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莉娅·博伊德《第三帝国中的一个村庄》

通过一个村庄居民的故事，生动描绘了希特勒统治下德国日常生活的动人肖像。 来自畅销书《第三帝国的旅行者》（Waterstones 月度图书）的作者。 奥伯斯特多夫是位于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区的一座美丽村庄，数百年来，这里的人们过着简朴的生活，而历史则在别处书写。然而，即便在这德国最南端的角落，纳粹主义也试图不仅控制人们的生活，更试图掌控他们的思想。 《第三帝国中的一个村庄》依托档案资料、书信、访谈与回忆录，呈现了一幅极为亲密的画卷：描绘了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极权主义的堕落过程，以及所有受纳粹波及者所遭遇的悲剧。书中我们遇见了幸存的犹太人——以及那些未能幸免者；遇见了那位试图庇护受政权迫害者的纳粹镇长；也遇见了一位被判定为“生命不值得延续”的盲童。 这是一个关于忠诚与欲望冲突、梦想破碎、绝望与毁灭的故事——但最终，人类的坚韧取得了胜利。这些是普通人在历史十字路口的人生故事。 对《第三帝国的旅行者》的赞誉： “一部引人入胜的历史叙事”——《每日电讯报》 “引人入胜”——《旁观者》 “引人入胜且发人深省”——《星期日邮报》 朱莉娅·博伊德是《星期日泰晤士报》畅销书《第三帝国的旅行者：透过普通人的视角看法西斯主义的崛起》的作者。她的其他著作包括《与龙共舞：消失的北京外国租界世界》、《杰出的布莱克韦尔医生：首位女医生的生平》以及《汉娜·里德尔：一位身处日本的英国女性》。作为前外交官的遗孀，她于 1977 年至 1981 年居住在德国。她现居伦敦。安杰利卡·帕特尔出身于奥伯斯特多夫的一个古老家族。她曾学习历史与德国文学，随后在枫丹白露的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她是《一个村庄在其时代的镜像：奥伯斯特多夫 1918–1952》一书的作者。她现居伦敦和奥伯斯特多夫。 —— 【书摘】3月5日的选举之后，希特勒对权力的进一步掌控将带来足以永远改变世界的后果。在“第三帝国”存在的十二年间，数以百万计的人遭受了死亡与破坏、苦难与折磨，其规模之巨令人难以完全想象全球所承受的痛苦程度。本书从德国南部一个村庄的角度讲述了这段历史。 奥伯斯特多夫位于巴伐利亚境内的施瓦本地区，属于阿尔高地区。这一地带素以壮丽的山景和坚韧的民风而闻名。由于地处德国最南端，它有着独特的地理定位。一旦抵达此处，旅行者便真正走到了路的尽头——因为只有步道能穿越山脉向南方延伸。正因如此，与巴特特尔茨、加米施-帕滕基兴或巴特赖兴哈尔等阿尔卑斯山附近的村镇不同，奥伯斯特多夫从未享受过交通要道带来的便利；它既没有像贝希特斯加登那样拥有广阔的盐矿，也没有像著名的小提琴制造村米滕瓦尔德那样发展出专门的手工业或产业。在19世纪末旅游业出现之前，这里主要依靠自给农业、奶酪生产以及少量铁矿资源维持生计。 这个村庄始终极为重视自身的历史，因此保存了尤为完好的档案。其中记载了大量关于纳粹统治时期乡村生活各个方面的细节——在战后人们急于忘却与第三帝国有关的一切之际，这些资料本极易被遗失或弃置。其他重要资料还包括当地报纸、未出版的回忆录以及村民们亲自接受的采访。本书还借助了私人收藏中的日记与信件，以及保存在各类国家、州和教会档案馆中的文献。通过整合所有这些资料，我们得以呈现出一幅极为生动的奥伯斯特多夫在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至1955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获得完全主权之间的重要历史时期的图景。 当然，奥伯斯特多夫在第三帝国统治下的经历并非德国各地都存在；每个城镇或村庄的反应都有所不同。但通过细致展现这些人在纳粹统治下应对日常挑战的历程，我们便能真切了解到普通德国人是如何支持、适应并熬过那个曾许下诸多承诺却最终只带来痛苦与毁灭的政权的。 我们在这里遇见了林务员、神父、农民和修女；旅店老板、纳粹官员、退伍军人和党员；村议员、登山者、社会主义者、强制劳工、学童、犹太人、企业家、游客以及贵族。还有那个因“生活不配生存”而被判送进毒气室的盲童。当然，也有士兵——其中许多人被洗脑后甘愿为独裁政权作战而不敢质疑，而另一些人则从一开始就反对战争。这里展现了生活的全部面貌：残酷与温情；勇气与软弱；行动、冷漠与悲伤；希望、痛苦、喜悦与绝望——换言之，正是这些构成现实生活的灰色色调，而非那些关于英雄与反派的刻板叙事。随着对村民们了解的加深，我们不难发现，他们对这些灾难性事件的反应，既受到当时重大政治与社会问题的影响，更多则是出于日常的实际考量、保护家人的本能以及个人间的忠诚与恩怨。奥伯斯特多夫的故事也深刻地表明：无论统计数据多么惊人，都无法减轻每一桩个体悲剧所带来的冲击。 这段关于村庄的叙事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当时德国人正努力从那场足以动摇其社会根基的惨败中恢复过来。从《凡尔赛条约》带来的苦难到恶性通货膨胀的肆虐，尽管经历了种种困境，到20世纪20年代末，奥伯斯特多夫已然发展成一处繁荣的度假胜地。然而，即便有来自北方的不断涌入的人群带来新的思想与世界观，这个村庄的乡村特质与传统价值观依然是其身份的核心所在。 由于专注于经济复苏，奥伯斯特多夫起初对100英里外慕尼黑由希特勒及其新成立的政党所引发的骚动置之不理。1927年，当一名邮递员试图在这个笃信天主教的村庄建立纳粹党分部时，正如他后来向约瑟夫·戈培尔抱怨的那样，这堪称一场艰难的斗争。然而与许多同胞一样，这里的村民也对魏玛共和国的政治混乱感到厌烦，渴望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到了1930年，随着更多人在9月的联邦选举中把票投给希特勒而非其他任何人，显然他们已经改变了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态度。 然而两年半后当纳粹统治的现实降临到这个村庄时，所有人都震惊不已。人们这才意识到，国家社会主义并非仅仅是某种政府体制，它还企图控制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并按照纳粹的理念重塑他们延续数百年的传统。尽管村民们依然坚定地效忠于希特勒，但他们对首位纳粹市长极为反感——此人无情地剥夺了他们管理自身事务的一切自主权。即便那些积极支持国家社会主义的人也不得不做出令其不悦的妥协。与此同时，一个事实越来越清晰：任何越界或批评政权的人都有可能被关进新设立的达豪政治犯集中营接受“保护性监禁”。随着时间推移，一些村民发现纳粹的行事手段愈发令人不安，但另一些人则将那些负面传闻视为外国的宣传手段，始终坚定不移地支持该政权。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由于德国在战场上的接连胜利似乎印证了希特勒关于迅速取得彻底胜利的承诺，村民们最初的焦虑大多消散了。然而在入侵苏联后的几个月里，他们的士气骤降——除了战场上的惨败之外，……我们可以跟随这些年轻人，见证他们在波兰、法国、苏联及巴尔干地区的战斗，直至战争末期那段绝望的撤退与失败岁月。 —— 【书摘】继任者竟同时是个坚定的纳粹分子与善良的人——这种描述在许多人看来似乎自相矛盾。然而证据十分明确：这位以激烈亲纳粹言论闻名的市长不仅以尊重和体谅的态度对待他人，还保护了村中的一些犹太人，同时也援助那些陷入纳粹法律体系制裁的其他居民。 —— 【书摘】我们早已习惯以非黑即白的视角看待第三帝国，因此很难接受有纳粹高层会表现出高尚品德这一观念。但奥伯斯特多夫那位“善良”的纳粹市长并非该村唯一的反常现象。现存的一份纳粹党成员名单中，有一些人因曾反对或对政权漠不关心而闻名，却最终出于种种原因加入了党派——要么是为了保住工作与家庭，要么只是为了让自己生活稍好些。这并非意味着该村没有忠诚的纳粹分子，他们中的许多人直至最后仍对希特勒忠心耿耿。但在一个强制所有人服从否则就会面临监禁、酷刑甚至死亡的制度下，要准确理解为何包括奥伯斯特多夫居民在内的众多德国人会参与帝国的反人类罪行实在困难。 1945年5月一切终于结束之后，村民们逐渐学会与占领军共处，重新振作起来开始新的生活。对许多人而言，在努力重建生活的过程中，面对国家在纳粹暴行中的罪责问题不得不暂时搁置。 通过深入剖析一个村庄的案例，本书旨在为理解德国人为何会以特定方式回应希特勒、他们对纳粹政权的态度是如何变化的，以及在纳粹统治下重建强大国家的希望破灭、国家满目疮痍之后他们又是如何走向新起点的，提供些许帮助。尽管奥伯斯特多夫的故事能为我们揭示诸多真相，但仍有许多问题悬而未决——这些疑问将永远成为第三帝国的历史遗产之一。 —— 安特卫普（Antwerpen）　比利时第二大城市。跨斯海尔德河两岸，由两条河底隧道通连。距北海88千米。人口51.70万（2016年）。13世纪建市。16世纪时为欧洲最繁荣商业城。工业发达，石化工业规模庞大，还有造船、汽车装配、机械制造、金刚石加工等工业。钻石加工和交易中心。世界大港之一，年吞吐量仅次于鹿特丹，居欧洲第二位。欧洲最重要的铁路枢纽之一。有罗宾斯故居博物馆、钻石博物馆、皇家美术博物馆和中世纪教堂等建筑。 安特卫普位于比利时北部斯海尔德河畔，是欧洲第二大港、世界钻石之都，也是1918年11月11日停战时威廉·施泰纳部队所在的佛兰德斯前线城市，距其家乡奥伯斯特多夫约500英里。 —— 佛兰德斯（Flanders）　欧洲历史地区名。位于今法国西北部、比利时西部和荷兰南部。临加来海峡（多佛尔海峡）。为13—14世纪欧洲最发达的毛纺织中心之一。14世纪初被法国占领。15世纪成为勃艮第公国领地。英、法两国为争夺该地区爆发了“百年战争”（1337—1453），最后以法国胜利告终。 佛兰德斯是比利时北部地区，历史上曾涵盖今比利时、法国北部和荷兰泽兰，地处英吉利海峡与北海之间，中世纪以纺织业和贸易繁荣，一战时威廉·施泰纳的部队就在该地停战。 —— 【书摘】晚年时，威廉会带着些许怀念回望那场战争，尤其难忘与战友们之间建立的深厚情谊。他的战争记忆并非全然负面，还有其他原因。对于一个从未离开过家乡村庄的二十岁少年而言，从军带来了旅行、结识新朋友以及学习新技能的乐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人们仍用马队来牵引重型火炮，而威廉也接受了驾驶领头马的训练——这项责任重大的任务不仅需要勇气与体力，还需对马匹有深刻了解。然而，这些美好的回忆却被满目疮痍的景象、被自己人从背后射杀的可恨军官们，以及那些严重伤残或痛苦死亡的战友们所掩盖。 1918年12月，已获得军功剑十字勋章与铁十字勋章（二等）的威廉终于获准踏上漫长的归家之旅。在威廉返回时拍摄的奥伯斯特多夫照片中，可以看到这座拥有数百座房屋的村庄坐落在宽阔的绿色山谷中，背后是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壮丽的景色。不难想象，近四年后第一次见到自己从小熟悉的雪覆群峰时，威廉的心跳必定为之停滞。夏季时，村庄周围的草地上满是牛群，空气中弥漫着野花的芳香；而此刻正值深冬，积雪厚厚地覆盖着山谷和森林覆盖的山坡。在村庄以北几英里处，威廉便会首先看到奥伯斯特多夫的教堂尖顶高耸在屋舍群之上。随后，走过那些熟悉的木结构房屋、酒吧以及窗台绘有灰色或绿色图案的商店后，他终于会抵达家中——上后巷117号。斯坦纳家的正对面是一家铁匠铺（该村共有十九家此类店铺），他的父亲就在那里通过锻造钉子为生。 我们只能猜测威廉终于站在自家门前时的心情。家人是在等候他归来，还是他的突然出现让他们措手不及？他们甚至知道他还活着吗？他的父亲只负担得起一个学徒的费用，而那个名额落在了另一个儿子“好孩子”弗里德里希身上。但现在，历经残酷战争幸存归来的威廉明白，自己早已弥补了曾经的失衡。 战争初期，村里的妇女们为自己的应对方式感到满意，期待着丈夫归来时能见到整洁的房屋和健康的牲畜。但到了1917年，随着收到死亡通知的家庭不断增加，村里的士气跌至新低。市长弗里茨·格施文德肩负着将那份会永远改变人们生活的可怕纸条送到各家户手中的沉重职责。他的曾孙女曾动人地记述过其中一次送信的经历： 在接下来的数周数月里，他逐渐意识到，即便有地理距离和自然美景的存在，也难以保护这个村庄免受战争带来的苦难。战争爆发后，军队立即征用了所有的马匹以及其他众多物资，就连钉子、面粉这类基本生活用品也被用于战争需求。食物变得极为匮乏，那些仍住在附近特雷塔赫酒店的几位老年客人不得不到河岸边采挖荨麻，或深入森林寻找坚果，还不得不掰开松果获取为数不多的种子。用餐时，这些老人便像暴风雨中的牲畜一般挤在餐厅里仅存的那一张桌子旁。 战争初期，村里的妇女们为自己的应对方式感到满意，期待着丈夫归来时能见到整洁的房屋和健康的牲畜。但到了1917年，随着收到死亡通知的家庭不断增加，村里的士气跌至新低。市长弗里茨·格施文德肩负着将那份会永远改变人们生活的可怕纸条送到各家户手中的沉重职责。他的曾孙女曾动人地记述过其中一次送信的经历： “我丈夫并非‘坠落’的，”年轻女子愤怒地回应，“他从未坠落。他是个出色的登山家，曾攀登过特雷塔赫山乃至霍法茨山。他是个强壮有力的人，是被谋杀的。那个疯狂的普鲁士皇帝强迫他去侵略另一个国家，这并非开枪射杀他的人的错——那人只是在保卫自己的国家。”她的孩子们仰望着她，最小的那个紧紧抓住她的围裙，而她也用小圆拳牢牢握住它。 无法举行带有慰藉仪式的正规天主教葬礼，更加剧了村民们的悲痛。正因如此，1917年2月格施文德的继母的葬礼对整个村庄而言具有特殊意义： 她已八十高龄。所有人都参加了葬礼。终于有了一具遗体、一口棺材和一座坟墓，人们可以站在那里聆听神父的祷告。终于有了葬礼，有了对生命的缅怀。他们为那些年轻士兵哭泣哀号，他们的尸体埋在遥远的地方，无人献花，无人落泪；没有亲友在场向世人诉说他们曾经多么善良、坚强且充满爱心。人们几乎冻僵了，却仍强忍着离开那位奥伯斯特多夫老妇人的坟墓——她的离世终于让他们得以寄托哀思。 —— 【书摘】数月之后，随着血腥革命的种种威胁似乎都已消散，该村民兵组织也被解散了。他们的最后一次聚会同样选在了一个阳光明媚的美好日子里。在铜管乐队的伴奏下，奥伯斯特多夫的精英们再次穿过村庄前往射击场。他们在那里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下午，争夺奖品，用官方记录的话来说，就是“见证了凝聚所有人心的美好精神”。此刻，奥伯斯特多夫似乎终于可以期待一段和平与繁荣的时光了。 这就是右翼极端分子、前德国国会议员沃尔夫冈·卡普在1920年3月试图借助自由军团推翻弗里德里希·埃伯特的民主政府的失败之举。 —— 【书摘】但无论对政治有多失望，奥伯斯多夫的居民都无法忽视：慕尼黑的政治热情依然高涨——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一个31岁的前下士阿道夫·希特勒。1918年由艾斯纳领导的慕尼黑社会主义革命以及战后三次建立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尝试，让希特勒深信犹太人/布尔什维克的阴谋才是德国所有问题的根源。因此，当奥伯斯多夫家境较好的居民在酒店舞池中翩翩起舞时，市长霍赫费希特正在为村民们寻找食物、农民们则为牲畜准备饲料；而这个滴酒不沾的希特勒则穿梭于慕尼黑的啤酒馆，用充满仇恨的言辞抨击《凡尔赛条约》、魏玛政府、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犹太人。 尽管当地村民的政治意识不如新来者强烈，但他们依然拥有坚定的信念。作为一个坚决独立的保守社区，他们虽并非特别反犹，但一战中德国就已存在隐性的反犹情绪。战后，由于人们需要为战败寻找替罪羊，加之认为犹太人与俄罗斯的共产主义革命者勾结，这种情绪才急剧升级。然而为了发展旅游业，奥伯斯特多夫一直以与其他游客相同的条件接纳犹太游客。因此当村里的街道上突然出现指责犹太人牟取暴利的反犹海报和涂鸦，宣扬“德国属于德国人！打倒犹太人”之类的口号时，OGF表示愤慨，谴责“这些无所事事却专爱破坏他人财产的外来者”。该报道还指出，警方和镇政府从未收到过针对犹太人的任何投诉。 纳粹党于1920年2月24日在慕尼黑成立。几个月后，该党发行了那份极端反犹的报纸《人民观察家报》，到8月时就已经将这个村庄及其犹太游客视为攻击目标： 我们收到来自奥伯斯特多夫的报道，当地人对那些几乎全是犹太人的夏季游客的无耻行为表示愤慨。当整个国家都处于困境之中、为未来担忧时，这些肮脏之徒却在纵情享乐。难道这些厚颜无耻的犹太人、那些穿着短皮裤、双腿弯曲的可笑希伯来人，以及那些身着传统服饰、气味难闻的女性，就不明白自己的行为在所有正派人士眼中是多么令人作呕吗？令人痛心的是，当地当局竟只是袖手旁观。更有甚者，有些议员还对犹太人感激不尽，因为他们为奥伯斯特多夫乃至我们的山区带来了诸多“文化”。不过，抵抗的迹象也在日益增多……我们的山民拒绝让这片美丽的土地被这些巴勒斯坦移民破坏，这是完全正确的。 OGF再次作出强烈回应，指出市长霍赫费希特以及奥伯斯特多夫的最高级公务员乔治·比斯尔均没有支持最近的反犹请愿书，并坚决表示：“每个人都有权表达自己的观点，但绝不能剥夺犹太人到任何他们想去的地方度假的权利。” 并非仅在反犹主义问题上，奥伯斯特多夫的多数居民才持相对温和态度。在该镇民兵组织解散一年后，巴伐利亚政府便解除了该地区所有的民防民兵网络。然而在慕尼黑，不少民兵很快又重新集结成了自由军团。事实上，由于退伍军人们心怀强烈不满，诸多此类准军事组织应运而生——近150万人沦为残疾，而那些仍有劳动能力的人则面临普遍的失业困境。数千名愤怒的前士兵急于与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者作对，纷纷加入这些准军事组织，它们很快便成了右翼极端主义的温床。 在奥伯斯特多夫，最具影响力的组织是钢盔前线士兵联盟。该组织极度保守，反对共和与民主，拒绝接纳犹太退伍军人加入，支持“背后捅刀子”论点，并将《凡尔赛条约》的德国签署者斥为“十一月罪犯”。到20世纪20年代末，钢盔前线士兵联盟已发展成极右翼政治团体，最终与冲锋队合并——后者是希特勒于1921年为在纳粹集会上提供安保及打击政治对手而建立的准军事组织。其中最为邪恶的当属党卫队，它最初只是负责在慕尼黑守卫纳粹集会的小型志愿队伍，后来逐渐发展成由海因里希·希姆莱领导的强大而残暴的组织。这些组织加上其他法西斯派系，共同推动了希特勒的掌权。但在20世纪20年代初，奥伯斯特多夫的钢盔前线士兵联盟仍主要由当地显要人物以及来自北方的较为开明的居民组成，因此算是个威胁不大的团体，正如某份关于奥伯斯特多夫会议的报纸报道所指出的那样： 周二，钢盔团在霍尔德咖啡馆举行了一场私密的晚间聚会。巴伐利亚分部主席瓦宁格少校就该组织的目标与原则发表了感人至深的演讲，现场在场的同志们、来宾以及退伍军人协会成员纷纷报以热烈掌声。随后，五名钢盔团成员被授予世界大战纪念勋章。在这充满情感的场合中，大家在真挚的同志情谊与团结氛围中结束了活动。 钢盔团极为重视自身建设，而威廉·施泰纳所隶属的当地退伍军人协会则不然，后者更倾向于关注战争寡妇及其家人的福利。无论如何，随着战后生活水平逐渐提高，该协会成员的兴趣也相应减弱了。施泰纳虽正是钢盔团渴望招募的那种退伍军人，但他却断然拒绝。作为典型的山区人，他向来与权威为敌，根本无心参与那种准军事化的爱国主义活动。事实上，他有充分的理由感激魏玛政府——战后正是该政府让那些不合格的退伍军人有机会接受学徒培训，而他所学的就是木工手艺。对威廉·施泰纳这类人而言，去滑雪、登山或踢足球远比沉溺于战争回忆或关注希特勒及其新成立的纳粹党的动向更有吸引力。 —— 【书摘】1923年1月11日，6万名法国和比利时军队进军德国的工业重镇鲁尔区，意图夺取两国应通过赔款获得的煤炭，而德国却未能履行承诺。这次占领带来了深远的经济后果，南部400英里外的上奥伯斯多夫所感受到的冲击丝毫不亚于德国其他地区。许多居住在鲁尔区的德国人选择以消极抵抗的方式反抗法国人，这一行动最初得到了魏玛政府的支持。作为报复，法国当局驱逐了数千名罢工者及其家属，正如《伦敦旁观者报》所言，各个社会阶层的人……都在四处漂泊，身无分文，不得不依靠救济金或慈善援助度日……他们的罪过究竟是什么？有些人拒绝为法国人工作，有些人则是那些拒绝工作之人的家属，因此他们的钱财、房屋和财产被没收，本人也被驱逐出境。 被驱逐的22户家庭被安置在奥伯斯特多夫。1923年9月12日，镇议会召开会议商讨应对这一新危机的最佳方案。霍赫费希特坚信，尽管村里没有空房，仍必须尽一切可能帮助这些家庭。酒店业主们则提出抗议，担心自己要为难民免费提供住宿。市长并未气馁，他呼吁村民展现善良本性，结果果然得到了响应。当首批3户家庭（共23人）抵达时，他们被安排住在Pensionen这家民宿，不仅获得了床上用品，每人还分到了30磅面粉。 非暴力抵抗或许缓解了国家的屈辱，但由于政府不得不印钞支付罢工者工资，这反而加剧了恶性通货膨胀。奥伯斯特多夫很快便感受到了其后果：包括新建战争纪念碑在内的建筑工程被迫暂停，电力消耗下降了40%，丧葬费用则大幅上升。新教徒们因为教堂没有葡萄酒而可能无法举行圣餐仪式来庆祝复活节，同时，为支持酒馆而要求每位退伍军人在协会聚会上购买的强制啤酒规定也被取消了。那年秋天，两名工厂工人弗里多林与欧根妮·托马惊讶地发现，他们简单的婚礼花费高达3800亿马克，甚至超过了现任波斯国王三场婚礼的总花费。由于10月份的供暖费用已升至每天140亿马克，村议会甚至考虑关闭村里的阅览室。尽管镇议会承诺免费提供木材，但支付工人砍伐费用的成本实在过高，使得这一提议难以被接受。 在恶性通货膨胀期间，市政委员会大多用一种新货币——牛奶来支付各项账单。例如，教区执事的工资从3升提高到了5升，而医院的每日配给量则定为11升。村里自产的电力则按每千瓦计费，支付方式要么用牛奶，要么用7个面包卷。 对法国的仇恨达到了新的高度。每隔几天，OGF的继任者《奥伯斯特多夫本地与旅游新闻报》（OHF）就会列举法国最新的所谓罪行，比如“从埃森的一处办公室窃取万亿马克”或“从杜塞尔多夫市政厅盗走7000亿马克”。随着每期报纸的出版，这类罪行的清单愈发冗长。同年10月，该报宣布将订阅费从区区45万马克——这笔钱仅够购买2升牛奶、六分之一磅黄油或1升啤酒——上调至300万马克。 通货膨胀对普通德国人的社会、政治及心理影响实在难以估量。他们所秉承的勤劳、节俭与勤奋等传统美德不仅被彻底摧毁，还不得不眼睁睁看着投机者与债务者从他们的困境中牟利。受损害的不仅是他们的储蓄与收入，整个道德体系也遭到了颠覆。 给该国带来重创的恶性通货膨胀终于得到控制。不久之后，1枚雷滕马克的价值便相当于旧货币的万亿倍。《OHF》在1923年10月27日首次报道了此次货币改革。六周后，威廉·施泰纳又可以花38芬尼去酒吧买一品脱啤酒了。 然而，德国的困境并未因新货币的推出而结束。据仍作为民众主要信息来源的OHF所报道，在1923至1924年的整个秋冬期间，全国各地仍在不断发生各种形式的起义： 洛拉赫、弗赖堡的通货膨胀骚乱（9月22日） 萨克森州“清除了”无产者帮派（10月17日） 威斯巴登通胀骚乱与抢掠事件（10月17日） 曼海姆通胀骚乱，图林根红色政府（10月20日） 莱茵共和国短期动荡，柏林爆发通货膨胀骚乱并造成人员伤亡（10月27日） 图林根的红色恐怖（11月10日） 莱茵分离主义者与自卫队之间的战斗导致120人死亡（11月28日） 鲁尔区的抢劫与骚乱（12月1日） 普法尔茨地区的分离主义分子发动恐怖活动（1月16日） 从这一背景来看，就不难理解为何与那些会在他们集体记忆中留下数代人阴影的恶性通货膨胀噩梦相比，村民们对OHF在11月10日发布的惊人声明并未表现出特别兴趣。 我们已收到如下电报：致总统及所有行政机构。经吕登道夫与希特勒发动的政变，宪政政府已被宣布垮台。但实际上宪政政府依然存在。所有行政机构、公务员、警察及军队都必须拒绝服从叛乱分子，违者即属叛国罪。必须将此消息告知民众。 —— 【书摘】该地区的主要报纸《阿尔高地区公告报》（AA）在头版详细报道了此前两天在慕尼黑发生的惊人事件：希特勒、吕登道夫将军、数名纳粹高层（包括赫尔曼·戈林）以及约2000名追随者前往市中心，企图推翻巴伐利亚政府。该报称，尽管政变始于慕尼黑，但希特勒的真正目标是进军柏林并推翻魏玛政府——“就像墨索里尼进军罗马一样”。事实上，当警方与纳粹分子对峙并开火，导致14名党徒和4名警察死亡后，这次政变便陷入了僵局。两天后，希特勒、吕登道夫及其他8人被捕并被控叛国罪。 尽管希特勒的革命企图以失败告终，但其后的审判却引发了巨大关注，这为他向全国民众阐述自己的观点提供了绝佳机会。从一开始就能看出，法官明显偏袒被告一方。正如OHF所报道的：“被告、公诉人及辩护律师们彼此谈笑风生……很快就会宣判有罪或无罪。”事实上，在总结陈词时，简直难以相信公诉人并非在为辩护方效力： 出身卑微的希特勒展现出了自己作为真正德国人及勇敢战士的风范。出于对伟大德国祖国的强烈信仰，他从无到有创立了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这一强大政党，该党的宗旨是反对国际马克思主义与犹太势力，惩处1918年的“十一月叛乱分子”……并在社会各阶层传播爱国的德国思想。 虽然评判他的政党主张并非我的职责，但我承认，他竭力唤醒被压迫且丧失战斗力的民众对德国事业的信念，这种真诚的努力实在值得称颂。凭借出色的演讲天赋，他所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他对事业的真诚与无私奉献，使得将他视为煽动家实属不当。此外，他的私生活纯洁无瑕——作为一位备受瞩目的政党领袖，能保持如此品行实在尤为难得。 在控方如此高度赞扬的情况下，1924年4月1日法官尽管考虑到罪行的严重性，仍判处极其轻缓的五年刑期也就不足为奇了。实际上希特勒仅服刑九个月。在狱中他生活舒适，可接受探视，还有大量纸张供其撰写自己的著作——《我的奋斗》。 经过战后初期的苦难之后，1924年至1929年间繁荣且相对稳定的岁月为该国带来了亟需的喘息机会，社会动荡也显著减少。尽管世人会因魏玛德国的包豪斯与表现主义、创新的戏剧与音乐以及为女性带来的新机遇而铭记它，但许多像奥伯斯特多夫的民众那样远离这类文化思潮的德国人，却只看到政治混乱（帝国议会中就有约四十个政党）以及国家道德的沦丧。正因如此，20世纪20年代中期，奥伯斯特多夫在政治上始终坚定地支持中间派/右翼政党，尤其是具有君主主义倾向的世俗天主教保守政党——巴伐利亚人民党。 —— 【人们很容易将目光转向阿尔卑斯山那边的意大利以及墨索里尼。那年夏天，施蒂里乌斯写道：“我们需要像墨索里尼那样的独裁者——拥有他的冷酷、精力与鲁莽，却无需他那种做作的姿态。”她还补充说，这样的统治者手中不应握着权杖，而应是“铁扫把”，并要大力加以使用。随着十年时光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德国人开始认同这一观点。】 那个时候的德国：【通货膨胀对普通德国人的社会、政治及心理影响实在难以估量。他们所秉承的勤劳、节俭与勤奋等传统美德不仅被彻底摧毁，还不得不眼睁睁看着投机者与债务者从他们的困境中牟利。受损害的不仅是他们的储蓄与收入，整个道德体系也遭到了颠覆。】 现在我越来越来明白美国一些人为什么喜欢独裁，德国在希特勒上台前和美国这段时间有点像，他们一届又一届政府更替，德国的通货膨胀并没改变，此时他们就希望有个强硬的首领对这个国家有强制性改变，现在的美国支持川普的那些人心态也许也是这样，现在川普无论做什么，他们好像都能理解，看不到希望的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川普身上，这也是为什么有许多川粉喜欢独裁的原因。 【书摘】作为记者之女，施蒂里乌斯于1895年出生于奥格斯堡，和许多人一样，因热爱山区而来到奥伯斯特多夫。尽管起初不受欢迎，她仍一直留在这个村庄，直至1971年去世。虽然她的社论大多反映出当地的保守观念（在其他女性早已改穿长裤后，她仍坚持穿着百褶裙滑雪），但她也毫不避讳地表达更具争议的观点。例如在她的第一篇社论中，她就将法国的苦难与德国相提并论——“目前法国的状况”，她写道，“让人想起德国通货膨胀最严重的时期，人们只能勉强维持生计。”对法国人的同情显然无助于赢得读者好感，但当她在次月抨击民主制度与魏玛政府时，却找到了更为安全的立场： 谁在治理我们的国家？是一群整天忙于会谈与出访、无暇施政的部长们；是那些深陷无谓细节而无法静下心来思考的人。再加上那些像一吨砖块般拖后腿的政党团体……自1918年以来，这种戏码早已以各种形式反复上演。不到十年时间里我们就换了十三届内阁。 施蒂里乌斯的读者或许对她充满怀疑，但当她将“自由”（其实指软弱的民主制度与激进派）视为虚假的神明，并呼吁回归“教会、君主与祖国这些传统的支柱”时，无疑触动了他们的心弦。 当然，人们很容易将目光转向阿尔卑斯山那边的意大利以及墨索里尼。那年夏天，施蒂里乌斯写道：“我们需要像墨索里尼那样的独裁者——拥有他的冷酷、精力与鲁莽，却无需他那种做作的姿态。”她还补充说，这样的统治者手中不应握着权杖，而应是“铁扫把”，并要大力加以使用。随着十年时光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德国人开始认同这一观点。 尽管政治局势混乱，20世纪20年代中期对大多数德国人而言仍是相对较好的时期，但纳粹党却无法享受这份安宁。由于希特勒（此时已正式被尊为“元首”）直到1927年才获准公开演讲，且直到次年才在国会中获得席位，纳粹党不得不始终处于国家政治的边缘。宁静的城市与繁荣的经济并无法为希特勒的仇恨言论传播创造条件，唯有危机与经济困境才能使其得逞。终于，在1929年10月29日，华尔街崩盘，德国的贷款也被收回，希特勒的时代到来了。 该观点声称，德国英勇的士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唯一原因就是遭到了柏林那些背信弃义的平民——尤其是犹太人和左翼革命者——的背叛。 —— 【书摘】可以说，奥伯斯特多夫的纳粹历史始于1927年邮递员助手卡尔·魏因莱因的到来。他被从纽伦堡调往这个村庄，期望山间的空气能改善他的健康状况。乍看之下，魏因莱因与德国各地从事类似普通工作的数百万其他老兵并无二致。然而，“4,003”这个数字将使他终生与众不同——两年前他加入纳粹党时，正式成为该党的第4,003名成员。在一名狂热的纳粹分子眼中，如此低的党员编号意味着其拥有神圣的地位：希特勒的编号是55，戈培尔的则是8,762。 在村里安顿下来后，魏因莱因立刻着手建立纳粹党分部。但正如他多年后写给约瑟夫·戈培尔的信中所言，这注定是一场艰难的斗争： 我很快意识到在旅游胜地传播阿道夫·希特勒的理念有多么困难。除了似乎还算令人满意的巴伐利亚人民党之外，村民们唯一崇拜的只有金钱。村长马格努斯·哈斯反对我张贴写有“禁止犹太人入内”的标语，他说：“这里是旅游胜地，只要客人带钱来，无论是基督徒、黑人还是犹太人，我们都不介意。”我试图向他解释我们的目标，但毫无成效。因此，我唯一的办法就是亲自与人们交谈，并向他们分发传单和报纸。通过这种方式，我在1928年的巴伐利亚选举中赢得了22张选票。此处无需详述具体过程，因为每位老竞选者都明白这有多艰难，尤其是在一个并不真正存在贫困问题的地方。经过三年的艰苦努力，我们少数人终于成功组建了当地组织。由于我的工作性质无法担任领导，党员迪特里希——也就是村里的扫烟囱工人——便成了我们的领袖。 不过，也有一些村民愿意倾听，其中既有老党员，也有商人和专业人士。在冰上运动俱乐部1933/34年的会议记录中发现的、一篇未标注日期的关于奥伯斯特多夫首位纳粹党领袖威廉·迪特里希的报纸讣告，显示他是一位深受社区爱戴与尊敬的支柱人物： 作为言行皆具理想主义的行者，[威廉·迪特里希]很早就投身于支持阿道夫·希特勒的事业。1930年，当奥伯斯特多夫被划为独立的扫烟囱区域后，迪特里希从松托芬搬到了此处，他坦率真诚的作风很快赢得了当地人的尊敬，也为纳粹党吸引了追随者。他是SA预备队中第23/20突击队的创立者兼领袖。 在那一小群创始成员中，没有谁比艺术家鲁道夫·谢勒更致力于纳粹事业。他生于1889年，17岁时因父亲在当地的学校任教而来到这个村庄。七年后，谢勒前往巴黎的美术学院深造。对一位年轻艺术家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没有比巴黎更令人着迷的城市了——立体派、象征主义、野兽派以及表现主义都为人们提供了全新的世界观，但谢勒却不受其影响。现代艺术唯一给他的启示是：注重写实与自然的传统德国艺术才是唯一值得追求的真正风格，这一观点也与希特勒不谋而合，后者后来还买下了他的其中一幅画作。 关于谢勒在战争期间的经历，我们几乎一无所知，只知道他曾负伤，后来由未来的妻子莉莉在野战医院照料。停战不久后，他又回到了慕尼黑继续学习艺术。不可避免地，他卷入了这座城市战后的混乱局势，正是在此时他的右翼观点愈发根深蒂固。他声称早在1920年就加入了纳粹党，并与该党最著名的创始人之一迪特里希·埃卡特共事，这一说法虽无证据支持，但也并非完全不可信。可以确定的是，同年他就成为了新成立的德国艺术协会的成员——这个组织为那些传统主义艺术家提供庇护，让他们免受魏玛先锋派带来的噩梦以及那些企图腐蚀国家审美观念、更危险的是试图切断德国人之间紧密联系的腐败篡权者的侵害。该协会中的几位知名艺术家与谢勒一样，都表现出明显的反犹倾向。 回到奥伯斯特多夫后不久，谢勒便在手臂上纹上纳粹标志四处走动，成为该地最早这么做的人之一；而他的妻子莉莉则在1930年成为村里首位加入纳粹党的女性。不过在那个阶段，他们公然支持纳粹的行为并未为他们赢得多少朋友。 直到1930年，纳粹党才真正在奥伯斯特多夫扎下根来。在此之前，纳粹党人的激进行径与低劣的宣传手段早已让大多数村民望而却步。然而1929年华尔街股灾引发的经济大萧条，恰恰为纳粹党的宣传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他们将仇恨指向法国人、共产党人、“十一月罪犯”（《凡尔赛条约》的签署者），尤其是犹太人，同时以国家复兴的强大承诺作为平衡，从而使该党从政治边缘迅速跃居中心舞台。政变失败后，希特勒意识到纳粹党获取权力的途径并非革命，而是选举。不过，若要让纳粹党在国会中获得足够席位，他亦明白必须突破那些心怀不满的暴力退伍军人及失业者这一核心支持群体，去争取更广泛的选民。有鉴于此，到1930年时他已成功调整自身形象，赢得了诸如实业家弗里茨·蒂森以及出身著名钢琴制造家族的社会名流海伦·贝希斯坦等人的支持。 尽管处于经济大萧条时期，与德国大部分地区相比，1930年的奥伯斯特多夫经济状况还算不错。由于德国人再也负担不起出国旅行的费用，游客数量甚至略有增加，这让当地的零售商度过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繁荣夏季。不过，虽然大多数村民生活尚可，但他们十分清楚整个经济的糟糕状况以及普通民众所承受的种种苦难。随着失业率和食品价格持续上升，国民士气跌至新低。更令德国人忧心的是恶性通货膨胀的威胁。 —— 【书摘】随着纳粹的恐吓手段越来越难以忽视，奥伯斯特多夫的酒店业主和酒馆主们愈发担心村子里出现的那些身穿棕色制服的冲锋队成员。这些极具攻击性且喧闹的群体完全无助于推动至关重要的旅游业发展。至于所谓的“犹太人问题”，尽管个人观点可能存在差异，但村里的当局却态度一致：反犹主义会损害商业利益，因此应当予以抵制。事实上，奥伯斯特多夫许多最富有的杰出游客都是犹太人。例如，来自慕尼黑的诺伊伯格法官多年来每年都会租下贝斯勒楼的顶层。还有里格尔曼大师，他总是带着钢琴租用雷希贝格楼的一层。然而从1930年起，当地冲锋队分支组织的集会和游行愈发频繁，而且常常有来自松托芬、伊门施塔特、肯普滕等邻近城镇，甚至更远地方的队伍前来增援。许多村里的活动分子——无疑都是魏因莱因招募的邮局员工（后来邮局成了纳粹势力的重要支撑点）——在村庄及周边农场张贴海报，分发宣传册和《人民观察家报》。 即便那些“希特勒分子”（当地方言中对狂热的纳粹分子的称呼）并未在街头上游行，但他们成群结队地高喊反犹口号或唱着他们最喜爱的《霍斯特·韦塞尔》之歌，显然与那些前来奥伯斯特多夫享受山区宁静的游客格格不入。因此，当1930年6月1日巴伐利亚政府（因慕尼黑某个工人区的国家社会主义者示威活动而采取行动）下令禁止在户外集会和游行中穿制服时，许多村民都感到十分欣喜。 尽管在奥伯斯特多夫，纳粹党已开始逐步发展势力，但OGF依然对其置之不理。事实上，直到1930年4月5日该报才首次刊登广告，宣传一位来自慕尼黑的纳粹党议员将就“国家社会主义与旅游业”这一主题发表演讲，此前它从未报道过任何与当地或全国范围内的纳粹活动相关的消息。奇怪的是，之后并未出现任何后续报道。该报拒绝与纳粹党打交道，部分原因在于其出版人安德烈亚斯·霍夫曼是天主教徒，而天主教徒对希特勒的兴趣远低于新教徒；或许还因为天主教本身就已属于一个高度集权的组织。此外，尽管该报的主编夏洛特·施蒂里乌斯属于极右翼人士，但她仍不认为希特勒真的是德国应对墨索里尼的答案。 直到1930年9月9日，也就是政府因应对经济危机不力而引发的联邦选举前仅五天，《OGF》才首次刊登了关于纳粹党的重要文章。该文报道了几天前来自弗兰肯地区埃尔朗根的工程师特奥·贝内施在赫希酒馆发表的演讲。作为该党著名的演说家之一，贝内施除了阐述那些常见的论点外，还强调了纳粹党的另一项核心不满——即“杨格计划”：在华尔街股灾之后，同盟国通过这一计划减轻了德国的赔款负担。在20世纪20年代经济繁荣的时期，德国1918年战败带来的冲击已逐渐消退，但“杨格计划”却让《凡尔赛条约》所带来的耻辱与痛苦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由于希特勒完全反对任何赔款理念，纳粹党便能将这次对战争债务的调整转化为一场激烈的选举话题。 —— “希特勒已成功将自身的吸引力扩展到更广泛的群体——包括女性、中产阶级，而在奥伯斯特多夫的背景下，最重要的则是农民阶层。”有意思，川普好像也是，像川普和希特勒这样的人为什么会吸引女性选票？特别川普那么一个无德老人，竟然会有那么多女性欣赏他，无法理解。 【书摘】对于那个九月夜晚聚集在赫希庄园的许多人而言，贝内施的演讲是他们首次见识到纳粹宣传的强大威力。对他们中的很多人来说，这无疑令人兴奋、与众不同——甚至具有鼓舞意义。这里终于出现了一个拥有明确纲领、决心为普通德国人奋斗并对抗法国人与共产主义者的政党。而在操纵民众方面，贝内施深知各种手段：他先让村民们看到若继续受制于犹太人和杨格计划或屈服于布尔什维克，将会面临怎样的地狱般处境，随后又承诺只要他们信任元首，就能过上“美好、自由与有尊严”的生活。在那个充满魔幻色彩的夜晚，贝内施还作出了另一个承诺，对许多德国人来说——无论其政治立场如何——这个承诺比个人福祉更为重要：那就是恢复德国的威望。 在赫希发表了演讲，向上奥伯斯特多夫的民众阐述观点。这位市长属于巴伐利亚人民党，长期以来一直是那些思想保守的村民，尤其是农民们的首选政党。与前一晚他的纳粹对手的演讲形成鲜明对比，博尔认为德国当前的问题并无简单的解决之道，因为这些问题并非源于杨格计划或犹太人，而是全球经济大萧条与战争遗留问题所致。在选举前夕，这位市长既无法为未来描绘美好图景，也无法提供快速解决方案。 两位演讲者之间的巨大差异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为何贝内施那些煽动性的言辞能如此深入地打动那些此前其领袖们一直对纳粹充满蔑视的社区民众。纺织厂工人弗里多林与欧根妮·托马便是很好的例证——据说在1923年恶性通货膨胀最严重的时期，他们的婚礼花费甚至超过了波斯国王的婚礼开销。弗里多林生于1898年，是家中的第十一个孩子，而他的妻子则是八个孩子之一。他在一个由专横的祖父主导的家庭中长大，六岁便被送到农场工作。他的一个哥哥于1916年阵亡，而他的弟弟则在他出生前一年出生。经济大萧条爆发时，弗里多林与欧根妮已结婚六年，这场危机还导致他们的工作时间减少。他们与工厂里的工友们一起罢工，却只拿到了承诺的一部分罢工津贴。更糟糕的是，复工后他们发现自己的工资每小时竟被削减了两芬尼。他们彼此发誓，再也不会信任工会了。他们本可能像许多人那样选择通过加入共产党来抗议，但鉴于弗里多林年轻时曾目睹老兵遭到共产党人的袭击，这对他而言根本不可想象。在1930年所有竞逐政坛职位的政客中，似乎只有一个人理解这对夫妇的恐惧与需求。从那以后，阿道夫·希特勒便始终拥有他们的选票。 1930年9月14日，就在这两场截然不同的演讲过后不久，村民们便前往投票站。对于那些仅依赖OGF获取新闻、或低估了希特勒愿景吸引力的奥伯斯特多夫居民而言，选举结果无疑是个巨大冲击。在全国范围内，纳粹党的表现甚至超出了其自身预期——新增95个席位使其总数达到107个，从而成为帝国议会的第二大政党。这终于实现了希特勒长久以来的目标。奥伯斯特多夫当地的选举结果同样令人瞩目：在70%的村民参与投票的情况下，纳粹党获得了628票，不仅超过其他所有政党，还比全国范围内纳粹党获得的选票高出3%。仍持怀疑态度的OGF很快指出，其中一个原因是来自北方的游客投票人数与当地村民几乎相当。由于新教徒投票支持希特勒的概率是天主教徒的两倍，该报纸的观点确实有一定道理。但显然，希特勒已成功将自身的吸引力扩展到更广泛的群体——包括女性、中产阶级，而在奥伯斯特多夫的背景下，最重要的则是农民阶层。 —— 通过一个村庄居民的故事，生动描绘了希特勒统治下德国日常生活的动人肖像。 来自畅销书《第三帝国的旅行者》（Waterstones 月度图书）的作者。 奥伯斯特多夫是位于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区的一座美丽村庄，数百年来，这里的人们过着简朴的生活，而历史则在别处书写。然而，即便在这德国最南端的角落，纳粹主义也试图不仅控制人们的生活，更试图掌控他们的思想。 《第三帝国中的一个村庄》依托档案资料、书信、访谈与回忆录，呈现了一幅极为亲密的画卷：描绘了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极权主义的堕落过程，以及所有受纳粹波及者所遭遇的悲剧。书中我们遇见了幸存的犹太人——以及那些未能幸免者；遇见了那位试图庇护受政权迫害者的纳粹镇长；也遇见了一位被判定为“生命不值得延续”的盲童。 这是一个关于忠诚与欲望冲突、梦想破碎、绝望与毁灭的故事——但最终，人类的坚韧取得了胜利。这些是普通人在历史十字路口的人生故事。 对《第三帝国的旅行者》的赞誉： “一部引人入胜的历史叙事”——《每日电讯报》 “引人入胜”——《旁观者》 “引人入胜且发人深省”——《星期日邮报》 朱莉娅·博伊德是《星期日泰晤士报》畅销书《第三帝国的旅行者：透过普通人的视角看法西斯主义的崛起》的作者。她的其他著作包括《与龙共舞：消失的北京外国租界世界》、《杰出的布莱克韦尔医生：首位女医生的生平》以及《汉娜·里德尔：一位身处日本的英国女性》。作为前外交官的遗孀，她于 1977 年至 1981 年居住在德国。她现居伦敦。安杰利卡·帕特尔出身于奥伯斯特多夫的一个古老家族。她曾学习历史与德国文学，随后在枫丹白露的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她是《一个村庄在其时代的镜像：奥伯斯特多夫 1918–1952》一书的作者。她现居伦敦和奥伯斯特多夫。 —— 【书摘】3月5日的选举之后，希特勒对权力的进一步掌控将带来足以永远改变世界的后果。在“第三帝国”存在的十二年间，数以百万计的人遭受了死亡与破坏、苦难与折磨，其规模之巨令人难以完全想象全球所承受的痛苦程度。本书从德国南部一个村庄的角度讲述了这段历史。 奥伯斯特多夫位于巴伐利亚境内的施瓦本地区，属于阿尔高地区。这一地带素以壮丽的山景和坚韧的民风而闻名。由于地处德国最南端，它有着独特的地理定位。一旦抵达此处，旅行者便真正走到了路的尽头——因为只有步道能穿越山脉向南方延伸。正因如此，与巴特特尔茨、加米施-帕滕基兴或巴特赖兴哈尔等阿尔卑斯山附近的村镇不同，奥伯斯特多夫从未享受过交通要道带来的便利；它既没有像贝希特斯加登那样拥有广阔的盐矿，也没有像著名的小提琴制造村米滕瓦尔德那样发展出专门的手工业或产业。在19世纪末旅游业出现之前，这里主要依靠自给农业、奶酪生产以及少量铁矿资源维持生计。 这个村庄始终极为重视自身的历史，因此保存了尤为完好的档案。其中记载了大量关于纳粹统治时期乡村生活各个方面的细节——在战后人们急于忘却与第三帝国有关的一切之际，这些资料本极易被遗失或弃置。其他重要资料还包括当地报纸、未出版的回忆录以及村民们亲自接受的采访。本书还借助了私人收藏中的日记与信件，以及保存在各类国家、州和教会档案馆中的文献。通过整合所有这些资料，我们得以呈现出一幅极为生动的奥伯斯特多夫在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至1955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获得完全主权之间的重要历史时期的图景。 当然，奥伯斯特多夫在第三帝国统治下的经历并非德国各地都存在；每个城镇或村庄的反应都有所不同。但通过细致展现这些人在纳粹统治下应对日常挑战的历程，我们便能真切了解到普通德国人是如何支持、适应并熬过那个曾许下诸多承诺却最终只带来痛苦与毁灭的政权的。 我们在这里遇见了林务员、神父、农民和修女；旅店老板、纳粹官员、退伍军人和党员；村议员、登山者、社会主义者、强制劳工、学童、犹太人、企业家、游客以及贵族。还有那个因“生活不配生存”而被判送进毒气室的盲童。当然，也有士兵——其中许多人被洗脑后甘愿为独裁政权作战而不敢质疑，而另一些人则从一开始就反对战争。这里展现了生活的全部面貌：残酷与温情；勇气与软弱；行动、冷漠与悲伤；希望、痛苦、喜悦与绝望——换言之，正是这些构成现实生活的灰色色调，而非那些关于英雄与反派的刻板叙事。随着对村民们了解的加深，我们不难发现，他们对这些灾难性事件的反应，既受到当时重大政治与社会问题的影响，更多则是出于日常的实际考量、保护家人的本能以及个人间的忠诚与恩怨。奥伯斯特多夫的故事也深刻地表明：无论统计数据多么惊人，都无法减轻每一桩个体悲剧所带来的冲击。 这段关于村庄的叙事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当时德国人正努力从那场足以动摇其社会根基的惨败中恢复过来。从《凡尔赛条约》带来的苦难到恶性通货膨胀的肆虐，尽管经历了种种困境，到20世纪20年代末，奥伯斯特多夫已然发展成一处繁荣的度假胜地。然而，即便有来自北方的不断涌入的人群带来新的思想与世界观，这个村庄的乡村特质与传统价值观依然是其身份的核心所在。 由于专注于经济复苏，奥伯斯特多夫起初对100英里外慕尼黑由希特勒及其新成立的政党所引发的骚动置之不理。1927年，当一名邮递员试图在这个笃信天主教的村庄建立纳粹党分部时，正如他后来向约瑟夫·戈培尔抱怨的那样，这堪称一场艰难的斗争。然而与许多同胞一样，这里的村民也对魏玛共和国的政治混乱感到厌烦，渴望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到了1930年，随着更多人在9月的联邦选举中把票投给希特勒而非其他任何人，显然他们已经改变了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态度。 然而两年半后当纳粹统治的现实降临到这个村庄时，所有人都震惊不已。人们这才意识到，国家社会主义并非仅仅是某种政府体制，它还企图控制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并按照纳粹的理念重塑他们延续数百年的传统。尽管村民们依然坚定地效忠于希特勒，但他们对首位纳粹市长极为反感——此人无情地剥夺了他们管理自身事务的一切自主权。即便那些积极支持国家社会主义的人也不得不做出令其不悦的妥协。与此同时，一个事实越来越清晰：任何越界或批评政权的人都有可能被关进新设立的达豪政治犯集中营接受“保护性监禁”。随着时间推移，一些村民发现纳粹的行事手段愈发令人不安，但另一些人则将那些负面传闻视为外国的宣传手段，始终坚定不移地支持该政权。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由于德国在战场上的接连胜利似乎印证了希特勒关于迅速取得彻底胜利的承诺，村民们最初的焦虑大多消散了。然而在入侵苏联后的几个月里，他们的士气骤降——除了战场上的惨败之外，……我们可以跟随这些年轻人，见证他们在波兰、法国、苏联及巴尔干地区的战斗，直至战争末期那段绝望的撤退与失败岁月。 —— 【书摘】继任者竟同时是个坚定的纳粹分子与善良的人——这种描述在许多人看来似乎自相矛盾。然而证据十分明确：这位以激烈亲纳粹言论闻名的市长不仅以尊重和体谅的态度对待他人，还保护了村中的一些犹太人，同时也援助那些陷入纳粹法律体系制裁的其他居民。 —— 【书摘】我们早已习惯以非黑即白的视角看待第三帝国，因此很难接受有纳粹高层会表现出高尚品德这一观念。但奥伯斯特多夫那位“善良”的纳粹市长并非该村唯一的反常现象。现存的一份纳粹党成员名单中，有一些人因曾反对或对政权漠不关心而闻名，却最终出于种种原因加入了党派——要么是为了保住工作与家庭，要么只是为了让自己生活稍好些。这并非意味着该村没有忠诚的纳粹分子，他们中的许多人直至最后仍对希特勒忠心耿耿。但在一个强制所有人服从否则就会面临监禁、酷刑甚至死亡的制度下，要准确理解为何包括奥伯斯特多夫居民在内的众多德国人会参与帝国的反人类罪行实在困难。 1945年5月一切终于结束之后，村民们逐渐学会与占领军共处，重新振作起来开始新的生活。对许多人而言，在努力重建生活的过程中，面对国家在纳粹暴行中的罪责问题不得不暂时搁置。 通过深入剖析一个村庄的案例，本书旨在为理解德国人为何会以特定方式回应希特勒、他们对纳粹政权的态度是如何变化的，以及在纳粹统治下重建强大国家的希望破灭、国家满目疮痍之后他们又是如何走向新起点的，提供些许帮助。尽管奥伯斯特多夫的故事能为我们揭示诸多真相，但仍有许多问题悬而未决——这些疑问将永远成为第三帝国的历史遗产之一。 —— 安特卫普（Antwerpen）　比利时第二大城市。跨斯海尔德河两岸，由两条河底隧道通连。距北海88千米。人口51.70万（2016年）。13世纪建市。16世纪时为欧洲最繁荣商业城。工业发达，石化工业规模庞大，还有造船、汽车装配、机械制造、金刚石加工等工业。钻石加工和交易中心。世界大港之一，年吞吐量仅次于鹿特丹，居欧洲第二位。欧洲最重要的铁路枢纽之一。有罗宾斯故居博物馆、钻石博物馆、皇家美术博物馆和中世纪教堂等建筑。 安特卫普位于比利时北部斯海尔德河畔，是欧洲第二大港、世界钻石之都，也是1918年11月11日停战时威廉·施泰纳部队所在的佛兰德斯前线城市，距其家乡奥伯斯特多夫约500英里。 —— 佛兰德斯（Flanders）　欧洲历史地区名。位于今法国西北部、比利时西部和荷兰南部。临加来海峡（多佛尔海峡）。为13—14世纪欧洲最发达的毛纺织中心之一。14世纪初被法国占领。15世纪成为勃艮第公国领地。英、法两国为争夺该地区爆发了“百年战争”（1337—1453），最后以法国胜利告终。 佛兰德斯是比利时北部地区，历史上曾涵盖今比利时、法国北部和荷兰泽兰，地处英吉利海峡与北海之间，中世纪以纺织业和贸易繁荣，一战时威廉·施泰纳的部队就在该地停战。 —— 【书摘】晚年时，威廉会带着些许怀念回望那场战争，尤其难忘与战友们之间建立的深厚情谊。他的战争记忆并非全然负面，还有其他原因。对于一个从未离开过家乡村庄的二十岁少年而言，从军带来了旅行、结识新朋友以及学习新技能的乐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人们仍用马队来牵引重型火炮，而威廉也接受了驾驶领头马的训练——这项责任重大的任务不仅需要勇气与体力，还需对马匹有深刻了解。然而，这些美好的回忆却被满目疮痍的景象、被自己人从背后射杀的可恨军官们，以及那些严重伤残或痛苦死亡的战友们所掩盖。 1918年12月，已获得军功剑十字勋章与铁十字勋章（二等）的威廉终于获准踏上漫长的归家之旅。在威廉返回时拍摄的奥伯斯特多夫照片中，可以看到这座拥有数百座房屋的村庄坐落在宽阔的绿色山谷中，背后是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壮丽的景色。不难想象，近四年后第一次见到自己从小熟悉的雪覆群峰时，威廉的心跳必定为之停滞。夏季时，村庄周围的草地上满是牛群，空气中弥漫着野花的芳香；而此刻正值深冬，积雪厚厚地覆盖着山谷和森林覆盖的山坡。在村庄以北几英里处，威廉便会首先看到奥伯斯特多夫的教堂尖顶高耸在屋舍群之上。随后，走过那些熟悉的木结构房屋、酒吧以及窗台绘有灰色或绿色图案的商店后，他终于会抵达家中——上后巷117号。斯坦纳家的正对面是一家铁匠铺（该村共有十九家此类店铺），他的父亲就在那里通过锻造钉子为生。 我们只能猜测威廉终于站在自家门前时的心情。家人是在等候他归来，还是他的突然出现让他们措手不及？他们甚至知道他还活着吗？他的父亲只负担得起一个学徒的费用，而那个名额落在了另一个儿子“好孩子”弗里德里希身上。但现在，历经残酷战争幸存归来的威廉明白，自己早已弥补了曾经的失衡。 战争初期，村里的妇女们为自己的应对方式感到满意，期待着丈夫归来时能见到整洁的房屋和健康的牲畜。但到了1917年，随着收到死亡通知的家庭不断增加，村里的士气跌至新低。市长弗里茨·格施文德肩负着将那份会永远改变人们生活的可怕纸条送到各家户手中的沉重职责。他的曾孙女曾动人地记述过其中一次送信的经历： 在接下来的数周数月里，他逐渐意识到，即便有地理距离和自然美景的存在，也难以保护这个村庄免受战争带来的苦难。战争爆发后，军队立即征用了所有的马匹以及其他众多物资，就连钉子、面粉这类基本生活用品也被用于战争需求。食物变得极为匮乏，那些仍住在附近特雷塔赫酒店的几位老年客人不得不到河岸边采挖荨麻，或深入森林寻找坚果，还不得不掰开松果获取为数不多的种子。用餐时，这些老人便像暴风雨中的牲畜一般挤在餐厅里仅存的那一张桌子旁。 战争初期，村里的妇女们为自己的应对方式感到满意，期待着丈夫归来时能见到整洁的房屋和健康的牲畜。但到了1917年，随着收到死亡通知的家庭不断增加，村里的士气跌至新低。市长弗里茨·格施文德肩负着将那份会永远改变人们生活的可怕纸条送到各家户手中的沉重职责。他的曾孙女曾动人地记述过其中一次送信的经历： “我丈夫并非‘坠落’的，”年轻女子愤怒地回应，“他从未坠落。他是个出色的登山家，曾攀登过特雷塔赫山乃至霍法茨山。他是个强壮有力的人，是被谋杀的。那个疯狂的普鲁士皇帝强迫他去侵略另一个国家，这并非开枪射杀他的人的错——那人只是在保卫自己的国家。”她的孩子们仰望着她，最小的那个紧紧抓住她的围裙，而她也用小圆拳牢牢握住它。 无法举行带有慰藉仪式的正规天主教葬礼，更加剧了村民们的悲痛。正因如此，1917年2月格施文德的继母的葬礼对整个村庄而言具有特殊意义： 她已八十高龄。所有人都参加了葬礼。终于有了一具遗体、一口棺材和一座坟墓，人们可以站在那里聆听神父的祷告。终于有了葬礼，有了对生命的缅怀。他们为那些年轻士兵哭泣哀号，他们的尸体埋在遥远的地方，无人献花，无人落泪；没有亲友在场向世人诉说他们曾经多么善良、坚强且充满爱心。人们几乎冻僵了，却仍强忍着离开那位奥伯斯特多夫老妇人的坟墓——她的离世终于让他们得以寄托哀思。 —— 【书摘】数月之后，随着血腥革命的种种威胁似乎都已消散，该村民兵组织也被解散了。他们的最后一次聚会同样选在了一个阳光明媚的美好日子里。在铜管乐队的伴奏下，奥伯斯特多夫的精英们再次穿过村庄前往射击场。他们在那里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下午，争夺奖品，用官方记录的话来说，就是“见证了凝聚所有人心的美好精神”。此刻，奥伯斯特多夫似乎终于可以期待一段和平与繁荣的时光了。 这就是右翼极端分子、前德国国会议员沃尔夫冈·卡普在1920年3月试图借助自由军团推翻弗里德里希·埃伯特的民主政府的失败之举。 —— 【书摘】但无论对政治有多失望，奥伯斯多夫的居民都无法忽视：慕尼黑的政治热情依然高涨——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一个31岁的前下士阿道夫·希特勒。1918年由艾斯纳领导的慕尼黑社会主义革命以及战后三次建立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尝试，让希特勒深信犹太人/布尔什维克的阴谋才是德国所有问题的根源。因此，当奥伯斯多夫家境较好的居民在酒店舞池中翩翩起舞时，市长霍赫费希特正在为村民们寻找食物、农民们则为牲畜准备饲料；而这个滴酒不沾的希特勒则穿梭于慕尼黑的啤酒馆，用充满仇恨的言辞抨击《凡尔赛条约》、魏玛政府、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犹太人。 尽管当地村民的政治意识不如新来者强烈，但他们依然拥有坚定的信念。作为一个坚决独立的保守社区，他们虽并非特别反犹，但一战中德国就已存在隐性的反犹情绪。战后，由于人们需要为战败寻找替罪羊，加之认为犹太人与俄罗斯的共产主义革命者勾结，这种情绪才急剧升级。然而为了发展旅游业，奥伯斯特多夫一直以与其他游客相同的条件接纳犹太游客。因此当村里的街道上突然出现指责犹太人牟取暴利的反犹海报和涂鸦，宣扬“德国属于德国人！打倒犹太人”之类的口号时，OGF表示愤慨，谴责“这些无所事事却专爱破坏他人财产的外来者”。该报道还指出，警方和镇政府从未收到过针对犹太人的任何投诉。 纳粹党于1920年2月24日在慕尼黑成立。几个月后，该党发行了那份极端反犹的报纸《人民观察家报》，到8月时就已经将这个村庄及其犹太游客视为攻击目标： 我们收到来自奥伯斯特多夫的报道，当地人对那些几乎全是犹太人的夏季游客的无耻行为表示愤慨。当整个国家都处于困境之中、为未来担忧时，这些肮脏之徒却在纵情享乐。难道这些厚颜无耻的犹太人、那些穿着短皮裤、双腿弯曲的可笑希伯来人，以及那些身着传统服饰、气味难闻的女性，就不明白自己的行为在所有正派人士眼中是多么令人作呕吗？令人痛心的是，当地当局竟只是袖手旁观。更有甚者，有些议员还对犹太人感激不尽，因为他们为奥伯斯特多夫乃至我们的山区带来了诸多“文化”。不过，抵抗的迹象也在日益增多……我们的山民拒绝让这片美丽的土地被这些巴勒斯坦移民破坏，这是完全正确的。 OGF再次作出强烈回应，指出市长霍赫费希特以及奥伯斯特多夫的最高级公务员乔治·比斯尔均没有支持最近的反犹请愿书，并坚决表示：“每个人都有权表达自己的观点，但绝不能剥夺犹太人到任何他们想去的地方度假的权利。” 并非仅在反犹主义问题上，奥伯斯特多夫的多数居民才持相对温和态度。在该镇民兵组织解散一年后，巴伐利亚政府便解除了该地区所有的民防民兵网络。然而在慕尼黑，不少民兵很快又重新集结成了自由军团。事实上，由于退伍军人们心怀强烈不满，诸多此类准军事组织应运而生——近150万人沦为残疾，而那些仍有劳动能力的人则面临普遍的失业困境。数千名愤怒的前士兵急于与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者作对，纷纷加入这些准军事组织，它们很快便成了右翼极端主义的温床。 在奥伯斯特多夫，最具影响力的组织是钢盔前线士兵联盟。该组织极度保守，反对共和与民主，拒绝接纳犹太退伍军人加入，支持“背后捅刀子”论点，并将《凡尔赛条约》的德国签署者斥为“十一月罪犯”。到20世纪20年代末，钢盔前线士兵联盟已发展成极右翼政治团体，最终与冲锋队合并——后者是希特勒于1921年为在纳粹集会上提供安保及打击政治对手而建立的准军事组织。其中最为邪恶的当属党卫队，它最初只是负责在慕尼黑守卫纳粹集会的小型志愿队伍，后来逐渐发展成由海因里希·希姆莱领导的强大而残暴的组织。这些组织加上其他法西斯派系，共同推动了希特勒的掌权。但在20世纪20年代初，奥伯斯特多夫的钢盔前线士兵联盟仍主要由当地显要人物以及来自北方的较为开明的居民组成，因此算是个威胁不大的团体，正如某份关于奥伯斯特多夫会议的报纸报道所指出的那样： 周二，钢盔团在霍尔德咖啡馆举行了一场私密的晚间聚会。巴伐利亚分部主席瓦宁格少校就该组织的目标与原则发表了感人至深的演讲，现场在场的同志们、来宾以及退伍军人协会成员纷纷报以热烈掌声。随后，五名钢盔团成员被授予世界大战纪念勋章。在这充满情感的场合中，大家在真挚的同志情谊与团结氛围中结束了活动。 钢盔团极为重视自身建设，而威廉·施泰纳所隶属的当地退伍军人协会则不然，后者更倾向于关注战争寡妇及其家人的福利。无论如何，随着战后生活水平逐渐提高，该协会成员的兴趣也相应减弱了。施泰纳虽正是钢盔团渴望招募的那种退伍军人，但他却断然拒绝。作为典型的山区人，他向来与权威为敌，根本无心参与那种准军事化的爱国主义活动。事实上，他有充分的理由感激魏玛政府——战后正是该政府让那些不合格的退伍军人有机会接受学徒培训，而他所学的就是木工手艺。对威廉·施泰纳这类人而言，去滑雪、登山或踢足球远比沉溺于战争回忆或关注希特勒及其新成立的纳粹党的动向更有吸引力。 —— 【书摘】1923年1月11日，6万名法国和比利时军队进军德国的工业重镇鲁尔区，意图夺取两国应通过赔款获得的煤炭，而德国却未能履行承诺。这次占领带来了深远的经济后果，南部400英里外的上奥伯斯多夫所感受到的冲击丝毫不亚于德国其他地区。许多居住在鲁尔区的德国人选择以消极抵抗的方式反抗法国人，这一行动最初得到了魏玛政府的支持。作为报复，法国当局驱逐了数千名罢工者及其家属，正如《伦敦旁观者报》所言，各个社会阶层的人……都在四处漂泊，身无分文，不得不依靠救济金或慈善援助度日……他们的罪过究竟是什么？有些人拒绝为法国人工作，有些人则是那些拒绝工作之人的家属，因此他们的钱财、房屋和财产被没收，本人也被驱逐出境。 被驱逐的22户家庭被安置在奥伯斯特多夫。1923年9月12日，镇议会召开会议商讨应对这一新危机的最佳方案。霍赫费希特坚信，尽管村里没有空房，仍必须尽一切可能帮助这些家庭。酒店业主们则提出抗议，担心自己要为难民免费提供住宿。市长并未气馁，他呼吁村民展现善良本性，结果果然得到了响应。当首批3户家庭（共23人）抵达时，他们被安排住在Pensionen这家民宿，不仅获得了床上用品，每人还分到了30磅面粉。 非暴力抵抗或许缓解了国家的屈辱，但由于政府不得不印钞支付罢工者工资，这反而加剧了恶性通货膨胀。奥伯斯特多夫很快便感受到了其后果：包括新建战争纪念碑在内的建筑工程被迫暂停，电力消耗下降了40%，丧葬费用则大幅上升。新教徒们因为教堂没有葡萄酒而可能无法举行圣餐仪式来庆祝复活节，同时，为支持酒馆而要求每位退伍军人在协会聚会上购买的强制啤酒规定也被取消了。那年秋天，两名工厂工人弗里多林与欧根妮·托马惊讶地发现，他们简单的婚礼花费高达3800亿马克，甚至超过了现任波斯国王三场婚礼的总花费。由于10月份的供暖费用已升至每天140亿马克，村议会甚至考虑关闭村里的阅览室。尽管镇议会承诺免费提供木材，但支付工人砍伐费用的成本实在过高，使得这一提议难以被接受。 在恶性通货膨胀期间，市政委员会大多用一种新货币——牛奶来支付各项账单。例如，教区执事的工资从3升提高到了5升，而医院的每日配给量则定为11升。村里自产的电力则按每千瓦计费，支付方式要么用牛奶，要么用7个面包卷。 对法国的仇恨达到了新的高度。每隔几天，OGF的继任者《奥伯斯特多夫本地与旅游新闻报》（OHF）就会列举法国最新的所谓罪行，比如“从埃森的一处办公室窃取万亿马克”或“从杜塞尔多夫市政厅盗走7000亿马克”。随着每期报纸的出版，这类罪行的清单愈发冗长。同年10月，该报宣布将订阅费从区区45万马克——这笔钱仅够购买2升牛奶、六分之一磅黄油或1升啤酒——上调至300万马克。 通货膨胀对普通德国人的社会、政治及心理影响实在难以估量。他们所秉承的勤劳、节俭与勤奋等传统美德不仅被彻底摧毁，还不得不眼睁睁看着投机者与债务者从他们的困境中牟利。受损害的不仅是他们的储蓄与收入，整个道德体系也遭到了颠覆。 给该国带来重创的恶性通货膨胀终于得到控制。不久之后，1枚雷滕马克的价值便相当于旧货币的万亿倍。《OHF》在1923年10月27日首次报道了此次货币改革。六周后，威廉·施泰纳又可以花38芬尼去酒吧买一品脱啤酒了。 然而，德国的困境并未因新货币的推出而结束。据仍作为民众主要信息来源的OHF所报道，在1923至1924年的整个秋冬期间，全国各地仍在不断发生各种形式的起义： 洛拉赫、弗赖堡的通货膨胀骚乱（9月22日） 萨克森州“清除了”无产者帮派（10月17日） 威斯巴登通胀骚乱与抢掠事件（10月17日） 曼海姆通胀骚乱，图林根红色政府（10月20日） 莱茵共和国短期动荡，柏林爆发通货膨胀骚乱并造成人员伤亡（10月27日） 图林根的红色恐怖（11月10日） 莱茵分离主义者与自卫队之间的战斗导致120人死亡（11月28日） 鲁尔区的抢劫与骚乱（12月1日） 普法尔茨地区的分离主义分子发动恐怖活动（1月16日） 从这一背景来看，就不难理解为何与那些会在他们集体记忆中留下数代人阴影的恶性通货膨胀噩梦相比，村民们对OHF在11月10日发布的惊人声明并未表现出特别兴趣。 我们已收到如下电报：致总统及所有行政机构。经吕登道夫与希特勒发动的政变，宪政政府已被宣布垮台。但实际上宪政政府依然存在。所有行政机构、公务员、警察及军队都必须拒绝服从叛乱分子，违者即属叛国罪。必须将此消息告知民众。 —— 【书摘】该地区的主要报纸《阿尔高地区公告报》（AA）在头版详细报道了此前两天在慕尼黑发生的惊人事件：希特勒、吕登道夫将军、数名纳粹高层（包括赫尔曼·戈林）以及约2000名追随者前往市中心，企图推翻巴伐利亚政府。该报称，尽管政变始于慕尼黑，但希特勒的真正目标是进军柏林并推翻魏玛政府——“就像墨索里尼进军罗马一样”。事实上，当警方与纳粹分子对峙并开火，导致14名党徒和4名警察死亡后，这次政变便陷入了僵局。两天后，希特勒、吕登道夫及其他8人被捕并被控叛国罪。 尽管希特勒的革命企图以失败告终，但其后的审判却引发了巨大关注，这为他向全国民众阐述自己的观点提供了绝佳机会。从一开始就能看出，法官明显偏袒被告一方。正如OHF所报道的：“被告、公诉人及辩护律师们彼此谈笑风生……很快就会宣判有罪或无罪。”事实上，在总结陈词时，简直难以相信公诉人并非在为辩护方效力： 出身卑微的希特勒展现出了自己作为真正德国人及勇敢战士的风范。出于对伟大德国祖国的强烈信仰，他从无到有创立了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这一强大政党，该党的宗旨是反对国际马克思主义与犹太势力，惩处1918年的“十一月叛乱分子”……并在社会各阶层传播爱国的德国思想。 虽然评判他的政党主张并非我的职责，但我承认，他竭力唤醒被压迫且丧失战斗力的民众对德国事业的信念，这种真诚的努力实在值得称颂。凭借出色的演讲天赋，他所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他对事业的真诚与无私奉献，使得将他视为煽动家实属不当。此外，他的私生活纯洁无瑕——作为一位备受瞩目的政党领袖，能保持如此品行实在尤为难得。 在控方如此高度赞扬的情况下，1924年4月1日法官尽管考虑到罪行的严重性，仍判处极其轻缓的五年刑期也就不足为奇了。实际上希特勒仅服刑九个月。在狱中他生活舒适，可接受探视，还有大量纸张供其撰写自己的著作——《我的奋斗》。 经过战后初期的苦难之后，1924年至1929年间繁荣且相对稳定的岁月为该国带来了亟需的喘息机会，社会动荡也显著减少。尽管世人会因魏玛德国的包豪斯与表现主义、创新的戏剧与音乐以及为女性带来的新机遇而铭记它，但许多像奥伯斯特多夫的民众那样远离这类文化思潮的德国人，却只看到政治混乱（帝国议会中就有约四十个政党）以及国家道德的沦丧。正因如此，20世纪20年代中期，奥伯斯特多夫在政治上始终坚定地支持中间派/右翼政党，尤其是具有君主主义倾向的世俗天主教保守政党——巴伐利亚人民党。 —— 【人们很容易将目光转向阿尔卑斯山那边的意大利以及墨索里尼。那年夏天，施蒂里乌斯写道：“我们需要像墨索里尼那样的独裁者——拥有他的冷酷、精力与鲁莽，却无需他那种做作的姿态。”她还补充说，这样的统治者手中不应握着权杖，而应是“铁扫把”，并要大力加以使用。随着十年时光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德国人开始认同这一观点。】 那个时候的德国：【通货膨胀对普通德国人的社会、政治及心理影响实在难以估量。他们所秉承的勤劳、节俭与勤奋等传统美德不仅被彻底摧毁，还不得不眼睁睁看着投机者与债务者从他们的困境中牟利。受损害的不仅是他们的储蓄与收入，整个道德体系也遭到了颠覆。】 现在我越来越来明白美国一些人为什么喜欢独裁，德国在希特勒上台前和美国这段时间有点像，他们一届又一届政府更替，德国的通货膨胀并没改变，此时他们就希望有个强硬的首领对这个国家有强制性改变，现在的美国支持川普的那些人心态也许也是这样，现在川普无论做什么，他们好像都能理解，看不到希望的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川普身上，这也是为什么有许多川粉喜欢独裁的原因。 【书摘】作为记者之女，施蒂里乌斯于1895年出生于奥格斯堡，和许多人一样，因热爱山区而来到奥伯斯特多夫。尽管起初不受欢迎，她仍一直留在这个村庄，直至1971年去世。虽然她的社论大多反映出当地的保守观念（在其他女性早已改穿长裤后，她仍坚持穿着百褶裙滑雪），但她也毫不避讳地表达更具争议的观点。例如在她的第一篇社论中，她就将法国的苦难与德国相提并论——“目前法国的状况”，她写道，“让人想起德国通货膨胀最严重的时期，人们只能勉强维持生计。”对法国人的同情显然无助于赢得读者好感，但当她在次月抨击民主制度与魏玛政府时，却找到了更为安全的立场： 谁在治理我们的国家？是一群整天忙于会谈与出访、无暇施政的部长们；是那些深陷无谓细节而无法静下心来思考的人。再加上那些像一吨砖块般拖后腿的政党团体……自1918年以来，这种戏码早已以各种形式反复上演。不到十年时间里我们就换了十三届内阁。 施蒂里乌斯的读者或许对她充满怀疑，但当她将“自由”（其实指软弱的民主制度与激进派）视为虚假的神明，并呼吁回归“教会、君主与祖国这些传统的支柱”时，无疑触动了他们的心弦。 当然，人们很容易将目光转向阿尔卑斯山那边的意大利以及墨索里尼。那年夏天，施蒂里乌斯写道：“我们需要像墨索里尼那样的独裁者——拥有他的冷酷、精力与鲁莽，却无需他那种做作的姿态。”她还补充说，这样的统治者手中不应握着权杖，而应是“铁扫把”，并要大力加以使用。随着十年时光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德国人开始认同这一观点。 尽管政治局势混乱，20世纪20年代中期对大多数德国人而言仍是相对较好的时期，但纳粹党却无法享受这份安宁。由于希特勒（此时已正式被尊为“元首”）直到1927年才获准公开演讲，且直到次年才在国会中获得席位，纳粹党不得不始终处于国家政治的边缘。宁静的城市与繁荣的经济并无法为希特勒的仇恨言论传播创造条件，唯有危机与经济困境才能使其得逞。终于，在1929年10月29日，华尔街崩盘，德国的贷款也被收回，希特勒的时代到来了。 该观点声称，德国英勇的士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唯一原因就是遭到了柏林那些背信弃义的平民——尤其是犹太人和左翼革命者——的背叛。 —— 【书摘】可以说，奥伯斯特多夫的纳粹历史始于1927年邮递员助手卡尔·魏因莱因的到来。他被从纽伦堡调往这个村庄，期望山间的空气能改善他的健康状况。乍看之下，魏因莱因与德国各地从事类似普通工作的数百万其他老兵并无二致。然而，“4,003”这个数字将使他终生与众不同——两年前他加入纳粹党时，正式成为该党的第4,003名成员。在一名狂热的纳粹分子眼中，如此低的党员编号意味着其拥有神圣的地位：希特勒的编号是55，戈培尔的则是8,762。 在村里安顿下来后，魏因莱因立刻着手建立纳粹党分部。但正如他多年后写给约瑟夫·戈培尔的信中所言，这注定是一场艰难的斗争： 我很快意识到在旅游胜地传播阿道夫·希特勒的理念有多么困难。除了似乎还算令人满意的巴伐利亚人民党之外，村民们唯一崇拜的只有金钱。村长马格努斯·哈斯反对我张贴写有“禁止犹太人入内”的标语，他说：“这里是旅游胜地，只要客人带钱来，无论是基督徒、黑人还是犹太人，我们都不介意。”我试图向他解释我们的目标，但毫无成效。因此，我唯一的办法就是亲自与人们交谈，并向他们分发传单和报纸。通过这种方式，我在1928年的巴伐利亚选举中赢得了22张选票。此处无需详述具体过程，因为每位老竞选者都明白这有多艰难，尤其是在一个并不真正存在贫困问题的地方。经过三年的艰苦努力，我们少数人终于成功组建了当地组织。由于我的工作性质无法担任领导，党员迪特里希——也就是村里的扫烟囱工人——便成了我们的领袖。 不过，也有一些村民愿意倾听，其中既有老党员，也有商人和专业人士。在冰上运动俱乐部1933/34年的会议记录中发现的、一篇未标注日期的关于奥伯斯特多夫首位纳粹党领袖威廉·迪特里希的报纸讣告，显示他是一位深受社区爱戴与尊敬的支柱人物： 作为言行皆具理想主义的行者，[威廉·迪特里希]很早就投身于支持阿道夫·希特勒的事业。1930年，当奥伯斯特多夫被划为独立的扫烟囱区域后，迪特里希从松托芬搬到了此处，他坦率真诚的作风很快赢得了当地人的尊敬，也为纳粹党吸引了追随者。他是SA预备队中第23/20突击队的创立者兼领袖。 在那一小群创始成员中，没有谁比艺术家鲁道夫·谢勒更致力于纳粹事业。他生于1889年，17岁时因父亲在当地的学校任教而来到这个村庄。七年后，谢勒前往巴黎的美术学院深造。对一位年轻艺术家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没有比巴黎更令人着迷的城市了——立体派、象征主义、野兽派以及表现主义都为人们提供了全新的世界观，但谢勒却不受其影响。现代艺术唯一给他的启示是：注重写实与自然的传统德国艺术才是唯一值得追求的真正风格，这一观点也与希特勒不谋而合，后者后来还买下了他的其中一幅画作。 关于谢勒在战争期间的经历，我们几乎一无所知，只知道他曾负伤，后来由未来的妻子莉莉在野战医院照料。停战不久后，他又回到了慕尼黑继续学习艺术。不可避免地，他卷入了这座城市战后的混乱局势，正是在此时他的右翼观点愈发根深蒂固。他声称早在1920年就加入了纳粹党，并与该党最著名的创始人之一迪特里希·埃卡特共事，这一说法虽无证据支持，但也并非完全不可信。可以确定的是，同年他就成为了新成立的德国艺术协会的成员——这个组织为那些传统主义艺术家提供庇护，让他们免受魏玛先锋派带来的噩梦以及那些企图腐蚀国家审美观念、更危险的是试图切断德国人之间紧密联系的腐败篡权者的侵害。该协会中的几位知名艺术家与谢勒一样，都表现出明显的反犹倾向。 回到奥伯斯特多夫后不久，谢勒便在手臂上纹上纳粹标志四处走动，成为该地最早这么做的人之一；而他的妻子莉莉则在1930年成为村里首位加入纳粹党的女性。不过在那个阶段，他们公然支持纳粹的行为并未为他们赢得多少朋友。 直到1930年，纳粹党才真正在奥伯斯特多夫扎下根来。在此之前，纳粹党人的激进行径与低劣的宣传手段早已让大多数村民望而却步。然而1929年华尔街股灾引发的经济大萧条，恰恰为纳粹党的宣传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他们将仇恨指向法国人、共产党人、“十一月罪犯”（《凡尔赛条约》的签署者），尤其是犹太人，同时以国家复兴的强大承诺作为平衡，从而使该党从政治边缘迅速跃居中心舞台。政变失败后，希特勒意识到纳粹党获取权力的途径并非革命，而是选举。不过，若要让纳粹党在国会中获得足够席位，他亦明白必须突破那些心怀不满的暴力退伍军人及失业者这一核心支持群体，去争取更广泛的选民。有鉴于此，到1930年时他已成功调整自身形象，赢得了诸如实业家弗里茨·蒂森以及出身著名钢琴制造家族的社会名流海伦·贝希斯坦等人的支持。 尽管处于经济大萧条时期，与德国大部分地区相比，1930年的奥伯斯特多夫经济状况还算不错。由于德国人再也负担不起出国旅行的费用，游客数量甚至略有增加，这让当地的零售商度过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繁荣夏季。不过，虽然大多数村民生活尚可，但他们十分清楚整个经济的糟糕状况以及普通民众所承受的种种苦难。随着失业率和食品价格持续上升，国民士气跌至新低。更令德国人忧心的是恶性通货膨胀的威胁。 —— 【书摘】随着纳粹的恐吓手段越来越难以忽视，奥伯斯特多夫的酒店业主和酒馆主们愈发担心村子里出现的那些身穿棕色制服的冲锋队成员。这些极具攻击性且喧闹的群体完全无助于推动至关重要的旅游业发展。至于所谓的“犹太人问题”，尽管个人观点可能存在差异，但村里的当局却态度一致：反犹主义会损害商业利益，因此应当予以抵制。事实上，奥伯斯特多夫许多最富有的杰出游客都是犹太人。例如，来自慕尼黑的诺伊伯格法官多年来每年都会租下贝斯勒楼的顶层。还有里格尔曼大师，他总是带着钢琴租用雷希贝格楼的一层。然而从1930年起，当地冲锋队分支组织的集会和游行愈发频繁，而且常常有来自松托芬、伊门施塔特、肯普滕等邻近城镇，甚至更远地方的队伍前来增援。许多村里的活动分子——无疑都是魏因莱因招募的邮局员工（后来邮局成了纳粹势力的重要支撑点）——在村庄及周边农场张贴海报，分发宣传册和《人民观察家报》。 即便那些“希特勒分子”（当地方言中对狂热的纳粹分子的称呼）并未在街头上游行，但他们成群结队地高喊反犹口号或唱着他们最喜爱的《霍斯特·韦塞尔》之歌，显然与那些前来奥伯斯特多夫享受山区宁静的游客格格不入。因此，当1930年6月1日巴伐利亚政府（因慕尼黑某个工人区的国家社会主义者示威活动而采取行动）下令禁止在户外集会和游行中穿制服时，许多村民都感到十分欣喜。 尽管在奥伯斯特多夫，纳粹党已开始逐步发展势力，但OGF依然对其置之不理。事实上，直到1930年4月5日该报才首次刊登广告，宣传一位来自慕尼黑的纳粹党议员将就“国家社会主义与旅游业”这一主题发表演讲，此前它从未报道过任何与当地或全国范围内的纳粹活动相关的消息。奇怪的是，之后并未出现任何后续报道。该报拒绝与纳粹党打交道，部分原因在于其出版人安德烈亚斯·霍夫曼是天主教徒，而天主教徒对希特勒的兴趣远低于新教徒；或许还因为天主教本身就已属于一个高度集权的组织。此外，尽管该报的主编夏洛特·施蒂里乌斯属于极右翼人士，但她仍不认为希特勒真的是德国应对墨索里尼的答案。 直到1930年9月9日，也就是政府因应对经济危机不力而引发的联邦选举前仅五天，《OGF》才首次刊登了关于纳粹党的重要文章。该文报道了几天前来自弗兰肯地区埃尔朗根的工程师特奥·贝内施在赫希酒馆发表的演讲。作为该党著名的演说家之一，贝内施除了阐述那些常见的论点外，还强调了纳粹党的另一项核心不满——即“杨格计划”：在华尔街股灾之后，同盟国通过这一计划减轻了德国的赔款负担。在20世纪20年代经济繁荣的时期，德国1918年战败带来的冲击已逐渐消退，但“杨格计划”却让《凡尔赛条约》所带来的耻辱与痛苦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由于希特勒完全反对任何赔款理念，纳粹党便能将这次对战争债务的调整转化为一场激烈的选举话题。 —— 【书摘】2月27日，即选举开始前六天，帝国议会遭焚毁。希特勒当即趁机将罪责推给布尔什维克。随后便迅速对共产党人及其他左翼政治人物展开了大规模逮捕。尽管许多人怀疑是纳粹自己纵火陷害共产党人（当时有一则流行笑话：一名冲锋队成员对另一人说“帝国议会着火了”，对方却回答“不，那要等到明天”），但这一事件依然震撼了整个国家。 似乎正是帝国议会的焚毁最终说服了OGF支持希特勒。该报的天主教出版人安德烈亚斯·霍夫曼与右翼编辑夏洛特·施蒂里乌斯或许仍对纳粹心存疑虑，但这场火灾使他们将恐惧转向了他们认为对德国更为危险的势力——布尔什维克。数以百万计的德国人也怀有同样的恐惧，他们比惧怕纳粹更害怕共产党，因为后者公然向外国势力效忠。再加上希特勒不断重复关于布尔什维主义浪潮即将席卷欧洲的警告，以及共产党在战后联邦选举中的强劲表现，帝国议会大火足以让曾经的怀疑论者也相信红色威胁确实存在。然而，考虑到该报此前一贯反对希特勒的立场，其在3月选举两天后发表的文章却展现了惊人的态度转变： 帝国议会的焚毁为那些心存疑虑或易受蒙蔽的人上了关于共产主义对德国威胁的深刻一课。在各大城市，尤其是柏林，民众的愤怒矛头直指这场旨在摧毁公共与经济基础设施的恶性纵火案的罪魁祸首。正如戈耳工的头部一般，布尔什维克的破坏狂潮正在德国各地蔓延。然而，阿道夫·希特勒以92个席位成功赢得选举，并与德国国家人民党一起在帝国议会中取得多数席位。这意味着现政府仅获得略高于50%选民的支持，其后续行动只能依靠勉强足够的民意基础。新当选的帝国议会能在多大程度上行使权力很快就会显现出来。无论政府是否运用这一权力工具，或是能否贯彻自身意志，民众的一个愿望或许即将实现：经过这么多轮选举之后，政治局势终于能平静下来，经济也有机会得到发展与巩固。 这篇社论的乐观基调深深打动了奥伯斯特多夫的居民们——在3月5日的选举中，他们中有52%的人（包括许多为冬季运动而来到此地的游客）投票给了纳粹党。其余选票则分散在六个农业政党与保守政党之间，另有47名勇敢者选择了共产党。报纸对选举结果的报道并未提及社会民主党。许多像霍夫曼和施蒂里乌斯那样对民主不甚关心的村民，看到议会中的中左派被占压倒多数的德国民族主义者取代，反而感到如释重负。至于希特勒，尽管仅获得43.9%的选票却能如此明确地掌权，人们普遍认为他会趋于冷静，而且无论如何右翼势力定会对他加以约束。与众多同胞一样，奥伯斯特多夫的居民们也渴望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处理赔款问题、减少失业率，更要的是能够以坚定的决心引领国家前进。 帝国议会大火的后果很快便波及了整个阿尔高地区。3月17日，松托芬附近的一座干草棚发生了火灾——在以农业为主的社区里这本不是什么罕见事件。但在帝国议会灾难所引发的紧张氛围中，所有人都认为是共产党人干的。“调查结果明确表明这是一起出于政治目的的纵火行为，”OGF几天后如此报道。由党卫军、冲锋队和钢盔团成员组成的紧急警察部队被匆忙组建起来，他们的任务是在偏僻的乡村地区巡逻，并检查偏远山区的小屋，寻找逃亡的共产党人。“随着城市里不断有人被捕，”OGF评论道，“共产党人正在向乡村逃窜。为了防止他们藏匿在当地，大家应当立即将可疑的陌生人报告给最近的宪兵队或警察局，这是符合所有人利益的。” 为阻止“共产党人”逃往奥地利，警方在所有通往边境的道路上设置了检查站，包括奥伯斯特多夫的瓦尔瑟大街。到4月初，已有54名共产党领袖及“国家旗帜党”成员被捕，他们大多来自奥伯斯特多夫附近的工业城镇，如松托芬、布莱哈赫和伊门施塔特。帝国议会大火发生后的几周里，松托芬的地区监狱人满为患，许多囚犯被转移到50英里外的博登湖东岸的林道，由即将担任巴伐利亚纳粹首相的路德维希·西伯特担任市长负责管理那里的监狱。3月22日，即选举结束仅17天后，位于慕尼黑以北几英里的第一座纳粹集中营达豪正式启用，首批200名政治犯被关押其中。 在1933年3月5日那个命运多舛的选举日，92%的投票率使得奥伯斯特多夫的各个投票站从开放伊始就忙碌不堪。前一天晚上，纳粹分子点燃的篝火在周边山丘上熊熊燃烧，而希梅尔斯克罗芬高处则竖立着一个巨大的纳粹标志。晚上8点刚过，冲锋队便进入了集市。作为村庄生活的中心地带，自从新的战争纪念碑建成以来，这里更显得意义重大——现在广场中央并排矗立着两根旗杆，一根悬挂着旧的德意志黑白红三色旗，另一根则插着纳粹标志。原本期待听到村长托马斯·奈德哈特讲话的村民们，见到的是这位新上任的村内纳粹头目走上讲台，不禁感到惊讶，甚至有些不安，毕竟他才刚刚来到这个村庄。在一声枪炮礼之后，这名“外人”发表了简短的演讲。随后众人齐唱“德国，德国高于一切”，便各自回家了。 —— “ 事后，许多人或许会质疑自己在四个月前投票支持纳粹的决定是否明智。”就像现在支持川普的人，许多已经被川普的铁圈砸下后就开始质疑和后悔，对这类人并不值得同情，在骨子里他/她本身就是种族主义者，如果没砸到他们头上，他们依然支持川普，依然不会后悔。 “然而1930年选举之后，原本牢牢掌握在他们手中的权力显然已转移到了这些新来者手中，用谢勒和魏因莱因的话来说，就是一群鲁莽的机会主义者。不过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元首的极度忠诚。”就像现在围绕川普身边的人都是这类人。 【书摘】1931年1月一个严寒的夜晚，奥伯斯特多夫在特雷塔赫酒店首次直面极端的纳粹主义。尽管天气极其寒冷，仍有数百名村民顶着积雪前往这座由市长弗里茨·格施文德在一战前建造的优雅酒店。该酒店坐落于村庄东端，紧邻为其命名的河流。不难想象，村民们先拍掉靴子上的积雪，然后坐下来仔细聆听这位新当选的帝国议会纳粹议员要表达的观点。事后，许多人或许会质疑自己在四个月前投票支持纳粹的决定是否明智。 演讲者正是路德维希·明希迈尔。在从政之前，他曾是一名路德宗牧师。1920年至1928年间，他在北海的博尔库姆岛传教，其反犹言论极为极端，即便以纳粹的标准来看也属过激之列。1925年他加入纳粹党（党员编号80,984）后，开始同时攻击天主教徒和犹太人。四年后，由于被判定犯有性行为不端、敲诈勒索以及冒充医生等罪行，他的牧师生涯就此终结并被逐出教会。既然已被禁止从事任何宗教工作，他便可以全身心投入党务，致力于在全国范围内传播纳粹党的宣传理念。 由于当时有游客前来该村进行冬季运动，特雷塔赫酒店的董事会主席兼旅游局局长赫尔曼·沙尔哈默试图依据禁止在旅游季举行政治集会的规定来阻止此次会议，但毫无成效。正如卡尔·魏因莱因向戈培尔所描述的那样，这场活动堪称“轰动一时”。然而夏洛特·施蒂里乌斯对此并不以为然，她在次日写道，明希迈尔立即抨击了社区中最受尊敬的成员之一沙尔哈默，令所有人不满。“听众们”明确表示不认同演讲者的观点，因为此人显然对当地情况一无所知。 据施蒂里乌斯记载，对村民们来说，比明希迈尔狂热的演讲更令人震惊的是那些守在会场周围的三十名身穿制服的党卫军成员——他们每隔几秒就会发出震天的欢呼声和热烈的掌声表示赞同。对于奥伯斯特多夫的居民而言，这已不是第一次见到纳粹势力在他们村庄中的嚣张存在，但如此频繁且强烈的暴露仍让许多人感到不安。。 从事旅游业的业者们尤其感到震惊，这也是情有可原的。因此，在这起令人痛心的事件发生后，沙尔哈默带领酒店业者游说在即将到来的夏季彻底禁止政治集会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无论如何都要避免重蹈巴特赖兴哈尔的覆辙——那个距离贝希特斯加登15英里的温泉小镇，由于旅游业严重衰退，当地甚至正在起诉纳粹党。 以经济疲软和政治局势紧张为理由，新任市长托马斯·奈德哈特——这位1930年当选的面包师出身的市长——要求村里所有在册政党签署一份文件，承诺在6月15日至9月30日期间不举行示威活动。所有政党都遵从了这一要求，就连纳粹党领袖威廉·迪特里希也不例外。然而这一决定却迅速导致了这位清洁工的失势，因为他的纳粹同僚们立刻认定他不够激进，算不上真正的党内成员。更糟糕的是，有人还看到他在附近城镇的犹太人商店里出现。1931年春天，鲁道夫·谢勒接替迪特里希成为纳粹党领袖。 随着纳粹党开始整合势力并清除异己，这类权力斗争在德国各地屡见不鲜。在奥伯斯特多夫，明希迈尔召开会议后，卡尔·魏因莱因与赫尔曼·霍伊尔之间爆发了激烈争执。面对对方反犹的煽动性言论，霍伊尔宣称自己绝不会“以犹太人为早餐”，因为他认识一些非常正派的人。他举出了自己在战争时期的战友洛文塔尔的例子——那人多次从集中营逃脱，展现了极大的勇气。魏因莱因则回击称霍伊尔在散布“童话故事”，缺乏真正的反犹热情；此外据这位邮递员所说，霍伊尔还曾一度将一名金发蓝眼的犹太女性冒充为自己的妻子。 这场看似微不足道却实则充满敌意的争执，实质上是关于党的控制权归属问题。是像魏因莱因那样从纳粹党前途未卜之初就加入的老战士们，还是像霍伊尔这类后来者、所谓的“九月新人”，他们是在选举获胜后才宣誓效忠的？并非魏因莱因或谢勒等人对党的贡献没有得到认可，相反，他们被尊为英雄——那些在绝境中依然从一开始就为元首奋斗的远见卓识之士。然而1930年选举之后，原本牢牢掌握在他们手中的权力显然已转移到了这些新来者手中，用谢勒和魏因莱因的话来说，就是一群鲁莽的机会主义者。不过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元首的极度忠诚。 九月选举过后，奥伯斯特多夫明显出现了变化的气息。随着村民们逐渐习惯纳粹党那些口号、军靴、万字标志以及喧嚣等与纳粹密不可分的元素，许多人开始感受到一种新的活力与使命感。与德国许多地方一样，这里也渐渐出现了一种观点：即便许多纳粹分子如明希迈尔那样品行恶劣，但希特勒本人或许真的是德国人期盼已久的伟大领袖，是能引领他们走向光明未来的救星——在那个未来里，近年来的所有耻辱与挣扎都将消失，德国终将重新跻身世界强国之列。 —— 【书摘】4月，经过第二次选举后，兴登堡总统宣称自己战胜了希特勒，再度连任总统，任期七年。其实他并不想继续担任这一职务——84岁的他已经受够了公共生活，只希望退休。但他深知那个自己厌恶且不信任的“波希米亚下士”有可能当选为继任者，因此才决定再次参选。作为总统，兴登堡拥有极其强大的权力：根据《魏玛宪法》，他可以解散帝国议会、将紧急法案转化为法律，而最关键的是，他还有权任命总理。对于那些预见到希特勒掌握此类权力会带来危险的德国人而言，这位年迈元帅的胜选带来了极大的安慰。至于奥伯斯特多夫，尽管在1930年的选举中有许多村民支持纳粹党，但在总统选举中他们仍以压倒性票数选择了兴登堡——他的高人气与不可动摇的地位，使得他在动荡时期成为令人安心的存在。 兴登堡获胜仅两周后，奥伯斯特多夫的居民们便在恶劣的天气中再次出门投票，这次是为选举巴伐利亚州议会。四年前，选举结果仍是巴伐利亚人民党轻松取胜，社会民主党位居次席；那次纳粹党仅获得6%的选票，只赢得了9个席位。但1932年的情况却截然不同——尽管巴伐利亚人民党仍为最大政党，优势却极为微弱，仅比纳粹党多赢得两个席位而已。 在7月31日举行的联邦选举中，纳粹党进一步巩固了已有的强势地位，首次成为帝国议会中最大的政党。尽管如此，OGF仍对其视而不见。在7月的选战期间，该报刊登的内容多为瓦尔瑟大街的建筑工程、反常天气以及为中学招聘更多教师的相关消息。渔业协会的春季会议、鹰形药剂师的银婚纪念活动，以及菲利普斯博恩博士关于探水杆、摆锤研究以及奥伯斯特多夫气候研究所国际意义的讲座都得到了详尽报道。然而，关于纳粹党的竞选活动或冲锋队与黑红金帝国旗组织之间频繁发生的冲突，却只字未提。最令人惊讶的是，对于仅位于北方15英里处的伊门施塔特因纳粹党与其左翼反对派之间的战斗而引发的流血事件，该报同样毫无报道。 7月选举两天后，OGF终于就这一话题发表了评论： 在奥伯斯特多夫，几乎看不出选举活动所引发的激烈情绪与狂热氛围。然而在私人住宅、酒馆和咖啡馆里，人们仍在热烈讨论此事。尽管村里存在着各种政治观点，但从未出现过暴力或过激行为。尽管人们翘首以盼，选举日当天却十分平静，投票过程也如往常一样有序进行。由于规定禁止在旅游季举行政治示威，街上没有任何海报、传单或宣传材料。在4000名游客中，大多数人行使了投票权。 从统计数据来看，这些游客投票给希特勒的概率确实高于当地的天主教村民。不过显然，也有相当比例的奥伯斯特多夫本地人选择了希特勒。 尽管纳粹党在夏季选举中表现强劲，但仍未能获得整体多数席位；由于他们及其他政党都无法组建联合政府，三个月后又举行了第二次选举。在失去了约200万张选票的情况下，11月6日的选举——这是直到1949年德国最后一次自由公正的联邦选举——对纳粹党而言堪称惨败。不过，虽然整个德国的纳粹党发展似乎陷入了停滞，但在奥伯斯特多夫却恰恰相反：该地有近40%的选民将票投给了他们，这一比例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尽管在国会中失去了34个席位，希特勒仍即将掌权。历史中一个不幸的讽刺在于：原本只为阻止希特勒而仅竞选第二个总统任期的兴登堡，反倒成了任命他为总理的人。在11月选举后的政治博弈中，兴登堡违背自己的判断，被说服认为限制希特勒的最佳方式是让其在联合政府中担任最高职位。于是1933年1月30日中午过后不久，希特勒站在这位老人面前，庄严宣誓维护宪法、尊重总统权利并坚持议会制。随后，数千名褐衫党成员手持燃烧的火把，在冰冷的空气中穿过柏林的街道，高呼“犹太人滚出去”。一位英国观察家写道：“当晚在场的人无人能忘记那些沉重的靴步声、敲击的鼓声、纳粹的行进歌曲……以及每个人脸上洋溢的胜利喜悦。” 尽管希特勒已实现成为总理的野心，但他仍缺乏足以在德国实行独裁统治的足够支持。为此，他于1933年3月5日再次召集选举。竞选过程极其残酷——数千名冲锋队成员在全国范围内横行暴力，殴打共产党人、工会成员、社会民主党支持者以及任何被认为不支持希特勒的人。在如此骇人的暴力行为之外，纳粹还动用了所有能想到的威胁或欺诈手段，这便是直到1946年为止最后一场竞争激烈的选举。 —— 【书摘】从魏玛的政治混乱到纳粹的极权统治，这一转变既迅速又残酷。1933年3月6日周一，尽管大多数人庆幸终于有了一个高效的新政府执政，但几乎没人能预见到未来将会发生什么。人们原本期望纳粹掌权后那些极端行为会有所收敛，但这种希望很快便破灭了。奥伯斯特多夫的居民们别无选择，只能接受这一新现实，并设法找到与之共处的最佳方式。此刻，许多人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选择：要么适应，要么被关进达豪。 起初，一切看似都极为正常。3月10日，市议会举行选举后的首次会议，议程都是些再熟悉不过的事项：车站广场的污水管道状况、是否应延长警察威廉·鲍尔的值班时间，以及几份建筑申请。市长奈德哈特与六名议员在会议记录上签了名。一切都井然有序。 真的如此吗？在那个动荡的月份里，汉斯·多恩一周后辞去退伍军人协会主席一职其实算不上什么重大事件。然而对于奥伯斯特多夫的治理而言，这却标志着一场变革的开始。多恩之所以退休，是因为尽管他名义上仍负责管理集市上的旗帜，但他的权威早已被完全忽视——他已成为过时之人，是奥伯斯特多夫旧势力中第一个被新政权抛弃的人。 —— 【书摘】3月21日，即多恩隐退四天后，奥伯斯特多夫的民众与整个德国一起庆祝新议会的正式开幕——波茨坦日。由于帝国议会已沦为焦土废墟，仪式不得不在别处举行。仪式的地点与时间对纳粹而言至关重要，因为正是在这一天，全世界将见证希特勒“继承”德意志帝国的权柄。位于波茨坦的驻军教堂——那里安葬着腓特烈大帝——是显而易见的选择，毕竟在1918年之前这里一直是普鲁士国王及德皇的居所。日期同样意义非凡：它恰好临近选举日，同时也是在奥托·冯·俾斯麦总理领导下德意志帝国首届议会开幕的六十二周年纪念日。 那个上午是公共假日，奥伯斯特多夫一片宁静，因为大多数村民（与德国其他地区的人一样）都待在家里收听广播。戈培尔很早就意识到了无线电作为宣传工具的潜力，因此在纳粹掌权后不久便为所有人提供了廉价的收音机。当人们聆听元首向全国发表讲话时，就连那些反对他的人也被他的言辞所打动——他以不同寻常的温和语气承诺“维护我们民族的伟大传统”，实行强有力的政府治理，并“充分重视数千年来为人类福祉作出贡献的所有个人经历与人类智慧”。 但仅仅两天后，即3月23日，《授权法》便获得通过，赋予希特勒无需经帝国议会批准即可统治德国的绝对权力，他还能随意拘禁任何人并决定关押时长。极权主义由此被正式载入法律，魏玛宪法也彻底宣告终结。理论上，对希特勒独裁统治仅存的一丝制衡，便是日益衰弱的85岁总统兴登堡。该法案为纳粹提供了迅速且残忍地消灭政治对手的法律手段，使得恐怖气息遍布全国。4月，埃哈德·奥尔被关押在慕尼黑的施塔德尔海姆监狱接受“保护性看管”，6月21日社会民主党也被取缔。到月底时，数千名党成员以及吉普赛人、犹太人、同性恋者以及所有纳粹看不顺眼的人，都已遭到折磨、监禁或被送进德国各地新设立的拘留营。 由于奥伯斯特多夫的领导层向来对左翼政治缺乏同情，他们几乎没有理由担心遭受迫害。然而，1933年3月31日与4月7日分两阶段通过的《统一法》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该法律规定，截至1933年4月30日，所有现有的州级及地方机构，以及作为德国社会生活重要组成部分的各种协会和组织，都必须被解散并按照纳粹的理念重新组建。奥伯斯特多夫的机构自然也不例外。 尽管《授权法》对众多德国民众而言已是令人恐惧的立法，但真正对全国各城镇乡村产生最直接影响的却是《平等化法案》。简而言之，该法案旨在确保德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是社交、政治还是文化领域——都须符合纳粹的意识形态与政策要求。它成了纳粹势力渗透到社会每一个角落的手段，没有任何组织能够幸免，无论其规模多么微小或重要性多么低。对于奥伯斯特多夫这样的村庄来说，这无疑是一项具有毁灭性的法律，很可能抹去数代人的传统与细腻的社会联系。此外，这项法律的实施速度极快，很快便成为希尔施酒馆及其类似场所里人们热烈讨论的话题。 因此，自三月选举之后，德国已然变成一个截然不同的国家，这一点毋庸置疑。夏洛特·施蒂里乌斯曾渴望出现的“铁扫帚”如今已永久性地存在于村民的生活中。关于那些被“保护性关押”的人遭遇何事，或是被解职的官员被迫用“浴砖和刷子”清扫街道的骇人传闻，实在令人难以忽视。与此同时，在村庄内部，激烈的宣传、响亮的军乐以及从市政厅不断颁布的新规章，虽让部分人感到满意，却让更多人觉得这侵犯了他们原有的自由。甚至连街道名称都被更改，不过由于希特勒的声望依然极高，将“车站广场”改名为“阿道夫·希特勒广场”或许算是那为数不多获得普遍认可的举措。 —— 【书摘】4月1日，柏林的冲锋队封锁了这座城市最著名的街道——库尔菲尔斯特大街上的所有商店入口。商店的窗户上贴满了印有反犹口号的亮黄色海报，还绘有犹太人鼻子的讽刺画。而在奥伯斯多夫，几乎看不出抵制活动的痕迹。新命名的兴登堡大街上悬挂着“远离犹太人”“不要从犹太人那里购物”的标语，几名冲锋队成员也在分发反犹海报。不过这种低调的反应并非因为当地人一定认同雷博士的道德愤慨，而只是因为该镇根本没有犹太店主。1933年纳粹首次掌权时，巴伐利亚约有4万名犹太人，占总人口的约0.5％；施瓦本地区的比例更低。根据松托芬区政府的统计，奥伯斯多夫仅有一名登记在案的犹太人，不过用纳粹的术语来说，那里也居住着一些混血犹太人、四分之三犹太血统的人以及改信基督教的犹太人。 尽管奥伯斯特多夫表面上看并无强烈的反犹情绪，但偶尔仍会暴露出潜在的偏见。3月3日，市长奈德哈特领导的市议会驳回了一处犹太人旅店的申请；7月时，OGF又刊登了一则由自称“基督徒”的人发出的租房广告。还有另一位订阅者寻求雇用“雅利安人”管家。一年后松托芬的冲锋队发布的公告也明确暗示奥伯斯特多夫并非没有坚定的反犹分子：“警告！奥伯斯特多夫的居民若再声称某位医生是犹太血统，将面临惩罚。该医生的家谱已由冲锋队领导层核查，确认毫无问题。” 但随着1933年逐渐深入，对绝大多数村民而言，“犹太人问题”相较于他们失去自治权的困境已算不上什么大问题。而他们指责的罪魁祸首并非希特勒，而是恩斯特·泽特勒。在极短的时间内，这位市长及其同僚就赢得了几乎所有奥伯斯特多夫居民的极度厌恶，无论其政治立场如何。事实上，在3月5日投票支持希特勒时，他们从未想过自己长久期盼的强权政府会导致他们失去对自己事务的控制权。几代人以来，奥伯斯特多夫的居民一直成功地管理着自己的村庄。如今，这些被强行强加给他们的傲慢的纳粹外来者——那些所谓的“九月党人”——却表现得仿佛村庄就是他们的私有财产。他们无视当地民众的意见，故意羞辱那些长期以来兢兢业业带领奥伯斯特多夫度过战后艰难时期的领袖们。选举结束不到三个月，这些新掌权者便占据了村庄的所有要职。他们实在令人无法容忍——其中最恶劣的当属恩斯特·泽特勒。 “地区领袖”是特定区域的政党领袖，在纳粹体系中仅低于元首本人两级。其直接上级为“帝国领袖”，而“分区党部领导人”则处于更低的层级。 “地区领袖”是特定区域的政党领袖，在纳粹体系中仅低于元首本人两级。其直接上级为“帝国领袖”，而“分区党部领导人”则处于更低的层级。 —— 【书摘】针对泽特勒及新任市议会的投诉并非主要源于反犹情绪。就在泽特勒就任市长几周后，魏因莱因致信慕尼黑法庭，才揭露了“老战士”们愤怒的真正根源：“特此声明，部分地方议员至今仍未持有党员证，直至5月5日才加入政党。”这寥寥数语背后隐藏着深深的愤懑。纳粹党让卡尔·魏因莱因获得了远超普通乡村邮递员所能企及的地位与使命感——他自视为党的英雄与创始人，那令人敬仰的低党员编号便是证明。更何况，在他人纷纷倒戈的黑暗时刻，不正是他始终忠心支持党吗？在奥伯斯特多夫几乎无人对纳粹党感兴趣时，不也是他白手起家建立了该地的纳粹党分部吗？可如今纳粹党真的掌权了，他非但没有享受到自己辛勤付出与忠诚服务的回报，反而遭到一群恋犹分子的忽视、诋毁与羞辱。卡尔·魏因莱因并非唯一怀有此类情绪的人，整个纳粹帝国的各个社区都有与他类似的人。 1933年7月4日，事态终于达到顶点。该村NSDAP分会聚集在涅贝尔霍恩车站酒店（原为特雷塔赫酒店）里，聆听一位高级纳粹法官的演讲。当晚，拥挤的房间里弥漫着强烈的期待氛围，而且出席者穿制服的人数也远超寻常村务会议的水平。泽特勒刚开始主持会议，党副主席霍耶便突然介入并宣称在场有人属于颠覆分子，要求所有人起立以表示对泽特勒的支持。除鲁道夫·谢勒、卡尔·韦因莱因的妻子玛雅、另一座城镇的前市长埃米尔·弗拉努以及残疾退伍军人奥斯特曼外，所有人都站了起来。卡尔·韦因莱因和莉莉·谢勒并未出席。 会场顿时陷入混乱，泽特勒试图平息局势。他邀请那些反叛者留下来，称他们或许能从演讲中有所收获。但法官话音刚落，愤怒的党卫军与冲锋队成员们便开始高呼“把他们赶出去”。谢勒后来作证称：“我遭到背后袭击，几乎被掐死。”这三名男子被拖到街上后遭毒打，伤势严重需接受治疗。虽然尚不清楚泽特勒是否策划了这起事件，但他立即利用它将“这些捣乱分子和心理变态者”逐出党派，其中包括并未在场的卡尔·魏因莱因与莉莉·谢勒。奥斯特曼或许因为战争留下的伤痕而得以继续保留党员身份。 被纳粹党开除党籍乃是一件极其严重的事务，因此泽特勒的处分决定必须提交给施瓦本乌什拉法庭审议。该法庭在未听取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便迅速批准了泽特勒的开除命令，就在那次冲突发生仅三天后，魏因莱因与谢勒就收到了由施瓦本地区领袖卡尔·瓦尔亲自签名的通知函： 经乌施拉法庭主席商议，依据第4条第3款规定，现正式将你逐出纳粹德国党。由于你在1933年7月4日星期二于奥伯斯特多夫的分支机构会议上所引发的异常事件，以及随后针对你的激烈抗议，为维护你自身的利益以及该分支机构的秩序与稳定，不得不采取此项措施。 突然被逐出这个曾成为他们生存根基的政党，五人感到的绝望唯有愤怒可及。对他们而言，这无异于被赶出伊甸园。流落荒野之后，他们不仅要面对纳粹同僚的排斥、事业上的永久性损害，甚至可能遭受肢体暴力——而这一切仅仅是因为他们曾忠诚地捍卫党派利益，对抗那些厚颜无耻的篡权者，正是这些初出茅庐之辈竟敢指责他们是捣乱分子。既然已一无所有，他们便决定反攻。 满腔义愤之下，他们将案件提交给了慕尼黑的帝国监察机构。他们的首要攻击目标是指控泽特勒与霍耶是施拉拉菲亚协会的成员。尽管这个成立于1859年布拉格的社团与共济会有一些相似之处，但其自我定位却远不那么严肃——它以幽默、音乐和讽刺为特色，主要为（多为年纪较大的）男性提供每周聚在一起享受日耳曼式欢乐的借口。“中世纪”风格的酒馆、城堡、骑士以及秘密语言更是为这种娱乐增添趣味。到20世纪30年代初，德国境内已有约150个施拉拉菲亚分会。但在纳粹看来，无论多么无害的社团都构成对“平等化”政策的威胁，因而绝不可容忍。 希特勒将共济会视为全球犹太人阴谋的一部分，因此对其施加了极大的敌对压力，最终在1935年将其取缔。 同样被一概而论的施拉拉菲亚协会，因其以“智慧、美德、幽默”为象征的猫头鹰作为标志，也面临着越来越严格的审查。很快就有证据表明，尽管该协会口头上遵守禁止犹太人的规定，实际上却仍在鼓励他们继续参加其活动。 施拉拉菲亚协会最终于1937年被取缔，其会议室被毁，书籍也被烧毁。如果泽特勒真的曾是该协会成员，那很可能是他认为这是一个有用的社交工具。不过，谢勒与魏因莱因坚信，指控他加入施拉拉菲亚协会这一罪名足以毁掉这位市长，同时也能恢复他们自己的声誉。 —— 【书摘】因此，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迫切需要胜诉。然而8月28日，这五人的上诉被驳回。泽特勒想必欣喜若狂——既然已果断处理掉这些令人厌烦的保守分子，他便可专心将奥伯斯特多夫打造成模范纳粹社区。但他低估了对手的斗志。尽管再次受挫，这五人并未就此罢休，立即开始了新的斗争。深知乌施拉的职责是在党内矛盾演变成负面舆论之前加以解决，魏因莱因等人坚信，一旦他们的立场得到公正理解，泽特勒“罪行”的真相被揭露，驱逐令必将立即撤销。但他们同样低估了纳粹法律体系维护党派新形象的决心。魏因莱因及其团队曾怀念的那些粗放的早期岁月早已不复存在，如今的党已成为一台无所不能的机器，对任何可能威胁其掌控国家与个人生活方方面面权力的反对声音都表现出极度的残酷与不容忍。 被称为“贝比”的安娜-丽莎·托姆森也是那些站出来支持泽特勒、对抗“老战士们”的人之一。作为市长最热情的支持者，她嫁给了当时在外交部与总理府之间担任联络官的新兴外交官汉斯·托姆森。当丈夫留在柏林为希特勒出谋划策时，贝比则前往奥伯斯特多夫试图治愈自己受损的神经。然而她非但没有享受到医生建议的宁静，反而卷入了纳粹内部的内战之中。由于她是泽特勒最坚定的拥护者之一，她收到了魏因莱因寄来的辱骂信，她将此人形容为“一个疯狂的捣乱分子”。受到这次攻击的严重打击后，她也决定加入战斗。 她写给慕尼黑乌施拉组织主席瓦尔特·布赫的那封长达数页、满是感叹号与划线的信极具参考价值，因为它深刻揭示了纳粹的思维方式。在向布赫强调自己丈夫的重要性之后，她解释说自己无法将魏因莱因的问题告诉他，因为“他会反应极为激烈”，而且她不愿违背自己的基督教信仰——即“即便对方百般罪有应得，伤害他人也是不对的”。她继续说道：“这帮人围绕泽特勒市长制造了一场风波，而他本是个极其值得尊敬、正派且优秀的人，根本不配出现在奥伯斯特多夫这个混乱之地。”尽管作为村里唯一一个对早期支持国家社会主义的魏因莱因一家和谢勒一家抱有同情心的人，贝比还是遭到了他们的恶意攻击。 他们的谎言正在破坏泽特勒市长为纳粹党所努力实现的一切。他毫无私心杂念地付出努力，不断作出个人牺牲以践行希特勒的愿景。他始终在与那些只顾自身利益、全然不顾公共利益的狭隘之徒作斗争…… 但贝比清楚地知晓达豪的实际情况，也明白如果魏因莱因夫妇和谢勒一家被置于“保护性监禁”之下，他们很可能会被关押在那里。因此她竭力向法官解释自己并无伤害他们的意图，即便他们“精神有疾”，她还补充道：“每当想到达豪，我就会想起上帝。”她继续围绕这一主题阐述：“老纳粹主义倡导正直，绝非用来攻击他人缺点的工具。”她指出在这方面魏因莱因夫人比她的丈夫更恶劣，“他们在居住的邮局里行为极其恶劣，每天都在骚扰工作人员。邮递员克萨弗·朗的年轻妻子蒂莉已经忍无可忍，发誓说魏因莱因夫人会把她逼得自杀！”在又写了数段类似内容的文字后，贝比终于得出结论： 求您千万别提及我的名字，我实在害怕他们的报复……我对泽特勒先生了解甚少，但却深信他作为一名演说家、希特勒意识形态的传播者以及一位勇于自我牺牲的纳粹主义者，拥有非凡的才能！纳粹主义意味着“牺牲”，当像泽特勒这样的人试图让那些心胸狭隘的人理解这一点时，他们却出于固执的私利转而与他为敌，这实在是大错特错！ 这封长信最令人震惊之处在于：尽管贝比对达豪充满恐惧，甚至不愿自己的死敌也被送至此地，但她对创造出这个地方的政体却表现出近乎狂热的热情。在她的道德体系中，即便知晓达豪及纳粹其他暴行的一切，基督教与国家社会主义这两大信仰似乎并未在她心中产生任何冲突。 贝比的信送到布赫办公室的同一天，法庭还收到了邮递员朗的妻子蒂莉的陈述： 我特此声明：数年前魏因莱因夫人曾夸口说很快就要践踏在尸体之上。后来她又告诉我，自己小时候曾扇过父亲的耳光。我可以发誓证实这一说法。凭借这些无耻的谎言，魏因莱因夫人如今企图起诉托姆森夫人。由于与我同住一屋，我一直遭受她的不断折磨。恳请您将魏因莱因夫妇调往别处，以免我彻底精神崩溃。 这封信充分体现了内部纠纷法庭究竟是如何逐渐沦为处理相互争斗的邻居之间的辱骂争执的场所。 作为这场纷争中的另一位重要人物，莉莉·谢勒自然也想发表自己的意见。1933年11月11日，她同样致信帝国监察机构，以更为柔和、女性化的口吻指出自己曾是奥伯斯特多夫首位加入该党的女性： 我在未经丈夫知晓的情况下给您写信——或许这样做有错，但发自内心的话语绝不会出错，正因如此我才执笔……作为一名凭内心感受行事的女性，我想说几句话。我由衷恳请您考虑将我们驱逐出去会带来的巨大影响，那将是让我们永远无法恢复的打击。请记住，从一开始我们就怀着理想主义、牺牲精神与热忱为我们的领袖阿道夫·希特勒及其伟大的运动而奋斗，也承受了唯有“老战士们”才曾经历过的种种屈辱。 —— 【书摘】他们始终不懈地抗议当地纳粹领导层的种种恶行。据魏因莱因称，奥伯斯特多夫的党卫队小组长、牙医亚历山大·赫尔姆林公开宣称犹太人埃米尔·施内尔是奥伯斯特多夫最善良的人，并表示绝不会放弃与他的友谊。该村气候研究机构的创始人菲利普斯伯恩也因被指有犹太血统而遭到攻击，谢勒更是进一步强化这一指控，声称菲利普斯伯恩是一名名叫列维的犹太牲畜商人的曾孙。其他奥伯斯特多夫的党员则被指控犯有从同性恋行为到在狂欢节游行时站在犹太人旁边等各种罪行。 在长达十八个月的时间内，各纳粹法庭之间不断往来函件，直至1935年8月31日奥伯斯特多夫镇政府厅再次召开听证会，由资深法官安东·沃尔夫博士听取五名被告与十四名证人的陈述。此时泽特勒已被调往林道，魏因莱因则被派往贝希特斯加登。虽然将他们调离该村为眼前的问题提供了权宜之计，却并未解决驱逐令的问题。两个月后，法庭作出了判决：魏因莱因一家和谢勒再次被判有损纳粹党利益，他们被开除党籍的判决得以维持，不过这次他们的同案被告埃米尔·弗拉努却被宣告无罪。 魏因莱因立即给慕尼黑的党最高法院发了电报，随后又寄去了一封长达十五页的信。他和谢勒四处奔走游说所有认识的人，包括那位已失去牧师身份的明希迈尔，但后者拒绝提供帮助。谢勒则比较幸运，他找到了一位编号为6,429的老战友，此人说服了鲁道夫·赫斯为他出面干预。1935年12月，此事引起了党最高法院第二庭庭长、希特勒指定的十六位帝国领袖之一威廉·格林姆的注意。就这样，三年前始于帝国边缘一个村庄里的一场普通纳粹会议引发的纠纷，最终竟上升到了纳粹内部司法体系的最高层。 此前曾支持驱逐令的法官安东·沃尔夫博士被要求向威廉·格林姆解释自己的决定。他将那些投诉者描述为“极其顽固、执意捣乱的家伙，拒不承认自己在1933年那段紧张的革命时期行为不当”。尽管如此，法庭仍决定于1936年4月21日在伊门施塔特由另一位最高法院法官主持重新审理此案。最终，经过三年五个月四天以及五次庭审，魏因莱因夫妇与谢勒一家获得了平反。那份六页长的判决指出，奥伯斯特多夫的所有麻烦皆源于市长泽特勒，而这四位被流放者应立即重返纳粹阵营。促使这一立场转变的原因至今成谜，但很可能是因为威廉·格林姆认为事情已经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而且既然党派已牢牢掌控国家，继续排斥魏因莱因夫妇和谢勒一家这类热忱的党员只会适得其反。 数月后局势平息后，施瓦本地区的副领袖弗朗茨·施密德给泽特勒写了一封表示慰问的信，劝他不必过于沮丧。他在信中写道：“遗憾的是，党规有时会滋生一些我们这些身处现实世界的人完全无法理解的观点。但请记住，你的未来事业并不取决于那项判决，而在于州领袖如何评价你作为党员和政治领袖的表现。最高法院的声明丝毫没有改变州领袖对你的高度认可。”施密德说对了。次年泽特勒便成为高级公务员，1941年又被调往因斯布鲁克继续升职，负责福拉尔贝格、蒂罗尔和萨尔茨堡地区的边境管控工作。 在贝希特斯加登短暂停留后，魏因莱因搬到了慕尼黑，担任第二地区法院的观察员。一份由瓦尔特·布赫签署、日期为1944年8月18日的文件证实，这位前邮递员在新岗位上“完全符合所有预期要求”。至于布赫——作为慕尼黑帝国监察机构的主席以及马丁·鲍曼的岳父——他在战后被送进了劳改营。1949年11月12日获释后，他割腕并跳入阿默湖自杀身亡。与此同时，两位艺术家谢勒与霍耶则继续居住在奥伯斯特多夫，想必两人见面时总会绕道而行以避免相遇。 1938年，贝比·汤姆森随丈夫被派往德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工作。尽管心怀不安，她仍在社交场合大放异彩。“她是个出色的女主人，”某位八卦专栏作家写道，“我们难得见到如此多美味佳肴。”优雅而充满活力的贝比，凭借那双“深色的斜眼与浓密的黑色卷发”，依旧保持着独特的个性，时常引发轰动。“她身上穿的是什么？”同一位记者写道，“难不成是……会动的？没错，她肩头坐着一只松鼠——一只从欧洲带来的红松鼠，有着尖尖的耳簇和蓬松的大尾巴，十分可爱！它的名字叫比恩琴。”1938年11月“水晶之夜”（即11月9日至10日纳粹焚毁犹太人住宅、商店及犹太会堂的“玻璃破碎之夜”）之后，德国大使被召回，汉斯·托姆森便担任临时代办。在继续竭力支持美国反战势力的同时，他与妻子也努力塑造“良善的德国人”形象。有时，神经高度紧张的贝比甚至在外交招待会上因某些不得体的宾客提及纳粹那些令人反感的行径而突然落泪。考虑到她此前曾竭力阻止魏因莱因与谢勒被送进达豪，这样的反应或许比最初看上去更为真实。 —— 【书摘】1941年12月11日上午八点一刻，托姆森向美国国务院递交了德国的战争宣言，随后他与贝比便乘坐曾用于运送数千名战争双方国家平民归国的中立船只德罗特宁霍尔姆号启程返回德国。在战争余下的时间里，这对夫妇一直待在斯德哥尔摩，战争结束后则定居汉堡，汉斯在那里担任该市红十字会的分会负责人。1955年，贝比再次回到奥伯斯特多夫，一待就是六个月——仍在寻找那种难以寻得的缓解神经问题的方法。 那泽特勒呢？1945年，他先枪杀了自己十几岁的女儿和妻子，随后开枪自杀。他是直至最后都忠于纳粹主义吗？还是作为一个被曾经看似能给德国带来巨大希望的革命所背叛的人而含恨离世？我们永远无从知晓。 1930年，慕尼黑的“棕色房子”变成了纳粹的总部。 元首原则取代投票制，成为所有公共机构决策的基本准则。 —— 【书摘】在纳粹罪行的等级划分中，瓦尔属于相对较轻一类的。作为火车司机的儿子，他是十三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他那并不显眼的党籍编号、朴实诚恳的外表、坚定的基督教信仰，尤其是他对社会住房及退伍军人福利的重视，都使他成为一位异常温和的州领袖，尤其是与他的邻居——慕尼黑和上巴伐利亚地区的州领袖阿道夫·瓦格纳相比更为如此。与渴望权力且声称与希特勒私交甚密的瓦格纳不同，瓦尔始终以一名忠诚至死的普通战士自居。尽管形象谦逊，瓦尔不仅仍是坚定的纳粹分子，更具备足够的政治智慧，成功挫败了瓦格纳将施瓦本并入其统治区域的野心。 瓦尔很懂得如何迎合民众。那个秋日里在奥伯斯特多夫，他谈到了和平、面包、荣誉与正义，还提到若非希特勒，祖国早已被布尔什维克的浪潮淹没。接着他向人们讲述了过去八个月里实施的各项伟大的国家社会主义计划，党派富有远见的经济规划，以及希特勒如何终结了那些令魏玛民主制度蒙羞的糟糕议会博弈。他提醒奥伯斯特多夫的民众，正是由于希特勒，才有250万失业者重新找到了工作。瓦尔告诉他们，他们的元首只有一个目标： 他为民众服务，摒弃一切世俗享乐，战争更是绝不在其考虑范围内。无论身处战场还是国内，所有经历过战争的人都不愿再重历那时的牺牲、恐惧与匮乏。德国人民唯一渴望的斗争，便是为荣誉与真正的和平而战。 他的话深深打动了人们的心。尽管村民们可能对泽特勒市长及其党羽心怀不满，但他们依然对希特勒忠贞不渝。一位当地农民在自己房屋前的高大冷杉上挂起了巨大的发光纳粹标志，而另一位牧民则自掏腰包买了一个纳粹标志，“自豪地”将其插在梅尔茨勒田野上。据OGF报道，放置这些标志是“为了表达这个普通人的爱国之心，同时也是向所有寻求山间宁静的徒步者致以问候”。 1934年9月泽特勒离开后，村民们开始在眼前的新环境中逐渐恢复正常生活。自纳粹掌权以来，村庄的氛围发生了巨大变化——曾经陈列着棉被的商店橱窗如今挂满了纳粹标志和棕色衬衫，就连销售美术用品的店铺也以“新时代”为名宣传其画笔与颜料。 那些对语言敏感的人很快便察觉到了当时流行的军事词汇。例如，OGF将“前线”称为工作场所，“牺牲”视为劳动，而其为赢得德国人民心意所采取的行动则被称作“战斗”。他们还成立了专门致力于保护德国文化的“战斗小组”，并以“战斗周”为名推行农村保护计划。不仅农民，就连他们的家畜也被征召参与这场提升生产力的“伟大战斗”；甚至牛奶蛋白面包也被视为培育健康婴儿的“战斗武器”。不过，在这些口号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奥伯斯特多夫的新任市长路德维希·芬克——这位来自松托芬的前烟囱清洁工在1935年12月宣布发起一场争取圣诞和平的“战争”。尽管是个外来者，芬克市长却出人意料地深受民众欢迎。他善良的性情与与生俱来的外交手腕，正是其前任所欠缺的特质，很快就赢得了村民们的信任。随着泽特勒事件的消退，许多奥伯斯特多夫人开始以新的敬意看待村里的领导层。 纳粹不仅在按照自己的意愿重塑国家的政治与社会组织，还迅速推出多项计划，试图让德国人相信他们的领导人正在有效应对严重的失业问题。希特勒曾宣誓在四年内解决这一难题，而该政权为兑现承诺所展现出的干劲极大提升了其支持率。政府投入资金创办新企业并资助公共工程——其中最著名的便是高速公路建设。同时鼓励妇女留在家中，以此减少就业竞争并降低失业人数。此外，许多失业者还被强制加入志愿劳动服务团，从而进一步（尽管是人为地）降低了失业率。最为重要的是，为了违背凡尔赛条约的约束，纳粹以“创造就业”为名，让大量德国人从事军备生产工作。该政权还很幸运，能够将魏玛政府早前推行但直到此时才见成效的一些经济项目据为己有。 尽管许多纳粹计划未能达到其宣传中的宏伟程度，但即便在遥远的奥伯斯特多夫，到该十年中期也已出现物质进步的明显迹象。例如，对维持纳粹政权信誉与支持度至关重要的住房计划很快便在当地取得了成效。OGF在1934年11月宣称：“我们镇上没有任何一个区域未受到大规模建设活动的影响。仅今年，就有18栋新住宅楼竣工，另有约25栋正在建设中。” 在希特勒掌权之前，该村庄最显著的发展发生在南部——宽阔的林荫道上陆续建起了别墅，以接待富有的游客。然而，这样的繁荣状况与纳粹政权所宣扬的将农村传统置于住房计划核心的理念格格不入。德国应当建立在“血与土”的根基之上，农民、农夫和手艺人将被视为新的“贵族”；他们的地位并非来自头衔与财产，而是源于辛勤劳动以及与土地之间那种“神秘”的联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