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瓦尔特.本雅明之墓 Micheal Taussig【转载】
Walter Benjamin’s Grave
Taussig, Micheal, “Walter Benjamin’s Grav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2006.
“今天，当他要点燃雪茄时，他与大家一样，用的也是火石和火线。他说，‘在船上，这是最好的办法。因为风会把火柴的火吹灭，可风越大，火线上的火却越旺’。”
———————————瓦尔特.本雅明，“西班牙，1932年”
第一篇： 一种俗世的启明A Profane Illumination
在瓦尔特.本雅明死在了西班牙和法国交界的小镇—包港（Port Bou）—的“法兰西旅店”的数月后，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曾经到包港去寻找本雅明的坟墓，但她什么都没找到。除了她有生以来见到的最美的风景之外，阿伦特什么都没找到。稍后，在给肖勒姆（Gershom Scholem）的信上，阿伦特写道：“不会再有线索了，这里，没有他的名字”。可是，根据包港的市政厅记录，本雅明当时的同行者之一格尔兰德（Frau Gurland）曾经在1940年9月28日，花了75个比索租下了一处为期5年的墓穴。这一天，正是本雅明被当地医生莫里诺（Ramon Vila Moreno）诊断为因脑中风而死亡的两天后。其实，一般的说法是，本雅明是因为吞食了大量的吗啡片而造成的自杀。当年，把本雅明从崇山峻岭中送到西班牙的丽萨.菲特寇（Lisa Fittko）写到，“他所吞食的吗啡片，可以让他死上几个来回”。
有名也好、无名也罢，此地的景色令人震撼。
阿伦特写到，“墓园（cemetery）位于一处小海湾里，正对着地中海。墓园是由一些石头雕出的台地构成的；棺椁也存放在台地的石墙内。不错，这里，是我有生以来看到的最迷人、最美丽的场所之一。”
肖勒姆却不这么看。多年以后，他甚至显得更加反感，在他关于本雅明的书一样漫长的回忆文章结尾，他如是作结：“地点是很美，但那墓却是伪墓”。对于一个生命的故事来说，这样的结尾显得突然和酸楚，彷佛那死去的人还有我们，都被一种结局欺骗了似的，取而代之，我们得到的是一个悬念，一本书的最后一页轶失了。如阿伦特所发现的那样，这里不仅找不到名字，还不幸地出现了伪名，或者，在某种意义上，还出现了更加不幸的伪墓。起码在肖勒姆看来，照片上树丛中那处潦草地刻着本雅明名字的坟墓，仅仅是“墓园看坟人的发明，他们想的是，有这么一个东西在，当探询者来到的时候可以收取小费”。这样，一位例如在斯丹纳（George Steiner）看来整个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批评家的生命，就这样终结了。肖勒姆的回忆录也是这样地终结了。甚至在身后，本雅明还是一位失败者，他的坟墓成了人们索要小费的玩艺儿。作为对真实坟墓的替代，我们可以说，肖勒姆把他写作的主体埋葬在了他对俗世的控诉之下。
肖勒姆看上去好像要故意避免将本雅明纪念碑化，他所选择的是用一种最直白的笔墨来收场；围绕着墓地的骗局—也呼应着本雅明1929年有关超现实主义的那篇文章，就是“俗世的启明”。可到底要启明什么？在本雅明编造这个词组的时候，一种“俗世的启明”的启明还带着它刚取代的宗教性启明的痕迹。还有，在其去世前刚刚写完的著名的 “历史中的哲学命题”中，本雅明声称“只有历史学家才拥有煽动过去希望星火的天分；历史学家坚定地相信，如果他赢了的话，那连死人也不会安生。”那么，肖勒姆关于本雅明之墓的判断又对这希望的星火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
为什么，肖勒姆认为，照片上“清楚地表明”这个坟墓是伪造的？有照片能够如此清楚地表明吗？如果照片可以清楚表明，为什么守墓人还要如此嚣张地制造一处假墓呢，既然肖勒姆都能从照片上看出破绽，难道守墓人的手笔还不会被造访者们识破吗？的确，要对一个真品进行彻底的仿造的话，对于盗墓者来说，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如果我们硬是要较真的话，我们为什么就相信每座坟墓里就一定埋藏着它被假定埋藏的东西呢？对于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就是死亡来说，它是如此笼罩在秘密和恐惧之中，以至于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不愿去做核实。谁知道在包港的墓园里都曾经发生了什么？或许那里的墓穴里没有一处安放着符合墓志的躯体，抑或全都正确？毕竟，在这样一个体系下，存在着躯体和遗骸的诸多流动：您先是以若干年的租金租下了某个“穴”，如果您忘记了续约，遗骸就会被挖出来，转移到“公共墓地”里去。在那里，遗骸被排成了排，最终会和不知有多少的其它的遗骸混和、汇合起来，直至它们的个人性痕迹全部消失。那里，所有的遗骸以一种看似不可能的混杂团结起来，就是在死亡中团结起来；朋友和敌人、土著和外来者、西班牙共和党人和亲法分子、大腿骨和肩胛骨混和在一起，创造和再创造了卡耐提（Elias Canetti）所说的“看不见的死人群众”（invisible crowd of the dead）—对于卡耐提来说，这“看不见的死人群众”正是宗教情结的重要源泉。因此，如果一切都是按部就班的话，本雅明的遗骸早在1945年—就是格尔兰德的75比索的5年租期到来的时候—就被转移到公共墓地里面去了。
但是，又是什么使得阿伦特在本雅明死去的几个月后居然找不到本雅明的穴位呢？肖勒姆在他的1975年有关伪墓的质疑文章的戏剧性前言中，笃定要向我们解释其中的原因。“没有一处写着本雅明的名字”，阿伦特说。但是，又一个细节在这里可能很有帮助，并且和命名有着直接的关联：在他死去之后，本雅明的名字进入了当地的官方记录（最近，包港的本雅明博物馆也出具了这些记录）。但是，本雅明不是以一个犹太人而是罗马天主教教徒的身份、以本雅明.瓦尔特的身份进入了官方记录的。更精确的说法，是“本雅明.瓦尔特博士”。从此，他被埋在了只留给天主教教徒的墓地里，他也决不是无名无姓，而是像他的伪墓一样获得了一个伪造的姓名，一种伪造的基督徒身份和一具具有伪名的躯体。
您会在“法兰西旅店”提供的有关死者本雅明.瓦尔特的帐单上看到这个名字。四天的花费中包含了5杯柠檬苏打、4次通话记录、还有装殓死尸、外加房间消毒和清洁床垫的价钱。您还可以从当时的医师的帐单上看到这个名字，75比索的花费中包括了给旅行者本雅明.瓦尔特量血压和注射的价钱。您还可以在1940年9月 27日出具的第25号死亡证明上看到这个名字，死者，本雅明.瓦尔特，48岁，来自柏林（注，德国）。您还可以从当地木匠出具给包港镇法官的帐单上看到这个名字，木匠给死者本雅明.瓦尔特先生打造了一个简陋的棺材，帐单上也列出了瓦匠为本雅明.瓦尔特墓穴封穴的8比索。您甚至可以在1940年10月1日牧师提供的帐单上看到这个名字，牧师的花费总共是96比索，其中的6比索是花在为死者做的弥撒上，75比索花在该镇天主教墓地的一处墓穴的租金上，本雅明. 瓦尔特的尸体就埋在了那里。
在本雅明去世前不久，他写到，“如果他赢了的话，那连死人也不会安生。”这是展示了本雅明历史哲学的一篇文章，在本雅明看来，一个生命的每个细节都是历史，一切都不该忘记，当下对于过去具有一个铁打的责任，而将这一切串联起来的细线，就是越来越式微的救赎的可能。“那连死人”，在原文中的这行斜体字，是一种强调。那连死人。。。。这句话让我们想到他早期那篇关于巴洛克戏剧的文章。在那篇文章中，本雅明关注着他自己诠释出来的寓言概念，他写到，寓言学家把事物的生命抽干，好把事物变成自己的玩物，置放到新的设计中去，去言说宿命。本雅明过世10年后，他的朋友阿多诺（Theodor Adorno）还记得本雅明的这段话，他写到，本雅明哲学的凝视就是美杜莎式的凝视（Medusan gaze），凝视把目光所看到的所有东西都变成了石头。但是—阿多诺加了一句，这只是一个更大策略的一小部分，亦即，物化的需要是要打破施法在事物身上的毁灭性魔咒。
这里，回忆这些思想是重要的，因为随着本雅明本人的去世，强势的叙述坚持要去摆脱本雅明之死的控制。这些叙述跟本雅明生前作品所铺垫的思想或与这些思想微妙地矛盾着的思想无关。本雅明自己曾经在关于讲故事者的名篇中花了大量的时间阐述一个主题，就是死亡赋予了讲故事者以权威性，不是吗？在美国911事件的阴影下，我们大家都用不着太多的提醒就会明白这一点。更进一步，我们甚至可以断言，这正是死亡让我们惧怕却又对我们产生诱惑的地方，彷佛死亡这么一种不在场，可以让一个故事既完整又残缺，永远地将生命这个故事的结局拖延下去。我们是希望为我们自己的故事获得那种权威性的，尤其是在阐释死亡和死亡的身体时，我们更需要那种权威性。一座墓碑或是一个纪念物—特别是在对伪墓的声讨时—就是这样一个故事，这样一种努力。
“我不是来朝拜的”，2002年的春天，当我来到包港的墓园来造访时，我对自己是这么说的。的确，我还曾犹豫过到底要不要来造访这处墓园。我觉得，这不完全是因为我是一个惧怕墓地的人，也不只是因为我对墓地怀着好奇，更多的是因为我所嗅到的人们对本雅明墓地的崇拜已然开始，我不舒服，好象有关他死亡的戏剧还有关于犹太人大屠杀的戏剧都可以被占有，并从此遮盖了他写作的魅力和生命的意义似的。更直白地说，好象人们更看中的是本雅明的身后，而不是生前。这样的膜拜同时是件悲哀、煽情和事先被注定的事情—包括那次失败的边境跨越、墓地的美丽、那个时代的恐怖。我对我自己说，真地，这一切都像似令人目瞪口呆的东西，悲剧化的低级快感取代了知情的尊重，而周围地景那冷静而惊人的美丽则加剧着反差。当然，人们是不会在伟大思想者的墓地下跪的。那怎样的姿态才是恰当的呢？死亡是件棘手的事情，纪念也如此。
对于死亡的管理存在着规则，但死亡也在挑战这些规则。随着每一次死亡，社会自己也死去了一小部分，人类学家赫尔兹（Robert Hertz）在他1907年关于死亡的集体表征的经典研究中是这么说的。但是，对于那些死去的社会又将如何呢？对于那些最后发现自己被自己所反对所抗争的传统所左右的现代知识分子来说，死亡是特别难以处理的。造访本雅明之墓、甚至只是在包港的城外小心地靠近本雅明墓地场力的最外层、在那巨大的火车站上、在铁路的站场—诸多隧道通向眼前的群山，停在那里，犹豫，像我那样，不知道如何前进，所有这一切都显示着一种根本的与死亡无法面对，也显示着一种重新发现和承认死亡的需要。尼采曾经呼吁历史学家应该把历史写成像自己身边的事情那样，但是尼采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我们也需要用同样的方式对待亡者。本雅明也说过类似的话，他提醒我们说，真理并不是在于破坏了秘密之后的曝光，而是善待了秘密之后的显示。在讲这话的时候，他是援引柏拉图《会饮篇》中有关真理作为从身体到灵魂的爱的通道那段话。死亡带来的是同样的问题。的确如此。
本雅明是不是第一位自杀性的人体炸弹呢？这个念头在我脑子里划过的时候，我正坐在北上包港的列车上，手里拿着一份报纸，头版头条是以色列士兵开着装甲车和阿帕奇直升机入侵巴勒斯坦城镇和难民营的消息。以色列人要报复的，是之前的自杀性人体炸弹的袭击。以色列士兵用仿制的手榴弹和催泪瓦斯趋散了前去报道的新闻记者。起码有两名记者被击中。在杰宁（Jennin），一项由联合国牵头的对战争罪行开展的调查，由于以色列的阻挠，已经难产。美国总统和美国媒体都坚持说巴勒斯坦人才是暴力的发动者。几乎无人试着去即使理解为什么巴勒斯坦人要这么做，没人给出有关巴勒斯坦人在难民营中和监狱里的日常生活的报道，那些监狱也都是些未经审判就直接定罪的“行政性缉押地”。相反，我们会在诸如“周末杂志”上看到冗长的文章，专门描述以色列精锐突击队里狙击手的心理痛苦。可是，“周末杂志”上有过文章专门写写隔离制度下巴勒斯坦人的心理痛苦吗？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非法定居的以色列人的居民点就在那里，以色列人建起一道道蜘蛛网似的隔离哨卡，控制着巴勒斯坦人的流动。有人说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但是这样的书写似乎史无前例。这就好象巴勒斯坦人没有声音似的，他们不仅不被表达，也被认为是不会表达。或者，如梅尔（Golda Meir）所说的那样，他们并不存在。像本雅明一样，巴勒斯坦人注定成为失败者。这里，受到审问的应该是真理本身，正是边境，限定和重新限定着真理。而我，正在从巴塞罗那出发一直向北缓行，这趟慢车几乎每个小站都停，最终才抵达了包港，抵达了本雅明六十年前抵达的地方。
在同一车厢另一侧前方隔了几排的座位上坐着一位年轻人。他不会讲西班牙语，他有些忧心，甚至很忧心。他带着一个硕大的质地低廉的黑色袋子，那袋子紧贴着他的坐位，别人也就不会坐在他身旁。他时时刻刻都在左顾右盼，宛若一只笼子里的困兽。我最初是在巴塞罗那的忧郁的桑兹总火车站（Estacio Sants）看见他的，那时，我在等火车。他走近一位中年妇女，他的手势似乎是在向她询问开往边境的火车何时到来亦即马上靠站的火车是否就是他该乘的车次。在火车上，他来到我面前，让我看他手中的车票，上面写着塞尔贝里（Cerbere），那是从包港跨越边境之后法国小镇的名字。“法兰西？法兰西？”几乎每到一站，他都要睁大双眼、用哀求的目光望着我，问我是否到了法国，是否到了他该下车的那一站。我猜，他可能来自北非，有可能是非法移民。他身上散发出来的气味，说明他已经很久没有洗澡了。一位逃亡路上的男人。而在法国，那个反犹、反阿拉伯的勒-蓬（Le Pen ）刚刚在大选中以一种反移民的纲领击败了社会主义者的约斯平（Jospin）。勒-蓬获得的选票几乎是18％。当我在包港下车的时候，我向那位带着硕大黑包的男子挥手告别，并且作了一个胜利的手势。他向我疲惫地笑了笑。本雅明当年正是从另外一个方向穿越了边境停在这里的，当然，现在是现在，过去是过去。
在通往墓园的路上，您要爬山。山色葱绿，山体直深大海。此时是四月的末尾，漫山都是黄色的野花。在深深的海湾里，在您的背后，就是那座小镇。小镇有些冰冷，并不友好，似乎有些什么东西不对。几位来自法国的游客，一日游的旅者，漫无目的地找寻着可以找寻的目标。此地的餐馆是不允许您使用他们的洗手间的，而在海边开着的唯一一家餐馆跟我启程时在巴塞罗那火车站旁进过的那家餐馆一样地幽暗，一样地诡秘。还有，这两处餐馆都一样地死贵。整个镇子里没有什么年轻人；只有几个老人和小孩。超市里主要卖的是价格低廉的酒。这是一个满是走私者的边陲小镇吗？但是，西班牙已经是欧洲的一部分了，走私者又该走私些什么东西呢？还有，为什么这个小镇看上去是如此拘束？1987年，我们曾经驾车从法国进入西班牙，我们曾在此停留喝过咖啡之后继续上路，我对它的记忆就是拘束。那时，还没有本雅明的纪念碑。只是小镇。在我看来，整个小镇都是本雅明的纪念碑—冰冷、险恶、迷离。
我记得，我最初是在八十年代中期从好友芝加哥大学人类家萨林斯的太太巴巴拉.萨林斯（Barbara Sahlins）那里找到丽萨.菲特寇的电话号码的，并且在芝加哥的一个公共电话亭给丽萨.菲特寇挂了第一个电话的。丽萨.菲特寇正是当年把本雅明送过边境的女人，她就住在几个街区之外。“啊！你要找的是公文包！”这是丽萨在电话上的第一句话。我的心一沉。难道丽萨已经不能够感到有人或许可以完全没有目的地去和她交谈了吗？而那丢失的宝贝将会成为交流的障碍？我要找寻的宝贝是件比公文包更加难以发现的东西。在当时，我只是在心里对它有一种朦胧的感觉，但现在回头看，我会说或者怀疑，当我站在芝加哥城南、在一个狂风大作的日子里、当我站在街角那个玻璃和金属的公共电话亭里，我不自觉地已经迈开了朝圣之路的第一步，而我要寻找的宝贝就已经不在它的混沌状态了？那是一种欲望，想要吸收一个死去的男人、一个圣人仍然附着在一个女人身上作为活着的存在的某种东西的欲望，那女人，曾经在许多年前，带着他秘密地穿越了高山，把他送过了边境。所有这一切，在我的脑海里快速地闪过，快过讲述的速度，那是一种预言的感觉，无论我对她说过什么，我都在迷失的状态中。公文包—公文包的理念，还有公文包的意象—都变成了一种惊人的遗物，因为它的消失，才使得一切变得更加怪诞。
稍后，当我到了丽萨的住所后，她告诉我说，她告诉过泰德曼（Rolf Tiedemann）本雅明曾经带着一个沉重的黑色公文包穿越比利牛斯山脉，她说，泰德曼很激动，并称公文包里存放在他最重要的作品。本雅明曾说，“我决不可丢了它。里面的文稿一定要被保存下来。它比我更重要”。泰德曼当时正在负责在德国出版本雅明的文集，他即刻动身前往包港小镇还有当地的首府去寻找公文包。他让当地的官方派人四下搜个遍。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当地人甚至跑到小镇某些地下的酒窖里去寻找—但也又可能我记得不准，记忆有时会和尘封的过去开玩笑。但是他们什么都没有搜到。没有公务包。没有精彩的手稿。就像没有躯体一样。
真的很奇怪，因为在本雅明去世时法官记录的文件中我也没有看到有关于一份手稿的任何文字，但是提到了一个大手袋的存在，那是本雅明唯一的旅行包。包里面的东西被小心地记录下来：一只怀表及表链，还有人们准确地辨认出表上的刻字；一张500法郎面值的纸币，一张50美元面值的纸币，一张20美元面值的纸币，（人们准确地辨认出纸币上了的序号）；一本美国外办颁发给本雅明的护照（护照号是224），里面有一张同样出自马赛的西班牙签证；一张出自早前法兰克福社会研究院的证明，现在，这个研究院已经流亡到纽约，以某种方式挂在了哥伦比亚大学身上；6张照片；一张巴黎颁发的身份证；一张X光片；一枚烟斗，烟嘴部分可能是琥珀做的，还有一个烟盒；一副镍框的眼镜架，和眼镜盒；几封信和一些报纸。但是没有手稿。
然而丽萨.菲特寇是记得那只包有多沉的。一只怀表、一只烟斗、一副眼镜、几张报纸怎么就会那么沉呢？“我们当时不得不在山中拖着那个家伙”，丽萨说。在他们曾经爬过的山上，沿着李斯特路（Route Lister），有一条走私者的小路。小路离开大海有段距离，西班牙内战时，一位著名的共和将军曾经带着他的军队从这条小路上走过，因此，小路是以将军的名字命名的。在她的回忆录中，丽萨提到，本雅明“气喘吁吁，但他没有抱怨，甚至没有叹息。他只是斜瞄着黑色袋子的方向。”在途中，本雅明曾经捧起一处静潭中的水来喝。那水是绿的，有点黏，有些臭。丽萨提醒本雅明不要喝这里的水，她告诉他不然的话他会染上伤寒。“是的”，他回答到，“有可能。但您不是看到，至多我不过是在跨越了边境之后。。。死于伤寒。盖世太保不会抓到我，手稿也很安全。不过我道歉”。他一直就是这么礼貌。
但是她也看出了他 “适应性”的缺乏，这是丽萨对于本雅明诸多无能的委婉叫法，就是这样，在当时那些逃难中的知识分子中间，太常见的，就是大家都缺少一种今天被我们称为“生存本领”或是“市井聪明”的东西。如果我们看看今天学者的话，很难会理解这一点，今天知识分子中间的大多数根本就不缺乏这些技能，如果这些东西可以被称为技能的话。在丽萨的评述中，还带着一丝斥责的口吻，在她护送下穿越了边境的那些人中，有些人给丽萨留下了自私的印象，还有些是幼稚，一般而言，是这些人在面对现实、选择实用的时候缺乏能力。似乎在逃亡路上的人们，都无法展现他们最优秀的一面。但是本雅明保持着人格上的尊严，他从不抱怨，尽管有时他会让丽萨感到他特别地病态；他是那种人，丽萨说，就是你要教他怎样去握一只热茶杯的人。这比我们所说的“不切实际”更加过分。它的内涵包括了各类的无助，甚至是活在世界中的无助，而握住一只热茶杯只不过是一种比喻而已。
“但是人们一定会有下意识的条件反射吧？”理查德.亨尼曼（Richard Heineman）—丽萨的一位采访者—问到。
“他不会的”，丽萨回答说，“我认为，只有在他首先发展了一套关于占有的理论之后，才会握住一只热茶杯的”。
我个人的猜测是，当年丽萨护送的那些知识分子中多数自己家里面都有佣人或者有老婆可以帮他们打点家务，而这些人自己则专心于绘画、雕塑、写小说、写诗、写剧本、写评论，等等。即便贫穷袭来的时候，比如本雅明在1930年代的状况，这些人仍然生活在低廉的旅馆里，靠的是吃餐馆里的食物度日，并且仍然是与家务劳动的繁琐相隔绝，甚至是与诸多的日常生活的琐事相隔绝。例如，是谁帮助本雅明打字的？
丽萨的丈夫—汉斯.菲特寇（Hans Fittko）—曾经告诉她，“这些人根本就不能忍受原始的生活条件”。汉斯是在1939年年末，在巴黎郊外的鸽子体育场（Stade Colombe）关押敌对分子的集中营中首次入狱的。出狱后，他告诉丽萨，“这些人不知道怎样遮风避雨、不知道怎样晾干衣裳。不知道怎样把握一只盛满热咖啡的锡碗而不被烫着。时不时，会有人从长凳上掉下来，就摔断了一两根骨头。”
汉斯是在另外一所靠近聂瓦斯（Nevers）的维苏斯（Versuche）监狱、在法国投降前遇见本雅明的。汉斯告诉本雅明，如果他能够逃到南方马赛那里的话，就去找丽萨。本雅明无法适应监狱里的生活，这给汉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为一位老烟民，本雅明突然戒了烟。“时间不对”，汉斯说。但是本雅明解释到，“我只有强迫我自己把精神上的注意力全都放到一件事情上去，才能忍受集中营里的生活。戒烟让我老想着烟瘾，这是我的目的。”
还有其它的事情可以提一提，例如本雅明和其他几位狱友完成了狱中的文学杂志—这份专为知识分子的狱中杂志是要向全国公开在监狱中到底关押着多少位“法国的敌人”。编委会的成员会爬到楼梯下本雅明睡觉的那顶帐篷里开会，放风的是位年轻的狱友。汉斯.萨尔（Hans Sahl）说，“一位圣人在山洞里，旁边有位天使在放哨。”在那里，他们会喝点天使从法国士兵那里要来的走私的荷兰杜松子酒。其它的时间里，本雅明会为 “高级班的学生们”上上课，学费不过是3个高勒斯（Gauloises）或是一枚纽扣。即便是有这些刺激，没有了天使的守护，本雅明似乎怎么都活不下去。三十年后，汉斯.萨尔写到，“我还从来没有意识到一个人生命中的思想和行动的冲突会如此悲剧化。”
在本雅明的身上这种冲突尤其明显，特别是当我们看看本雅明的理论该是多么强烈地关注着本雅明自己所说的“物的世界”（the object world）和“摹仿行为”（mimetic behavior）的时候。本雅明把“摹仿行为”视为后来他所说的“嵌入性知识”（embodied knowledge）的精髓（quintessence），我的理解是，用丽萨的话来说，这是一种“适应性”（adaptability）。“必须独立生存”（Faut se debrouiller），丽萨说，“一个人必须知道如何帮助自己，知道怎样去扫除障碍”。这也可以被理解成为“如何去购买伪造的食品券、给孩子们偷点牛奶、拿到某些票证，总之，就是如何去做或者获得某些正规渠道本来不存在的事情或东西。。。但是本雅明没有这种生存能力。”说到这儿，丽萨笑起来，她记起本雅明曾经自己化装成为一名法国水手同佛兰克尔博士（Doctor Fritz Frankl）一道登上一条货轮企图越境，结果，本雅明那张特别憔悴的面容还有一头银发，出卖了他。他的“摹仿力”也就到此为止。
而本雅明对现代主义的热爱，尤其是对蒙太奇、寓言、片段的热爱，都特别容易让人以为“适应性”就是如何处置崭新和陌生的环境。难道不是本雅明本人发明了“厚脸皮”（thick skin）的理论吗？弗洛伊德管这叫做“防刺激甲胄”（stimulus shield），具有足够的厚度来处置现代生活带来的惊诧（shock）。还有，本雅明在1932－1933写于西班牙伊比萨（Ibiza）的信及杂文也都是他对物质生活的热爱以及对自然鉴赏力的闪光证词。但是，如果您连一只热茶杯都不能把握，这一切又意味着什么呢？
然而，自杀的可行性却没有成为问题—彷佛缺乏“适应性”具有的某种背后的伦理原则似的，其实，那原则就是不去适应。
当丽萨带着本雅明穿越了边境之后，她和她的丈夫被一位讲着流利法语和德语的纽约作家佛莱（Varian Fry）招到麾下。佛莱的任务是代表美国“紧急救援委员会”帮助那些被纳粹追杀到法国的工会领导、政治家、艺术家、知识分子。几乎就在本雅明完成了死亡跨越进入西班牙的同时，佛莱刚刚到达马赛，他身上带着3000美金，和一份亟待援助的难民名单。鉴于丽萨把本雅明护送到西班牙的勇气，佛莱把她和她的丈夫招募到这项计划下。最初，丽萨和汉斯是不情愿的。佛莱有能力吗？难道他们自己不想尽快投奔自由？佛莱为他们的行动取了一个名字。丽萨曾经走过的偷渡者的路径，就是李斯特路现在被叫做“F －路”（F-Route ）。其中的F代表着菲特寇（Fittko）。
佛莱坚持了13个月，最终被驱逐出境。根据佛莱自己的说法，他们的工作卓有成效。在最初的几个星期里，每当名单上的某位难民找到他们的时候，他们都会打探其他人的消息。但是消息很不好。维斯（Ernst Weiss），一位捷克小说家，已经在德国人开进巴黎时被实施家庭囚禁；丘恩（Irmgard Keun），一位德国小说家，在德军进入巴黎之后，选择了自杀；德裔剧作家哈森克莱瓦（Walter Hasenclever）在马赛边上的勒米勒斯（Les Milles）集中营中吞下大量的安眠药（Veronal）自杀。恩斯坦（Karl Einstein），巴特耶（Georges Batailles）在著名的艺术杂志《文献》时候的合作者，一位专攻原始艺术的专家，在西班牙－法国边境受阻之后选择了上吊；曾经的德国共产党代表、工党领袖莫赞堡（Willi Muenzenberg）的遗体在格兰诺堡（Grenoble）的一棵树上被发现，他也是上吊自杀。“一个接着一个，我把这些人从我的援救名单中划掉”。因此，本雅明的自杀决非孤例，服药自杀也是一种常见的办法。
逃难者都在他们的内衣口袋中藏着一小瓶毒药，根据佛莱的说法，是“以防万一。。。”克斯特勒（Arthur Koestler）就称，本雅明曾在马赛给了他大量的吗啡片，“以防万一。”我认为，最可信的还是佛莱记录下来的，在那些逃难者当中很多人已经患上了精神失常，即使他们已经拿到了钱和签证，却因为恐惧无法继续逃亡。“他们对于停留表示着极度的不安”，佛莱说，“又对离去表示出恐惧。你把他们的护照和签证都给准备好了，可一个月后，你还是能在马赛的咖啡馆里看到他们就坐在那里，等着警察过来把他们抓走”。
您翻过镇外的那座山就到了墓园。所有的遗体现在都埋在那里。以前，这块墓地是只给天主教教徒的。在您的左边、在几百英尺以下，是大海。您爬上来的道路盘旋着。在一处小山包的平地上矗立着一道拱门，穿过它，就进到了墓园。但是在入口前的30英尺开外，凸起一道山脊，就像似一只弯起的臂膀，在面海的一侧，有一个奇特的深褐色的铁制三角形，起码有10英尺高。
从铁三角的脚下，到大路之间，是5英尺宽的铁锈斑斑的铁板铺就的小径。有感于锈色以及铁板铺路的完美，我不由地想到了“奇特”二字。
当我踩到了铁板上正要走向墓园的时候，我听到身旁的阿尔贝托（Alberto）在惊叹。他的头朝向着左侧凸出出来的铁三角，忽然，我们意识到，这个铁三角构成的是一条地下通道的入口，而这条地下通道的走势和山体的坡度是一致的。整条通道都是用同样的褐色生铁铺就的，包括里面的台阶，从通道口朝下望，可以看到这个完型三角的一个端点就是下面的击打着礁石的大海。在一个瞬间，所有内在的东西都翻转过来。山体的缺口形成了通向汹涌海洋的完美通道，似乎，正对着我们所站的地方。这里，就是1994年完工的由特拉维夫（Tel Aviv）艺术家卡拉万（Dani Karavan）设计的墓园外的本雅明纪念碑。
有人认为本雅明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或者是带着一点超现实主义色彩的马克思主义者。其他人则说他是马克思主义和犹太神秘主义的结合体。在这些解读中的确有着某种真实，但我自己倾向于把他视为一位普鲁斯特式的马克思主义者（Proustian Marxist），一位被先锋派和时代快速流动的政治图景冲击着的非中心人。说到他的非中心性，我们可以拿出他在“单向街”中所写的一段话来作为证据。 “如果理论是正确的话，如果情感并不存在于大脑，如果我们感知地体验到一扇窗、一片云、一棵树，而这感觉不在我们的大脑里，而是在我们感受时刻的地点中，那就是说，当我们看到我们的所爱时，我们也在自己的外面。”
这段话基本上也代表着我当时回头看到山体的缺口通向汹涌大海时的感受。
我们踏着台阶下行。半路开始，锈铁通道的顶没有了，上面露出了天空。但是那种身处地道的感觉仍然存在。在最后几步台阶处（我们被告知总共有87阶台阶），有一堵厚厚的玻璃板，像似门，挡住了去路。玻璃板上刻着如下文字的德语版、西班牙版、加泰罗尼亚版、法语版和英语版：
“纪念无名者比纪念知名者更困难。历史的构建是献给对无名者的记忆。”
下面写着“G.S.I, 1241”。我猜，这是指由泰德曼和叔维蓬豪塞（Hermann Schweppenhausser）编撰的本雅明全集Gesammelte Schriften。
我们在靠近玻璃板的台阶上坐下，大海就像正在向玻璃板上涌来似的。板上的文字也在大海涌向玻璃的时候时隐时现。忽前忽后，文字在海面上在天空上漂浮。我们都试图在理解文字的意义。为什么重点是给无名者的呢？我的思绪有些游弋，像是在梦游，然后，突然地一亮。像阿尔贝托一样，把我带到这里的来自巴塞罗那的人类学家桑德拉（Sandra）和克里斯蒂那（Cristina）正在热烈地讨论公墓的问题：在那里，即便您最初是被当作有名者下葬的，最终也会变成无名氏。在那儿，在一个由大山包围起来的铁壁包围着的铁梯的尽头，我觉得，就连我们自己，都在快速进入一处公共墓地的路上。而两位人类学家所辩论的公共墓地正在我们的眼前不断地扩大，囊括进—在我们的想象中，您是知道的—佛朗科时代（Franco）的集中营以及受难者的尸体被丢弃的荒郊野岭。这些尸体和那些试图逃亡法国的难民的尸体一道，葬在了一起。而在法国一方，甚至在维奇（Vichy）之前，就有专门为了这些难民开辟的比利牛斯附近的格尔斯集中营，它们使我确信。这也是当年丽萨被关进的那个集中营。
在2001年8月末，我的巴斯克人（Basque）朋友、久居美国的阿莱特萨加（Begona Aretxaga）给我发了一份电子邮件，她把比利牛斯描写成为：
“生死之间的界线，在那儿，人们可以遭遇死亡。这是1970年1980年代巴斯克乡村的情形，更不用说内战末期。当我进入青春期的时候，这样的现实也转化成为政治神话，一种在不同诗歌形式后来在电影中关于死亡的传说、故事和记忆化的空间。我可以给你讲述关于逃跑的故事以及奇遇死亡的故事。因此，本雅明的关于边境的神话像其他类似的神话一样，讲述着挣扎与逃跑。”
我后来在一份西班牙的大报El Pais上读到“整个西班牙到处都是公墓，特别是那些路旁边的沟渠”。一处墓地据说埋藏着多达500具的尸体，他们是被国家卫队枪毙的。现在，在“历史记忆再发现协会”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人想要挖出受害者的遗体，如新闻中报道的那样，“人们等了60年，才等到了这一天的到来”。
六十年的等待，这些死者的躯体。多么奇特的一种表达方式！在童话故事里，死去公主的身体等待的是王子的吻。这难道是本雅明当年心中所想到的吗？那时，他写到，“为了让今天触摸到过去，二者之间不需要连续性。”如此的触摸—或者我该说，去吻—在本雅明看来，像似天上的流星，是重新开启的救赎过程、是把历史扳进新的轨道的这些意象的唯一结果。但是这些意象总是挥发性的，它们出现没多久就要消失。人们会想，它们正是纪念碑的反面。
也是后来，在9月，一位住在巴塞罗那的西班牙朋友在电子邮件中写到：
“当我读了您的关于本雅明之墓的本章后，我忘了告诉您，它让我想到我最近在意大利读到的消息，说是西班牙又发现了几处公共墓地。。。。。不是墓园里的那种公共墓地，而是在丛林里，在人迹罕至的地方，人们在那里被屠杀、埋藏、‘消失’。。。当我回到西班牙之后，没人知道这一消息。没人，即便是在今天，在西班牙，讨论这样的事情。与此同时，当年佛朗哥时代负责政府宣传的那个人的孙子却成了西班牙现政府的首相。
佛朗哥，是个人吗。没人讨论他以及他的罪行；而那沉默似乎就是要让他的阴影活着。”
现在，包港小镇的冷静氛围开始变得可以理解了。无论对与错，都有这样一种情绪、这样一种社会性事实存在，诸如四下里诸多无名氏坟墓的秘密，还有那个边境小镇的秘密，可能是更大的残酷和难以承受的焦虑下的图景。无名意味着大规模的消失和秘密，但是有些人的名字是知道的，比如本雅明.瓦尔特也好、瓦尔特.本雅明也好，即便是名字下的躯体找不到去处，起码秘密只是局部性的—而这样的秘密来自更大的罪恶。真是一语中的—我的友人所说的“沉默似乎就是要让他的阴影活着”，真是一语中的。您必须问问您自己如此小心营造的关于公共秘密的不可见性（invisibility），难道不是可以想象的最有意义的纪念碑吗？实体的纪念碑，无论是石头的还是玻璃的，带着名姓的甚至带着崇高警句的纪念碑，能和这种不可见性相抗衡吗？
当我们转过身来，从纪念碑的通道里原路返回的时候，我又为眼前的景色惊了一下。在楼梯的尽头，如我们往下望时一样，出现的是一个矩形的光井。不过，下来时光井对着大海，此时，从通道内向上望去，对着湛蓝的天空。在我们共同的墓地内部，在这座献给无名氏的纪念碑的通道里，我们从大海走向天空。
后来，在真实的墓园里，我们找寻着本雅明的迹象，只是发现了一块齐腰高的大石头。石头上没有石匠的凿痕，只是镶着一块牌子，上面刻着另一段本雅明的警句。本雅明的文本似乎充满了精辟简练的句子，非常适合墓碑和纪念碑上，而且很多作家，为了达到某种幽灵般的深邃，总会引上本雅明的一段两段话。可怜的本雅明。识货不识货的人都在用他。这一次，上面的文字是：“所有文明的记录，都是蛮行的记录”。
那时，我们以为，这块石头该是他的墓碑了吧，下面就是他的遗骸。稍后，我们才知道我们当时是多么地天真；我们当时都没有看出这块笨重的小纪念碑是一处伪造的墓碑，下面没有躯体，那个名字，即便是用凿子刻在石头上，也可以像风吹大街刮起的纸片，随着岁月的意念四处飘零。但是墓园就在那里，保证着起码在面子上存在着一种名字和身体的联系，就像我们的语言所依赖的基础那样，把词和词的意义系在了一起，好象它们彼此真地捆在一起似的，以一种魔幻形式（magic form），真地，如果本雅明还活着的话，他也会立即就喜欢上的那种魔幻的形式。
这样的魔幻（magic）的确是本雅明所拥有的最基本和最丰饶的财产，并在其1933年的文章“关于摹仿力”中结出了硕果。本雅明写这篇论文时，正滞留在西班牙的伊比萨岛，伊比萨跟包港相似都是加泰罗尼亚文化和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尽管伊比萨位于我们所处的包港东南、跨越地中海8个小时海上航程的地方。本雅明在伊比萨度过了两个夏天，在那儿，他也完成了那篇关于讲故事者的名篇的基本构思。他在1932年4月19日到达伊比萨的时候，当时本雅明很是绝望和飘泊，接着，春天来了，这也是我们造访包港的时间。本雅明被岛上的野花和美丽所震撼，对他来说，这个岛像似一处前历史时代的乌托邦，一步就跳回到欧洲文明开始之前的状态。
本雅明本人的照片是出了名的少之又少，这也是为什么您总是在各类关于他的书籍的封面上看到相似的叼着雪茄或者不叼着雪茄的阴郁的脸。难得的是，我们看到了一张本雅明坐在海滩上的照片！是夏天。在伊比萨！有些宽景的照片上显示着他在一群人中间，大家的背后是辽阔的带着沙的大海、以及一些嶙峋的礁石。但是，好奇怪呀，与本雅明一道的两位男性穿的是白色背心，正在享受阳光，本雅明却严肃地坐在自己的休闲椅上，穿着衬衫、打着领带。他的右腕个性鲜明地支着下颔，与其望着沙滩和大海，本雅明面对着是房子里面的幽暗。
但是，通向本雅明照片档案的还有一扇隐秘之门，没人—我说是没有一个人—注意过它。这是1933年的5 月，我们看到的是4个在阳光下躺在一条船上美美地休息的男人，把舵的人也是一位同样幸福的人物—当地的一个渔民，名叫做托马斯.瓦罗（Tomas Varo）（昵称Frasquito）。您看到的是鼓起的风帆的边缘还有船尾的浪花。此时，本雅明正和没穿上衣的英俊的法国画家让-塞尔兹（Jean Selz）在一起，本雅明身边躺着的是画家高更（Paul Gauguin）的孙子。这些人可能都吸了不少大麻，“高”（high）到好处。这张照片下的题词是“作为生产者的作家”，那么，是什么使得出版本雅明代表作的美国编辑选中了这张照片？我现在也把这张照片贴在我卧室的门外—我的卧室，也是我的书房。
当时的太阳击打着本雅明。他后来写了一篇幻觉性文章，题为“太阳底下”，也是写给他在柏林的一位密友的情书。“带着惊奇，他想起了那些曾经在太阳底下创建起学院的民族—犹太人、印度人、摩尔人，而对他来说，在太阳底下，所有的思考都不可能”。这个太阳烫灼着土地，揉捏着大地的形态就像在戳一堆融蜡。一只野蜂在他的耳边嗡嗡地转。空气中充斥着松脂和百里香的味道。他思考着名字和事物的关系，比如，岛上那用来称谓不同类型的无花果的17个名称，同时，他感受的方式也发生了转变。在他尚在青春年少时，就曾写下了格言式的“关于如是语言以及关于人类语言”的文章。从那之后，每当他看到自然界中无论事物怎样变化、它们的名字却不变的时候，他就会回到这一命题上来。那些名字，在他的嘴唇形构出它们的时候，会突然浮现，就像岛屿的名字那样，它们是矗立在大海当中的理石雕塑。
伊比萨岛变幻着故事，以及事物的名字。要抵达那里，本雅明第一次乘的是一艘不定期的货轮，从德国出发，整整在海上航行了11天。此时，正是本雅明建构其关于无聊与讲故事作为生命的实用智慧之间的紧密关系的思想的时候。从船一启航，船上的机器和地图，还有海运公司贩卖奴隶的历史，就有那么多的故事。“聊天就是这么缓慢地开展着，但是像一根火线”，他说，“聊天最后总是会烧到一次历险或是一个故事”。
他接着说，“很多故事我都无法复述。但是，当船要启航离去时，我走下舷梯和船长讲几句话时，眼前的一切都让我想到一个名字或是我脑海中的一幅图景。”
本雅明的写作试着将词语和词语所指代的事物之间的空间挤垮。在本雅明去世很多年之后，阿多诺特别地强调了这一点。阿多诺写到，“所有被本雅明词语甄别过的事物都发生了变化，彷佛这些事物经历了辐射一般。”这是因为“思想太贴近思想的对象，试图去触摸它，闻它，舔它，以至于使对象全都发生了转变”。
这也正是在包港墓园里上演的一幕，当名字和躯体各自向不同方向漂移，语言的锚就被拔起，使得如何铭记死亡的问题越来越成为迫切的问题。这些，又都和本雅明关于语言的理论平行。在一份写于伊比萨的1932年关于他自己童年回忆的文章“柏林纪事”中，本雅明写到：“语言清楚地表明，记忆不是探究过去的工具，而是过去的剧场。记忆是过去体验的媒介，就像土地是埋葬死亡之城的媒介那样。”人们不断地在这片土地上挖呀挖，抛弃了泥土去认真地找寻其中真正的宝藏；“形象，从它们先前的关联中切断，像似一位收藏家的画廊里的宝贝或是残肢，没有关联的形象于是就站在缺乏诗意的我们后来的理解的房间里。”本雅明所说的，应该也适用于“公共墓地”。
包港墓园是台地式的，随着山坡的地势变化，它被一堵白色的高墙围合。山坡的登高线，与海岸线是相平行的，它们串联起白色的墓墙，墙上是一个个墓穴或是墓龛，整面墙有12英尺高。在墓园的最高点，有一个带着尖顶、绿门的白色小礼拜堂。在墓园的中央地带，铺着一条砖道，把墓园一分为二。当您向上走的时候，那些满是墓穴的墓墙在您的左右。但是我没能进入小礼拜堂。与墓园外本雅明纪念碑那开放的用锈铁包裹的通道不同，这里上了锁，显现着某种神圣的身份。
我就沿着砖道朝下走，并且停在了最低点。那里，一道满是墓穴的墓墙构成了整个墓园底部的挡土墙。我回过头，从砖道向上望，看到的是台阶顶上刚好露出的小礼拜堂的尖顶绿门。猛地，我感到又回到了本雅明纪念碑的内部。这几乎是同样的设计理念，几乎是同样的楼梯。在墓园，楼梯是从墓园引向了小礼拜堂，而在纪念碑的通道里，楼梯是把人从巨浪引向开放的天空。
但是二者真地一样吗？哈，并不完全。纪念碑中所要表达的是最完美的本雅明关于“俗世的启明”的超现实主义概念。二者的形式是相似的，实际上也很靠近，但是在纪念碑中，墓园里那种传统的神圣化启明被戏拟了一番，变成了有关大海和天空的启明。在墓园，墓穴带着墓内死者的名字。如果其中的尸体遗物被转移的话，它们是被丢进了公共墓地的一道小小的铁质翻转门之下，由此加入无名氏大军的。但是，俗世的启明是通过将无名者作为空旷的空间、大海和天空来开放表达从而获得力量的。它真正是在肯定逝去的无名者对于这个世界的重量。
肖勒姆有关伪墓的说法可能是正确的，但是他给出的证词还是过于脆弱。还有，他似乎忽视了包港的埋葬制度，那里，若干年后，遗骸会被从墓穴中挖出转移到公共墓地里去。如果当时的运尸人因为造访者对本雅明之墓的追问而自行立了一个纪念碑，谁又能说这就算是对死者的不敬或是不符合储存记忆和历史的方法呢？如果一定要责怪，谁又该被责怪呢？那些墓地的运尸人或者造访者根本就不共享同一种文化，也不共享对二次埋葬制度的理解。这里，个人的尸骨最终是要加入一代接一代的死者的尸骨群的，就是卡耐提所说的“不可见的死人的群众”。肖勒姆想要的是在这块墓园的土壤里，有一处诚实的墓葬，其中的名字是和躯体相统一的。他的要求对我来说很像是来自本雅明对于寓言的热情的一声呐喊。肖勒姆的要求同时是哲学的也是美学的，他是在要求我们不止是通过读字典似的在符号的顺利工作下在世界中找到意义，而是要通过符号与所指、尤其是围绕着死亡的时候，能够跌跌撞撞地吻合，从而在世界中找到意义。
本雅明死后的生命也是这个意义上的最后篇章。我们没有尸骨可以援引，没有诚实的墓碑，没有防腐的真尸，甚至没有一缕发丝。他的姓名被互换了，他的宗教信仰也被更改了。我们在他死后也找不到关于他太多的视觉影像，因为他活着的时候很少照相，这也是为什么有关他遗物的清单反而如此重要。我们注意到了一只怀表和表链，他的镍框眼镜，镶着琥珀烟嘴的烟斗。但是那些真正的东西哪里去了，特别是那只神秘的折磨人的公文包。它似乎比他的尸体更重要，甚至可以替代身体。但是它却在记忆的某些神秘的错误的流转中遗失了，抑或是藏在包港或是地区首府的某个地下档案库里？我们紧紧抓着遗物的清单，彷佛它是真实的物体似的，其实，应该是围绕我们身边的某些东西才更有无限的价值；他那些神奇的文字，以及这些文字刺激下产生出来的文字。与其说他是肉体，不如说他是精灵。连同他死亡的方式和死亡的地点，都把我们连向最深刻形式的精神战争，就是人民的大规模消失、人民的被折磨、他们的集会、秘密和被处死—本雅明自杀的西班牙边境是对这一切一种有力的提醒，更不用说在德国和波兰的集中营，更不用说我们眼下正在经历的以反恐为名义的国家战争状态。这种恐怖以令人吃惊的速度浮现，当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满脑子都是关塔那摩监狱，还有被美国政府抓到阿布格莱布监狱的鬼魂式的俘虏，以及美国政府在诸如埃及和叙利亚正在折磨的那些“犯人”。
阿伦特告诉肖勒姆，这里没有本雅明的名字。有名也好，无名也罢，她发现假定埋葬了本雅明的地点如此震撼：“这里，是我有生以来看到的最迷人、最美丽的场所之一。”
我认为，在某种意义上，阿论特的这一升华了的空间感和场所感是具有“寓言性”的。我在前面已经引用了阿莱特萨加关于比利牛斯政治神话的说法—阿莱特萨加是在 1970－1980年代的比利牛斯的巴斯克乡下长大的。那是“一种在不同诗歌形式后来在电影中关于死亡的传说、故事和记忆化的空间”。我想将这段话注入关于场所的惊颤之美之中，真地，就是阿伦特在1940年代记录的那种惊颤之美之中。还有，我想引起您的注意，注意惊艳的自然之美与缺席的合唱。这里，缺席的是一个名字，本雅明的名字。
这样，这种带着美丽、死亡、无名性的混合物才是这里的空间感和场所感，这才是我援引本雅明在阐述理解的艺术时所使用的寓言概念。在死亡和恐怖的笼罩下，本雅明说，人的世界被冻结了、自然化了，成为了我们常说的“静物”或者“地景”。多年以后，在他生命的尽头，在他那篇出名晦涩和奇特的“历史哲学中的命题”一文中，本雅明把这个想法应用到了他所谓的“临战状态”中，这时，他看到的“临战状态”已经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常态。在我们等待最后的审判和弥撒亚到来的时候，历史彷佛是被注入了一种狂奔的动力、一片可怕的骚动，突然之间，一切停止、在时间中凝结，而一种死一样的寂静抓住了历史。在这样的情形中，就是末日之前的永恒状态中，我们的领导人以反恐战争的名义生产出关于恐惧的文化，我们对于现实的解读或者阐释的方式都要发生根本的变化。现实变得电影化，就像本雅明所断定的那样，“有关过去的真实图像高速掠过。过去只能被当作图像来捕捉，过去只在某个被认出的瞬间闪过，并且永不会被再次看到。”当灾难聚集的时候，是危险，勾起了这种将过去和未来同时悬置的逃逸性意象，也是同一种危险，把混乱黏结成为一种静物。多么奇特，一侧是飞速掠过的影像，一侧是静止的地景。
在本雅明过世许多年之后，他的朋友阿多诺提醒我们不要忘记去追寻我们这个时代在历史中的知性和精神性需要，起码，不要忘记本雅明将一切事物必须变形的批判性实践。本雅明把一切都“变形成为一个物，以便打破加在事物身上的灾难性魔咒”。阿多诺写到， “驱使他的不仅仅是将生命从石化的物体中唤醒—就像在所有寓言中那样，驱使他的还有对所有活着的东西的甄别，以便它们能够自己展现成为古老的、‘原-历史的’（ur-historical），可以突然释放它们的意义。” 只有我们特别地注意到阿多诺对魔幻咒语（magic spell）中的“咒语”的首肯（nod），我们才能明白为什么如果我们不告别静物，不告别死态的自然（nature-mort），不告别坟墓—或者说伪墓化的“坟墓”—所安葬的地景，我们就无法告别本雅明之墓。
如果如本雅明所言，是死亡赋予了讲故事者以权威性，那么，这种权威性仍然有待于我们对本雅明之死的重述和猜测。如我在这里所做的，一次谈话就这么开始，然后，在故事的路径中来来回回。而丽萨和汉斯.菲特寇也都曾在边境两侧带着逃难者来来回回。一度，像献给本雅明的纪念碑式的东西或许会将这片土地固化、中心化，但是，这样的咒语会被关于地景的更大的咒语所打破。
这片土地的确美丽。比美丽更多的是，这片土地还很伟大，甚至有些崇高和神圣。阿伦特曾经给我们展现了这一方面。在她之前，还有丽萨.菲特寇：在边境的法国那一侧，一个名叫班约尔（Banyuls）的村子里的社会主义市长，曾经在丽萨从格尔斯集中营逃出来之后的不久收留了她。他把原本送给自己嫂子爱娃和爱娃孩子的食物给了丽萨。如此的善良和安全感起了作用。丽萨那时从小路望出去，看到了整个地区，她说，彷佛是第一次看到—“大海不可思议地蓝，还有群山绵绵，山坡上满是绿色的葡萄园夹扎着点点金色，天空亦如大海一般”。
她曾经写到，“无法用语言描述，你必须在这里才能明白”。
当丽萨在格尔兰德的儿子的帮助下，拖着本雅明还有本雅明的公文包一起沿着几乎是垂直的葡萄园向山上爬去的时候，架上的葡萄藤已经结满了快熟透的班约尔葡萄。这里的葡萄色深、味甜。这也是丽萨的第一次护送。而本雅明就是她要帮助的第一位逃亡者。他们一起建立起了山中的这条路径，就是被佛莱称为F-路径的路径，它指代的是菲特寇的路径。在这条路上，后来许多逃亡者逃亡过去。丽萨在第一次护送时也迷过路。他们不得不沿路返回，结果走向了山顶：“顶峰看出去的景色如此地意想不到，有那么一刻，我还以为是看到了海市蜃楼。。。。。眼前是朱红色的海岸，一派秋天的景色带着数不清的各种红色和金黄。我不由地要吸一口气—此前，我从未见过如此的美丽。”
丽萨的丈夫汉斯，带着他巴斯克人的帽子、穿着巴斯克人的凉鞋，越来越像一位当地的农民。这样最好。这样，您才能在日出前和工人们混在一起把逃亡者带过哨卡。后来，汉斯会在挑向大海的悬崖上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海浪会把他心中的紧张抚平。在她1940年11月1日的那天日记中，丽萨写到：“真地，他已经不像从前那样，会在睡梦中讲大段大段的梦话了”。
或许，这才是本雅明所说的那些影像之一，那些飞去的、在危机关头构建的影像，一种辩证的影像，前一刻是痛苦的危险和混乱，下一刻却是靠在石头上的休栖，那岩石的下面，海浪在大海上涌来涌去。坐在海边的悬崖上，看看海浪，是邀请我们起码能够片刻地放松和思考，以便加入到当年那位曾经坐在这里的男人和在日记中记录下这一切的那个女人的人群中。这也是一种纪念场，一种关于缓慢和思想的纪念碑。他们那时都很年轻，我说的是菲特寇夫妇。他们曾经冒着生命危险、无数次地与恐惧斗争，穿越了欧洲的脸，从柏林到布拉格到巴黎，后来又到西班牙－法国的边境帮助别人逃亡。
我把这样一种存在于自然中和在故事中的边境上的交叉地景看作是献给本雅明的最合适的纪念碑，也是献给历史上匿名受害者的最合适的纪念碑。后者的历史出现在了包港墓园里插进山坡的那片玻璃墙上。如果一定要说的话，这才是见证着本雅明痛苦的好奇和狂热的努力的纪念碑。他要创造的，是他所谓的“辩证的影像”，其中，人类的历史浮现成为前历史。
那里，风在咆哮。风有了它自己的名字— “川斯蒙大那”（transmontana，【越过高山】）。风有了自己的人格，有了它自己神秘的出处和存在的原因。在春天还有在秋天，风会如此强烈，能够把您刮走，他们说，会让您发狂。可是，我们可否想象会有一个国家、一个区域或者一个社区，因为纪念，就有胆色或狂热把一阵风当作一种纪念碑呢？可为什么不呢？我们人类不是具有我们高级的、有语言规定的意识吗？我们为什么不给风一个名字，把风带进我们的理性和我们的纪念化过程，让风吹过我们，把我们吹得发狂？毕竟，风有一个名字，比如汉斯.菲特寇。风效仿着土地和海洋上的人，甚至如果历史需要的话，它还可以吹到人的梦里。
“今天，当他要点燃雪茄时，他与大家一样，用的也是火石和火线。他说，‘在船上，这是最好的办法。因为风会把火柴的火吹灭，可风越大，火线上的火却越旺’。”
Taussig, Micheal, “Walter Benjamin’s Grav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2006.
“今天，当他要点燃雪茄时，他与大家一样，用的也是火石和火线。他说，‘在船上，这是最好的办法。因为风会把火柴的火吹灭，可风越大，火线上的火却越旺’。”
———————————瓦尔特.本雅明，“西班牙，1932年”
第一篇： 一种俗世的启明A Profane Illumination
在瓦尔特.本雅明死在了西班牙和法国交界的小镇—包港（Port Bou）—的“法兰西旅店”的数月后，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曾经到包港去寻找本雅明的坟墓，但她什么都没找到。除了她有生以来见到的最美的风景之外，阿伦特什么都没找到。稍后，在给肖勒姆（Gershom Scholem）的信上，阿伦特写道：“不会再有线索了，这里，没有他的名字”。可是，根据包港的市政厅记录，本雅明当时的同行者之一格尔兰德（Frau Gurland）曾经在1940年9月28日，花了75个比索租下了一处为期5年的墓穴。这一天，正是本雅明被当地医生莫里诺（Ramon Vila Moreno）诊断为因脑中风而死亡的两天后。其实，一般的说法是，本雅明是因为吞食了大量的吗啡片而造成的自杀。当年，把本雅明从崇山峻岭中送到西班牙的丽萨.菲特寇（Lisa Fittko）写到，“他所吞食的吗啡片，可以让他死上几个来回”。
有名也好、无名也罢，此地的景色令人震撼。
阿伦特写到，“墓园（cemetery）位于一处小海湾里，正对着地中海。墓园是由一些石头雕出的台地构成的；棺椁也存放在台地的石墙内。不错，这里，是我有生以来看到的最迷人、最美丽的场所之一。”
肖勒姆却不这么看。多年以后，他甚至显得更加反感，在他关于本雅明的书一样漫长的回忆文章结尾，他如是作结：“地点是很美，但那墓却是伪墓”。对于一个生命的故事来说，这样的结尾显得突然和酸楚，彷佛那死去的人还有我们，都被一种结局欺骗了似的，取而代之，我们得到的是一个悬念，一本书的最后一页轶失了。如阿伦特所发现的那样，这里不仅找不到名字，还不幸地出现了伪名，或者，在某种意义上，还出现了更加不幸的伪墓。起码在肖勒姆看来，照片上树丛中那处潦草地刻着本雅明名字的坟墓，仅仅是“墓园看坟人的发明，他们想的是，有这么一个东西在，当探询者来到的时候可以收取小费”。这样，一位例如在斯丹纳（George Steiner）看来整个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批评家的生命，就这样终结了。肖勒姆的回忆录也是这样地终结了。甚至在身后，本雅明还是一位失败者，他的坟墓成了人们索要小费的玩艺儿。作为对真实坟墓的替代，我们可以说，肖勒姆把他写作的主体埋葬在了他对俗世的控诉之下。
肖勒姆看上去好像要故意避免将本雅明纪念碑化，他所选择的是用一种最直白的笔墨来收场；围绕着墓地的骗局—也呼应着本雅明1929年有关超现实主义的那篇文章，就是“俗世的启明”。可到底要启明什么？在本雅明编造这个词组的时候，一种“俗世的启明”的启明还带着它刚取代的宗教性启明的痕迹。还有，在其去世前刚刚写完的著名的 “历史中的哲学命题”中，本雅明声称“只有历史学家才拥有煽动过去希望星火的天分；历史学家坚定地相信，如果他赢了的话，那连死人也不会安生。”那么，肖勒姆关于本雅明之墓的判断又对这希望的星火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
为什么，肖勒姆认为，照片上“清楚地表明”这个坟墓是伪造的？有照片能够如此清楚地表明吗？如果照片可以清楚表明，为什么守墓人还要如此嚣张地制造一处假墓呢，既然肖勒姆都能从照片上看出破绽，难道守墓人的手笔还不会被造访者们识破吗？的确，要对一个真品进行彻底的仿造的话，对于盗墓者来说，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如果我们硬是要较真的话，我们为什么就相信每座坟墓里就一定埋藏着它被假定埋藏的东西呢？对于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就是死亡来说，它是如此笼罩在秘密和恐惧之中，以至于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不愿去做核实。谁知道在包港的墓园里都曾经发生了什么？或许那里的墓穴里没有一处安放着符合墓志的躯体，抑或全都正确？毕竟，在这样一个体系下，存在着躯体和遗骸的诸多流动：您先是以若干年的租金租下了某个“穴”，如果您忘记了续约，遗骸就会被挖出来，转移到“公共墓地”里去。在那里，遗骸被排成了排，最终会和不知有多少的其它的遗骸混和、汇合起来，直至它们的个人性痕迹全部消失。那里，所有的遗骸以一种看似不可能的混杂团结起来，就是在死亡中团结起来；朋友和敌人、土著和外来者、西班牙共和党人和亲法分子、大腿骨和肩胛骨混和在一起，创造和再创造了卡耐提（Elias Canetti）所说的“看不见的死人群众”（invisible crowd of the dead）—对于卡耐提来说，这“看不见的死人群众”正是宗教情结的重要源泉。因此，如果一切都是按部就班的话，本雅明的遗骸早在1945年—就是格尔兰德的75比索的5年租期到来的时候—就被转移到公共墓地里面去了。
但是，又是什么使得阿伦特在本雅明死去的几个月后居然找不到本雅明的穴位呢？肖勒姆在他的1975年有关伪墓的质疑文章的戏剧性前言中，笃定要向我们解释其中的原因。“没有一处写着本雅明的名字”，阿伦特说。但是，又一个细节在这里可能很有帮助，并且和命名有着直接的关联：在他死去之后，本雅明的名字进入了当地的官方记录（最近，包港的本雅明博物馆也出具了这些记录）。但是，本雅明不是以一个犹太人而是罗马天主教教徒的身份、以本雅明.瓦尔特的身份进入了官方记录的。更精确的说法，是“本雅明.瓦尔特博士”。从此，他被埋在了只留给天主教教徒的墓地里，他也决不是无名无姓，而是像他的伪墓一样获得了一个伪造的姓名，一种伪造的基督徒身份和一具具有伪名的躯体。
您会在“法兰西旅店”提供的有关死者本雅明.瓦尔特的帐单上看到这个名字。四天的花费中包含了5杯柠檬苏打、4次通话记录、还有装殓死尸、外加房间消毒和清洁床垫的价钱。您还可以从当时的医师的帐单上看到这个名字，75比索的花费中包括了给旅行者本雅明.瓦尔特量血压和注射的价钱。您还可以在1940年9月 27日出具的第25号死亡证明上看到这个名字，死者，本雅明.瓦尔特，48岁，来自柏林（注，德国）。您还可以从当地木匠出具给包港镇法官的帐单上看到这个名字，木匠给死者本雅明.瓦尔特先生打造了一个简陋的棺材，帐单上也列出了瓦匠为本雅明.瓦尔特墓穴封穴的8比索。您甚至可以在1940年10月1日牧师提供的帐单上看到这个名字，牧师的花费总共是96比索，其中的6比索是花在为死者做的弥撒上，75比索花在该镇天主教墓地的一处墓穴的租金上，本雅明. 瓦尔特的尸体就埋在了那里。
在本雅明去世前不久，他写到，“如果他赢了的话，那连死人也不会安生。”这是展示了本雅明历史哲学的一篇文章，在本雅明看来，一个生命的每个细节都是历史，一切都不该忘记，当下对于过去具有一个铁打的责任，而将这一切串联起来的细线，就是越来越式微的救赎的可能。“那连死人”，在原文中的这行斜体字，是一种强调。那连死人。。。。这句话让我们想到他早期那篇关于巴洛克戏剧的文章。在那篇文章中，本雅明关注着他自己诠释出来的寓言概念，他写到，寓言学家把事物的生命抽干，好把事物变成自己的玩物，置放到新的设计中去，去言说宿命。本雅明过世10年后，他的朋友阿多诺（Theodor Adorno）还记得本雅明的这段话，他写到，本雅明哲学的凝视就是美杜莎式的凝视（Medusan gaze），凝视把目光所看到的所有东西都变成了石头。但是—阿多诺加了一句，这只是一个更大策略的一小部分，亦即，物化的需要是要打破施法在事物身上的毁灭性魔咒。
这里，回忆这些思想是重要的，因为随着本雅明本人的去世，强势的叙述坚持要去摆脱本雅明之死的控制。这些叙述跟本雅明生前作品所铺垫的思想或与这些思想微妙地矛盾着的思想无关。本雅明自己曾经在关于讲故事者的名篇中花了大量的时间阐述一个主题，就是死亡赋予了讲故事者以权威性，不是吗？在美国911事件的阴影下，我们大家都用不着太多的提醒就会明白这一点。更进一步，我们甚至可以断言，这正是死亡让我们惧怕却又对我们产生诱惑的地方，彷佛死亡这么一种不在场，可以让一个故事既完整又残缺，永远地将生命这个故事的结局拖延下去。我们是希望为我们自己的故事获得那种权威性的，尤其是在阐释死亡和死亡的身体时，我们更需要那种权威性。一座墓碑或是一个纪念物—特别是在对伪墓的声讨时—就是这样一个故事，这样一种努力。
“我不是来朝拜的”，2002年的春天，当我来到包港的墓园来造访时，我对自己是这么说的。的确，我还曾犹豫过到底要不要来造访这处墓园。我觉得，这不完全是因为我是一个惧怕墓地的人，也不只是因为我对墓地怀着好奇，更多的是因为我所嗅到的人们对本雅明墓地的崇拜已然开始，我不舒服，好象有关他死亡的戏剧还有关于犹太人大屠杀的戏剧都可以被占有，并从此遮盖了他写作的魅力和生命的意义似的。更直白地说，好象人们更看中的是本雅明的身后，而不是生前。这样的膜拜同时是件悲哀、煽情和事先被注定的事情—包括那次失败的边境跨越、墓地的美丽、那个时代的恐怖。我对我自己说，真地，这一切都像似令人目瞪口呆的东西，悲剧化的低级快感取代了知情的尊重，而周围地景那冷静而惊人的美丽则加剧着反差。当然，人们是不会在伟大思想者的墓地下跪的。那怎样的姿态才是恰当的呢？死亡是件棘手的事情，纪念也如此。
对于死亡的管理存在着规则，但死亡也在挑战这些规则。随着每一次死亡，社会自己也死去了一小部分，人类学家赫尔兹（Robert Hertz）在他1907年关于死亡的集体表征的经典研究中是这么说的。但是，对于那些死去的社会又将如何呢？对于那些最后发现自己被自己所反对所抗争的传统所左右的现代知识分子来说，死亡是特别难以处理的。造访本雅明之墓、甚至只是在包港的城外小心地靠近本雅明墓地场力的最外层、在那巨大的火车站上、在铁路的站场—诸多隧道通向眼前的群山，停在那里，犹豫，像我那样，不知道如何前进，所有这一切都显示着一种根本的与死亡无法面对，也显示着一种重新发现和承认死亡的需要。尼采曾经呼吁历史学家应该把历史写成像自己身边的事情那样，但是尼采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我们也需要用同样的方式对待亡者。本雅明也说过类似的话，他提醒我们说，真理并不是在于破坏了秘密之后的曝光，而是善待了秘密之后的显示。在讲这话的时候，他是援引柏拉图《会饮篇》中有关真理作为从身体到灵魂的爱的通道那段话。死亡带来的是同样的问题。的确如此。
本雅明是不是第一位自杀性的人体炸弹呢？这个念头在我脑子里划过的时候，我正坐在北上包港的列车上，手里拿着一份报纸，头版头条是以色列士兵开着装甲车和阿帕奇直升机入侵巴勒斯坦城镇和难民营的消息。以色列人要报复的，是之前的自杀性人体炸弹的袭击。以色列士兵用仿制的手榴弹和催泪瓦斯趋散了前去报道的新闻记者。起码有两名记者被击中。在杰宁（Jennin），一项由联合国牵头的对战争罪行开展的调查，由于以色列的阻挠，已经难产。美国总统和美国媒体都坚持说巴勒斯坦人才是暴力的发动者。几乎无人试着去即使理解为什么巴勒斯坦人要这么做，没人给出有关巴勒斯坦人在难民营中和监狱里的日常生活的报道，那些监狱也都是些未经审判就直接定罪的“行政性缉押地”。相反，我们会在诸如“周末杂志”上看到冗长的文章，专门描述以色列精锐突击队里狙击手的心理痛苦。可是，“周末杂志”上有过文章专门写写隔离制度下巴勒斯坦人的心理痛苦吗？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非法定居的以色列人的居民点就在那里，以色列人建起一道道蜘蛛网似的隔离哨卡，控制着巴勒斯坦人的流动。有人说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但是这样的书写似乎史无前例。这就好象巴勒斯坦人没有声音似的，他们不仅不被表达，也被认为是不会表达。或者，如梅尔（Golda Meir）所说的那样，他们并不存在。像本雅明一样，巴勒斯坦人注定成为失败者。这里，受到审问的应该是真理本身，正是边境，限定和重新限定着真理。而我，正在从巴塞罗那出发一直向北缓行，这趟慢车几乎每个小站都停，最终才抵达了包港，抵达了本雅明六十年前抵达的地方。
在同一车厢另一侧前方隔了几排的座位上坐着一位年轻人。他不会讲西班牙语，他有些忧心，甚至很忧心。他带着一个硕大的质地低廉的黑色袋子，那袋子紧贴着他的坐位，别人也就不会坐在他身旁。他时时刻刻都在左顾右盼，宛若一只笼子里的困兽。我最初是在巴塞罗那的忧郁的桑兹总火车站（Estacio Sants）看见他的，那时，我在等火车。他走近一位中年妇女，他的手势似乎是在向她询问开往边境的火车何时到来亦即马上靠站的火车是否就是他该乘的车次。在火车上，他来到我面前，让我看他手中的车票，上面写着塞尔贝里（Cerbere），那是从包港跨越边境之后法国小镇的名字。“法兰西？法兰西？”几乎每到一站，他都要睁大双眼、用哀求的目光望着我，问我是否到了法国，是否到了他该下车的那一站。我猜，他可能来自北非，有可能是非法移民。他身上散发出来的气味，说明他已经很久没有洗澡了。一位逃亡路上的男人。而在法国，那个反犹、反阿拉伯的勒-蓬（Le Pen ）刚刚在大选中以一种反移民的纲领击败了社会主义者的约斯平（Jospin）。勒-蓬获得的选票几乎是18％。当我在包港下车的时候，我向那位带着硕大黑包的男子挥手告别，并且作了一个胜利的手势。他向我疲惫地笑了笑。本雅明当年正是从另外一个方向穿越了边境停在这里的，当然，现在是现在，过去是过去。
在通往墓园的路上，您要爬山。山色葱绿，山体直深大海。此时是四月的末尾，漫山都是黄色的野花。在深深的海湾里，在您的背后，就是那座小镇。小镇有些冰冷，并不友好，似乎有些什么东西不对。几位来自法国的游客，一日游的旅者，漫无目的地找寻着可以找寻的目标。此地的餐馆是不允许您使用他们的洗手间的，而在海边开着的唯一一家餐馆跟我启程时在巴塞罗那火车站旁进过的那家餐馆一样地幽暗，一样地诡秘。还有，这两处餐馆都一样地死贵。整个镇子里没有什么年轻人；只有几个老人和小孩。超市里主要卖的是价格低廉的酒。这是一个满是走私者的边陲小镇吗？但是，西班牙已经是欧洲的一部分了，走私者又该走私些什么东西呢？还有，为什么这个小镇看上去是如此拘束？1987年，我们曾经驾车从法国进入西班牙，我们曾在此停留喝过咖啡之后继续上路，我对它的记忆就是拘束。那时，还没有本雅明的纪念碑。只是小镇。在我看来，整个小镇都是本雅明的纪念碑—冰冷、险恶、迷离。
我记得，我最初是在八十年代中期从好友芝加哥大学人类家萨林斯的太太巴巴拉.萨林斯（Barbara Sahlins）那里找到丽萨.菲特寇的电话号码的，并且在芝加哥的一个公共电话亭给丽萨.菲特寇挂了第一个电话的。丽萨.菲特寇正是当年把本雅明送过边境的女人，她就住在几个街区之外。“啊！你要找的是公文包！”这是丽萨在电话上的第一句话。我的心一沉。难道丽萨已经不能够感到有人或许可以完全没有目的地去和她交谈了吗？而那丢失的宝贝将会成为交流的障碍？我要找寻的宝贝是件比公文包更加难以发现的东西。在当时，我只是在心里对它有一种朦胧的感觉，但现在回头看，我会说或者怀疑，当我站在芝加哥城南、在一个狂风大作的日子里、当我站在街角那个玻璃和金属的公共电话亭里，我不自觉地已经迈开了朝圣之路的第一步，而我要寻找的宝贝就已经不在它的混沌状态了？那是一种欲望，想要吸收一个死去的男人、一个圣人仍然附着在一个女人身上作为活着的存在的某种东西的欲望，那女人，曾经在许多年前，带着他秘密地穿越了高山，把他送过了边境。所有这一切，在我的脑海里快速地闪过，快过讲述的速度，那是一种预言的感觉，无论我对她说过什么，我都在迷失的状态中。公文包—公文包的理念，还有公文包的意象—都变成了一种惊人的遗物，因为它的消失，才使得一切变得更加怪诞。
稍后，当我到了丽萨的住所后，她告诉我说，她告诉过泰德曼（Rolf Tiedemann）本雅明曾经带着一个沉重的黑色公文包穿越比利牛斯山脉，她说，泰德曼很激动，并称公文包里存放在他最重要的作品。本雅明曾说，“我决不可丢了它。里面的文稿一定要被保存下来。它比我更重要”。泰德曼当时正在负责在德国出版本雅明的文集，他即刻动身前往包港小镇还有当地的首府去寻找公文包。他让当地的官方派人四下搜个遍。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当地人甚至跑到小镇某些地下的酒窖里去寻找—但也又可能我记得不准，记忆有时会和尘封的过去开玩笑。但是他们什么都没有搜到。没有公务包。没有精彩的手稿。就像没有躯体一样。
真的很奇怪，因为在本雅明去世时法官记录的文件中我也没有看到有关于一份手稿的任何文字，但是提到了一个大手袋的存在，那是本雅明唯一的旅行包。包里面的东西被小心地记录下来：一只怀表及表链，还有人们准确地辨认出表上的刻字；一张500法郎面值的纸币，一张50美元面值的纸币，一张20美元面值的纸币，（人们准确地辨认出纸币上了的序号）；一本美国外办颁发给本雅明的护照（护照号是224），里面有一张同样出自马赛的西班牙签证；一张出自早前法兰克福社会研究院的证明，现在，这个研究院已经流亡到纽约，以某种方式挂在了哥伦比亚大学身上；6张照片；一张巴黎颁发的身份证；一张X光片；一枚烟斗，烟嘴部分可能是琥珀做的，还有一个烟盒；一副镍框的眼镜架，和眼镜盒；几封信和一些报纸。但是没有手稿。
然而丽萨.菲特寇是记得那只包有多沉的。一只怀表、一只烟斗、一副眼镜、几张报纸怎么就会那么沉呢？“我们当时不得不在山中拖着那个家伙”，丽萨说。在他们曾经爬过的山上，沿着李斯特路（Route Lister），有一条走私者的小路。小路离开大海有段距离，西班牙内战时，一位著名的共和将军曾经带着他的军队从这条小路上走过，因此，小路是以将军的名字命名的。在她的回忆录中，丽萨提到，本雅明“气喘吁吁，但他没有抱怨，甚至没有叹息。他只是斜瞄着黑色袋子的方向。”在途中，本雅明曾经捧起一处静潭中的水来喝。那水是绿的，有点黏，有些臭。丽萨提醒本雅明不要喝这里的水，她告诉他不然的话他会染上伤寒。“是的”，他回答到，“有可能。但您不是看到，至多我不过是在跨越了边境之后。。。死于伤寒。盖世太保不会抓到我，手稿也很安全。不过我道歉”。他一直就是这么礼貌。
但是她也看出了他 “适应性”的缺乏，这是丽萨对于本雅明诸多无能的委婉叫法，就是这样，在当时那些逃难中的知识分子中间，太常见的，就是大家都缺少一种今天被我们称为“生存本领”或是“市井聪明”的东西。如果我们看看今天学者的话，很难会理解这一点，今天知识分子中间的大多数根本就不缺乏这些技能，如果这些东西可以被称为技能的话。在丽萨的评述中，还带着一丝斥责的口吻，在她护送下穿越了边境的那些人中，有些人给丽萨留下了自私的印象，还有些是幼稚，一般而言，是这些人在面对现实、选择实用的时候缺乏能力。似乎在逃亡路上的人们，都无法展现他们最优秀的一面。但是本雅明保持着人格上的尊严，他从不抱怨，尽管有时他会让丽萨感到他特别地病态；他是那种人，丽萨说，就是你要教他怎样去握一只热茶杯的人。这比我们所说的“不切实际”更加过分。它的内涵包括了各类的无助，甚至是活在世界中的无助，而握住一只热茶杯只不过是一种比喻而已。
“但是人们一定会有下意识的条件反射吧？”理查德.亨尼曼（Richard Heineman）—丽萨的一位采访者—问到。
“他不会的”，丽萨回答说，“我认为，只有在他首先发展了一套关于占有的理论之后，才会握住一只热茶杯的”。
我个人的猜测是，当年丽萨护送的那些知识分子中多数自己家里面都有佣人或者有老婆可以帮他们打点家务，而这些人自己则专心于绘画、雕塑、写小说、写诗、写剧本、写评论，等等。即便贫穷袭来的时候，比如本雅明在1930年代的状况，这些人仍然生活在低廉的旅馆里，靠的是吃餐馆里的食物度日，并且仍然是与家务劳动的繁琐相隔绝，甚至是与诸多的日常生活的琐事相隔绝。例如，是谁帮助本雅明打字的？
丽萨的丈夫—汉斯.菲特寇（Hans Fittko）—曾经告诉她，“这些人根本就不能忍受原始的生活条件”。汉斯是在1939年年末，在巴黎郊外的鸽子体育场（Stade Colombe）关押敌对分子的集中营中首次入狱的。出狱后，他告诉丽萨，“这些人不知道怎样遮风避雨、不知道怎样晾干衣裳。不知道怎样把握一只盛满热咖啡的锡碗而不被烫着。时不时，会有人从长凳上掉下来，就摔断了一两根骨头。”
汉斯是在另外一所靠近聂瓦斯（Nevers）的维苏斯（Versuche）监狱、在法国投降前遇见本雅明的。汉斯告诉本雅明，如果他能够逃到南方马赛那里的话，就去找丽萨。本雅明无法适应监狱里的生活，这给汉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为一位老烟民，本雅明突然戒了烟。“时间不对”，汉斯说。但是本雅明解释到，“我只有强迫我自己把精神上的注意力全都放到一件事情上去，才能忍受集中营里的生活。戒烟让我老想着烟瘾，这是我的目的。”
还有其它的事情可以提一提，例如本雅明和其他几位狱友完成了狱中的文学杂志—这份专为知识分子的狱中杂志是要向全国公开在监狱中到底关押着多少位“法国的敌人”。编委会的成员会爬到楼梯下本雅明睡觉的那顶帐篷里开会，放风的是位年轻的狱友。汉斯.萨尔（Hans Sahl）说，“一位圣人在山洞里，旁边有位天使在放哨。”在那里，他们会喝点天使从法国士兵那里要来的走私的荷兰杜松子酒。其它的时间里，本雅明会为 “高级班的学生们”上上课，学费不过是3个高勒斯（Gauloises）或是一枚纽扣。即便是有这些刺激，没有了天使的守护，本雅明似乎怎么都活不下去。三十年后，汉斯.萨尔写到，“我还从来没有意识到一个人生命中的思想和行动的冲突会如此悲剧化。”
在本雅明的身上这种冲突尤其明显，特别是当我们看看本雅明的理论该是多么强烈地关注着本雅明自己所说的“物的世界”（the object world）和“摹仿行为”（mimetic behavior）的时候。本雅明把“摹仿行为”视为后来他所说的“嵌入性知识”（embodied knowledge）的精髓（quintessence），我的理解是，用丽萨的话来说，这是一种“适应性”（adaptability）。“必须独立生存”（Faut se debrouiller），丽萨说，“一个人必须知道如何帮助自己，知道怎样去扫除障碍”。这也可以被理解成为“如何去购买伪造的食品券、给孩子们偷点牛奶、拿到某些票证，总之，就是如何去做或者获得某些正规渠道本来不存在的事情或东西。。。但是本雅明没有这种生存能力。”说到这儿，丽萨笑起来，她记起本雅明曾经自己化装成为一名法国水手同佛兰克尔博士（Doctor Fritz Frankl）一道登上一条货轮企图越境，结果，本雅明那张特别憔悴的面容还有一头银发，出卖了他。他的“摹仿力”也就到此为止。
而本雅明对现代主义的热爱，尤其是对蒙太奇、寓言、片段的热爱，都特别容易让人以为“适应性”就是如何处置崭新和陌生的环境。难道不是本雅明本人发明了“厚脸皮”（thick skin）的理论吗？弗洛伊德管这叫做“防刺激甲胄”（stimulus shield），具有足够的厚度来处置现代生活带来的惊诧（shock）。还有，本雅明在1932－1933写于西班牙伊比萨（Ibiza）的信及杂文也都是他对物质生活的热爱以及对自然鉴赏力的闪光证词。但是，如果您连一只热茶杯都不能把握，这一切又意味着什么呢？
然而，自杀的可行性却没有成为问题—彷佛缺乏“适应性”具有的某种背后的伦理原则似的，其实，那原则就是不去适应。
当丽萨带着本雅明穿越了边境之后，她和她的丈夫被一位讲着流利法语和德语的纽约作家佛莱（Varian Fry）招到麾下。佛莱的任务是代表美国“紧急救援委员会”帮助那些被纳粹追杀到法国的工会领导、政治家、艺术家、知识分子。几乎就在本雅明完成了死亡跨越进入西班牙的同时，佛莱刚刚到达马赛，他身上带着3000美金，和一份亟待援助的难民名单。鉴于丽萨把本雅明护送到西班牙的勇气，佛莱把她和她的丈夫招募到这项计划下。最初，丽萨和汉斯是不情愿的。佛莱有能力吗？难道他们自己不想尽快投奔自由？佛莱为他们的行动取了一个名字。丽萨曾经走过的偷渡者的路径，就是李斯特路现在被叫做“F －路”（F-Route ）。其中的F代表着菲特寇（Fittko）。
佛莱坚持了13个月，最终被驱逐出境。根据佛莱自己的说法，他们的工作卓有成效。在最初的几个星期里，每当名单上的某位难民找到他们的时候，他们都会打探其他人的消息。但是消息很不好。维斯（Ernst Weiss），一位捷克小说家，已经在德国人开进巴黎时被实施家庭囚禁；丘恩（Irmgard Keun），一位德国小说家，在德军进入巴黎之后，选择了自杀；德裔剧作家哈森克莱瓦（Walter Hasenclever）在马赛边上的勒米勒斯（Les Milles）集中营中吞下大量的安眠药（Veronal）自杀。恩斯坦（Karl Einstein），巴特耶（Georges Batailles）在著名的艺术杂志《文献》时候的合作者，一位专攻原始艺术的专家，在西班牙－法国边境受阻之后选择了上吊；曾经的德国共产党代表、工党领袖莫赞堡（Willi Muenzenberg）的遗体在格兰诺堡（Grenoble）的一棵树上被发现，他也是上吊自杀。“一个接着一个，我把这些人从我的援救名单中划掉”。因此，本雅明的自杀决非孤例，服药自杀也是一种常见的办法。
逃难者都在他们的内衣口袋中藏着一小瓶毒药，根据佛莱的说法，是“以防万一。。。”克斯特勒（Arthur Koestler）就称，本雅明曾在马赛给了他大量的吗啡片，“以防万一。”我认为，最可信的还是佛莱记录下来的，在那些逃难者当中很多人已经患上了精神失常，即使他们已经拿到了钱和签证，却因为恐惧无法继续逃亡。“他们对于停留表示着极度的不安”，佛莱说，“又对离去表示出恐惧。你把他们的护照和签证都给准备好了，可一个月后，你还是能在马赛的咖啡馆里看到他们就坐在那里，等着警察过来把他们抓走”。
您翻过镇外的那座山就到了墓园。所有的遗体现在都埋在那里。以前，这块墓地是只给天主教教徒的。在您的左边、在几百英尺以下，是大海。您爬上来的道路盘旋着。在一处小山包的平地上矗立着一道拱门，穿过它，就进到了墓园。但是在入口前的30英尺开外，凸起一道山脊，就像似一只弯起的臂膀，在面海的一侧，有一个奇特的深褐色的铁制三角形，起码有10英尺高。
从铁三角的脚下，到大路之间，是5英尺宽的铁锈斑斑的铁板铺就的小径。有感于锈色以及铁板铺路的完美，我不由地想到了“奇特”二字。
当我踩到了铁板上正要走向墓园的时候，我听到身旁的阿尔贝托（Alberto）在惊叹。他的头朝向着左侧凸出出来的铁三角，忽然，我们意识到，这个铁三角构成的是一条地下通道的入口，而这条地下通道的走势和山体的坡度是一致的。整条通道都是用同样的褐色生铁铺就的，包括里面的台阶，从通道口朝下望，可以看到这个完型三角的一个端点就是下面的击打着礁石的大海。在一个瞬间，所有内在的东西都翻转过来。山体的缺口形成了通向汹涌海洋的完美通道，似乎，正对着我们所站的地方。这里，就是1994年完工的由特拉维夫（Tel Aviv）艺术家卡拉万（Dani Karavan）设计的墓园外的本雅明纪念碑。
有人认为本雅明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或者是带着一点超现实主义色彩的马克思主义者。其他人则说他是马克思主义和犹太神秘主义的结合体。在这些解读中的确有着某种真实，但我自己倾向于把他视为一位普鲁斯特式的马克思主义者（Proustian Marxist），一位被先锋派和时代快速流动的政治图景冲击着的非中心人。说到他的非中心性，我们可以拿出他在“单向街”中所写的一段话来作为证据。 “如果理论是正确的话，如果情感并不存在于大脑，如果我们感知地体验到一扇窗、一片云、一棵树，而这感觉不在我们的大脑里，而是在我们感受时刻的地点中，那就是说，当我们看到我们的所爱时，我们也在自己的外面。”
这段话基本上也代表着我当时回头看到山体的缺口通向汹涌大海时的感受。
我们踏着台阶下行。半路开始，锈铁通道的顶没有了，上面露出了天空。但是那种身处地道的感觉仍然存在。在最后几步台阶处（我们被告知总共有87阶台阶），有一堵厚厚的玻璃板，像似门，挡住了去路。玻璃板上刻着如下文字的德语版、西班牙版、加泰罗尼亚版、法语版和英语版：
“纪念无名者比纪念知名者更困难。历史的构建是献给对无名者的记忆。”
下面写着“G.S.I, 1241”。我猜，这是指由泰德曼和叔维蓬豪塞（Hermann Schweppenhausser）编撰的本雅明全集Gesammelte Schriften。
我们在靠近玻璃板的台阶上坐下，大海就像正在向玻璃板上涌来似的。板上的文字也在大海涌向玻璃的时候时隐时现。忽前忽后，文字在海面上在天空上漂浮。我们都试图在理解文字的意义。为什么重点是给无名者的呢？我的思绪有些游弋，像是在梦游，然后，突然地一亮。像阿尔贝托一样，把我带到这里的来自巴塞罗那的人类学家桑德拉（Sandra）和克里斯蒂那（Cristina）正在热烈地讨论公墓的问题：在那里，即便您最初是被当作有名者下葬的，最终也会变成无名氏。在那儿，在一个由大山包围起来的铁壁包围着的铁梯的尽头，我觉得，就连我们自己，都在快速进入一处公共墓地的路上。而两位人类学家所辩论的公共墓地正在我们的眼前不断地扩大，囊括进—在我们的想象中，您是知道的—佛朗科时代（Franco）的集中营以及受难者的尸体被丢弃的荒郊野岭。这些尸体和那些试图逃亡法国的难民的尸体一道，葬在了一起。而在法国一方，甚至在维奇（Vichy）之前，就有专门为了这些难民开辟的比利牛斯附近的格尔斯集中营，它们使我确信。这也是当年丽萨被关进的那个集中营。
在2001年8月末，我的巴斯克人（Basque）朋友、久居美国的阿莱特萨加（Begona Aretxaga）给我发了一份电子邮件，她把比利牛斯描写成为：
“生死之间的界线，在那儿，人们可以遭遇死亡。这是1970年1980年代巴斯克乡村的情形，更不用说内战末期。当我进入青春期的时候，这样的现实也转化成为政治神话，一种在不同诗歌形式后来在电影中关于死亡的传说、故事和记忆化的空间。我可以给你讲述关于逃跑的故事以及奇遇死亡的故事。因此，本雅明的关于边境的神话像其他类似的神话一样，讲述着挣扎与逃跑。”
我后来在一份西班牙的大报El Pais上读到“整个西班牙到处都是公墓，特别是那些路旁边的沟渠”。一处墓地据说埋藏着多达500具的尸体，他们是被国家卫队枪毙的。现在，在“历史记忆再发现协会”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人想要挖出受害者的遗体，如新闻中报道的那样，“人们等了60年，才等到了这一天的到来”。
六十年的等待，这些死者的躯体。多么奇特的一种表达方式！在童话故事里，死去公主的身体等待的是王子的吻。这难道是本雅明当年心中所想到的吗？那时，他写到，“为了让今天触摸到过去，二者之间不需要连续性。”如此的触摸—或者我该说，去吻—在本雅明看来，像似天上的流星，是重新开启的救赎过程、是把历史扳进新的轨道的这些意象的唯一结果。但是这些意象总是挥发性的，它们出现没多久就要消失。人们会想，它们正是纪念碑的反面。
也是后来，在9月，一位住在巴塞罗那的西班牙朋友在电子邮件中写到：
“当我读了您的关于本雅明之墓的本章后，我忘了告诉您，它让我想到我最近在意大利读到的消息，说是西班牙又发现了几处公共墓地。。。。。不是墓园里的那种公共墓地，而是在丛林里，在人迹罕至的地方，人们在那里被屠杀、埋藏、‘消失’。。。当我回到西班牙之后，没人知道这一消息。没人，即便是在今天，在西班牙，讨论这样的事情。与此同时，当年佛朗哥时代负责政府宣传的那个人的孙子却成了西班牙现政府的首相。
佛朗哥，是个人吗。没人讨论他以及他的罪行；而那沉默似乎就是要让他的阴影活着。”
现在，包港小镇的冷静氛围开始变得可以理解了。无论对与错，都有这样一种情绪、这样一种社会性事实存在，诸如四下里诸多无名氏坟墓的秘密，还有那个边境小镇的秘密，可能是更大的残酷和难以承受的焦虑下的图景。无名意味着大规模的消失和秘密，但是有些人的名字是知道的，比如本雅明.瓦尔特也好、瓦尔特.本雅明也好，即便是名字下的躯体找不到去处，起码秘密只是局部性的—而这样的秘密来自更大的罪恶。真是一语中的—我的友人所说的“沉默似乎就是要让他的阴影活着”，真是一语中的。您必须问问您自己如此小心营造的关于公共秘密的不可见性（invisibility），难道不是可以想象的最有意义的纪念碑吗？实体的纪念碑，无论是石头的还是玻璃的，带着名姓的甚至带着崇高警句的纪念碑，能和这种不可见性相抗衡吗？
当我们转过身来，从纪念碑的通道里原路返回的时候，我又为眼前的景色惊了一下。在楼梯的尽头，如我们往下望时一样，出现的是一个矩形的光井。不过，下来时光井对着大海，此时，从通道内向上望去，对着湛蓝的天空。在我们共同的墓地内部，在这座献给无名氏的纪念碑的通道里，我们从大海走向天空。
后来，在真实的墓园里，我们找寻着本雅明的迹象，只是发现了一块齐腰高的大石头。石头上没有石匠的凿痕，只是镶着一块牌子，上面刻着另一段本雅明的警句。本雅明的文本似乎充满了精辟简练的句子，非常适合墓碑和纪念碑上，而且很多作家，为了达到某种幽灵般的深邃，总会引上本雅明的一段两段话。可怜的本雅明。识货不识货的人都在用他。这一次，上面的文字是：“所有文明的记录，都是蛮行的记录”。
那时，我们以为，这块石头该是他的墓碑了吧，下面就是他的遗骸。稍后，我们才知道我们当时是多么地天真；我们当时都没有看出这块笨重的小纪念碑是一处伪造的墓碑，下面没有躯体，那个名字，即便是用凿子刻在石头上，也可以像风吹大街刮起的纸片，随着岁月的意念四处飘零。但是墓园就在那里，保证着起码在面子上存在着一种名字和身体的联系，就像我们的语言所依赖的基础那样，把词和词的意义系在了一起，好象它们彼此真地捆在一起似的，以一种魔幻形式（magic form），真地，如果本雅明还活着的话，他也会立即就喜欢上的那种魔幻的形式。
这样的魔幻（magic）的确是本雅明所拥有的最基本和最丰饶的财产，并在其1933年的文章“关于摹仿力”中结出了硕果。本雅明写这篇论文时，正滞留在西班牙的伊比萨岛，伊比萨跟包港相似都是加泰罗尼亚文化和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尽管伊比萨位于我们所处的包港东南、跨越地中海8个小时海上航程的地方。本雅明在伊比萨度过了两个夏天，在那儿，他也完成了那篇关于讲故事者的名篇的基本构思。他在1932年4月19日到达伊比萨的时候，当时本雅明很是绝望和飘泊，接着，春天来了，这也是我们造访包港的时间。本雅明被岛上的野花和美丽所震撼，对他来说，这个岛像似一处前历史时代的乌托邦，一步就跳回到欧洲文明开始之前的状态。
本雅明本人的照片是出了名的少之又少，这也是为什么您总是在各类关于他的书籍的封面上看到相似的叼着雪茄或者不叼着雪茄的阴郁的脸。难得的是，我们看到了一张本雅明坐在海滩上的照片！是夏天。在伊比萨！有些宽景的照片上显示着他在一群人中间，大家的背后是辽阔的带着沙的大海、以及一些嶙峋的礁石。但是，好奇怪呀，与本雅明一道的两位男性穿的是白色背心，正在享受阳光，本雅明却严肃地坐在自己的休闲椅上，穿着衬衫、打着领带。他的右腕个性鲜明地支着下颔，与其望着沙滩和大海，本雅明面对着是房子里面的幽暗。
但是，通向本雅明照片档案的还有一扇隐秘之门，没人—我说是没有一个人—注意过它。这是1933年的5 月，我们看到的是4个在阳光下躺在一条船上美美地休息的男人，把舵的人也是一位同样幸福的人物—当地的一个渔民，名叫做托马斯.瓦罗（Tomas Varo）（昵称Frasquito）。您看到的是鼓起的风帆的边缘还有船尾的浪花。此时，本雅明正和没穿上衣的英俊的法国画家让-塞尔兹（Jean Selz）在一起，本雅明身边躺着的是画家高更（Paul Gauguin）的孙子。这些人可能都吸了不少大麻，“高”（high）到好处。这张照片下的题词是“作为生产者的作家”，那么，是什么使得出版本雅明代表作的美国编辑选中了这张照片？我现在也把这张照片贴在我卧室的门外—我的卧室，也是我的书房。
当时的太阳击打着本雅明。他后来写了一篇幻觉性文章，题为“太阳底下”，也是写给他在柏林的一位密友的情书。“带着惊奇，他想起了那些曾经在太阳底下创建起学院的民族—犹太人、印度人、摩尔人，而对他来说，在太阳底下，所有的思考都不可能”。这个太阳烫灼着土地，揉捏着大地的形态就像在戳一堆融蜡。一只野蜂在他的耳边嗡嗡地转。空气中充斥着松脂和百里香的味道。他思考着名字和事物的关系，比如，岛上那用来称谓不同类型的无花果的17个名称，同时，他感受的方式也发生了转变。在他尚在青春年少时，就曾写下了格言式的“关于如是语言以及关于人类语言”的文章。从那之后，每当他看到自然界中无论事物怎样变化、它们的名字却不变的时候，他就会回到这一命题上来。那些名字，在他的嘴唇形构出它们的时候，会突然浮现，就像岛屿的名字那样，它们是矗立在大海当中的理石雕塑。
伊比萨岛变幻着故事，以及事物的名字。要抵达那里，本雅明第一次乘的是一艘不定期的货轮，从德国出发，整整在海上航行了11天。此时，正是本雅明建构其关于无聊与讲故事作为生命的实用智慧之间的紧密关系的思想的时候。从船一启航，船上的机器和地图，还有海运公司贩卖奴隶的历史，就有那么多的故事。“聊天就是这么缓慢地开展着，但是像一根火线”，他说，“聊天最后总是会烧到一次历险或是一个故事”。
他接着说，“很多故事我都无法复述。但是，当船要启航离去时，我走下舷梯和船长讲几句话时，眼前的一切都让我想到一个名字或是我脑海中的一幅图景。”
本雅明的写作试着将词语和词语所指代的事物之间的空间挤垮。在本雅明去世很多年之后，阿多诺特别地强调了这一点。阿多诺写到，“所有被本雅明词语甄别过的事物都发生了变化，彷佛这些事物经历了辐射一般。”这是因为“思想太贴近思想的对象，试图去触摸它，闻它，舔它，以至于使对象全都发生了转变”。
这也正是在包港墓园里上演的一幕，当名字和躯体各自向不同方向漂移，语言的锚就被拔起，使得如何铭记死亡的问题越来越成为迫切的问题。这些，又都和本雅明关于语言的理论平行。在一份写于伊比萨的1932年关于他自己童年回忆的文章“柏林纪事”中，本雅明写到：“语言清楚地表明，记忆不是探究过去的工具，而是过去的剧场。记忆是过去体验的媒介，就像土地是埋葬死亡之城的媒介那样。”人们不断地在这片土地上挖呀挖，抛弃了泥土去认真地找寻其中真正的宝藏；“形象，从它们先前的关联中切断，像似一位收藏家的画廊里的宝贝或是残肢，没有关联的形象于是就站在缺乏诗意的我们后来的理解的房间里。”本雅明所说的，应该也适用于“公共墓地”。
包港墓园是台地式的，随着山坡的地势变化，它被一堵白色的高墙围合。山坡的登高线，与海岸线是相平行的，它们串联起白色的墓墙，墙上是一个个墓穴或是墓龛，整面墙有12英尺高。在墓园的最高点，有一个带着尖顶、绿门的白色小礼拜堂。在墓园的中央地带，铺着一条砖道，把墓园一分为二。当您向上走的时候，那些满是墓穴的墓墙在您的左右。但是我没能进入小礼拜堂。与墓园外本雅明纪念碑那开放的用锈铁包裹的通道不同，这里上了锁，显现着某种神圣的身份。
我就沿着砖道朝下走，并且停在了最低点。那里，一道满是墓穴的墓墙构成了整个墓园底部的挡土墙。我回过头，从砖道向上望，看到的是台阶顶上刚好露出的小礼拜堂的尖顶绿门。猛地，我感到又回到了本雅明纪念碑的内部。这几乎是同样的设计理念，几乎是同样的楼梯。在墓园，楼梯是从墓园引向了小礼拜堂，而在纪念碑的通道里，楼梯是把人从巨浪引向开放的天空。
但是二者真地一样吗？哈，并不完全。纪念碑中所要表达的是最完美的本雅明关于“俗世的启明”的超现实主义概念。二者的形式是相似的，实际上也很靠近，但是在纪念碑中，墓园里那种传统的神圣化启明被戏拟了一番，变成了有关大海和天空的启明。在墓园，墓穴带着墓内死者的名字。如果其中的尸体遗物被转移的话，它们是被丢进了公共墓地的一道小小的铁质翻转门之下，由此加入无名氏大军的。但是，俗世的启明是通过将无名者作为空旷的空间、大海和天空来开放表达从而获得力量的。它真正是在肯定逝去的无名者对于这个世界的重量。
肖勒姆有关伪墓的说法可能是正确的，但是他给出的证词还是过于脆弱。还有，他似乎忽视了包港的埋葬制度，那里，若干年后，遗骸会被从墓穴中挖出转移到公共墓地里去。如果当时的运尸人因为造访者对本雅明之墓的追问而自行立了一个纪念碑，谁又能说这就算是对死者的不敬或是不符合储存记忆和历史的方法呢？如果一定要责怪，谁又该被责怪呢？那些墓地的运尸人或者造访者根本就不共享同一种文化，也不共享对二次埋葬制度的理解。这里，个人的尸骨最终是要加入一代接一代的死者的尸骨群的，就是卡耐提所说的“不可见的死人的群众”。肖勒姆想要的是在这块墓园的土壤里，有一处诚实的墓葬，其中的名字是和躯体相统一的。他的要求对我来说很像是来自本雅明对于寓言的热情的一声呐喊。肖勒姆的要求同时是哲学的也是美学的，他是在要求我们不止是通过读字典似的在符号的顺利工作下在世界中找到意义，而是要通过符号与所指、尤其是围绕着死亡的时候，能够跌跌撞撞地吻合，从而在世界中找到意义。
本雅明死后的生命也是这个意义上的最后篇章。我们没有尸骨可以援引，没有诚实的墓碑，没有防腐的真尸，甚至没有一缕发丝。他的姓名被互换了，他的宗教信仰也被更改了。我们在他死后也找不到关于他太多的视觉影像，因为他活着的时候很少照相，这也是为什么有关他遗物的清单反而如此重要。我们注意到了一只怀表和表链，他的镍框眼镜，镶着琥珀烟嘴的烟斗。但是那些真正的东西哪里去了，特别是那只神秘的折磨人的公文包。它似乎比他的尸体更重要，甚至可以替代身体。但是它却在记忆的某些神秘的错误的流转中遗失了，抑或是藏在包港或是地区首府的某个地下档案库里？我们紧紧抓着遗物的清单，彷佛它是真实的物体似的，其实，应该是围绕我们身边的某些东西才更有无限的价值；他那些神奇的文字，以及这些文字刺激下产生出来的文字。与其说他是肉体，不如说他是精灵。连同他死亡的方式和死亡的地点，都把我们连向最深刻形式的精神战争，就是人民的大规模消失、人民的被折磨、他们的集会、秘密和被处死—本雅明自杀的西班牙边境是对这一切一种有力的提醒，更不用说在德国和波兰的集中营，更不用说我们眼下正在经历的以反恐为名义的国家战争状态。这种恐怖以令人吃惊的速度浮现，当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满脑子都是关塔那摩监狱，还有被美国政府抓到阿布格莱布监狱的鬼魂式的俘虏，以及美国政府在诸如埃及和叙利亚正在折磨的那些“犯人”。
阿伦特告诉肖勒姆，这里没有本雅明的名字。有名也好，无名也罢，她发现假定埋葬了本雅明的地点如此震撼：“这里，是我有生以来看到的最迷人、最美丽的场所之一。”
我认为，在某种意义上，阿论特的这一升华了的空间感和场所感是具有“寓言性”的。我在前面已经引用了阿莱特萨加关于比利牛斯政治神话的说法—阿莱特萨加是在 1970－1980年代的比利牛斯的巴斯克乡下长大的。那是“一种在不同诗歌形式后来在电影中关于死亡的传说、故事和记忆化的空间”。我想将这段话注入关于场所的惊颤之美之中，真地，就是阿伦特在1940年代记录的那种惊颤之美之中。还有，我想引起您的注意，注意惊艳的自然之美与缺席的合唱。这里，缺席的是一个名字，本雅明的名字。
这样，这种带着美丽、死亡、无名性的混合物才是这里的空间感和场所感，这才是我援引本雅明在阐述理解的艺术时所使用的寓言概念。在死亡和恐怖的笼罩下，本雅明说，人的世界被冻结了、自然化了，成为了我们常说的“静物”或者“地景”。多年以后，在他生命的尽头，在他那篇出名晦涩和奇特的“历史哲学中的命题”一文中，本雅明把这个想法应用到了他所谓的“临战状态”中，这时，他看到的“临战状态”已经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常态。在我们等待最后的审判和弥撒亚到来的时候，历史彷佛是被注入了一种狂奔的动力、一片可怕的骚动，突然之间，一切停止、在时间中凝结，而一种死一样的寂静抓住了历史。在这样的情形中，就是末日之前的永恒状态中，我们的领导人以反恐战争的名义生产出关于恐惧的文化，我们对于现实的解读或者阐释的方式都要发生根本的变化。现实变得电影化，就像本雅明所断定的那样，“有关过去的真实图像高速掠过。过去只能被当作图像来捕捉，过去只在某个被认出的瞬间闪过，并且永不会被再次看到。”当灾难聚集的时候，是危险，勾起了这种将过去和未来同时悬置的逃逸性意象，也是同一种危险，把混乱黏结成为一种静物。多么奇特，一侧是飞速掠过的影像，一侧是静止的地景。
在本雅明过世许多年之后，他的朋友阿多诺提醒我们不要忘记去追寻我们这个时代在历史中的知性和精神性需要，起码，不要忘记本雅明将一切事物必须变形的批判性实践。本雅明把一切都“变形成为一个物，以便打破加在事物身上的灾难性魔咒”。阿多诺写到， “驱使他的不仅仅是将生命从石化的物体中唤醒—就像在所有寓言中那样，驱使他的还有对所有活着的东西的甄别，以便它们能够自己展现成为古老的、‘原-历史的’（ur-historical），可以突然释放它们的意义。” 只有我们特别地注意到阿多诺对魔幻咒语（magic spell）中的“咒语”的首肯（nod），我们才能明白为什么如果我们不告别静物，不告别死态的自然（nature-mort），不告别坟墓—或者说伪墓化的“坟墓”—所安葬的地景，我们就无法告别本雅明之墓。
如果如本雅明所言，是死亡赋予了讲故事者以权威性，那么，这种权威性仍然有待于我们对本雅明之死的重述和猜测。如我在这里所做的，一次谈话就这么开始，然后，在故事的路径中来来回回。而丽萨和汉斯.菲特寇也都曾在边境两侧带着逃难者来来回回。一度，像献给本雅明的纪念碑式的东西或许会将这片土地固化、中心化，但是，这样的咒语会被关于地景的更大的咒语所打破。
这片土地的确美丽。比美丽更多的是，这片土地还很伟大，甚至有些崇高和神圣。阿伦特曾经给我们展现了这一方面。在她之前，还有丽萨.菲特寇：在边境的法国那一侧，一个名叫班约尔（Banyuls）的村子里的社会主义市长，曾经在丽萨从格尔斯集中营逃出来之后的不久收留了她。他把原本送给自己嫂子爱娃和爱娃孩子的食物给了丽萨。如此的善良和安全感起了作用。丽萨那时从小路望出去，看到了整个地区，她说，彷佛是第一次看到—“大海不可思议地蓝，还有群山绵绵，山坡上满是绿色的葡萄园夹扎着点点金色，天空亦如大海一般”。
她曾经写到，“无法用语言描述，你必须在这里才能明白”。
当丽萨在格尔兰德的儿子的帮助下，拖着本雅明还有本雅明的公文包一起沿着几乎是垂直的葡萄园向山上爬去的时候，架上的葡萄藤已经结满了快熟透的班约尔葡萄。这里的葡萄色深、味甜。这也是丽萨的第一次护送。而本雅明就是她要帮助的第一位逃亡者。他们一起建立起了山中的这条路径，就是被佛莱称为F-路径的路径，它指代的是菲特寇的路径。在这条路上，后来许多逃亡者逃亡过去。丽萨在第一次护送时也迷过路。他们不得不沿路返回，结果走向了山顶：“顶峰看出去的景色如此地意想不到，有那么一刻，我还以为是看到了海市蜃楼。。。。。眼前是朱红色的海岸，一派秋天的景色带着数不清的各种红色和金黄。我不由地要吸一口气—此前，我从未见过如此的美丽。”
丽萨的丈夫汉斯，带着他巴斯克人的帽子、穿着巴斯克人的凉鞋，越来越像一位当地的农民。这样最好。这样，您才能在日出前和工人们混在一起把逃亡者带过哨卡。后来，汉斯会在挑向大海的悬崖上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海浪会把他心中的紧张抚平。在她1940年11月1日的那天日记中，丽萨写到：“真地，他已经不像从前那样，会在睡梦中讲大段大段的梦话了”。
或许，这才是本雅明所说的那些影像之一，那些飞去的、在危机关头构建的影像，一种辩证的影像，前一刻是痛苦的危险和混乱，下一刻却是靠在石头上的休栖，那岩石的下面，海浪在大海上涌来涌去。坐在海边的悬崖上，看看海浪，是邀请我们起码能够片刻地放松和思考，以便加入到当年那位曾经坐在这里的男人和在日记中记录下这一切的那个女人的人群中。这也是一种纪念场，一种关于缓慢和思想的纪念碑。他们那时都很年轻，我说的是菲特寇夫妇。他们曾经冒着生命危险、无数次地与恐惧斗争，穿越了欧洲的脸，从柏林到布拉格到巴黎，后来又到西班牙－法国的边境帮助别人逃亡。
我把这样一种存在于自然中和在故事中的边境上的交叉地景看作是献给本雅明的最合适的纪念碑，也是献给历史上匿名受害者的最合适的纪念碑。后者的历史出现在了包港墓园里插进山坡的那片玻璃墙上。如果一定要说的话，这才是见证着本雅明痛苦的好奇和狂热的努力的纪念碑。他要创造的，是他所谓的“辩证的影像”，其中，人类的历史浮现成为前历史。
那里，风在咆哮。风有了它自己的名字— “川斯蒙大那”（transmontana，【越过高山】）。风有了自己的人格，有了它自己神秘的出处和存在的原因。在春天还有在秋天，风会如此强烈，能够把您刮走，他们说，会让您发狂。可是，我们可否想象会有一个国家、一个区域或者一个社区，因为纪念，就有胆色或狂热把一阵风当作一种纪念碑呢？可为什么不呢？我们人类不是具有我们高级的、有语言规定的意识吗？我们为什么不给风一个名字，把风带进我们的理性和我们的纪念化过程，让风吹过我们，把我们吹得发狂？毕竟，风有一个名字，比如汉斯.菲特寇。风效仿着土地和海洋上的人，甚至如果历史需要的话，它还可以吹到人的梦里。
“今天，当他要点燃雪茄时，他与大家一样，用的也是火石和火线。他说，‘在船上，这是最好的办法。因为风会把火柴的火吹灭，可风越大，火线上的火却越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