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

一入延安城，一位包着白头巾的老汉赶着毛驴车迎面而来，一瞬间像极了某个电影画面的镜头，清晰得仿佛能看清老汉脸上的皱纹，只是却没有来得及掏出相机，稍逊即逝。后来屡屡想要再寻得这般的良机，无论是毛驴车还是老汉，都再没有如此震撼的切入感，更不要说二者的组合了，延安，只在这第一眼的惊艳中入镜。

一座宝塔山巍巍伫立的城市，一座延河水穿流而过的城市，历史选择了他承受一段峥嵘岁月，抗争、慷慨、激烈、绝望、新生、希冀、宠辱不惊。人们无法不把革命火种遗留下的点点滴滴和这种城市的命运时刻相连，无论窑洞、小米、宝塔和青山，都无一例外的烙上滚烫的红色烙印。

于是在某一个平常的早晨，大批大批的有组织的穿着制服的队伍迈入了枣园、杨家岭、王家坪，在讲解员声情并茂的演说词带领下，穿梭于一张张老照片印刻的历史序幕中。然而这真的是一场严肃的爱国主义教育演习吗？大多数的游客们无非是热衷于在照片中寻找江青的身影、买几枚毛主席像章留作时代的纪念、穿上一身崭新的红军服，窑洞门前的相机快门咔嚓咔嚓响个不停，他们被定了格留了影，然而时光终于要奔腾而去，延安，将要以怎样的姿态存在着，才不会被明天所遗忘。

城南有万花山，牡丹开得正艳，据说这里有花木兰当年骑马练武的地方“跑马梁”。山下建起了木兰祠，几个女孩子围着花木兰英姿飒爽的塑像叽叽喳喳笑语不断，一个一个摆了不同的姿势拍照留念。民间的传说总有着巨大的感染力和诱惑力，无论朝代的变迁光阴的流逝，因为它们美好善意真诚，所以永远值得期待和感动。

还有一位伟大的诗人杜甫在延安留下了不朽的足迹，人们在城南七里铺诗人曾枕鞋夜息的地方建起了杜公祠，诗人走过的路被命名为“杜甫川”。如今这小小的毫不起眼的杜公祠几乎被游人们遗忘了，他艰难的生存于左右两边小旅馆的夹缝之中，进出旅馆的人们把这里当作过道。只有那清道光23年刻于崖壁上的“少陵川”大字依旧甘于寂寞的留守于此，让人们记起延安也曾有过诗意。

花篮的花儿香，当你真的走过了南泥湾，才会惊讶的发现在这黄土高坡的陕北真的存在一个鱼米之乡的江南。那一块块罕见的水稻田啊，在司空见惯的贫瘠干裂荒芜的黄土地上开辟出了绿色的希望，359旅的战士们用不懈的坚持、努力、辛勤和汗水浇灌出了今日黄土高原上的新风景。他们丝毫不比那些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先烈逊色，相反比之老照片所凝聚的历史瞬间和慷慨激昂的解说词，南泥湾更加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它其实并不需要任何一座丰碑和纪念馆，只要你走过了这里，看到了这些，一切早已不言而喻了。在陕北这片土地上你时时刻刻可以感受到一份浓浓厚重的对生命的崇高敬意。

过了南泥湾，就是壶口之黄河。

盘山之路走了九曲十八弯，远望去黄河似乎还是宁静而波澜不惊。可是，悠悠四千多年，峡谷深闺幽闭了她，她本可以逾越吕梁，尽情地游弋于广袤的平原大地，然而，一座孟门，止住了她宣泄的脚步，400多米宽的河床骤然减至40米，她被彻底地激怒了，逐浪排空、地动山摇，她已等待了太久，如同一把出鞘的宝剑劈出了一条险峻的晋陕峡谷，奔涌而出，两岸山峦不敢与之争锋。巨大的轰鸣声伴随漫天扑面而来的水汽一瞬间仿佛淹没了我，待我看清了那风头浪尖之上河水的颜色，看清了那飞流直下瀑布的喧腾，看清了水边相拥而立的一对情侣，看清了对岸山西的锣鼓喧天，我才突然意识到，我与壶口之黄河如此近距离亲密接触。很多人都说山西一侧的壶口瀑布更加雄浑壮观，也许从相机镜头的艺术美感中的确如此，只是我依然固执的认为黄河也是有灵魂的，她似乎更加贴近于陕西这一侧的淳朴和宽厚，尽管在这一刻她怒发冲冠卷起千堆雪，她依然还是人民心目中可敬可爱的母亲河。

再回到延安城，这是一座可以用双脚丈量的小型城市，在宝塔山、清凉山、延河大桥、凤凰山包围起来的中心地带，早已干涸的延河水失掉了作为城市命脉水源的主导地位。失去了水的滋润，这座城市便缺少了灵动匮乏了生机。在清凉山下的广场上，我隐隐还能看到《平凡的世界》中所描述的那个大型劳工市场的身影，在凤凰山麓的延安宾馆，路遥写完了这部伟大巨作第一稿的最后一章，书中的黄原市俨然就是延安城的缩影。在街头熙熙攘攘人群中穿行过的毛驴车，挎着篮子吆喝卖红枣、桑葚、香瓜的身影，黄米饭小炒肉洋芋擦擦的滋味，弥漫在这座城市中的氛围充斥着许多矛盾的共同体，荒凉和拥挤、质朴和轻浮、杂乱和有序，一时间让人有些摸不清头绪。它仿佛努力着想要追赶新时代的脚步却又在模仿中陷入不伦不类的困惑，它也许应该固守着一份先人们的执着，却不知道能否在日新月异的变迁中耐得住寂寞。我想，当有一天延河水再度充盈起来的时候，宝塔山上显现更多的绿色的时候，我希望延安城也能恢复一种如革命烈火般燃烧的激情，它在这激情的烈火中永生。

锦瑟

　　“一塔刺天摇碧落 千山缩脚让延河”，是现代诗人陈迩冬咏延安的诗句。而中学课本里贺敬之的长篇叙事诗《回延安》却更为我们熟悉。甚至在网上看见过类似中国最值得一去的十个小镇里，也有延安。但却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到延安走了一趟。

　　去延安，只是为了我真正心目中向往的的黄河壶口瀑布，那个在“人一生要去的多少个国内景点”这样的书上占有着两页的壶口瀑布。之前查阅了一些资料，从西安该怎么去壶口一直没有发现很详细的攻略，大多是随团路线。但我至少了解到，从西安去壶口必须经延安，那是最佳路线，但是西安去延安的车程需要至少八个小时，这样必须在延安住一晚上，然后次日大早动身前往壶口。

　　去不去延安和壶口，这个问题就如当时考虑去不去华山一样，让我犹豫不已。尤其是超长的车程，值不值耗费时间在这上面，是个问题。10月6日上午，西安又开始飘落蒙蒙细雨，我报着看看去延安的车大概几点再做决定的想法去了位于火车站对面的长途客运站。果然，去延安的车不多不少，也恰恰有10点出发的豪华空调大巴，68元一张票，车不错。就这样晃晃悠悠踏上了前往陕北的路程。

　　沿途的风景在我眼里倒是很新鲜，和南方不大一样的山、长长弯曲的公路，偶尔出现的大炼油厂……经过黄陵县的时候，虽然打心里知道黄帝陵里也不会有很特别好看的景儿，却总感觉经过老祖宗的陵墓而不拜见下，还是多少有点遗憾的。

　　八个小时到延安的路程真不是夸张出来的，坐久了，也疲劳。一上车的时候，我右边就坐着一位MM，为避免一切艳遇，坚决不搭讪。想法坚持了几个小时，MM先是掏出延安大学研究生证翻来覆去看，后来干脆主动掏出几颗糖伸向我，我忍住妈妈不让随便吃别人的东西的话儿还是接过了糖。于是和MM聊了起来，原来MM确实是延大的研究生，这次是去成都看望同学经西安回学校。以前我总以为延安大学是党校之类，这次才了解到不是这样。

 　　上午10点的车晚上6点才到的延安车站，一下车我就茫然了，那MM热心要带路，问我去哪，便告诉她那我去看看宝塔山，刚好去延大一趟车经过市中心也就是宝塔山那边，于是我在延安革命老区的标志性建筑延河大桥和宝塔山间告别了热心的MM。

　　想和宝塔山合张影，路边几个十几岁的少年我客气地叫了一个过来帮我拍，少年很明显没有怎么见过数码相机，更难以取正景和人。然后一个路边等车的大叔叫来他爱人帮我喀嚓了几张。大叔见我一个胶片相机一个数码相机，非常善意地告诉我在延安要注意安全，这边的治安号称小香港，晚上最好别出门。我很诧异，延安能有这样乱么。他说因为太穷，并且这边很多人抽大烟，前两天他还看见有人在路上抢手机……

中国现代文学既是一种由传统转向现代转化的文学，也是一种将高雅的、严肃的文学向广大社会群众普及的文学。这看似顺应历史潮流的文学变迁，其实却蕴含了一种矛盾。传统文学之所以是传统，就是因为它是已经扎根于最广大人民群体的深层心理中的一种文学。中国文学之向现代的每一个微小的转变，都会在社会深层文化上产生巨大的震荡，也会受到传统文化的有形与无形的剧烈反抗。其实直至现在，这个矛盾也还是中国文学界乃至整个中国学界所无力解决的。在这里，产生了相互冲突的两个原则：其一是发展、革命的原则，其二是人、人的幸福追求的原则。而在社会关系中，则具体表现为个人的原则和社会的原则的冲突。革命性的转变从来不首先发生在最广大社会集体性转变上，而是发生在少数个人（对中国现代社会而言，这些个人往往是知识分子）的身上，而这种转变总是首先受到广大社会群体深层文化心理的拒绝和反抗。广大社会群体要适应一种新的原则总是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我认为，延安文学所遇到的恰恰也是这样一个矛盾。但在延安文学所处的那个时代，民族战争和革命战争的紧迫性，恰恰不允许广大人民群众有这样一个漫长的适应过程。延安文学作为一种民族战争、革命战争的文艺形态实际已经深深地陷入到这种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根本无法克服的矛盾之中。
在文学作品中，延安文学的这种矛盾具体表现为广大人民群众的传统文化心理与作家主观追求的先进性、革命性的矛盾。作家假若片面追求自己作品的先进性和革命性，势必偏离普通群众的传统文化心理，从而使得普通群众文化心理的革命性转变的描写带有虚假性或虚浮性，使自己的艺术描写缺少真情实感所带来的震撼人心的力量，其作品的先进性和革命性像是贴在作品上的标签，是“假大空”不切实际的虚华；而假若作家更注重群众文化心理的真实描绘，那么，其作品的先进性和革命性就要受到较严重的影响。回顾那个时代的文学作品，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使延安文学中那些比较优秀的作品，都无法成功地弥合两者之间的矛盾，如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和周立波的《暴风骤雨》，都力图将土地革命这种外部的社会历史变动过程同广大群众革命觉悟的提高过程结合起来，实际上，这两个过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并不是完全统一的。土地革命更多的是依靠革命政权的外部力量予以实现的，没有外部力量的参与，仅仅依靠革命群众自身的觉悟，是无法完成这样一个社会历史的变动的。从整体的叙事模式上看，这两部文学作品都属于宏大的革命叙事，但其革命性却缺少艺术描写的自然流露，都显得有些生硬。与此相反的，赵树理、孙犁的小说在艺术描写上更显得亲切、朴素而自然，但在艺术风格上却不具有延安文学所要求的反抗性和革命性。正是因为这种矛盾，延安文学向中国现当代文学提出了一个尖锐的文学课题——如何将文学的先进性、革命性同广大人民群众人性的美化、精神的发展更加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创作出具有时代和历史高度的真正伟大的文学作品。
这个矛盾的解决，在当时曾有过专门的方案，也是研究延安文学时所不得不提及的一个重要文本——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首先我们应当清楚，《讲话》所体现的是当时一个革命家、政治家从他所领导的政治和革命利益的角度对其领导下的文学艺术家提出的要求，而不是当时的文学艺术家从自身文学创作的角度对社会环境、政治环境、文化环境提出的基本要求，换句话说，这种精神并不是文人的自觉，是一种类似强制的要求。
而事实就是，这两个角度并不是完全重合的。如果我们从一个政治家的角度去看待《讲话》，就会发现，它充分地体现了一个政治家对当时文学艺术的期待和要求。可以说，从中国历史的开创以来，还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家能够如此鲜明地站在自我政治利益的立场上将对文学艺术的理解和要求表达出来。但是，我们这代人已经很清楚地知道，文学艺术并不仅仅是服务于政治家的，而更多的是面对读者，面对整个人类、整个人类社会、人类历史的，是直接作用于广大读者的内在精神需求的。越是伟大的文学艺术家，就越不会仅仅停留在政治实践的现实需要上，而是更关注人的内在精神需求，一种更终极的关怀。如此这般，就存在一个当下政治实践的精神文明建设和长远的精神发展的差异和矛盾的问题。在“文化大革命”前，将《讲话》提高到文学艺术圭臬的高度，所忽略的恰恰就是文学艺术的独立性、文学艺术家的内在精神追求。假若离开了这一切，文学艺术作品就只能跟在政治实践后面对政治实践做程序性的描摹，也就失去了文学艺术家独立创造的更广大的空间。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一个政治家就不能表达自己对文学艺术的理解和要求，也并不意味着文学艺术家就不必承担来自社会不同领域的社会和思想的压力。政治家要有所承担，文学艺术家也要有所承担。也正是这种承担意识（其实也是一种自觉的意识），才能赋予文学艺术以思想的厚度和艺术的厚度。
历史是复杂的，人生是复杂的，用来关注人类社会的文学当然也是复杂的。所以，对文学艺术的要求不应该是片面简单的，我们对《讲话》需要进行重新的感受和认识，对延安文学所表现出的这一极具现实意义的矛盾，我们也该重新审视，努力调和好这个矛盾，我们作为新一代的军旅文学作者和研究者，任重道远。

自己一个人离开家就是去了西安这座古城。
每个地方都有一个故事，可最终都会结束，短暂的亦或久远的，最喜欢的要数西安的面了，记忆中，是把面煮了，然后再放到锅里炒，很香的。嘿嘿……

我在陕西的好几天晚上都是在火车上度过的。也许是我的意志太坚强了吧，反正又是一个晚上随便睡了一会，早上就到了延安。下车，买个地图，问了下路，直接去据说比较远的景点枣园。还是自己一个人走路好，想去哪里就去哪里。看着这么多革命家曾经住过的地方，其他熙攘的游客都似乎和我没有关系，只是自己好好安静地想想历史。杨家岭恰好有小学生在做讲演，小孩子讲得非常出色，真令人佩服。爬宝塔山的难度不大，在宝塔上可以一览无余地看到延安小城。晚上延安的火车站真是静谧，让我想起了以前在内蒙游玩时路边的一个小站。

    去延安,是为了带给勇惊喜.突然间出现在他的背后,而他还在QQ里质问为什么不按约定的时间上网呢？然后猛然回头，我竟然提着包包在他背后站了快十分钟了．呵呵，这是甜美的回忆，也只能当回忆来品了．和勇是05年下半年认识的,在一个名叫亚洲交友的网站上,都受过伤,聊的投缘,于是,开始了接下来的故事.延安的天好蓝,每天中午都会有暖暖的太阳,仿佛新生的希望.杨家岭的早晨,这是小学时的课文,终于可以亲自体验了,站在岭上,看着当年的革命事迹,看着老一辈革命家曾经生活过的地方,想起了战火的年代,不由得拉紧了他的手,相视的深情,足以融化整个冬天.
  未完,待,因为此刻写不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