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莉娅·博伊德《第三帝国中的一个村庄》

【书摘】尽管在地方层面，纳粹化进程充满波折，其间不断出现各种抵抗与协商行为，但总体而言纳粹对全国的掌控力却逐月增强。例如，由戈林于1933年创建的秘密国家警察机构盖世太保，虽然规模不大，却在德国各地引发了与其规模极不相称的恐慌。1934年6月30日的“长刀之夜”事件中，包括领袖恩斯特·罗姆在内的众多冲锋队高层以及那些被视为对希特勒权威构成威胁的人士都被残忍杀害，这清楚地表明，成为总理后的希特勒绝不会放松手脚，誓要彻底掌控整个国家。随后在1934年8月2日，总统兴登堡去世。随着这位备受尊敬的老人离世，再无任何力量能阻止希特勒将总理与总统职位合二为一。十二天后举行的全民公投中，德国人以压倒性多数支持他这么做，从而使其独裁统治变得不可动摇。 不过，尽管恐怖与残暴是纳粹维持控制的惯用手段，他们也会运用更为巧妙的方式让“雅利安”德国人归顺。其中最成功的举措便是推出大众汽车——这款俗称甲壳虫的汽车正是由希特勒亲自推动，他希望每个德国家庭都能拥有一辆价格亲民的汽车；还有“力量来自欢乐”计划，该计划在1933年至1939年间为约2500万德国人提供了度假、一日游和文化活动等福利。这两项措施堪称杰作，为工人阶层打开了一个此前仅中产阶级才能享受的愉悦与探索新世界。像德国人在这些“力量来自欢乐”活动中那样成群结队出行，正是政权培育民族共同体观念的诸多方式之一。这种带有半宗教性质的纳粹崇拜的核心内容，就是让德国人坚信自己是优等种族——一个在种族上高人一等的群体，其血液绝不能被斯拉夫人、吉普赛人以及犹太人等低等种族污染。 1935年9月，纳粹颁布了《纽伦堡法案》，该法案剥夺了犹太人的公民权、选举权以及担任公职的资格。即便那些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作战、此前还受到兴登堡总统所规定的“前线战士特权”保护的犹太人，此刻也被逐出公务员体系。此外，《保护德国血液与荣誉法》更禁止犹太人与雅利安人通婚或发生婚外性关系。然而在奥伯斯特多夫，《纽伦堡法案》的影响几乎微乎其微。那里为数不多的犹太人要么拥有私人财产，要么与非犹太人结婚，因此能够相对隐秘地生活。若没有像芬克这样的温和派纳粹市长掌管，是否还能维持这种状况尚存疑问。尽管他们的生活并未像其他犹太人那样发生剧烈变化，但仍生活在日益加剧的恐惧与不安之中，每天都在提心吊胆地等待党卫军或盖世太保的敲门声。 该村最负盛名的犹太居民是歌剧演唱家赫塔·斯托尔岑贝格，尽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都是社区里的谜一般存在。早在1932年她就察觉到了局势的变化，于是选择放弃国际演艺事业，隐居在偏僻的乡村。村庄的偏远位置，再加上基督教堂的牧师海因里希·塞勒——他本人也是一位出色的男低音歌手——与她学生时代便是好友，这些因素无疑促使她选择了这里作为避难所。某个星期天，当这位突然出现的女子站出来演唱门德尔松的《来吧，让我们敬拜》时，塞勒的教众们大为震惊。她的歌声如此动听，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沉默之后塞勒才觉得可以继续举行礼拜。最终村民们发现，她正是那位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1913年在柏林首演普契尼的《西西里的少女》时，她曾扮演过米妮这一角色。人们想必早就怀疑赫塔是犹太人，但这一点从未被公开承认。在她的指导下，基督教堂的合唱团蜕变成了一支卓越的歌唱团体，在未来艰难的岁月里为村民们带来了巨大的慰藉。 到1935年，奥伯斯特多夫唯一公开从事职业工作的犹太居民是波兰籍牙医尤利乌斯·洛温。其他犹太居民包括来自杜塞尔多夫的多拉·莱姆克斯，她的非犹太丈夫因拒绝与妻子离婚而被解职，失去了威斯巴登地方法院院长的职位；还有单身女子泰西·海尔布隆纳，她在希特勒出任总理后立即从慕尼黑搬到了奥伯斯特多夫；以及哥廷根著名律师、该大学城犹太社区领袖沃尔特·普罗斯考尔。由于他公然敢于批评纳粹，其住宅屡遭破坏，留在哥廷根已变得极为危险。1934年，他与妻儿逃往瑞士，但因资金不足无法满足瑞士当局的要求，只得返回德国。奥伯斯特多夫的朋友们建议他们迁居至此——那里不仅远离大城市，而且当地的纳粹头目们——如地区领袖瓦尔、区领导卡尔哈默和市长芬克——至少目前还表现得相当温和。 1935年9月，芬克在特劳贝酒店作了一场题为《犹太人问题：他们如何撒谎、如何欺骗》的演讲。然而就在几周前，当他向战争中失去长子的犹太人埃米尔·施内尔授予荣誉十字勋章时，他的言辞却充满感情与真挚同情。施内尔在20世纪20年代初卖掉位于奥格斯堡的纺织厂后便迁居至奥伯斯特多夫。他在村里深受喜爱，正如前文所述，就连当地最著名的纳粹分子之一赫尔姆林博士（与区领导卡尔哈默一样）也公开表示，施内尔是他见过最正派的人之一，自己绝不会放弃与他的友谊。尽管奥伯斯特多夫传统上几乎不存在公开的反犹行为，但随着20世纪30年代的推进，村民们对“犹太人问题”的态度逐渐变得复杂，而外界的压力更使得犹太人在即便如奥伯斯特多夫这样“安全”的村庄里也面临日益严峻的生存困境。 —— 【书摘】赫尔曼·吉斯勒是仅次于阿尔伯特·斯佩尔的希特勒最宠爱的建筑师，同时担任党卫队“托特组织”特遣队的负责人，也是州长保罗·吉斯勒的兄弟。 这是一支献给日耳曼神托尔的仪式舞蹈，由来自当地古老家族的十三名男子共同表演。这些男子的服饰是用仅生长在阿尔高阿尔卑斯山脉的一种苔藓制成的。 普罗斯考尔一家于1936年迁居柏林。玛格丽特·普罗斯考尔于1941年在那里去世。她的丈夫先在1943年被送往特雷西恩施塔特，随后又被转送到奥斯威辛并在那里遭杀害。他们的儿子约翰内斯·普罗斯考尔教授通过儿童运输计划前往英国，后来成为一位杰出的生物学家。他后来移民美国，并于1970年在那里自杀。 —— 【书摘】不过，属于当地显赫家族的贝尔克托尔德姐妹却并非如此，她们对纳粹的极度不信任始终未变。她们的父亲早逝，留下遗孀、一座农场以及十三个孩子需要抚养——其中十个是女孩。就拒绝加入德国少女团而言，她们的理由即便按纳粹的标准也堪称合理。这倒也恰逢其时，因为伊达·贝克托尔德明确表示自己“厌恶那个彻头彻尾的纳粹分子凯特尔小姐，以及整个德国少女团”。于是她选择了更为传统的路易丝女王协会。“我们穿着漂亮的蓝色连衣裙，那里没有希特勒。” 不过，父母是否赞成孩子在这些组织中花费如此多的时间其实并无太大意义，因为随着十年时间的推移，这些组织的权威不断遭到国家的严重削弱。 1934年夏天，20名来自奥伯斯特多夫的男孩参加了在东北方向70英里外的穆尔瑙举行的为期两周的希特勒青年团高山营地活动。夏洛特·施蒂里乌斯受OGF委派前往报道。她对这座庞大营地的纪律与秩序印象深刻，尤其惊叹于那块足以容纳6000名男孩聚集的集会广场。在古日耳曼部落中，“集会”是一种户外聚会形式，也正是纳粹以希腊圆形剧场为蓝本建造那些用于举办盛大演出的巨型剧场的灵感来源。这些往往涉及整个冲锋队或希特勒青年团营队的庞大规模多媒体活动。“从集会广场的舞台上，”施蒂里乌斯写道，“这样的话语响彻大地：‘我们生来就是为了为德国而死！我们这些年轻人，誓要追随那两百万为祖国献出生命的先烈们。只要德国家庭仍愿为家园与国家赴死，德国就会永存！’” 一年后，奥伯斯特多夫在当地希特勒青年团与公益部门的组织下举办了属于自己的山地营地。来自300英里外东德开姆尼茨地区的2500名男孩在山区驻留了两周。他们自行铺设了电话线与邮局，还挖了一口井、一个可供洗涤的淡水槽，以及一个被他们戏称为“国际联盟”的厕所。施蒂里乌斯对这些青少年们的努力依然充满热情。她在文中写道：“任何想要了解年轻人及其渴望的人，都会为看到这群快乐的少年们准备为人民和祖国服务而感到欣喜。” 但对奥伯斯特多夫的希特勒青年团而言，最值得骄傲的莫过于1935年他们前往纽伦堡集会参观的经历。正是在那次集会上，剥夺德国犹太人公民权的恶名昭彰的纽伦堡法案被正式宣布。面对沉重的靴步与敲击的鼓声、扫射的探照灯、燃烧的火炬，以及数千面在风中飘扬的巨大红黑相间的纳粹标志，更不用说每当元首出现时人群爆发的震天呼喊“胜利”与“万岁”，奥伯斯特多夫的那些少年们很可能根本无暇关注犹太人的命运。 在松托芬建造的纳粹“秩序城堡”之一将对周边地区产生深远影响。这些专为特定目的而建的堡垒——其设计灵感源自中世纪的条顿骑士团并以此命名——其实是纳粹用来培养第三帝国未来领导人的学校。希特勒原本计划建造四座这样的城堡，但最终仅完成了三座。位于松托芬的秩序城堡是一座至今仍耸立在镇中心的宏伟建筑，里面设有遍布德国的十余所“阿道夫·希特勒学校”中的一所。在这里，14至18岁的少年们要接受严格训练，为日后担任党的高层领导职位做准备。除具备种族纯度和完美健康状况外，入选者还需是同龄人中最强壮、最快且最冷酷无情者——堪称希特勒青年团的精英。从1937年起，还会定期举行优生学练习：那些经过精心挑选、金发整齐编成的奥伯斯特多夫少女们会被用巴士送到城堡，与男孩们一起跳民间舞蹈。该学校的校长鲁道夫·拉布在获任时仅有25岁，甚至尚未完成教师培训。尽管他年纪尚轻且缺乏经验，但作为冲锋队的早期成员以及17岁就加入纳粹党的老战士，他的任职资格可谓无可挑剔。 最初的设想是，这些经过重塑的“条顿骑士”在从阿道夫·希特勒学校毕业后再在劳改营服刑六个月、在军队服役两年，随后依次前往三座秩序城堡接受培训，因为每座城堡都有其特定的培养目标。例如在松托芬，这些年轻人要深入学习纳粹意识形态与外交策略。这是一个将中学教育、军事训练以及所谓“大学教育”融为一体的纳粹灌输体系。最终，战争准备的需要使得该计划被迫中断，松托芬的秩序城堡也未能实现既定功能——除了作为阿道夫·希特勒学校的校舍外，它还被用于举办会议、进行山地训练，甚至充当纳粹官员的酒店。 并非所有家长都愿意让自己的孩子享有进入这些机构的“特权”。1937年11月，希特勒前往松托芬视察刚刚建成的奥登斯堡时——该建筑由他最喜爱的两位建筑师之一赫尔曼·吉斯勒设计，另一位则是阿尔伯特·斯佩尔——威廉·施泰纳的侄子弗朗茨·诺伊赫尔也在场。他与数百名获准放假并获得免费火车票前来的学生一起站在路边，挥舞着纳粹标志，为元首欢呼呐喊。 我当时八岁，记得自己站在距离希特勒驾车经过的敞篷车约三米远的地方，高举着手臂。父亲向我道别时说了句令人震惊的话：这是个“枪杀那个罪犯”的好机会……那时我不明白他的意思，因为其他人都在为希特勒欢呼颂扬——那位伟大的领袖，正如学校督学来我们班级授课时所说，他已经解决了失业问题，消除了战败的耻辱。 —— 【书摘】无论他们是否属于被选中进入精英学校的“精英阶层”，所有年轻人都要在课堂上花费数小时学习纳粹意识形态。1935年，东巴伐利亚地区领袖兼巴伐利亚教育部长汉斯·谢姆出版了其演讲集，从中可见这位鞋匠之子、1928年纳粹教师协会的创立者对种族问题竟已陷入如此极端的痴迷。“种族是上帝所规定的，”他写道，“任何违背种族纯洁性的行为都是违背上帝意志与宇宙秩序的罪行。”纳粹宣传人员认为这一“见解”意义重大，便将其印在海报上广为传播。在另一场面向全体德国青年的演讲中，谢姆也留下了同样令人难忘的言论：“你们出生在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作为教育部长，谢姆对巴伐利亚各地学校的教学内容拥有最终决定权，他（以及1935年在飞机事故中遇难的同事们）都极为重视这一职责。 各学校对纳粹意识形态教学要求的执行程度差异极大。全德许多教师都厌恶这些新教学大纲，却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有一位年轻校长向一位英国教育家坦言，若非自己的家人也会因此受苦，他和众多同事宁愿被关进集中营，也不愿日复一日地忍受教授纳粹教义的折磨。 多年来，奥伯斯特多夫中学的校长爱德华·贝斯勒一直努力同时保住自己的职位与操守——在纳粹统治下这绝非易事。1935年10月，他收到当地希特勒青年团负责人的来信，祝贺该校95%的学生加入了该组织，从而使学校能够在特殊场合悬挂希特勒青年团旗帜。然而与此同时，他竟违背党派政策，成功将宗教列为课程中最重要的科目，其地位甚至高于德语。 在让纳粹上司满意的同时尽可能为学生提供人道主义教育，实属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贝斯勒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在这个被洗脑的孩子们被要求告发教师任何反纳粹行为的环境中，要做到这种平衡需要极高的技巧，尤其是在教授历史这类敏感科目时。自1932年起在该校任教的雷吉娜·齐尔克尔记得自己的孩子们曾讲述过贝斯勒如何巧妙应对那些旨在陷害他的问题。尤其有个名叫玛戈特·赫尔mling的学生，她的牙医父亲是党卫军中士，堪称村里地位显赫的纳粹分子，她总是四处寻找违背党派教条的人。“她把我们的生活搞得极为糟糕，”西比勒·冯·阿明施泰德回忆道，“校外有我母亲保护我们，但在学校就困难多了。玛戈特不断折磨我们，由于课程采用小班教学，我们常常感觉被困住了。”1947年接受采访时，许多贝斯勒的前学生作证称，尽管他是党员，但他们认为他已竭尽全力将政治因素排除在课堂之外。 尽管贝斯勒竭力遏制纳粹主义对其学校的负面影响，课程改革带来的破坏依然严重。1933年3月初的考试中，大多数学生都要撰写题为“山脉：乐趣、益处还是威胁？”的文章。一年后，题目变为“在动荡时期拥有伟大领袖是国家的最大福祉。（需以近期尤其是德国近代历史中的实例加以证明）”。最高年级的两个班级的学生还需到附近的射击场参加训练，并经常前往鲁比霍恩山观察兰茨贝格山地炮兵部队的狙击手训练。新开设的航空工程课为选修科目，而另一门关于种族与遗传学的课程则对所有学生都是必修的。1935年的毕业理科考试包含了如下问题：“孟德尔的定律能为我们揭示隐性遗传病的遗传规律吗？遗传后代的增多对一个民族意味着什么？请举例说明孟德尔的定律。” 西比勒·冯·阿明施泰德驳斥了“上奥伯斯特多夫并未普遍存在反犹太主义”这一观点，她指出尽管当地犹太人数量极少，但这种情绪自纳粹政权建立之初就已存在于该村庄。她还记得有两位在校园里不断遭受欺凌的犹太姐妹： 我已经忘掉了她们的名字，但一生都为此感到内疚。我们都深受种族宣传的影响，认为犹太人过于贪财，于是也加入了折磨他们的行列。孩子们往往十分残忍。她们后来去了英国，回想起自己曾多么希望她们离开，我现在感到无比羞愧。她们并没有伤害过任何人，但那却是我们当时的普遍心态。我不知道她们的父亲是做什么的，因为那根本没引起我的兴趣。 由于奥伯斯特多夫的犹太居民极少，加之学生们居住地远离任何大城市，这必然使得他们中的许多人将“种族”课程视为无足轻重的理论而已。然而1935年发生的一件事让纳粹的种族主义政策真相以极其残酷的方式呈现在他们面前——那一年犹太人被剥夺了公民权。这一事件在当时14岁的西比勒心中留下了永久的创伤： 普尔施耐德太太有个女儿叫莉泽洛特，她是我们班上的同学，也是我的好朋友。她不知道她的母亲是半个犹太人，特别是因为她的母亲比我们其他人加起来还要纳粹。当真相最终浮出水面时，这个可爱的女孩自杀了。那真是太可怕了。我经常这样想。真是悲剧。 抛开政治因素不谈，到1935年时贝斯勒已能满意地审视自己的成就。这些年来学校新增了多间教室，学生们还能使用崭新的体育馆，而得益于他不懈的努力，学校如今也获得了稳定的国家财政支持。那一年他共招收了149名学生，其中40%来自村外。或许最重要的是，尽管他有吼叫的习惯，学生们依然十分喜爱他。西比勒·冯·阿明施泰德写道：“有时整个学校仿佛都被他的怒吼声回荡着。” —— 在那个狂热的年代，有这样一位能保持人性的校长真的不容易！ 【书摘】奥伯斯特多夫中学的校长爱德华·贝斯勒一直努力同时保住自己的职位与操守——在纳粹统治下这绝非易事。 在让纳粹上司满意的同时尽可能为学生提供人道主义教育，实属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贝斯勒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在这个被洗脑的孩子们被要求告发教师任何反纳粹行为的环境中，要做到这种平衡需要极高的技巧，尤其是在教授历史这类敏感科目时。 1947年接受采访时，许多贝斯勒的前学生作证称，尽管他是党员，但他们认为他已竭尽全力将政治因素排除在课堂之外。 尽管贝斯勒竭力遏制纳粹主义对其学校的负面影响，课程改革带来的破坏依然严重。1933年3月初的考试中，大多数学生都要撰写题为“山脉：乐趣、益处还是威胁？”的文章。一年后，题目变为“在动荡时期拥有伟大领袖是国家的最大福祉。（需以近期尤其是德国近代历史中的实例加以证明）”。 随后贝斯勒上台讲话，开头还照例表达了对学生们即将告别校园、步入成人生活的喜悦的理解但当他要求他们忠于祖先的信仰，并在任何选择中都守护自己的灵魂时，便已越界进入了危险领域——忠诚的年轻雅利安人本不应思考灵魂的问题。正如某份国家社会主义教育论著所言：“他们的身体必须经过锤炼，变得坚韧强大，这样才能成长为健康、坚强、精力充沛且能承受艰苦的合格战士。”然而贝斯勒似乎忘记了这一原则，继续说着他那温和的讲话。在政权竭力以国家取代家庭的背景下，他要求学生们特别感激自己的父母——正是他们支撑着孩子们完成中学教育，为他们的人生奠定了如此良好的基础。 通过向学生们表达真诚的同情，并提醒他们作为人类应有的基本尊严，贝斯勒实际上为那些日复一日充斥在年轻人耳边的纳粹宣传提供了另一种具有颠覆性的选择。在阵阵热烈掌声中，他结束了仪式——没有像往常那样高呼三声“希特勒万岁”，而是祝愿即将离校的学子们“好运连连，开启幸福的新生活”。 —— 【书摘】一个月后的4月10日，奥地利和德国分别举行了公投，以征求民众对德奥合并的认可。两国均以压倒性多数投票支持这一合并。在德国，纳粹惯用的恐怖威胁手段确保了他们的大胜——超过99%的民众在公投中赞成德奥合并，并支持希特勒的领导地位。在奥伯斯特多夫，村民们在持续不断的宣传攻势下前去投票，这些宣传中甚至出现了诸如“4月10日，上阿尔高地区将以欢欣一致的全票‘赞成’来感谢元首”之类的标题。在附近的一处农舍里，人们可以看到用“赞成”字样绣制的靠垫挂在窗户上，这正是德奥合并热潮的典型体现。公投当天，确实有4,491名奥伯斯特多夫居民投了赞成票，但扎维尔·诺伊赫尔并未如此，他与另外64位勇敢的人选择了反对。投票几天后，弗朗茨·诺伊赫尔和他的母亲正在村中行走，当他们走近镇政厅时，看到绞刑架上悬挂着65个绞索，旁边还有一则文字，要求持不同意见者上吊自尽。这一场景始终萦绕在弗朗茨的心头，伴随他一生。 在这场伴随着极端军国主义行径与恶劣街头暴力的公投中，那些在意识形态上反对该政权的人，或是像尤利乌斯·洛温那样早已成为其攻击目标的人，丝毫未能感受到安慰。尤利乌斯取得牙医资格后于1927年迁居奥伯斯特多夫并在此开诊。由于居住在奥伯斯特多夫的大多数犹太人要么拥有私人财产，要么与非犹太人结婚，因此他们能够相对隐秘地生活。但尤利乌斯·洛温不同——他不仅需要工作，还因波兰国籍而面临更多困境。东欧犹太人普遍被视为社会地位低下者，这并非仅限于雅利安人，“已同化”的德国犹太人也往往对他们的东欧同胞抱有轻蔑态度。洛温的波兰国籍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混乱局势：他虽出生于慕尼黑，从未踏足过波兰，但由于其父亲来自战后划归波兰的奥地利地区，整个家族便默认成了波兰人。这极大地加剧了他们的生活困难，尤其是他的贫困父母不得不为六个孩子支付双倍的学费。 犹太人普罗斯考尔一家也是他的病人，因此当玛格丽特·普罗斯考尔的妹妹莱妮于1936年5月前来度假时，在这样一个小社区里，她和尤利乌斯相遇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莱妮是个聪明独立的年轻女性，拥有法学博士学位。她曾在哥廷根和慕尼黑求学，在巴黎生活过一年，还在柏林工作时代表库尔特·魏尔处理过一起版权纠纷。某个傍晚，普罗斯考尔一家邀请尤利乌斯到他们家中做客，就这样——两人一见钟情。莱妮回忆起那个夜晚：“他为我姐姐带了蛋糕……他长得极为英俊……他还送来一束康乃馨，我摘了一朵别在耳后。我姐夫觉得那太轻浮了。”三个月后，即1936年8月15日，尤利乌斯与莱妮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那时普罗斯考尔一家已迁居柏林，而洛温曾经生意兴隆的牙科诊所也几乎陷入停摆状态。由于法律上不再允许他行医，就连他最忠实的病人也因担心被告发而不再光顾。在缺乏资金与人脉的情况下，这对夫妇曾抱有的度过纳粹风暴的希望也日益渺茫。 —— 【书摘】作为这次攀登的领队，赫克迈尔从1939年起一直居住在奥伯斯特多夫，直至2005年去世，成为该镇最负盛名的居民之一。他最初与纳粹组织接触是通过希特勒那位风光无限的电影导演莱妮·里芬斯塔尔——她的纪录片《意志的胜利》（1935年）和《奥林匹克》（1936年拍摄，1938年上映）使其享誉世界。不过电影制作绝非她唯一的才能：作为曾与马克斯·莱因哈德共事的专业演员和舞者，她还是出色的游泳运动员、艺术家以及能力出众的登山家。她与赫克迈尔的友谊始于一位朋友临时请他顶替自己担任她的向导。“她的女性魅力与天生的热情消除了我内心的顾虑，”赫克迈尔在自传中写道，“无论她与希特勒有何关系，显然都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令他惊讶的是，她还是位极为出色的登山者。而里芬斯塔尔在描述赫克迈尔时则写道：“我们一握手我就喜欢上他了。他虽然有些粗犷，但我立刻感受到了他的真诚……他攀登时的自信宛如猫一般。” 里芬斯塔尔显然爱上了这位粗犷的山区男子，或许他也对她动了心。他们之间的相互吸引是否发展出了超越友谊的关系已无从知晓，但这种吸引力足以让赫克迈尔在1937年9月陪同她前往纽伦堡集会，并一同住在盖勒领导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的住所里。对于一个在孤儿院长大、一生都在不同登山项目中漂泊的无一文钱的登山者而言，突然接触到里芬斯塔尔与纳粹核心圈子的世界，无疑是一种令人困惑却又令人兴奋的体验。里芬斯塔尔急于展示自己的新发现，便带赫克迈尔去德意志宫见元首。赫克迈尔所描述的两人喝茶时的对话，与其他记录与希特勒交谈的人的描述颇为相似。“他远非愚蠢之辈，”他写道。 他向我提出的问题直截了当、切中要害……他感兴趣的是这一切背后的“原因”——在艰难的攀登与普通的山区漫步之间，人会有怎样的感受与体验……他不懈地深入探讨这个话题的每一个方面。在整个过程中，我这个人丝毫没有引起他的兴趣，只有事实数据吸引了他；显然他此前从未与登山者交谈过。 随后，赫克迈尔与元首及其随行人员一同登上酒店阳台观看火炬游行。正如他在自传中所记，这是他第一次举起手来行希特勒式敬礼。两个小时里，成千上万的年轻人高呼口号、整齐划一地从他们下方走过。后来当赫克迈尔称这场景象“令人不安且难以理解”时，很可能是实话。但与此同时，对于一名无名青年登山者而言，能如此意外地成为重大事件的焦点，其带来的兴奋感实在难以抗拒。里芬斯塔尔显然对他另有打算，她劝说他在集会结束后随她返回柏林。不过他在那里并未久留，到1937年底便回到了巴伐利亚，全身心投入即将到来的北壁攀登任务。 赫克迈尔与弗尔格刚从艾格峰下山，身着纳粹制服的奥登堡要塞官员便赶赴瑞士，将他们作为国家英雄带回帝国。数日后，赫克迈尔便再次与希特勒会面，当时元首亲自接见并嘉奖了这四人。至此，无论他们愿不愿意，赫克迈尔以及他的同乡奥伯斯多夫人弗尔格都已成为国际名人——他们是纳粹理念的象征，而正是这一理念极大提升了德国在民众眼中的威望。 到1938年底，全国上下的人士——即便那些不支持纳粹政权的人——也都为希特勒得以在无需战争的情况下建立帝国、战胜令人憎恶的《凡尔赛条约》、降低失业率并让曾经的敌人屈服而欢欣鼓舞。对希特勒以及数以百万计崇拜他的追随者而言，1938年是美好的一年。 库尔特·魏尔是一位德裔犹太作曲家，他因与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在多部作品中的合作而闻名，其中最著名的便是《三便士歌剧》。 这是圣路易斯号在1939年5月那次臭名昭著的航程之前的最后一次大西洋跨海航行。在那次航行中，船长古斯塔夫·施罗德试图为船上的937名犹太难民寻找庇护所。在遭到古巴、美国和加拿大的拒绝后，施罗德坚决不返回德国，直到找到愿意接收所有乘客的欧洲国家为止。1976年，这一事件被拍成了电影——《被诅咒的航程》。 在1938年之前，该阿尔卑斯俱乐部名为德奥阿尔卑斯俱乐部（DÖAV）。德奥合并之后，它便改名为德国阿尔卑斯俱乐部（DAV）。位于奥伯斯特多夫的分会则将记录簿存放在其位于87561奥伯斯特多夫、卡韦达赫1号的办公室里。 海因里希·哈勒正是《在西藏的七年》（1952年）与《白色蜘蛛：埃格尔峰攀登记》（1959年）这两部作品的作者。 —— 【书摘】希特勒的第一次闪电战仅用五周时间便击败了波兰。至于波兰在纳粹统治下的命运，早在入侵开始前，希特勒就在对将领们的讲话中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意图： 我们的优势在于速度与残暴。成吉思汗曾刻意且满怀愉悦地屠杀了数百万妇女儿童……我已下达命令：这场战争的目标并非占领特定领土，而是彻底消灭敌人。因此，目前仅在东部，我就已令“死亡头颅部队”随时待命，奉命无情无悔地将所有具有波兰血统和语言的男女老少送上死路……波兰将被清空人口，由德国人定居。 波兰战败后，这一政策迅速付诸实施：入侵部队过后便开始了大规模屠杀、建立集中营、实施酷刑以及集体处决。然而在国内，此时几乎没有任何德国人能够意识到这些暴行的严重程度。与此同时，尽管有些99团的士兵在初次经历战争并尝到胜利的喜悦后对战争有了新的信心，但迈宁格则更为谨慎。他代表马克斯·迈尔等人的观点，在9月30日写道：“今天或明天我们就会在斯洛伐克登上火车。没人知道我们要去哪里，这取决于与英国和法国的谈判结果。我们希望谈判能成功，否则这场可怕的战争将再次爆发。” —— 【书摘】纳粹党于1920年2月24日在慕尼黑成立，从一开始弗朗茨就意识到了它对自己所珍视的一切构成的威胁。由于深陷战后慕尼黑的政治混乱，他不得不竭尽全力抵抗国家社会主义。事实上，他对这一事业的投入如此之深，以至于很快便被列入纳粹党的黑名单，这不仅危及他自己的生命，也威胁到了贝尔塔和孩子们。他仍会偶尔去上奥伯斯特多夫看望他们，总是确保在夜幕降临后抵达，并在黎明前返回慕尼黑。但在与纳粹党的生死斗争中，家庭已无立足之地，两人最终于1925年离婚，这段原本幸福的婚姻就此以悲剧收场。 至于格施文德别墅，是玛丽亚拯救了局面。窗户的紧急状况亟需采取行动，于是她乘火车前往慕尼黑。在那里，她在一位老家族朋友常去的酒馆找到了他，便骑上他的摩托车，两人一起出发去寻找窗户。在严寒中骑行数小时后，他们终于有了收获——根据线报，他们在城郊的一个仓库里发现了十几扇质量上乘的双层窗，正被弃置不用。看门人签署了相关文件，玛丽亚安排用火车和马车将窗户运往奥伯斯特多夫后，便疲惫却胜利地回到了家中。 几周后，西奥多·魏森贝格尔就在刚刚建成的、拥有巨大漂亮窗户的格施文德别墅里诞生了。人们立刻发现他是个盲人。虽然病因始终未明，但他在出生后不久滴眼药水时发出了如此长时间且剧烈的尖叫，以至于贝尔塔一直怀疑是接生员用错了药水。 他显然是个快乐的孩子，总是受到哥哥姐姐的悉心保护——他们喜欢用手指轻抚他柔软如丝的头发。他们竭力替他“看”世界，在日益繁忙的交通使得在屋前玩耍变得危险之前，他们会和西奥多一起坐在那里数小时捏泥饼。似乎为了弥补视力的缺失，这个小男孩很快展现出极高的音乐天赋，这是从祖父母那里继承来的才能。从小就在教堂里经常传出的他纯净高亢的女高音，深受全村人的赞赏。他会专注地聆听祖父拉小提琴，但在1923年恶性通货膨胀最严重的时期，当全家已经好几天没东西吃时，弗里茨的那把由17世纪著名制琴师雅各布·施泰纳打造的小提琴，竟被换来一袋土豆、一袋面粉和两磅黄油。 1925年弗里茨去世后，玛丽亚只想着一死了之，几乎不再离开那栋别墅。然而五年后，她还是去参加了内贝尔霍恩缆车的开通仪式——一方面是为了纪念一直大力支持该项目的丈夫，另一方面也是出于纯粹的好奇心。她没有失望：在那艘在她眼中仿佛仅凭细绳悬挂的缆车里，人们静静地穿越特雷塔赫河并向上攀登，将她带得越来越接近她深信正在内贝尔霍恩高处天堂里等待她的弗里茨。 西奥多七岁时，他的母亲和姨妈带他去了北方七十英里外的乌尔斯贝格，将他送进了一所由方济各会修女管理的机构。自1897年创立以来，这些修女不断扩展业务规模，到西奥多到来时，她们已在广阔地区为各类身心残疾者提供照料。事实上，以创办人——一位天主教神父的名字命名的多米库斯·林格艾森疗养院，在二十世纪初已发展成为德国规模最大的同类机构。当贝尔塔与莉西再次探望他们疼爱的小西奥多时，发现他已成为一个开朗自信的孩子，自豪地带领她们参观整个建筑，既不迷路也不需要任何帮助。贝尔塔回家后回忆说，他尤其为自己的床和小橱柜感到骄傲。 四年后，当西奥多十一岁时，修女们告诉他要被转到位于慕尼黑以西六十英里的普法芬豪森的盲人学校。虽然起初这是个打击，但他很快便适应了。在新的学校里，他学会了盲文阅读并掌握了其他实用技能（还因制作出最出色的刷子而获奖），人们希望这些能力能帮助他在日后回到奥伯斯特多夫时过上独立的生活。 目前尚不清楚西奥多在普法芬豪森待了多久，但到1939年时，他已被转往另一家机构——位于多瑙韦尔特附近（再向北五十英里）的施韦因斯波因特庄园。 1939年春天，希特勒终于开始实施他多年来一直追求的“种族卫生”政策，即系统性地杀害那些身心有缺陷的人。早在十年前的纽伦堡集会上，他就已明确表达过这一意图，声称如果每年在德国出生的约一百万儿童中剔除7万到8万最弱小的个体，整个国家就会因此变得更加强大。由于担心此类计划可能引发的公众反应，他此前并未立即付诸行动，但如今随着战争临近，净化民族血统与整合资源已成为当务之急，先前的顾虑便被抛到了脑后。不过保密至关重要，正因如此希特勒下令由自己的总理府直接指挥这项行动。 尽管对“无法治愈”的病人的系统性杀戮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才开始，但《预防遗传病后代法》早已自1934年1月1日起实施。该法律规定，任何被判定患有遗传病或精神“缺陷”的人都必须接受绝育手术。实际上，其范围还涵盖了绝症患者、同性恋者、流浪汉、酗酒者、身体残疾者，以及纳粹认为会给国家带来负担或属于社会异类的一切人群。 —— 【书摘】当格拉芬埃克屠杀中心关闭时，真相已不可避免地开始泄露。例如，住在哈达马尔安乐死中心附近（位于法兰克福以北50英里处）的居民们，在那些灰色巴士抵达后不久就注意到该机构的烟囱冒出了烟雾。此外，这些屠杀中心的员工们自然也觉得有必要向亲友倾诉心声。尽管有少数勇敢的德国人试图反抗这一政策，但直到1941年7月明斯特主教克莱门斯·奥古斯特·冯·加伦通过一系列布道（并广泛以印刷品形式传播）将问题公之于众，反对杀戮的呼声才真正形成势头。英国广播公司的德语频道获得了冯·加伦的一份小册子，便通过广播将其内容传播出去，同时英国皇家空军也在德国及其他欧洲国家上空投递传单。 面对冯·加伦的强烈抨击与日益高涨的公众愤怒，希特勒于1941年8月决定终止整个计划。截至那时，六个毒气杀人中心已共杀害70,273人，这一数字恰好符合希特勒最初设定的目标。尽管这些杀人设施被关闭，杀戮行为并未停止，只是不再由中央统一指挥。那些被认为“不配生存”的人如今都在自己所处的机构中死去，通常死于饥饿或致命药物。 西奥多被杀几周后，邮递员给贝尔塔送来一封印有巨大正式纳粹标志的信。她把信拿到厨房阅读。内容简短扼要：她的儿子西奥多死于脑膜炎。莉西出现后，看到姐姐的表情立刻明白发生了什么。她们穿上父亲给的黑色连衣裙和黑色皮草外套，走入雪中。过了一会儿，西奥多的妹妹贝尔特尔回家，看到厨房桌上那封信。她很清楚母亲和姑姑会在哪里——不是那座在如此悲痛时刻显得过于空旷的教堂，而是位于村庄南面、群山环绕处的三座洛雷托小礼拜堂中较为温馨的一间。在那里，贝尔特发现母亲和姑姑围坐在蜡烛旁，双手合十祈祷。此后的余生里，贝尔塔一直订阅着乌尔斯贝格发行的通讯，尽管除此之外别无他物，但这至少是她与儿子短暂生命之间的一条联系。 患有癫痫的维尔纳·芬克则有了更幸福的结局。他与西奥多一样曾在乌尔斯贝格的修女们那里生活。但与西奥多不同，他的父亲是奥伯斯特多夫的市长，因此知晓T-4计划——很可能是通过朋友卡尔哈默得到的消息。无论信息来源如何，这位虔诚的纳粹信徒与另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父母还是在那些灰色巴士到来之前赶到了乌尔斯贝格，将他们心爱的儿子安全带回了家。 —— 【书摘】1941年6月22日星期日的早晨，当奥伯斯特多夫的居民们打开收音机时，他们听到了约瑟夫·戈培尔的惊人宣告：德国已在凌晨发动了对苏联的进攻——即巴巴罗萨行动。戈培尔宣读着希特勒的声明，告诉德国人民这次攻势的规模与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在东线战场上，”他宣称，“德军作战范围从东普鲁士延伸至喀尔巴阡山……从普鲁特河沿岸、多瑙河下游一直到达黑海沿岸。” 这一次他确实没有夸大其词。相关数据令人震惊：在希特勒新建的、长达1800英里的战线上，德军部署了148个作战师，共计约330万名士兵。除了大量火炮外，德军入侵者还拥有3350辆坦克、60万辆车辆、60万匹马以及约2500架飞机。戈培尔宣称，这场战役实则是一场将欧洲从布尔什维主义手中解救出来的圣战。但击败共产主义并非希特勒的唯一目标——一旦占领乌克兰，他计划消灭所有斯拉夫人口（适合当奴隶的除外），然后用雅利安德国人重新填充这片广袤的农业用地（即梦寐以求的“生存空间”）。同样至关重要的是夺取高加索地区的油田，也就是迈科普、格罗兹尼和巴库，以缓解帝国长期存在的能源短缺问题。没有石油，战争就无法继续下去。“愿上帝在这场战斗中助我们一臂之力，”戈培尔如此总结道。 尽管阳光透过窗户照进室内，十二岁的弗朗茨·诺伊赫尔仍在熟睡，直到父亲前来告知他这个消息。在希特勒接连取得看似轻而易举的胜利之后，弗朗茨理所当然地认为德国是无敌的。因此，当父亲兴高采烈地宣称希特勒的失败已不可避免时，他反而心存疑虑。几天后，当老林务员米歇尔在山间小屋的地板上摊开一张泛黄的地图问道：“这个希特勒知道俄罗斯有多大吗？”时，他同样没有认真对待。相较于这些质疑之言，宣传部为正式军事公告选用的李斯特音诗《前奏曲》中那激昂的旋律——“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宣布……”——对弗朗茨的影响要大得多。 在入侵苏联之前，对奥伯斯特多夫的居民而言，战争似乎还相当遥远。仅有五名年轻人在战争中丧生，而接连不断的胜利让大多数人——即便那些并不一定支持纳粹的人——都深感自豪。例如，德国阿尔卑斯俱乐部（DAV）奥伯斯特多夫分会的记录册就充满了乐观情绪，1940年4月4日的年度大会报告便是明证： 1939年12月，由于波兰的举动以及英法两国宣战，元首不得不号召全国人民拿起武器，德国阿尔卑斯俱乐部的成员们立即热情响应。正因如此，今天我们首先要纪念我们的士兵们。那些关于他们在波兰战役中英勇表现的传奇事迹让我们倍感自豪。我们坚信，与英法的战争也必将很快以胜利告终。目前有22名俱乐部成员正在第一山地师作战，与这些年轻人并肩的还有老兵们，其中一些人还骄傲地佩戴着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得的勋章。我们要让他们知道，我们会永远支持他们。向所有战士致以崇高的敬意！ 一年后的年度大会报告同样充满乐观情绪：“我们坚信能够战胜强加这场战争的敌人，建立伟大的德意志帝国。我们誓将竭尽所能为前线的士兵提供支持。”当时撰写这份报告的俱乐部秘书艾玛·迈尔——她的兄弟马克斯·迈尔正在第99团作战——并未意识到，东线战场上的士兵们日后将会需要如此多的援助。 那些像弗朗茨一样认为希特勒不可战胜的村民们，其任何自满情绪很快便被打破。事实上，当他们得知在戈培尔发表那项重要广播声明仅数小时后，巴巴罗萨行动中首批参与作战的奥伯斯特多夫士兵（隶属于第99团）就已阵亡时，侵略的残酷现实才真正呈现在他们眼前。这名士兵正是路德维希·弗尔格——不久前曾与另外三人一同登顶艾格峰的登山家之一，由于他具备在数千英尺高的狭窄冰缘上用绳索固定仍能安然入睡的本领，被誉为登山界“露营之王”。自那次壮举之后，他与赫克迈尔一样将家安在了奥伯斯特多夫。 1940年夏天，沃格与同样加入第99团的赫克迈尔被从德国国防军中抽调出来，连同几名奥登堡要塞的成员一同被送往柏林附近的法尔肯塞埃的一处党卫军营地，接受在东部执行特殊任务的训练。赫克迈尔和沃格究竟知晓多少关于这项任务的细节已无从考证，但无论如何他们并未在法尔肯塞埃久留。有一天，当他们本应参加德国劳工阵线领袖罗伯特·莱伊举办的讲座时却被发现正在打牌，于是被认定为政治上不可靠的人，降级后满身阴霾地重返德国国防军。 —— 【书摘】数月后，当阿尔卑斯俱乐部奥伯斯特多夫分会的主席弗朗茨·阿曼（在德奥合并后该分会更名为德国阿尔卑斯俱乐部）向会员们发表讲话时，他满怀满意地回顾了这一年。鉴于该村庄地处奥地利边境，德奥合并对当地而言具有特殊意义。他提到，早在65年前，他们的俱乐部就已预见到这一历史性时刻——1873年该机构便成为了德奥阿尔卑斯俱乐部。阿曼指出，自那时起，作为一个整体，该俱乐部始终将公众利益置于首位，成功“培育了登山者、徒步者、道路与小屋建造者、地质学家、制图师以及冰川研究人员的兴趣”。如今两国顺应俱乐部的倡议建立起“体现我们共同的血脉、语言与文化”的联盟，实在值得庆贺。而随着苏台德地区的回归，全德的德国人也将融合为一个辉煌的帝国。他宣称，1938年“是该俱乐部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年”。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纳粹政权出现之前，犹太人就已不被允许成为该俱乐部的成员。由于俱乐部内部盛行的反犹主义，1921年犹太登山者们便觉得有必要在俱乐部内成立自己的“多瑙兰分会”（多瑙兰是指多瑙河沿岸的奥地利领土）。从形式上来看他们仍属于俱乐部成员，但在三年后于慕尼黑召开的特别会议上，他们被彻底驱逐出去：“大会”——奥伯斯特多夫分会在其后续的年度大会上如此报告——“要求多瑙兰分会宣布退出，以恢复秩序并保障整个协会的和平发展。”而这一切都发生在希特勒成为总理的九年前。 对于当晚聆听阿曼演讲的德国阿尔卑斯俱乐部成员们而言，1938年之所以成为重要的里程碑，还有另一个原因。合并行动发生四个月后，纳粹迎来了一场惊人的宣传胜利：1938年7月24日下午3点30分，两名德国人和两名奥地利人登上了举世闻名的艾格峰顶——他们是首批通过极其险峻的北面攀登至顶的登山者。在此之前已有不少登山者在尝试中丧生。事实上，由于这一壮举被许多登山家视为不可能完成，就连戈培尔也想不到比这更完美的公关噱头来庆祝合并行动。奥地利总督阿图尔·塞斯-因夸特在《人民观察家报》上写道：“艾格峰的北面终于屈服于德国人不可动摇的决心。” 这些登山家的成就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但同时也有人猜测他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纳粹党控制。在登顶前的几周，德国人安德尔·赫克迈尔与路德维希·弗尔格已作为社区领袖和登山向导在松特霍芬要塞工作。除了免费的食宿外，他们每月还能获得250马克的报酬，并有望在纳粹体系的层级中得到晋升。而另一名奥地利人海因里希·哈勒甚至在德奥合并之前就已是当时非法存在的冲锋队的成员，之后他立即加入了纳粹党与党卫军。一年后，他的同胞弗里茨·卡斯帕雷克在《一名登山家》一书中写道：“我永远忘不了艾格北壁……那是德国命运的象征……元首始终在我们眼前……我们找不到比这更好的导师了。”尽管赫克迈尔与弗尔格确实使用了要塞提供的装备，但他们也拒绝了对方进一步的资助，选择在个人休假期间进行登顶。他们始终坚决否认有任何与纳粹党的关联。 作为这次攀登的领队，赫克迈尔从1939年起一直居住在奥伯斯特多夫，直至2005年去世，成为该镇最负盛名的居民之一。他最初与纳粹组织接触是通过希特勒那位风光无限的电影导演莱妮·里芬斯塔尔——她的纪录片《意志的胜利》（1935年）和《奥林匹克》（1936年拍摄，1938年上映）使其享誉世界。不过电影制作绝非她唯一的才能：作为曾与马克斯·莱因哈德共事的专业演员和舞者，她还是出色的游泳运动员、艺术家以及能力出众的登山家。她与赫克迈尔的友谊始于一位朋友临时请他顶替自己担任她的向导。“她的女性魅力与天生的热情消除了我内心的顾虑，”赫克迈尔在自传中写道，“无论她与希特勒有何关系，显然都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令他惊讶的是，她还是位极为出色的登山者。而里芬斯塔尔在描述赫克迈尔时则写道：“我们一握手我就喜欢上他了。他虽然有些粗犷，但我立刻感受到了他的真诚……他攀登时的自信宛如猫一般。” 随后，赫克迈尔与元首及其随行人员一同登上酒店阳台观看火炬游行。正如他在自传中所记，这是他第一次举起手来行希特勒式敬礼。两个小时里，成千上万的年轻人高呼口号、整齐划一地从他们下方走过。后来当赫克迈尔称这场景象“令人不安且难以理解”时，很可能是实话。但与此同时，对于一名无名青年登山者而言，能如此意外地成为重大事件的焦点，其带来的兴奋感实在难以抗拒。里芬斯塔尔显然对他另有打算，她劝说他在集会结束后随她返回柏林。不过他在那里并未久留，到1937年底便回到了巴伐利亚，全身心投入即将到来的北壁攀登任务。 —— 29岁的弗尔格只是入侵首日两支部队遭受的巨大损失中的之一。至少死亡让他免于目睹六天后战友们进入利沃夫时所看到的惨状——数千名被俄军在撤退前杀害的德国人、波兰人、乌克兰人及犹太人的尸体，正以令人作呕的堆状腐烂在城内外。 —— 【书摘】在《希特勒的山地部队》一书中，詹姆斯·卢卡斯引用了第98团与第99团士兵们在穿越波兰并继续向乌克兰南部行进时所记录的一些见闻。对于习惯了相对狭小阿尔卑斯山草场的巴伐利亚人而言，那些一望无际、平坦延伸的玉米地或向日葵田显得极为陌生。有士兵描述了“令人难忘的景象”：“清晨时向日葵低垂着头，整片田野呈现单调的褐色；而到了正午，它们直立朝阳，整个田野便变成了鲜艳的黄色。”还有人记下了他们所见的那些极其简陋的定居点——与家乡巴伐利亚整齐美观的村庄截然不同。随着行军路线不断向东推进，环境愈发恶劣。那些从小就被洗脑、坚信自身种族优越性的德国年轻人，此刻就在眼前看到了证据。正如一名仍在波兰东部的士兵所言：“那些杂乱不堪的木屋（根本称不上村庄）破败不堪，还满是害虫。”那里没有卫生设施，也没有电灯，所谓的道路不过是沙土上形成的车辙小道。我们靠那口熟悉的旧“炖肉大锅”进食，饮食条件相当不错，”他写道，并补充说：“尽管被严格禁止，我们还是把食物分给了在营地周围徘徊的波兰儿童。” 在到了八月初，迈宁格更加确信苏联人即将投降。他在乌克兰南部的乌曼附近写道，“战争即将结束”。尽管如此，布尔什维克战士们战斗时的“狂热态度”仍令他印象深刻——“甚至连妇女也上了前线”。他曾目睹一名俄罗斯妇女被处决的场面：“她被强迫自己挖坟墓，”他记述道，“在被枪杀之前，她直视着枪手的眼睛。让我惊讶的是，她居然没有亲自下命令。” 与此同时，赫克迈尔正从另一个方向向苏联进军。为何这位被誉为世界顶尖登山家的他，在法尔肯塞埃事件之后竟不被允许重返那支声名显赫的登山部队，原因不得而知。或许是因为他不愿成为纳粹英雄的行为，在他这样的名人眼中被视为严重罪行，当局便通过将他从第99团及同为巴伐利亚人的战友们中分离出来来羞辱他。 一张照片显示赫克迈尔正随部队列向东行进，穿过波兰的森林，与一名军官闲聊。这些神情自信从容的士兵们恐怕还无法预见到前方的艰难考验。作为庞大的中央集团军群的一员，他们的任务是在装甲师之后穿过白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夺取俄罗斯的斯摩棱斯克城，然后在冬季来临之前迅速进军占领莫斯科——又一次闪电战，又一次胜利。 尽管德国的进攻起初进展迅猛，但攻占斯摩棱斯克却耗时两个月（从7月到9月），远超预期。10月7日，第一场雪降临，虽很快融化，却留下大片黏稠的淤泥，进一步阻碍了德军的推进。 当赫克迈尔在斯摩棱斯克与所属步兵团作战时，第99团则位于南方约500英里处，仍在乌克兰境内向东推进。雪灾过后仅两天，阿尔方斯·迈宁格便从某个保密地点写道：“一切进展井然有序，敌军纷纷投降。我们都认为战争三周内就会结束。今天是最理想的一天——局势如此顺利，俄军甚至没有开一枪，还有宣传车播放流行音乐为我们解闷。” 但他的信心很快便消失了。由于希特勒的总体计划建立在“莫斯科会在严寒来临之前陷落”这一假设之上，这些士兵根本无力应对后来被证明是欧洲有记录以来最寒冷的冬季之一。到了10月中旬赫克迈尔的部队接近莫斯科时，气温已急剧下降，给士兵们带来了极大的痛苦，许多人还出现了严重的冻伤。 在故乡奥伯斯特多夫，村民们不仅被要求捐赠保暖衣物，还要献出他们珍视的滑雪板与滑雪靴。就在此时，弗朗茨开始怀疑父亲的想法或许终究是错的。 —— 【书摘】次日，奥里希背着属于自己的重型装备，在持续不断的泥泞中艰难前行，实在令人精疲力竭。当他们终于抵达一个村庄时，却发现依旧没有食物和水。不过下一个村庄却给了他们惊喜——“一名中尉为我们提供了丰盛的食物和一辆出色的传统的乌克兰马车”。魏斯中士刚得知几周前自己成了父亲，还找到了一瓶起泡酒。恢复体力的奥里希与同伴们便精神抖擞地继续赶路。“四匹俄罗斯马在泥泞中的草原上飞奔，直到下午3点左右我们才来到一处农庄。这里的布局与普通农场截然不同，我们发现它属于一名巴伐利亚人。我们在那里过夜，头顶上有一只鹰在盘旋。” 到了10月29日，炮火的轰鸣声愈发剧烈。奥里希描绘出一幅末日般的景象：“我们艰难地穿行在田野间，泥浆让靴子变得异常沉重，几乎无法行走。浓雾弥漫，东风呼啸，到处都是死马。俄军在田地里倾倒汽油后纵火焚烧，我们被燃烧的麦田包围，铁轨也被炸毁了。”当天晚些时候，他们遇到了第一支苏联集体农庄——“罗莎·卢森堡”： 从远处看，这里似乎相当不错。有些房屋甚至还有瓦片屋顶。几名妇女会说德语，模样也较为整洁。但街道和房屋内部仍和其他地方一样肮脏不堪。原来这就是这些人梦寐以求的苏联天堂啊。此时天寒雨冷。 11月1日，他们抵达了拥有巨大炼铁厂、人口达10万的工业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科斯坚蒂尼夫卡），此时他们距离阿尔捷莫夫斯克仅15英里。 这里的几乎所有东西都已被毁坏。大批人群闷闷不乐地站在街上注视着我们，满面凄苦——他们没有工作，也没有食物，该如何度过这个冬天？我们在一家被炸毁的造纸厂找到了住处。明天我们就要加入自己的团队。四周前我还在家里，那真是快乐的时光啊。“算了！” 在枪声不断相伴的情况下，他们终于在次日抵达了阿尔捷莫夫斯克。奥里希观察到：“这里的破坏程度较轻，但商店都被洗劫一空。人们正盯着我们看。” 黄昏时分，我们抵达前线的团部指挥所。士兵们经历了太多苦难——自10月2日起既没有香烟，也没有邮件，更没机会洗衣服。我们本打算立即发动进攻，但行动被推迟了。士兵们返回阿尔捷莫夫斯克的驻地，而我们则留了下来。机枪轰鸣，炮火连天，前方一片亮光——村庄正在燃烧，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不绝于耳，俄罗斯爆破小组甚至在我们身后也在持续作业。这是个月光皎洁的美丽夜晚。传令兵在田野间飞奔，信号弹升空，燃烧的村庄将天空染成红色。我们的前线第一天就这样过去了。后来我们也回到了阿尔捷莫夫斯克，找了一间小房子安顿下来。胡贝尔和我甚至还找到了一张可以共用的床。在这条战线上，一切皆有可能。持续的炮火和机枪声让我们无法入眠。我的思绪飘向家乡。终于有时间静下心来思考：“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 经历了如此多的共同考验，次日清晨，这些中尉们在各自返回所属部队的途中，满怀感慨地互相道别。不久之后，他们就将得知第99团的战友们在这场从胜利进军骤变为人间地狱的战役中的真实处境。 被分配到第8连后，奥里希被任命为高级排长。他的新住处位于阿尔捷莫夫斯克以西约三英里处的一间农舍里。“这里到处都很脏，空间也极为狭窄。恶臭、鼾声以及害虫让人根本无法入睡。”他很快便发现，前线的日子大多充满混乱与无序： 警报响起，我们立即投入战斗。敌人攻势顽强，虽发动反扑却被击退。警报再次响起，枪炮声震天，夜间还有飞机来袭，许多炸弹落在附近。据传是意大利飞机，但按理说它们应在我们更右侧。当前形势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怀疑有人试图包围我们——克莱斯特装甲师应该正从南方推进。伤亡极其严重，有一个连135人中有103人阵亡。我们的伙食不错，有鸡肉和土豆。我的排员们很照顾我。没有面包，我们就用面粉烤饼充饥。俄军就在我们前方500米处。我走进村庄，突然听到类似大雁飞过的声响，接着是15到20次剧烈的爆炸声，炮弹击中了村庄，却没人在意。随后下起了大雨并伴有冰雹，对守卫们来说十分艰难。我让大家把住处彻底打扫干净，但仍很不舒适，士兵们又脏又满身虱子。我们有留声机以及俄罗斯唱片，用来消遣。我给夜班人员下了命令，晚上9点就睡觉。 —— 【书摘】https://douc.cc/9QbSJl迈耶在《带血的雪绒花》一书中详细记录了那些精锐山地部队所犯下的罪行，尤其是后来在巴尔干半岛的暴行。迈耶认为，正是通过在俄罗斯战场的作战，第1山地师才逐渐对人类生命失去敏感，他估计该部队的士兵在向东推进的过程中杀害了超过6万人。这不禁让人疑惑：那些在入侵初期还与波兰儿童分享食物的士兵，为何仅仅几周后就能大规模屠杀同类。 “第1山地师才逐渐对人类生命失去敏感，他估计该部队的士兵在向东推进的过程中杀害了超过6万人。这不禁让人疑惑：那些在入侵初期还与波兰儿童分享食物的士兵，为何仅仅几周后就能大规模屠杀同类。”这一直是我疑惑的问题，看到以色列士兵这么大规模屠杀加沙孩子…… —— 【书摘】H.F.迈耶在《带血的雪绒花》一书中详细记录了那些精锐山地部队所犯下的罪行，尤其是后来在巴尔干半岛的暴行。迈耶认为，正是通过在俄罗斯战场的作战，第1山地师才逐渐对人类生命失去敏感，他估计该部队的士兵在向东推进的过程中杀害了超过6万人。这不禁让人疑惑：那些在入侵初期还与波兰儿童分享食物的士兵，为何仅仅几周后就能大规模屠杀同类。 至少部分原因在于巴巴罗萨行动伊始下发给部队的那一系列指令。这些指令极其明确地规定了对他们的要求。“这场斗争要求对布尔什维克煽动者、土匪、破坏分子以及犹太人实施无情且猛烈的镇压，”那份名为《在俄罗斯的部队行为准则》的命令中如此写道。以下内容引自1941年6月发行的一本小册子： 任何见过红色政委面容的人都能明白布尔什维克究竟是何模样。此处无需任何理论探讨。若将这些以犹太人为主的人类折磨者称作野兽，无异于侮辱动物本身。他们乃是地狱的化身，是对人类一切高尚品质的疯狂仇恨的具现。正是通过这些政委，我们看到了低等生物对高贵血统的反抗。倘若不是在最后时刻阻止了那场入侵[即共产主义者对德国的进攻]，那些被他们用种种冷酷恐怖与疯狂煽动手段逼向死亡的大众，必将终结所有有意义的生命。 这类命令的目的在于让士兵们深信他们的斯拉夫/犹太敌人属于低等生物，应当像害虫一样被对待。军队还被刻意鼓动去虐待妇女儿童。有一位指挥官在其部队的指令中写道：“11至14岁的少年常被用来传递信息，而由于俄罗斯人更惧怕鞭打而非枪炮，因此鞭刑是推荐的审讯手段。” 特别行动队是党卫军下辖的部队，被派往德国占领区大规模屠杀犹太人、吉普赛人以及政治反对者。28岁的海因茨·舒伯特就是D队的一名中尉。据估计，仅这支杀戮小队就处决了超过9万人，其中绝大多数为平民。1941年10月，舒伯特被任命为其所在部队在克里米亚执行任务的指挥官的副官。与此同时，他的妻子为躲避柏林的轰炸而安全抵达奥伯斯特多夫，并在那里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儿子。每当舒伯特休假时能去探望妻子，人们不禁好奇他究竟与她分享了多少战争经历。例如，他是否曾向她讲述1941年12月13日发生在克里米亚城市辛菲罗波尔附近的那些事件？虽然我们无从知晓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或是他在奥伯斯特多夫的酒馆里与战友们喝酒时倾诉了什么，但我们确实知道他在战后纽伦堡审判时向法庭所说的内容： 我被派去……组织和监督在辛菲罗波尔附近地区对约700到800人的枪杀行动……我前往该城的吉普赛聚居区，监督将待处决者装上卡车的过程，确保装载尽快完成且不会引发当地居民的骚动。此外，我还注意在装载期间不得殴打这些被判刑的人……在待处决者已站在弹坑中的短暂时刻，我亲自监督了射击过程……他们是用冲锋枪和步枪射杀的。我知道，以最人道且符合军事规范的方式处决这些人至关重要，因为否则采用其他杀人方式会给行刑队带来过大的心理压力。 “我们并非有意杀人，”舒伯特在审判时称，“而是为了捍卫西方文明。”鉴于他那一代人长期遭受的洗脑宣传，他或许真的相信了这一点。可以确定的是，无论是舒伯特还是与他一同受审的其余行动小组成员，都不是普通的恶棍或精神变态者——其中就有律师、经济学家、大学教授、歌剧演员，甚至一名前神父。舒伯特自己还声称其家族与作曲家弗朗茨·舒伯特有血缘关系，检方也借此指出：“舒伯特的家族可追溯到《未完成交响曲》的创作者，但不得不悲哀地指出，从维也纳的《未完成交响曲》到辛菲罗波尔那场已经完成的屠杀，两者之间存在天壤之别。” 在俄罗斯战役中向妻子透露自己所见暴行的一名奥伯斯多夫人，便是飞行员格奥尔格·约阿斯——他因多次英勇表现而被授予德国金质十字勋章。这位富有魅力且热爱冒险的年轻人，其战前的壮举简直堪称好莱坞故事，甚至在战争爆发前就已是个乡村英雄。他的父亲是海关官员，希望他从事地方行政工作，但年轻的格奥尔格另有志向：他对飞机极为着迷，先是在容克斯飞机厂取得机械师资格，随后又接受飞行员培训。在突厥斯坦为一家俄罗斯航空公司工作期间（他曾积极参与当地起义），他后来移居南美洲，继续为容克斯公司执飞，并经历了一系列惊心动魄的冒险。到20世纪30年代末，他回到德国，为新兴的商业航空公司汉莎航空工作，依然驾驶着被称为“朱阿姨”或“铁安妮”的容克斯52型飞机。战争爆发后，德国空军将约阿斯连同那些飞机一并征用。 1942年春的某个时候，乔阿斯被任命为华沙以东100英里处波兰-白俄罗斯边境上的一个邮政中队的指挥官。由于通过陆路为士兵投递邮件愈发困难，1942年4月15日，德国建立了军用航空邮件服务。每位士兵每月可获得四枚航空邮件邮票：两枚供自己使用，两枚寄回家中以便家人回信。该制度极为成功，以至于6月时配给量翻了一倍，士兵们每周可以寄收一封航空邮件。 —— 【书摘】新部队组建完成后，特殊装备被空运而来，一队骡子则运送所需的食品补给。8月11日，格罗特率领这支主要由巴伐利亚人组成的112人部队出发了。士气高昂。正如格罗特在一篇报纸采访中所说：“当士兵们了解任务后，他们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期待着即将到来的登山冒险。”阿尔方斯·迈宁格也在其中。“到山脉还有大约600公里，”他在日记中写道，“由于必须尽快抵达，我们得和所有驮畜及装备一起乘卡车前进。”与炎热尘土飞扬的草原生活相比，前往厄尔布鲁士山的旅程简直是一种享受。“看不到一个俄罗斯人，”迈宁格观察到，“他们都撤到了山上。当地人很友善，每当我们停在某个村庄，就会挨家挨户讨鸡蛋。这样我们的钢盔通常都会装满，随后就能吃到煎蛋——这真是难得的美味。” 海因茨·格罗特也同样为之着迷： 我们穿过向日葵田和玉米地，进入了高加索连绵的丘陵地带。奔流的库班河始终与我们相伴。众多险峻的急流景象让队伍中的独木舟手们心跳加速，但此刻绝非沉溺幻想之时。到处都有人热情地用一桶桶杏子、李子和苹果欢迎我们，他们摆脱苏联统治后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那些戴着宽大黑白软帽的男子显得格外英武，满脸胡茬下，他们真诚的目光中闪烁着友善的光芒。 经过数日的行进，他们终于抵达了乌卢-卡姆山谷。卡车被送回原处，众人便开始攀登。在经历了近几个月的无数死亡与毁灭之后，此刻他们正沿着开满美丽高山花卉的小路，在落叶林中艰难前行。格罗特后来回忆说，一旦开始攀登，那些人便异常安静： 但让他们沉默的并非日益沉重的行囊（随着山路愈发陡峭，负担愈发沉重），而是这绝美的风景。当我们抵达山谷尽头时，眼前展现出一片令人惊叹的宁静广景：覆盖着新鲜绿意的陡坡上形成了宽阔的草场，羊群正在那里吃草；它们背后则是白雪皑皑的高加索巨人山峰——那景象美得令人难以忘怀。有那么一刻，我们仿佛置身度假之地，但一眼看到那些手持登山扣和机枪的队伍，立刻又回到了残酷的现实之中。不久我们就到达了乔特朱-陶山口，再次被壮丽的景色震撼：前方是那些形状奇特、覆盖着冰层的巨大山脉，而我们的目标——厄尔布鲁士山则高耸在所有山峰之上。我们明白，除非能在山顶插上旗帜，否则绝无退路。 他们通过唯一一座未被俄军摧毁的桥梁跨过了库班河。随后在经过一段艰难的行进抵达厄尔布鲁士山脚后，他们便在此建立了基地。然而仍有一个重大障碍：11号小屋。这座亦被称为“厄尔布鲁士之屋”的建筑位于海拔4,100米处，绝非普通的山间小屋——它有着齐柏林飞艇般的奇特外观，高达三层楼。配备自来水、电力、中央供暖系统及污水处理设施，实际上是一座可容纳百余名人的舒适酒店。它由俄罗斯旅游机构Intourist建造，于1939年开业，旨在吸引西方游客。此外，由于地处控制周边山口的要地，11号小屋具有极高的战略价值，格罗特的部队必须夺取它。 具体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很难确定，因为俄方与德方的描述存在显著差异，但似乎是格罗特派了一小队人马去侦察那栋建筑。当他的部下接近时，发现里面还有俄国人，便立刻躲了起来。而此时正在其他地方探查的格罗特却将那些俄国人（大多是气象学家）误认为是自己的士兵，于是自信地走向11号小屋，认为进去是安全的。虽然他对自己突然成为苏联人的俘虏感到惊讶，但那些抓捕他的人想必更为震惊。不过机智的格罗特成功骗过了俄国人，让他们以为自己已被德军完全包围，并告诉他们只有立即离开才能保住性命。俄国人信以为真，约有十二人迅速下山。然而还有四人选择投靠德军，此后在整个战争期间都以辅助兵的身份与山区部队一同作战。 进入11号小屋后——他们立即将其重新命名为雪绒花小屋——格罗特的部下们必定以为自己闯入了阿拉丁的宝洞。那里有淋浴间、储藏室以及设备齐全的厨房，地板是抛光的镶木地板，墙壁和天花板则覆盖着昂贵的压花材料。不仅有充足的食品储备，最令人惊喜的是还有大量先进的登山装备与衣物，远比他们自己的要好得多。由于始终牢记成功登顶厄尔布鲁士山将为他的祖国、第1山地师、兰茨将军乃至他自己带来荣耀，格罗特此刻可以全神贯注地投入到这次登山行动中了。 格罗特组建了一支实力强劲的队伍，其中既有奥运越野滑雪选手赫伯特·洛普尔德，也有喜马拉雅登山经验丰富的卡尔·冯·克劳斯博士。唯一格格不入的是作家约瑟夫·马丁·鲍尔——他深受纳粹青睐，却是由宣传部强行派往厄尔布鲁士山探险队的。格罗特对此极为不满。正如鲍尔在书中所记：“并未明确说明如果我拒绝留下会怎样，但格罗特冷冷地笑着告诉我，他可不想成为为我的名字在《文学史》中写下最后一段文字的人。我也报以同样冰冷的微笑回应道：‘我没有亲眼所见的事情是无法撰写的，而厄尔布鲁士山肯定值得写几行文字。’” 回过头看，格罗特想必希望自己能直接冲向山顶，而非花费两天时间为登山队做适应性训练。但正如他后来所说：“我们已在波兰和法国行进了三年，始终处于平原与草原地带。如今终于来到山区，却必须格外谨慎——在如此高的海拔，仅有热情是不够的。” —— 【书摘】1943年1月31日，德国在斯大林格勒战败的惊人消息在整个国家引发轩然大波。就连戈培尔也无法掩饰这场灾难的严重性，亦无意如此做。二十个月前，奥伯斯特多夫的居民们还曾听到他以一贯的傲慢姿态宣布对俄国的入侵；而如今，在2月18日，他们再次收听他在柏林体育宫面向精心挑选的听众发表的那次著名的“总体战争”演讲。由于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惨败以及德国在武器、坦克、潜艇和飞机生产上的持续不足，戈培尔被迫要求全国将战争努力提升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正如这些摘录所示，他表现得异常坦诚，让所有人明白：唯有全体民众付出超常的努力，才能将帝国乃至整个欧洲从“布尔什维克/犹太人的奴役”中拯救出来。 斯大林格勒过去是、现在依然是命运向德国民族发出的强烈警示……我的任务就是向你们呈现真实的局势……我们不再需要虚假的希望与幻想，要勇敢地正视现实，无论它多么残酷可怕……我们知道德国人民正在捍卫他们最珍视的一切：他们的家庭、妇女儿童、美丽未受破坏的乡村、城市与村庄、拥有两千年历史的文化，以及所有让生活值得继续的意义……全面战争是当前的最迫切要求……所有人都知道，一旦失败，一切都将毁于一旦……我们不能再随意、敷衍地利用国内及我们所控制的欧洲地区的战争潜力，必须以最快、最彻底的方式调动所有可用资源……因此必须实施一系列措施……例如，我们已经下令关闭酒吧和夜总会……无数奢侈品商店也被迫关门……那些已无商品可卖、只能消耗电力、暖气以及本就极为短缺的人力——尤其是在武器制造领域——的商店还有何用处？哪位德国妇女会愿意忽视我为前线战士发出的呼吁？谁会愿意将个人舒适置于国家责任之上？面对如此严峻的威胁，又有谁会考虑将私人需求凌驾于战争需求之上？我深信，斯大林格勒的命运打击已深深震撼了德国人民。他们直面残酷无情的战争，如今已认清那可怕的真相，决心与元首同甘共苦……现在，人们啊，奋起吧，让风暴来吧！ 即便后方的生活本已十分艰难，戈培尔却刚刚冷酷地宣告，情况还将进一步恶化。 随着日益激烈的军事行动波及全国，就连远离任何大城市的奥伯斯特多夫也在1943年整年乃至德国投降前一直充斥着战争的声音与景象。休假士兵挤满了街道和酒馆，而山区偶尔传来的枪声则表明他们的战友正在训练或演习。1943年9月8日意大利向盟军投降后，内贝尔霍恩上的空袭警报声愈发频繁——先是警告有飞机飞过奥伯斯特多夫前往轰炸意大利，随后又提示有飞机从意大利出发去轰炸德国南部。扩音器的响声与学童们为德国国防军、冬季援助计划、施瓦本灾民救助、母亲援助组织以及诸多其他事业在村庄里四处奔走收集资金时不断摇晃的募捐箱发出的叮当声交织在一起。由于军事需要，徒步路线和滑雪道也被封闭，村民们再也无法从美丽的山景中获得片刻宁静。 商店里除战争相关商品外几乎没什么其他陈列品。例如，斯塔库斯百货公司的橱窗里摆满了飞机图片，并承诺为能正确辨认出所有飞机的人提供“多种精美奖品”。而海姆胡伯的照相店橱窗里则贴着这样的标语，旁边堆着大量靴子、床单、桌布、外套、毯子、皮带和袜子：“我们已为元首捐款。”海姆胡伯先生有充分理由宣传自己对镇政府捐助要求的慷慨回应——那些未能足额捐款的人，比如那个试图用一块破旧地毯蒙混过关的村民，其姓名会被以大字印在公开公布的耻辱名单上。一旦被众人看见，唯有缴纳巨额款项才能将其从名单上删除。 与德国大部分农村地区一样，奥伯斯特多夫也迅速挤满了为躲避日益频繁的盟军轰炸而逃来的难民。1943年夏天，11岁的玛丽安随姐姐和怀孕的母亲从埃森来到奥伯斯特多夫——作为鲁尔区最大的制造业中心以及至关重要的克虏伯兵工厂所在地，埃森一直是英国皇家空军的重点攻击目标。那一年3月至7月间，该城持续遭受轰炸，迫使这家人夜复一夜地躲在地下室里。尽管面临可怕的空袭且睡眠不足，玛丽安仍坚持上学，她记得在穿越满目疮痍的街道前往学校时，还曾从炸弹残骸中捡拾铝材。经历过这些创伤性事件后，她对巴伐利亚的群山与野花感到无比震撼，铅笔纸张、光着脚的孩子以及难以理解的方言也同样令她新奇。但即便在这片相对安全的避难所里，战争的痕迹依然无处不在。这家人租住在一栋楼里，楼梯平台上只有一个厕所，寒冷得厉害，为了稍微保暖，他们甚至要在地板上铺报纸。每天，玛丽安都会坐在那里，阅读那些为阵亡士兵家属刊登的、似乎永无止境的讣告。那所房子位于涅贝尔霍恩车站酒店的对面，和村里其他大型酒店一样，也被改作了军医院。这些曾经有游客前来寻求宁静与自然美景的客房，如今却住满了因战争而致残的年轻人。虽然奥伯斯特多夫的避难者们躲过了炸弹袭击，却无法避开德国那些满身伤痕的士兵。玛丽安记得，当看到那些截肢的士兵们单腿支撑、用拐杖击球来踢足球时，她既感到恐惧又觉得不可思议。 —— 【书摘】随着食物、衣物、燃料的日益短缺，人们的绝望感与日俱增，加之对这场噩梦能早日结束的希望彻底破灭，当局对任何批评现政权的言论都采取了更为严厉的镇压措施。那个夏天，当村里的一位常客在柏林的普洛岑泽监狱被送上断头台时，奥伯斯特多夫的居民们才真正意识到异见所带来的危险。阿尔伯特·舒勒住在戈平根（距斯图加特以东25英里处），担任家族工程公司的技术总监。他是个风度翩翩、富有魅力的年轻人，经常留在奥伯斯特多夫，与村里的里希特家族成员——他的兄弟恩斯特和卡尔，以及当地建筑师威利·胡贝尔一起钓鱼消遣。 舒勒既极度反对政权，又肆无忌惮地直言不讳——这种组合极其危险。1943年初夏，他在奥伯斯特多夫的施蒂拉赫豪斯疗养院度过了短暂假期。回家仅几天后，7月3日斯图加特的盖世太保便以散布“失败主义的敌方宣传及图谋叛国”为由将他逮捕。三个月后，舒勒在柏林的人民法院接受了审判。据一名匿名告密者称，他曾说过“我们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推翻政府。大家都在等待元首被杀”，这一说法很可能是准确的。尽管举报者身份始终成谜，但怀疑的目光落在了施蒂拉赫豪斯的一名医生身上。 这名年轻工程师还因与“白玫瑰”抵抗组织成员克里斯托夫·普罗布斯特的关联而遭进一步谴责——两人同为某寄宿学校的校友，而克里斯托夫·普罗布斯特已于当年早些时候被处决。该抵抗组织由慕尼黑大学的几名崇尚非暴力理念的知识分子学生领导，他们通过匿名传单和涂鸦活动呼吁人们反抗纳粹。目前并无记录表明舒勒是否参与了该组织，也不清楚他在奥伯斯特多夫的朋友中是否有人与他持相同观点。 舒勒的家人未被允许最后探望他，但几周后，他的母亲却收到了关于其儿子被关押及处决费用的账单。 纳粹像对待其他诸多问题一样，将一切归咎于敌方宣传，因而视“内部敌人”为严重威胁。正因如此，奥伯斯特多夫的居民与帝国内的数百万民众一样，认为最直接的危险并非来自犹太人和布尔什维克，而是来自自己社区里的告密者。尽管成功的告发其实极为罕见，但这股阴险且无处不在的威胁仍让许多人（尤其是像诺伊赫尔夫人那样拥有直言不讳的社会主义者丈夫克萨弗的人）长期生活在恐惧之中。随着局势持续恶化，当局日益加强警戒，人们对被告发的恐惧也愈发强烈。 历史学家理查德·J·埃文斯认为，此处的“敌人”并非普通德国人、家人或朋友，甚至也不是规模相对较小的盖世太保，而是遍布每个城市、城镇、村庄和公寓楼的众多纳粹基层官员与狂热信徒，以及劳工阵线官员、楼长和希特勒青年团领袖。邮递员卡尔·魏因莱因——那个曾与市长恩斯特·泽特勒发生争执的狂热分子——正是这类人的典型代表。 由于战前制定的法律——包括1934年12月20日颁布的《背信法》（即《反对对国家与党派实施背叛性攻击并保护党派制服的法律》），任何指控，无论多么微不足道，都可能带来危险。该法律后来还被进一步扩展，对言论自由施加更多限制。批评政权、诋毁领导人、散布谣言、恶意闲聊以及拿希特勒开玩笑，都属于可能使人面临长期监禁、集中营惩罚甚至处决的刑事罪行。该司法体系中的最高法院是柏林的人民法院，而在其他地区，则由1933年国会大厦纵火案之后设立的特别法庭负责审理告发案件。对于那些不幸被判有罪的人而言，几乎无法上诉，判决即为终局。 这部邪恶的法律无疑为那些心怀怨恨或想要除掉不顺眼的配偶、商业对手的人敞开了方便之门。因此，当局不得不耗费大量时间去处理那些出于恶意而提出的指控。信件可被拆阅、电话可被窃听，人们还可能在未经法庭命令的情况下被无限期地“保护性关押”，这一切都进一步加剧了所有人的心理压力。 鉴于告密者制造的极度恐怖氛围，现存记录中相对较少的检举行为着实令人意外。奥伯斯特多夫的统计数据也与整体情况相符：在1936年至1945年间，尽管该地人口从战争初期的约4,000人增至战末的约8,000人，仅有19名村民被送交慕尼黑的特别法庭审理，其中7起案件最终被撤销。 芬克镇长无疑运用了自己的裁量权，阻止了大量告发行为进一步发展到镇政府层面。即便如此，仍有足够多的告发导致了定罪，这让村民们深刻意识到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尤其是在与陌生人交谈或前往奥伯斯特多夫最臭名昭著的危险场所——邮局以及内贝尔霍恩缆车站时。那些本无恶意的玩笑、趣闻或随口一说，若被误传，都可能带来可怕的后果。 —— 1984年至1994年间，理查德·冯·魏茨泽克在德国统一前后都担任过联邦共和国总统，而玛丽安则与他相伴了六十三年。 —— 【书摘】到了1946年末和1947年，当名单上的这些人被传唤到审判庭接受审讯时，反纳粹斗争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变化。此时人们更注重改造而非惩罚，因此397名被指控的村民中除10人外，其余均被归为第四类“追随者”，获准恢复原有工作。只有一人属于第二严重的“罪犯”类别，那就是海因茨·舒伯特。他在1948年于纽伦堡受审时被判处死刑，后来刑期减为十年监禁，实际上他已于1951年获释。然而事情并未完全结束——几个月后他又被带到慕尼黑的审判庭前，该法庭作出了如下判决： 至于三个月的劳改判决，已被视为已经执行完毕。考虑到舒伯特曾长期服刑、财产损失，以及在死刑判决期间所遭受的巨大精神痛苦，100德国马克的罚款数额似乎相当合理。 38岁的舒伯特因而得以以自由之身返回奥伯斯特多夫，与他在乌克兰亲手监督杀害的700名受害者不同，他现在可以和妻子一起期待未来，看着年幼的儿子们长大成人。 奥伯斯特多夫的校长爱德华·贝斯勒博士的案例，正是去纳粹化进程中种种困境的典型体现。作为被政权提拔为校长的教师，他属于“自动逮捕”范畴，于1945年8月被关押在肖恩高附近的集中营。幸而在格林市长的干预下，他于次年4月获释并得以返回奥伯斯特多夫，找到了一些体力劳动的工作。1947年5月，他被传唤到松特霍芬审判庭接受审理。当时由温格博士担任审判长，助手则是埃娃·诺克-莫塞——她是唯一一位被任命进入该法庭的奥伯斯特多夫女性。检察官要求将贝斯勒归入第三类“轻罪犯”，这意味着他需缴纳3000马克的罚款、每周两天无偿为社区工作、丧失选举权、只能住在法律规定的最低标准住所，同时还被禁止持有驾驶、钓鱼或狩猎执照。对贝斯勒博士而言幸运的是，有许多人愿意为他作证。家长们、昔日学生、教师以及神职人员均称，他表面上的纳粹热情不过是为了转移人们对他在学校真正努力倡导的人道文化的注意力。尽管纳粹严格控制着教育的方方面面，法庭仍得知贝斯勒在重重束缚下仍竭力为包括犹太儿童在内的学生们创造尽可能自由的学习环境。但由于赫尔姆林夫人及其女儿玛戈特这类坚定的纳粹分子始终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他作为校长的角色不可避免地变成了一个棘手的妥协产物。即便如此，通过表面上的顺从，他依然得以生存下来，避免了真正的纳粹分子接管学校。法院接受了这一说法，贝斯勒与奥伯斯特多夫的大多数纳粹分子一样被归类为第四类的“追随者”，因此被处以1000马克的罚款，并被禁止在三年内重返校长岗位。 在这些篇章中出现过的各类人物中，最引人入胜的当属路德维希·芬克与弗里茨·卡尔哈默。这两人都身为地位显要、权势巨大的狂热纳粹党人，却似乎同时还是品行端正的人——实属罕见。年长半代的芬克负责管理该地区的所有烟囱清扫工，他在1929年41岁时加入了纳粹党。而比他小8岁的卡尔哈默在次年加入时，已是布莱哈赫地区颇有名气的医生。两人都是在国家局势令人极度担忧之际出于意识形态考量加入党派的，他们坚信唯有具有果断政策与强有力领导力的国家社会主义才能为德国带来应有的未来。 卡尔哈默在党内的晋升速度极为迅猛，加入党仅一年后就已被任命为松托芬的分区党部领导人。此外，他还担任了冲锋队的首席医疗官，在党卫军中拥有荣誉头衔，同时作为精英“演讲团”的成员，代表政党发表了500多场演讲。换句话说，他的纳粹资历堪称无人能及。然而战后他在巴登-符腾堡州被关押期间接受的审判庭审讯中声称自己从未鼓动过国家社会主义所固有的暴力行为，也从未试图压迫政治对手，而相关记录证实他说的确实是实话。1934年，当两人都居住在松托芬时，卡尔哈默认出芬克是志同道合之人，且有能力在奥伯斯特多夫因首位纳粹市长恩斯特·泽特勒而陷入动荡后重塑该地的党派声誉，正是在他的推荐下，芬克才被任命为新市长。 我们当然只能推测这两人对纳粹党的态度是如何变化的，但从他们的行为来看，随着政治局势日益恶化，他们对党派政策的热情逐渐减退。此前我们已经看到过芬克如何帮助比恩达修女及其修女们，又如何保护辖区内的犹太人及其他受迫害者；他不仅确保年迈的埃米尔·施内尔得到妥善照料，还提前警告了他即将被驱逐的消息。作为温和派纳粹市长，他所处立场的微妙性可从一则轶事中看出：战争期间他公开斥责了一名批评政权的妇女，却又私下劝她当着别人面时务必避免再说此类话。此外，芬克还因不愿逃避亲自告知家属亲人阵亡消息这一艰巨任务而广受尊敬（他自己的儿子埃里希于1944年8月在法国阵亡）。他拒绝按照党卫军的命令抵抗法军，这一举动与他十一年的市长任期表现完全一致。卡尔·祖克迈尔将他描述为那个“戴着邪恶面具的无名之人”，正是他保护了自己的犹太母亲。 —— 【书摘】尽管我们知道第三帝国中存在许多“善良的德国人”，但“善良的纳粹”这一概念实在难以接受。然而卡尔哈默与芬克的行为表明，至少有一些身居要职的纳粹能够将道德置于党派之上，保持正直品行，即便他们的同僚正在犯下最骇人听闻的反人类罪行。那么，当纳粹构建美好世界的幻想被揭露为荒谬的幻影，当人们不再期待该党的极端政策会有所缓和，当纳粹统治的犯罪现实再也无法被忽视时，为何像芬克和卡尔哈默这样的优秀人物仍会继续效忠于这个政权？ 这当然是一个本应在战争结束后立即被提出并探讨的问题。但当时却是最没人愿意谈论的话题。1945年回到奥伯斯特多夫后，裁缝大师乔治·福格勒烧掉了所有能让他想起纳粹的东西，他只不过是数百万决心抹去第三帝国记忆的德国人中的一员而已。诺伊赫尔夫人也不允许弗朗茨保留邻居给他的希特勒所著《我的奋斗》副本，而是将其猛地扔进厨房炉火的火焰中。即便奥伯斯特多夫的居民偶尔会在固定的聚会上讨论战争，他们也往往只关注谁该为军事失败负责，或是德国人遭受的惨痛命运是否是对抛弃基督教价值观的惩罚，而不会去探究种族主义、轻信、顺从及集体罪责等议题。芬克的女儿（生于1943年）对父亲有着美好的回忆，认为他是个善良、慷慨且聪明的人。但她直到成年后才见到父亲，而且正如她所说，那时他们更感兴趣的是讨论家庭事务。等到人们终于愿意谈论纳粹时期时，为时已晚。太多本可以解答这些极为棘手问题的人早已离世。但无论如何，正如理查德·埃文斯所言，德国人在战争刚结束后的混乱局势中恢复心理平衡的最佳方式，或许“并非将希特勒从记忆中彻底清除，而是选择遗忘他”。 鉴于有大量关于他们职业行为的记录为证，很难想象芬克与卡尔哈默即便在较早阶段，竟会对当初满怀期望加入的政党毫无疑虑。芬克心知肚明，若非自己有能力相救，患有癫痫的儿子维尔纳早已被毒气杀害。至于卡尔哈默，作为地位极高的人物，他不可能不知道国家社会主义名义下犯下的种种恶行，更何况他居住在以奥登堡要塞为核心的松托芬镇。但实际情况下，处于他们这种位置的人能做什么呢？固然还有数百万德国人同样深陷困境，但像芬克和卡尔哈默这样的高层人物处境尤为危险——要么继续任职，以此保护家人（卡尔哈默还有五个年幼的孩子），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减轻政权的恶劣影响；要么辞职抗议，最终被关进集中营，遭受断头台之刑或被吊死在肉钩上。没有中间道路，也无法回头。但如果这确实是他们可用的辩护理由，为何他们在战后的审判中却不加以运用？这是出于自尊，还是因为他们仍对年轻时梦寐以求的纳粹主义怀有某种残留的忠诚？或许他们认为，倘若该政党的领袖们没有犯下如此严重的背叛行为，它甚至有可能成功？对于这些问题，以及关于纳粹时代那些芬克与卡尔哈默家族的诸多疑问，我们永远无法得到令人满意的答案。 就在审判庭忙于执行这项艰巨的去纳粹化任务之际，全球政治局势正在迅速变化。战争结束四年后的1949年5月23日，西方的三个占领区正式合并，成立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随后在10月7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也诞生了。随着冷战的兴起，惩治纳粹分子的焦点逐渐让位于将德国转变为一个繁荣可靠的盟友，使其能在保护西欧免受苏联威胁方面发挥核心作用。由于去纳粹化政策在德国引发了诸多不满，此刻似乎正是改变策略的良机。1952年，数百名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纳粹分子获释，而还有无数在逃者甚至从未受到审判。这些曾给数百万同胞带来深重苦难的人，如今得以在一个日益民主且富裕的国家里开始新的生活。 1955年3月30日，《Anzeiger Anzeigeblatt》宣布，美国没收的所有房屋都将在数周内归还给原主——这一消息让整个村庄欢欣鼓舞。1955年5月5日星期四中午，根据《波恩-巴黎公约》，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获得了“主权国家的全部权力”，这正式结束了盟军的军事占领，也为德国的纳粹过去与未来划下了明确界限。曾巧妙引领奥伯斯特多夫度过占领初期艰难时期的市长格林在几天后便去世了，但他想必因自己的国家和村庄终于能走上正轨而感到欣慰。尽管如此，竖立在奥伯斯特多夫教堂墓地里的“归国十字架”始终提醒着人们：虽然他们可以期待光明的新未来，仍有成千上万的德国士兵被囚禁在俄罗斯。 —— 【书摘】至于村民们，则继续重建自己的生活。路德维希·芬克重操旧业，负责监管该地区的烟囱清洁工作，而爱德华·贝斯勒则再度担任学校的校长。赫尔曼·沙尔哈默在战后现身，于七十岁时实现了成为奥伯斯特多夫市长的夙愿。关于村庄周边土地的所有权及使用权问题，两个委员会最终成功达成了协议；安德尔·赫克迈尔则继续攀登高山，并定期与他的反犹主义朋友鲁道夫·谢勒会面。修女们依然留在村中，而托尼·布鲁特舍尔——作为奥伯斯特多夫最古老的家族成员之一，他在十七岁时曾受重伤，原本被认为再也无法行走，却后来成为了国际跳台滑雪冠军。西比勒·冯·阿明施泰德接替夏洛特·施蒂里乌斯，成为奥伯斯特多夫在《Anzeiger Anzeigeblatt》上的代表；东普鲁士难民埃贡·布尔巴则经营着一家成功的家具装饰店，直至2021年九十五岁去世前一直居住在村中。弗朗茨·诺伊赫尔决定不成为天主教神父，而是取得了教师资格，并在巴伐利亚教育部门取得了卓越的职业生涯。与此同时，他的表兄塔代乌斯·施泰纳则在攻读历史学博士学位。令人欣慰的是，他们性格洒脱的父亲们——扎维尔·诺伊赫尔与威廉·施泰纳——依然保持着典型的山区人特质。 1955年，距离威廉为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离开奥伯斯特多夫已整整四十年：这四十年里动荡与悲痛不断，尽管村民们早已习惯了大自然带来的种种考验，却依然毫无准备。如今，那些悲惨岁月的唯一见证便是教堂旁的纪念小堂，那里刻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阵亡的286名奥伯斯特多夫人的名字。而第三帝国的无形伤痕，则将永远成为这个村庄历史的一部分。 —— 【书摘】十二岁左右时，他注意到莱姆克斯夫人开始佩戴大黄色星星标记。后来战争即将结束时，她突然消失了。弗朗茨的父亲解释说是盖世太保将她带走处死了。“更可怕的是，”他告诉弗朗茨，“他们会打碎她的牙齿取出填充物里的黄金，剃光她的头发制成灯罩，还将她的骨头熬成肥皂。”弗朗茨写道：“我们这些孩子都毛骨悚然，从那以后我就再不想用肥皂了。” 多拉的朋友汉娜·维茨加尔博士的一位熟人谈及多拉突然离开让她多么难过时，汉娜回答道：“你难道不知道犹太人会被送往集中营遭杀害吗？” 战争期间，约有300万犹太人在灭绝营中丧生；70万人在流动毒气车中被杀害，而党卫军特遣队、警察部队及类似组织则杀害了130万犹太人。另有100万犹太人在纳粹在占领区建立的集中营和犹太人聚居区里被枪杀，或因饥饿、疾病以及党卫军的残暴行为死亡。当时，奥伯斯特多夫的居民究竟知晓了多少这一切？ 随着成千上万的疏散者从全国各地涌入奥伯斯特多夫，还有更多人被征召到该地区为梅塞施密特或宝马工厂工作，这个村庄早已不再与世隔绝。来自附近达豪分营的党卫军守卫或许会在当地酒馆里边喝啤酒边讨论“最终解决方案”，而从东线归来的士兵则可能讲述他们亲眼所见或亲自参与的犹太人大规模屠杀事件。从1942年12月起，盟军通过广播宣传和空投传单向德国人揭露灭绝营的存在。正如我们所见，冯·萨利斯的报道也为奥伯斯特多夫的听众提供了相关线索。村民们本身也因各种原因不断外出，很可能从多种渠道听到关于系统性杀害犹太人的传闻。此外，1944年5月，海因里希·希姆莱在距离奥伯斯特多夫仅十英里的松特霍芬要塞多次向德国国防军高级军官阐述“最终解决方案”的细节。这些演讲的内容几乎不可能毫无漏漏地传不到镇上乃至更远的地方。 一般而言，有观点认为，参与大屠杀运作的大量普通德国人——包括公务员、火车司机、运输人员、官僚、住房官员、登记员、秘书等——使得死亡集中营的消息不可能不传开。不过，那些位于偏远地区、被铁丝网围住且普通德国士兵无法看到的毒气室，让人们更难以确切了解那里发生的情况。各种谣言、线索和零散信息并不一定能形成能向公众呈现明确事实的确凿证据。尽管如此，可以肯定的是，到1942年底，关于犹太人遭大规模屠杀的消息已在整个德国广泛流传。 尽管政权竭力煽动，大多数德国人并未变成狂热的反犹主义者，但他们同样也没有试图反抗这场种族灭绝。在《希特勒、德国人与最终解决方案》一书中，伊恩·克肖指出，这种冷漠反应的主要原因是犹太人乃至其他任何种族、民族或宗教少数群体的命运并非德国人关注的焦点。克肖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说实话，很难确定多数人的被动态度究竟是出于道德漠视、良知不安、对令人不安的事实的压抑、对后果的恐惧，还是对所发生之事的默许。” 1944年10月下旬，埃米尔·施内尔收到一封印有数个纳粹标志的录音信件。这是要求他在被送往特雷西恩施塔特集中营之前先到奥格斯堡的盖世太保报到，并被告知需携带内衣和一把勺子。战后有消息称，芬克市长曾警告过施内尔这封信即将寄到。无论如何，由于施内尔早就预料到某天会收到传唤，他早已做好了准备。 他与奥托·维茨加尔医生事先约定了一旦出现此类情况该怎么做。维茨加尔是从一开始就始终反对纳粹的村民之一，虽性格古怪但极为聪慧，他曾担任市议会议员，直到1933年市政机构被纳粹控制后才被迫辞职。他的前妻汉娜也是一名医生，同样对纳粹政权充满敌意。 维茨加尔开出了含有巴比妥类药物维罗纳尔的处方，由弗里茨的未婚妻亨妮前往药房取药。汉娜·维茨加尔也为泰西·海尔布隆纳做了同样的事。那天晚上，施内尔突然对孙子说：“汉斯，我有件事要告诉你。无论你是基督徒、犹太人、佛教徒还是穆斯林，最重要的是你要做一个正直的人。” 那晚汉斯并未与祖父同住一个房间。1944年11月1日清晨，埃米尔·施内尔与泰西·海尔布隆纳被发现已死亡。 同一天，弗里茨和汉斯按照法律规定前往奥伯斯特多夫警察局，上交施内尔的所有物品与衣物。汉斯回忆道：“但警察明显很为难，还让我们把祖父的东西带回家去。” 一位新教牧师在墓地边缘安葬了施内尔。站在墓旁，汉斯回想起母亲的愤怒与父亲的泪水。他还记得当时在松托芬的一家军火厂工作的叔叔弗里茨，因为知道自己随时也可能收到盖世太保的来信而忧心忡忡。父亲去世几天后，那封令人恐惧的信终于送到了： 特此通知，你须于1944年11月24日最迟10点前，前往位于普林茨雷根滕大街11号的奥格斯堡盖世太保分局，为托特组织执行紧急任务。需携带物品包括：三天的食物、适合工作的厚实衣物、结实的鞋子、一两条羊毛毯，以及锯子、斧头、铲子等工具……违抗此命令将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你必须无条件遵守规定的日期。 —— 【书摘】弗里茨·施内尔还算幸运，被关进专门为混血儿设立的集中营，因而免于在地下从事苦工。他和其他囚犯们被迫为德国空军军官建造营房和电影院。根据盖世太保的最初规定，混血儿应被视为“自愿”劳工而非囚犯，但当弗里茨抵达卡姆斯多夫时，规定已变得更加严格——囚犯们只能在看守监视下离开营地，也不得再接受妻子或家人的探视。然而盖世太保没料到会有亨妮的出现：正如一位朋友所描述的那样，她是个“金发、坚强、蓝眼睛，绝不接受拒绝的女人”。作为“高光”组织的成员，她曾多次探访奥伯斯特多夫附近的荷兰强迫劳工，对各类集中营及其运作方式极为熟悉。历经重重困难（尤其是600英里的往返路程），某天夜晚她终于出现在弗里茨的营地，翻过带刺铁丝网，找到了他与另外十六人共住的棚屋。或许在战争进入后期，托特组织的守卫们已不再刻意维持严密的警戒，又或是亨妮贿赂了他们。关于她在此停留了多久或频繁造访营地的次数并无记录，但通过照料病重不堪的弗里茨，为他喂汤和蔬菜泥，她很可能挽救了他的生命。她还为他的同屋们洗衣、打扫并修补衣物。 后来留下的文件显示，弗里茨及其他囚犯被选中“转移”到45英里外的奥尔德鲁夫集中营，换句话说，他们已被列入处决名单。所幸盟军及时赶到，在他们被转移之前将他们解救了出来。 当弗里茨被遣送到图林根后，他的朋友伊娃·诺克-莫塞意识到自己迟早也会收到盖世太保的来信。伊娃嫁给了非犹太人莫里茨·诺克，42岁，出身于一个显赫的犹太家庭——她的祖父创办了柏林最优秀的服装店之一，父亲则是医学教授。还有位叔叔曾在波茨坦广场拥有一栋极为豪华的住宅，后被纳粹征用并改造成德国法律学院。1941年，伊娃与莫里茨以及他的两个女儿从柏林搬到了上奥伯斯多夫。正如伊娃在回忆录中所写：“我们只有一个目标：在第三帝国统治期间活下去。”而当地政府再次表现出对犹太人的漠视态度，对她未登记“萨拉”这一姓名的事实视而不见。 起初，埃娃和她的家人在这个村庄里平静生活。但当她开始收到来自柏林、称她为“埃娃·萨拉·诺克”的信件后，麻烦便出现了。屋里的其他住客自然注意到了这个“萨拉”之名，其中包括战后曾在纽伦堡审判中为赫尔曼·戈林辩护的律师奥托·施塔默博士。而埃娃那只“可爱”的梗犬又有吠叫和咬人的习惯，更是雪上加霜。不过房东对这些纳粹租户的行为极为恼火，反而将他们赶了出去，让享有“特权”的埃娃一家得以继续住在他的房子里。 直到1945年2月6日，盖世太保的来信终于送达。埃娃写道：“我立刻意识到自己完蛋了——再见了家人，再见了新换的床铺，再见了所有的一切，真的是一切。”盖世太保让埃娃误以为，作为享有特权的犹太人，她会像弗里茨·施内尔那样被送往图林根州的劳改营，在那里从事文书工作。这个前景已经够糟糕的了，但仍不及特雷西恩施塔特集中营可怕，因为她的许多亲戚早已被关押在那里。 仍有一线希望可以避免被驱逐。当时她正患有感染，一位心怀同情的医生本可以此为由免除她的强制劳动。然而，为她在奥伯斯特多夫做检查的那位“年轻、冷漠、无情、残忍且施虐成性”的医生其实是坚定的纳粹分子，这一希望立刻破灭了。不久整个村庄都知晓了埃娃的命运。街上有许多人上前想要帮助她，多到让她难以承受。“我几乎从不出门，”她回忆道，“实在听不下去那些反复重复的同情之词。” 决定要为纳粹劳改营带些什么并非易事，尤其是当埃娃意识到在战争结束前根本不可能回家，而且尽管盟军进展迅速，但没人能确定具体何时才能胜利时。 于是我什么都带了些：实用的冬季连衣裙、不确定是否需要在外工作的滑雪裤、一条裙子搭配深色厚款上衣，还有一条深色丝绸裙——因为即便在集中营也有星期天。我准备了缝纫工具和鞋油、一些图钉、用于悬挂内衣的绳子与挂钩、蜡烛以及手电筒。还在一件衣服上缝了一小块金子……因为我以为无条件投降后，在一片混乱中需要用金子来支付打车费用。 在冬季、身无分文的情况下穿越满目疮痍的德国实在过于冒险，因此她决定携带大量现金。她还打包了丈夫刚洗好的亚麻床单。为减轻背包重量，她选择用代金券而非实物食物，期望能在集中营附近的村庄兑换食品。出发前不久，她花了三小时在理发店做永久卷发——“至少要看起来体面些，这对我很重要”。令她困扰的是，村里的每个人似乎都在注视着她，就连镇上的公务员也急切地想看她是否会在离开前交出食物代金券。 —— 明天就是立春了。我已经看到一些花朵从土里探出头来，它们以纯真与宁静令我们人类自愧不如。阳光再度温暖，草地渐渐变绿。只要这场互相残杀能结束，我们的心中便会充满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