的动物一样,除非感到面临某种明显的危险的威胁,不会改变自己的行为。知识分子罕有能呈现为一种咄咄逼人的威胁。知识分子过去从事的大量社会取向的活动,近年来正在变得不可见、不可描述,成为近乎隐蔽的东西。因此,有谁在谈论譬如说像小学教师一样不可或缺的这些知识分子正在做的或者应该做的事情? 又有谁愿意思考化学家、医生、记者的公共责任? 历史作为一个朝着解放行进的理性的、统一的和可控制的过程,这样的观念乃是知识分子的创意,却早已被粉碎。然而,这种危机的最明显的后果是对于评估规划和监控预测的普遍漠不关心。深谋远虑的未来观念,被认为是一种乌托邦的诉求。然而,人类社会又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日益加速走向一个未知的未来,而彼此生死相关,息息相依。
知识分子在18 世纪相信能够确立社会的组织和发展规律,到了20 世纪末却逃避进作为解释的认识理论之中。在“现代性”发端之初,哲学家们(亦即法国所说的philosophes ) 是按照一种普遍主义的观点来看待自己的:进步之光普照人类走向自由和平等。今天,特别是近几十年来,在被界定为后现代的语境下,知识分子不再是进行评判的精英,不再是不仅应该诠释知识,而且必须提出价值和社会模式的精英。
知识分子的这种丧失魔力,不仅仅是他们的无节制的雄心的合理调整,这还表明他们丧失勇气和明智。后现代的知识分子,正如鲍曼所说,抛弃了“知识分子传统所固有的普世雄心”,而局限于管理文化传统内在的传播规则。以往号称知识精英的人们,今天按照某些分析主义者的说法,只是一个特别关注自己的社会群体。由此,一切文化传统都被归结为无非是一种局部的传统,亦即作为专业群体的知识分子的特殊领域,正在丧失代表整个社会方向的意义。文化不再通过对比各种事件和价值来对社会做出评判:它毋宁说变成为社会的一个受到管制的部门,人们不能跨越这个部门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