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勒里·奎因在中国（1929—2025）

前言

1896年9月27日，清末维新派的重要刊物《时务报》第6册的“域外报译”栏目以连载的形式登载了一篇福尔摩斯故事《英包探勘盗密约案》（第6-9册，今译《海军协定》），此后又刊登了3篇，分别是：《记伛者复仇事》（第10-12册，今译《驼背人》），《继父诳女破案》（第24-26册，今译《身份案》），《呵尔唔斯缉案被戕》（第27-30册，今译《最后一案》）。这四篇福尔摩斯故事翻译成中文，标志着西方侦探小说引入到中国。

对于晚清的读者来说，侦探小说是一种新奇的文学类型，立刻获得了青睐。很多侦探小说几乎是与原作发表同时期就被翻译到中国来。进入民国之后，侦探小说早已作为一种类型小说被确立下来，还出现了程小青、孙了红、陆澹盦等本土的创作者。然而，清末民初环绕在侦探小说头顶的“光环”到了民国中期（1927年以后）便已然消退，其地位日日走低。

当时著名的文人姚苏凤不无感慨：“说起侦探小说，在我们的‘壁垒森严’的新文坛上仿佛是毫无位置的。一般新文学家既不注意它们的教育作用，亦无视它们的广泛的力量，往往一笔抹煞，以为这只是‘不登大雅之堂’的玩意；于是‘宗匠’们既不屑一顾，而新进者们亦无不菲薄着它的存在。”（《霍桑探案袖珍丛书》序，1945）学者范伯群在剖析其中原因时指出：“因为在知识精英文学的主流看来，我们所从事的神圣使命是推翻旧世界，而侦探小说的任务是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的‘秩序’，侦探不过是为百万富翁们看家守钱袋。于是将它去与鸳鸯蝴蝶派为伍。”（《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2007）

早期那种翻译侦探小说的热潮已经见不到了。福尔摩斯、亚森·罗平的故事因为受到读者追捧，还在不断翻译或者重译，其他作品的待遇就要差不少，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作品仅有范·达因的费洛·万斯系列、厄尔·德尔·比格斯的陈查理系列、莱斯利·查特里斯（Leslie Charteris）的圣徒系列翻译较多。

懂行的读者便有了抱怨，姚苏凤曾指出：“就外国作品说，廿年前推崇柯南·道尔，廿年后还是推崇柯南·道尔……这种情形，即使不能说是什么了不起的损失，但在一个真正喜欢侦探小说的读者来看，至少是有遗憾的。”况且，“近年来侦探小说的作家的进步实已超于柯南·道尔之上，我们不能再以福尔摩斯的智慧为满足也正是一种重要的借鉴与启发”（《霍桑探案袖珍丛刊》序，1945）。

客观来说，社会动荡、战乱连连，文艺活动受到了很大影响，这也波及到侦探小说的翻译和创作方面。以程小青为例，在上海从“孤岛”到沦陷这段时间里（1937—1945）翻译和创作数量都有明显下降的趋势。而侦探专门杂志也遭遇了类似的情况。1923年，世界书局的《侦探世界》创刊，半月刊，可惜仅仅一年之后出满24期就因为供稿太少而停刊了。接下来一直要等到十五年后，1938年9月，友立公司的《侦探》创刊，月刊，以翻译短篇为主，至少发行到1941年8月（第57期）。之后又是断档，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侦探杂志才开始有所复苏。1946年1月，艺文书局的《新侦探》创刊，程小青主编，起初为半月刊，从第15期改为月刊，1947年1月发行17期后停刊。同样在1946年1月，第一编辑公司的《大侦探》创刊，月刊，1949年发行36期后因上海解放而停刊。1946年7月，环球出版社的《蓝皮书》创刊，月刊，1949年5月发行26期后因上海解放而停刊。1949年1月，合众出版社的《红皮书》创刊，月刊，发行4期后因上海解放而停刊。这时期除了名气很大的作家能出版单行本以外，大部分作品的发表渠道就是杂志。一般的文艺或综合杂志虽然也会刊登侦探小说，但是专门杂志的缺乏也对侦探小说的发展起到了负面的影响。

在内因和外因的双重作用下，彼时的翻译侦探小说要想跟上欧美的出版步伐几乎是不可能的。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英美侦探小说进入了黄金时代，以阿加莎·克里斯蒂、埃勒里·奎因、约翰·狄克森·卡尔等作家为代表。但同时期的中国读者对他们的认知是非常不充分的，相对来说，奎因因为翻译作品较多，算是最有名的。

埃勒里来到新大陆

1929年8月15日，埃勒里·奎因的处女作《罗马帽子之谜》几经周折之后终于出版。有点意想不到的是，时隔不到两个月，10月2日，这本新人作家的书就登陆了中国香港。香港主要的英文报纸《南华早报》的广告栏里，鸿发洋行（Brewer & Co.）刊登了“新到书目”，提到这本新书（未提及版本信息，但是这家洋行以进口英国版图书居多）。广告连续刊登了三天。鸿发洋行当时位于香港中环毕打街10号，以经营外文书籍、报刊及文具用品为主。其在上海的分支名为“普鲁华洋行”，也是上海滩有名的外文书籍经销商。此后奎因新作不断登陆香港：1933年6月13日，鸿发洋行新到奎因的《埃及十字之谜》；1934年2月21日，著名的别发洋行（“东亚地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最具规模的西文出版及书籍销售商之一”，在上海也有分支）新到《埃勒里·奎因合集》（收录《罗马帽子之谜》《法国粉末之谜》《埃及十字架之谜》），还提及了英国作家J. B. 普里斯特莱对奎因的评价。

而奎因踏上中国大陆的土地不会晚于1933年1月5日。当天上海颇具影响力的英文报纸《大陆报》（The China Press）刊登的工部局公共图书馆新到书目就有埃勒里·奎因的《希腊棺材之谜》。稍后，1月18日，上海的《字林星期周刊》（原《北华捷报》，后作为《字林西报》的星期副刊，《字林西报》是中国当时最有影响的一份英文报纸）也刊载了这则通告。工部局公众图书馆可以追溯到晚清，是外国侨民在上海租界最早开办的私立图书馆，后来具有公共图书馆性质，办馆经费靠会员会费和工部局拨款，不过普通公众也有免费阅览室可以使用。根据当期报纸上的介绍，截至1932年12月，计有会员590名，当月去图书馆阅览的有1344人次，图书馆总计有小说4698册、非小说705册。根据该报后来刊登的消息，图书馆至少新增了《暹罗连体人之谜》《半途之屋》《生死之门》。另据《申报》1942年10月30日登载的《搜罗丰富的六大图书馆巡礼（上）》介绍，工部局公众图书馆“另有侦探小说（detective）一栏，书脊以星标为号，摆在另一架子上，供侦探迷的选择”。

上海一些经营外文图书的书店也开始出售奎因作品。1933年10月22日，祥记西书社（F. Ziang Kee Book Co., LTD.，在四川路635号、静安寺路设有门店）在《大陆报》上刊登的“新到书目”广告里有《美国枪之谜》。之后，1936年9月20日该店在同报上刊登的广告提到了《罗马帽子之谜》和《荷兰鞋之谜》。另一家位于四川路的大华杂志公司（China News Company，1929年10月之前称“周聚康西书社”或“周聚康图书公司”）在1936年9月22日刊登的广告提到《埃勒里·奎因合集》。

1932年7月1日，香港《南华早报》“文学圈消息”栏目提到：“埃勒里·奎因的《希腊棺材之谜》在英美都是畅销侦探小说。这是一个惊人的故事，解答非常令人满意，又出乎意料。”这可能是中国报刊上第一篇针对奎因小说的简短书评。

1932年8月28日，上海的英文报纸《上海星期天时报》的《今日读书》栏目提到J. B. 普里斯特莱对奎因的评价（“在我看来他是现如今最出色的侦探作家”），但是并没有介绍奎因的作品。之后，1934年2月4日，上海的英文报纸上出现了可能是第一篇针对奎因作品的书评。当天的《大陆报》刊登了题为《埃勒里·奎因又创作了一部惊悚小说》的书评，较为详细地介绍了新作《暹罗连体人之谜》的谜团情节。

1934年6月19日，《中国橘子之谜》在美国出版（英国版也是在同时期）。也许标题中的“中国”足以吸引读者的眼球，香港的《南华早报》和上海的《字林星期周刊》分别在7月27日和8月15日刊登了这篇小说的长段书评，值得在这里全文引用。

《南华早报》的标题是《向读者提出的智力测试——埃勒里·奎因的巧妙构思》，书籍信息为英国版，书评的署名是“Inkum”。

完美的侦探小说也许还没有被写出来。埃勒里·奎因是最有可能写出完美侦探小说的作家。他对广大犯罪小说读者来说并不陌生：至少已经有七部侦探小说赢得了读者的青睐，他们也会很高兴看到最新的《中国橘子之谜》。

在犯罪小说家中，埃勒里·奎因的独特之处在于他采用自叙（甚至让人因为无知而猜测他也许是个“她”）。更重要的特色是，他是一位喜欢挑战的作家。书中进行到三分之二的地方，他会停下来说：“现在你知道了所有的事实。如果你有普通人的智力水平，现在应该能解开这个谜团了。”这是一个引人入胜的小把戏，他奉承读者，激发他们的兴趣，自信满满地宣称情节毫无破绽。尽管略带自负，但是作者的小把戏很容易得到读者的原谅，因为毫无疑问，这部侦探小说的构思非常巧妙——大多数读者都会为自己的愚蠢而自责。

《中国橘子之谜》围绕着一桩奇特的谋杀案--一个不知名的人衣服穿反了。他是干什么的？他是谁？他为何被杀？唯有解开这些问题，才能回答终极问题——谁杀了他？对于严肃的犯罪学研究者来说，有太多超乎寻常的“红鲱鱼”。完美的谋杀故事应该围绕一条主线、一系列事实和有限的人物展开。然而，这些烟雾弹平添了迷惑性与娱乐性，让本书成为一部值得推荐的佳作。而作者也得到了J. B. 普里斯特莱先生这样的权威人士的肯定。

此后，香港的《南华早报》上又刊登了一些奎因作品的书评，比如1935年4月5日介绍了《埃勒里·奎因的冒险》（《七只黑猫之谜》），1935年5月17日介绍了《西班牙披肩之谜》，1937年3月19日介绍了《生死之门》。香港的另一份颇具影响力的英文报纸《德臣西报》（The China Mail）也曾在1935年9月2日刊登过《西班牙披肩之谜》的书评。

《字林星期周刊》引述的书籍信息也是英国版，书评的署名是“R.F.C.M.”。

“事实是死者身上没有领带，犯罪现场也没有”——侦探埃勒里·奎因用这句话向听众揭示了一条线索，也正是借此确定了一起卑鄙谋杀案的受害者是谁，而非凶手是谁。在某些侦探小说中，假定的受害者就是凶手；在某些侦探小说中，假定的凶手到头来是受害者；在某些侦探小说中，受害者既不是他本人，也不是凶手；然而，直到最后一页，尸体的来历和身份完全如坠五里雾中的情况比较少见，而《中国橘子之谜》就是这种情况。我甚至可以说，这本书的标题与水果毫无关系——情节所围绕的谋杀动机是一枚价值连城的中国邮票，凶手希望用这枚邮票的收益迎娶他的“最佳女友”。和往常一样，凶手最终是所有人物中最不可能犯下这起罪行的人，他逃避侦查的手段非常“低劣”，一开始就给所有调查人员下了套，他把尸体的衣服脱掉，然后用穿错的方式重新穿上衣服；这一做法的初衷及其成功迷惑大侦探埃勒里·奎因的过程占了全书约275页的篇幅。标题页上写着“一个推理的难题”，这说法恰如其分，埃勒里·奎因的推理方法确实让人读起来津津有味。

此后，《字林西报》在1935年6月11日刊登过《埃勒里·奎因的冒险》（《七只黑猫之谜》）书评，1936年10月13日刊登过《半途之屋》的书评。

奎因是英美报纸上的常客，作为延续，他出现在中国出版的英文报纸上也是可以理解的，就连奎因的真实身份也在1936年11月16日的《大陆报》上被提及了。这是在好莱坞新闻和八卦里的一段话：“关于侦探小说作家埃勒里·奎因的身份有许多猜测。派拉蒙电影公司雇佣了奎因，当火车到达站台的时候，他们发现接待的是两位作家——弗瑞德里克·丹奈和曼弗雷德·李，他们两个合作共用一个笔名。”而奎因的真实身份仅仅在一个多月前（1936年10月10日）才刚刚揭晓。但遗憾的是，目前还没有在30年代的中国报纸上寻找到有关巴纳比·罗斯和哲瑞·雷恩的踪迹。

奎因的早期译介

不过，从中国的英文报纸摘录的有关奎因的各种信息可能无法直接证明中国读者对他的认识。如果要探究奎因在中国的真正“落地”，那么就不得不提《上海报》上那段延续了两年多的“第一次接触”。

1936年8月6日，《上海报》上刊登了时任编辑匡寒僧撰写的《绅士帽前奏——介绍程小青先生的长篇小说》。其中写道：

关于本报顾明道先生的长篇小说《蓬门红泪》即将结束，与预备接邓程小青先生的长篇小说的消息，已经在上次约略向读者诸君报告过了。但是，因为篇幅关系，所以没有详细介绍（按：7月4日《告读者与同文》中提及，预备刊登程小青的侦探小说，但是没有提到小说的名字和内容。——ellry）。

现在，顾先生的《蓬门红泪》全部仅余三千多字，不多几天，就可以刊完了。这里，顺便再将程先生的小说向读者介绍一下。

程先生的侦探小说，在本报已经登载过两篇，博得读者的赞美。所以，我们在顾先生的小说行将结束时，就写信给程先生。请他再写一篇侦探小说。虽然程先生教务很忙，但是，不多几天，就接到回信，很直截的答允了。这次的一部小说，名字叫《绅士帽》，是一部译本。作者是奎宁父子。奎宁父子是何许人也，文名如何。在程先生的《引言》里有详细的介绍。

《上海报》是民国时期出版于上海的一份小报，1929年10月1日创刊。由当时蓬莱市场的老板匡仲谋主办，陶寿伯、王雪尘、匡寒僧等人先后为编辑。该报英文报名为“The Shanghai Pao”，每日一期，每期出版一张，每张版式定为四开四版（也有段时间增刊至八版，每期两张），刊载各种政治言论、新闻报道等内容，也刊登连载小说等文学作品，综合性较强。龚建星的《溯影老上海》中提到，《上海报》总发行量约2.5万份，其中上海1万余份，外埠1.5万份。

1936年9月1日，《绅士帽》正式开始连载，第一节是《引言》。这篇短小的《引言》却并非原书的序言，而是程小青自己撰写的，向读者做了一些背景情况介绍：

侦探小说在欧美出版界里可说是始终占领着无上的权威，和把握着无量的群众。自从美国挨仑坡的杜宾创作，继之以集大成的道尔的福尔摩斯案问世以来，五六十年间，风起云涌，作家辈出，真所谓日新月异。每年出版的数量，如果统计起来，那数字的位置一定会使人眩目。老作家如挨仑坡、道尔、华拉斯辈虽先后逝世，而新兴作家继踵而起的却不胜偻指。本篇也是新兴作品的权威之一。主人翁为奎宁父子。据原序上说，老奎宁本名叫列却，本是纽约警厅的稽查员。他有敏锐的头脑，坚强的记忆，和透视人类心理的眼光，所以他在任时的光荣的功绩，在最近的半世纪中可称数一数二。他的儿子名叫爱雷，是个侦探小说作家。他有独特的天才，天赋的真觉，和丰富的想象力。老奎宁列却的克享盛名，一部分就得力于爱雷。他们父子俩合作的案件很多。本篇是他们得意的心血结晶之一，是由爱雷奎宁写成的。篇中离奇紧张的事实，和勾心斗角的局势，在侦探小说中是不可多得的。好在读者自能领会，我用不着这里多说了。译者附识。

这一连载一直持续了近一年。1937年8月14日，《上海报》刊发停刊前的最后一期，头版头条是《下大决心保卫上海》，第4版上刊登了《绅士帽》第十七章的开头。而随着战事紧张，程小青举家仓促离开苏州，辗转至安徽黟县。1938年春天，程小青在给《苏州明报》社长孙筹成的信中提到，曾托人将《绅士帽》的续稿带到上海交给《上海报》。1938年7月，《上海报》复刊，同年9月1日《绅士帽》开始继续刊登，一直连载到当年11月27日方宣告终结。

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绅士帽》中的“挑战读者”被删去了。是程小青没有意识到“挑战读者”的重要性吗？《绅士帽》也没有翻译原书的序言，可能程小青将它们都作为J. J. McC插入到作品中的内容而删去了。可能这时候程小青还没有阅读过奎因其他的“国名系列”，不知道“挑战读者”是这个系列的主要特色之一。不过，到了后来翻译《希腊棺材》时，原书中的“挑战读者”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了。

关于奎因的处女作《罗马帽子之谜》在民国的翻译情况，很长时间并不为人所知。从目前资料来看，这应该是奎因作品首度被翻译成中文。

而奎因真正在中国读者中产生人气，还要等到《希腊棺材之谜》被翻译过来。这部作品由程小青和庞啸龙合译，以《希腊棺材》的译名连载于著名的《万象》杂志，从第1年第1期（1941年7月）持续到第3年第2期（1943年8月）。当时《万象》杂志销量很大，第一期就印了六版，在一个月内销售了3万余册。上海街头随时都可以看到人们手上拿着它，这在当时杂志发行中是一个罕见现象。在这样一份杂志上长期连载推高了奎因的知名度。1946年12月，《万象》老板平襟亚创办的中央书店出版了《希腊棺材》单行本。而《中国红橙奇案》（今译《中国橘子之谜》）也由上海春江书局于1943年出版（书后所列书目还包含《Y字的悲剧》《龙牙》，但是未见两本书实物或书目著录，不清楚是否出版）。

之后又陆续有一些奎因作品翻译过来。改编自电影的长篇小说《健身院惨剧》（Ellery Queen, Master Detective）在《大侦探》上完整连载（第1期到第10期，1946年1月到1947年5月）。著名的不可能犯罪中篇《雪夜飞屋记》（今译《上帝之灯》）也连载于《大侦探》上（第19期到第26期，1948年4月到10月）。此外，尚有一些短篇刊登在杂志或单行本中，主要以短篇集《埃勒里·奎因的冒险》（《七只黑猫之谜》）和《埃勒里·奎因的新冒险》（《上帝之灯》）为主：

• 《菲洲旅客》（今译《非洲旅客之谜》），《新侦探》第1期，1946年。
• 《三个跛子》（今译《三个瘸子之谜》），《新侦探》第7期、第8期，1946年。
• 《觅宝藏》（今译《寻宝游戏》），《新侦探》第13期、第14期，1946年。
• 《暗中恋人》（今译《隐形爱慕者之谜》），《新侦探》第17期、第18期，1947年。
• 《七只黑猫》（今译《七只黑猫之谜》），《西点》，第1卷第9期，1946年。
• 《古屋失踪记》，大时代书局，1946年。收录《古屋失踪记》（今译《上帝之灯》）、《出血的画像》（今译《泣血的画像》）、《探宝录》（今译《寻宝游戏》）、《活游黑地狱》（今译《黑暗之屋》）、《空龙奇案》（今译《空心的龙》）。题为“奎恩父子侦探小说丛刊之三”，不知另外两种名称。
• 《最悭吝之人》（广播剧，The Meanest Man in the World），收录在《浓缩侦探小说选·第二集·杂货店血案》，日新出版社，1946年。
• 《怪画像》（今译《泣血的画像》），《警备车》，第6期、第7期，1947年。
• 《凯茵家庭谋杀案》（广播剧，The Mark of Cain），《蓝皮书》第5期，1947年。
• 《恶汉之死》（广播剧，The Meanest Man in the World），《蓝皮书》第14期，1948年。
• 《棒球场奇案》（今译《人咬狗》），《蓝皮书》第14期、第15期，1948年。
• （另，《蓝皮书》第14期中《蓝色惨案》也标为“奎宁探案”，实际不是。）
• 《谋杀游戏》（今译《疯狂茶话会之谜》），《大侦探》第17期、第18期，1948年。
• 《三跛子》，上海广益书局，1948年。收录《三跛子》（今译《三个瘸子之谜》）、《第一课》（今译《非洲旅客之谜》）、《暮炮》（今译《寻宝游戏》）。
• 《世界上最可鄙的人》（广播剧，The Meanest Man in the World），《红皮书》第1期到第3期，1949年。

这时期甚至出现了本土原创的奎因探案故事，就是丁宁创作的《四巨头探案》，于1946年初刊登在一份名不见经传的杂志《原子》上（第1期开始连载）。故事中“四巨头”——福尔摩斯、霍桑、陈查礼、爱雷奎宁要侦破原子秘密方程式被窃的案子。不过目前资料仅见一期，其中只有陈查礼露面，奎因尚未登场。但至少说明奎因的名声日益高涨，足以和其他几位声名显赫的大侦探同台了。

虽然奎因作品译介的数量不多，但他的地位和成就已经被一些“老饕”所了解和肯定。程小青在《论侦探小说》（《新侦探》第1期，1946）一文中就提到“最近时期”的一些名家，包括奎因、克里斯蒂（只是他误称克里斯蒂是美国作家）、塞耶斯等。尤其指出范·达因、奎因、克里斯蒂和查特里斯的作品“无论在技巧结构和作品的数量上都有后来居上之势，在最近一二十年中，更是风靡一时”。

资深侦探小说迷的姚苏凤在《欧美侦探小说新话》（《生活》杂志，第1期至第3期，1947）中就指出：“近年来的欧美侦探小说之新作被翻译介绍过来的，委实太少了”。进而提出，“在欧美所工人的第一流近代作家中，为什么只有过伊勒莱昆（Ellery Queen）的《希腊棺材》《中国红橙》……这几种？……即说上述的……也还是昆氏……的较失败的作品。”在他看来，值得翻译的还有《埃及十字架之谜》《红桃4》《从前有个老女人》以及两本短篇集。他在文中对奎因的作品做了一些分析，这可能是有据可查的中国读者对奎因最早的评价：

像Philip MacDonald的“Gethryn探案”有一次在扉页上所写明的，“本书读者在读此书时，与书中的侦探处在同一地位上，凡是侦探所知道的线索，也就是读者所应该知道的线索，没有任何一点是隐瞒着保留着的。所以作者已给读者以一个跟那侦探一样的破案的机会，如果你同样聪明的话，你也可以不等到读到最后一章就指出那罪犯，并合理地明晓全案的内幕了。”所以，在你读着那些作品时，你显然有着较多的趣味，正如做一个几何学的习题一样，你也仅有根据了他所Given的条件而逐步行进，终于给以Q.E.D.的可能。如伊勒莱昆的诸案，在案情发展至最后阶段时，书中的侦探说了一句“我已经明白了，我已经知道了谁是那凶手了”以后，作者就会接着来“向读者挑衅”（Challenge to Reader），让读者自己动一动脑筋，“试一试你自己的侦探身手！”这种趣味，在以前的侦探小说里是不能有的。

……

现代的最好的侦探小说作家，我以为是昆氏（Ellery Queen）和克丽丝丹（Agatha Christie）这两位。一个在美国，一个在英国；一个是男，一个是女；一个以他自己做中心，昆氏诸案（程小青曾译出数种，译其名为“奎宁探案”。）每一部都有极离奇的情节，极复杂的场面，极科学化的侦探手腕，以及极诡奇也极精彩的结束……总之，这两位，同是正宗的侦探小说作家，都是脑子从deduction的方法下解决他们的问题的。而他们的作品最大的引人之处是：除了少数的例外，总是很难使你猜到它们的结局，但一经说明却又无不使你衷心折服的。

1949年《红皮书》杂志第4期刊登了姚苏凤的《欧美侦探小说书话》。在这篇总括性质的文章中，他提出要将当前重要的欧美侦探作家一一介绍。不过，因为上海解放，《红皮书》并没有发行后续杂志。

此外，《埃勒里·奎因神秘杂志》在上海也有一定读者。姚苏凤在《欧美侦探小说新话》提到：“上海所买得到的侦探小说杂志中，自以Ellery Queen’s Mystery Magazine为最佳，每月一刊，其中有名家新作，亦有从十年前名家著作中挑选出来重刊的‘佳构’，偶有著名批评家Howard Haycraft的‘侦探小说评话’，尤为侦探小说迷不可不读之参考材料。”实际上，当时翻译的许多短篇侦探小说的原文应该是来自《埃勒里·奎因神秘杂志》，上文提到的《浓缩侦探小说选》就是代表例子。

“忙碌”的空白期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各项方针政策与民国时期有了极大的不同。新政府基于社会主义的立场对出版事业做了重新规划和指导。之前的侦探杂志《大侦探》《蓝皮书》《红皮书》纷纷停刊，侦探小说也不再出版。其中有些出版人和作家转而迁至香港，继续从事相关出版、翻译和创作，最典型的代表是罗斌和他的环球图书杂志社。

1950年初，上海环球出版社的老板罗斌带着妻儿老小从上海经深圳抵港，随身携带着一只大藤箱，里面全是上海作家的稿件。1950年5月，他在香港成立环球图书杂志出版社，7月复刊《蓝皮书》，最初就是依靠从上海带来的那些稿件。之后《蓝皮书》销量稳定上升，罗斌又创办《新报》等，成就了其传媒王国。

香港《蓝皮书》是十日刊，每月出版三期，不过页数只有三十页左右。从一些资料来看，早期的《蓝皮书》刊登了不少奎因的短篇作品，但是因为无法获知具体内容，只能根据一些目录上标明的“奎宁探案”字样来做判断（可能因此存在非奎因探案的情况）。而到了50年代后期，一方面缺乏资料，一方面目录上很少标明具体探案系列，故而无从判断是否还有奎因作品刊登。目前查到的“奎宁探案”作品包括（未标注今译的篇目其内容不详）：

• 《蓝衬衫》，第3卷第2期，1951年4月20日
• 《墓园盗尸》，第3卷第3期，1951年4月30日
• 《迷宫》，第7卷第2期，1952年9月21日
• 《江上烟波》，第7卷第8期，1952年11月21日
• 《新拳王》（今译《心灵胜于物质》），第7卷第9期，1952年12月1日
• 《怪契约》（广播剧），第8卷第6期，1953年3月1日
• 《新神灯记》（今译《上帝之灯》），第9卷第6期、第7期，1953年7月1日、7月11日
• 《家》，第11卷第2期，1954年1月21日
• 《交际花》，第13卷第11期，1954年12月21日
• 《少年阿飞》，第16卷第9期，1955年12月1日
• 《毒指环》，第17卷第5期，1956年2月21日

同时期另一本侦探杂志《侦探世界》的情况和《蓝皮书》类似，早期的编辑人马博良、龙骧也是从上海去香港的作家。从所见的第1到第30期和后面一些零散期号来看，上面也刊登了一些奎因的短篇小说。最值得注意的是，上面曾连载了长篇《埃及十字架之谜》，不过很快中断。目前查到的奎因作品包括（未标注今译的篇目其内容不详）：

• 《三个嫌疑人》，第1期，1950年11月20日
• 《镀金烟盒》（今译《柚木烟盒之谜》），第2期，1950年12月16日
• 《维多利亚女皇邮票》（今译《黑便士之谜》），第3期，1951年1月1日
• 《从汉城来的财产继承人》（今译《时代广场的女巫》），第5期，1951年3月1日
• 《埃及十字架》，第14期、第15期、第16期、第18期、第19期，1951年9月1日、9月11日、9月21日、10月25日、11月25日（连载至第四章）
• 《蛇蝎家庭》（广播剧，The Mark of Cain），第20期、第21期，1951年12月25日、1952年1月25日
• 《帮（绑）票中的秘密》，第62期、第63期，1953年8月25日、9月15日

《埃及十字架》连载的开头有这样一段介绍：

圣诞夜，小镇中，一位小学校长破人凶暴地谋杀了、尸体的头破切掉，四肢钉在他屋附近的路牌上。次年，又有三个人。在不同的地方，被同样地谋害，无头尸首也钉住在路牌上。这一个惊奇的谋杀案，使当地侦探警察都束手无策，连著名的奎宁也几乎宣告失败。幸而他用了机密的策略，布下了天罗地网，方在最后一次凶手犯案时把他擒获。

全书十八万言，始终有着紧张与惊奇的气氛，将到这最后一章时，作者还最大胆地测验每一个读者去预猜凶手是谁，但是每一个读者还不能有肯定的答案。

本书曾被誉为“奎宁探案中最奇怪的一宗”。在出版界中这亦是再版最速的侦探小说，平均每年三次，始终有千万新读者拥护。

本刊应千万读者要求提前于十四期本刊连续刊载，俾得先睹为快也。

至于《埃及十字架》中断连载的原因，在第19期有这样的说明：

埃及十字架原著由捷予先生翻译，自连续刊登五期，读者纷纷来函要求增加页数，奈何原文太长共有十八万字之多，曾被誉为“奎宁探案中最奇怪的一宗”。本刊为符合各界雅望，及早刊印单行本，自下期起，本刊暂停载登，特向读者及作者致歉。

当时确实有些作品是连载不全就直接出版单行本，但是并未查到《埃及十字架》的出版信息。不过这种通俗小说未必都能在图书机构留下相关信息。有待将来进一步搜寻。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蛇蝎家庭》为了吸引读者，“增加破案兴趣”，有意将谜底另外刊登在下一期。刊登谜底时有这样一段说明，倒是充分符合奎因创作时的理念：

上一期这出广播剧《蛇蝎家庭》刊出以后，受到读者们极度推崇，剧情大概是一个脾气古怪的者富翁凯因佐恩，为了析产找了律师欧题诗和他的书记巴克来证明他的遗嘱，聪明的律师觉得这件事里面大有文章。因此找了他的朋奎宁来参预其事，奎宁全体乔装改扮混入凯因的家里，见到了富翁的儿子凯因公子和凯因·屠夫以及漂亮的女儿凯因·蜜糖儿。事情变化“柳暗花明又一邨”时律师却被人谋害人，凶手却找不出是哪一个，但这些岂能逃过奎宁的眼睛，我们为了增加破案兴趣起见，特将最后一幕关键放在这一期发表。

此外，五六十年代香港的英文报纸上还是能见到奎因作品的书评。比如《南华早报》1955年9月18日刊登了《奎因犯罪调查局》的书评，1964年3月26日刊登了《玻璃村庄》的书评，1966年9月8日刊登了《九尾怪猫》的书评，1966年10月27日刊登了《十日惊奇》的书评，1967年2月16日刊登了《恐怖的研究》的书评，1967年5月4日刊登了《最后一击》的书评（上述有些是根据企鹅的平装本进行评论的，故而与初版发行时间相距较久）。

除了书籍，电视作为新兴的媒介也出现了奎因的身影。1958年，香港刚刚装上电视的那批人就在荧幕上看到了埃勒里·奎因调查案件。香港的电视广播始于1957年5月29日，当时英国丽的呼声在香港设立丽的映声电视台，简称丽视（RTV），也就是之后亚洲电视有限公司（亚视）的前身。1958年8月30日《南华早报》的电视节目表中就提到播出休·马洛主演的《埃勒里·奎因的冒险》。这是美国在50年代中期拍摄的电视剧（1954年到1955年首度播出）。香港一直断断续续播出到至少1959年4月4日。这部剧在当时颇受欢迎，一位自称“一名电视订阅客户”的人致信《南华早报》称：

作为一名从一开始就订阅电视的客户，我必须说，在影视片里我绝不会错过西斯科小子、基特·卡森、埃勒里·奎因的侦探片、基督山伯爵等。我的孩子和女性家庭成员最喜欢那些中国的片子。我没有去看菲利普亲王，因为我在电视上能看得更清楚。

到了1975年，吉姆·赫顿版埃勒里·奎因电视剧在美国播出，几乎同时期就在香港播出了。1975年11月2日《南华早报》的电视节目表中就列出丽视英文台当晚播出奎因的电视片，断断续续播出到至少1976年4月29日。1977年1月24日到1978年2月15日期间，这部剧在丽视中文台断断续续播放。

1977年9月9日，埃勒里·奎因之一的丹奈携夫人应日本出版商邀请来到日本。9月17日，作为这次日本之行的插曲，丹奈夫妇去了香港，19日返回日本，最终于21日返回美国。多年后，丹奈夫人罗丝回忆了这段旅程。他们下榻在著名的香港半岛酒店，随行的还有松本清张。丹奈夫妇简单游览了香港岛、浅水湾、太平山，还去了九龙城寨。恐怕丹奈并不知道，自己的最初和中国的接触就是从香港开始的。

当奎因表兄弟去世时，香港的英文报纸也刊登了相关的讣告。1971年4月6日，《南华早报》刊发了《纽约时报》的新闻稿，报道了奎因表兄弟中曼弗雷德·李在4月5日去世的消息。1982年9月6日，《南华早报》刊发了美联社的新闻稿，报道了9月5日弗雷德克里·丹奈去世的消息，标题是《“埃勒里·奎因”在医院去世》。

在政治氛围完全不同的台湾，侦探小说没有退出舞台，但是从能查到的资料来看，五六十年代也仅仅译介了少量的奎因作品。1955年1月到1955年12月，《拾穗》杂志上刊登了奎因的“每月探案”系列，也就是《犯罪日历》。1957年，由拾穗月刊社结集为《黑貓劫》出版。1962年到1967年间，以出版少儿作品为主的东方出版社推出了《世界推理小说名作》丛书，系根据日本讲谈社的《少年少女世界探偵小説全集》翻译。其中包括奎因的《土拨鼠的秘密》（The Red Chipmunk Mystery）和《金雕的秘密》（The Golden Eagle Mystery）。奎因的这两本书只是别人代笔的青少年推理小说。1968年，东方出版社又出版了奎因的《邮票奇案》（即《中国橘子之谜》）。

沉寂之后的爆发

再说回中国大陆的情况。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6年，这期间西方侦探小说的翻译几乎绝迹，仅有隶属公安部的群众出版社在1957年到1958年翻译的三部福尔摩斯长篇小说和新文艺出版社在1957年根据俄文节译本翻译的威尔基·柯林斯的《月亮宝石》。

1978年6月13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认真调整党的文艺政策》，由此吹响了文艺开放的号角。同年11月，外国文学翻译界在广州召开全国外国文学研究工作八年规划会议，会上的议题是“重新评价西方现当代文学作品，制定适合新的历史时期的翻译政策，确定研究和介绍当代外国文学新成果和新思潮的重要使命”（孙致礼等，《中国的英美文学翻译 1949-2008》，2009）。

在这样的新形势下，侦探小说迫不及待地开始了它的新征程。1979年2月，群众出版社将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三部福尔摩斯长篇作品编成合集《福尔摩斯探案集（一）》（实际上在1978年曾通过内部发行的方式出版），同时开始组织翻译其他福尔摩斯故事。同年4月，群众出版社出版了埃勒里·奎因的《希腊棺材之谜》，首印15万册，之后印刷了不下80万册，可见其受欢迎程度之高。书前面的《译者的话》简单介绍了奎因作者的身份和作品，指出其“在英美侦探小说中，是一个比较有影响的重要流派，其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而且不仅限于英美”。这部小说“并不单纯地追求情节的曲折离奇，而是着眼于提倡进行逻辑思维的科学态度。读了之后，可以在思想方法上获得一些启发”。最后也不忘提出，小说“抱着资产阶级私有财产和法律秩序神圣不可侵犯的观点，幻想通过一些‘能员干吏’就可以消灭罪恶、维持治安。这是我们在阅读本书时应加以分析和批判的”。对资本主义的产物进行一分为二的评价，肯定某一方面的先进性，批判另一方面的腐朽性，这也是当时思想风气的使然。

侦探小说的翻译几乎是爆发式的。1979年7月，上海电影译制厂译制了改编自克里斯蒂名著的《尼罗河上的惨案》。当时的观众很久没有接触到西方电影，因而造成了很大轰动。外国文学期刊《译林》在同年11月发行的创刊号上登载了克里斯蒂的原著翻译小说。杂志首印20万册，后来又加印了20万册，即便如此还出现了高价倒卖的情况。紧接着（11月）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首印46万册。由此引发了中国翻译侦探小说的第二个热潮。

文化主管部门针对大量翻译侦探小说的现象表达了关注。时任国家出版局代局长的陈翰伯在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80年5月4日，收入《陈翰伯文集》，商务印书馆，2000）中指出“侦探小说出得多了些”：

那时我就注意到了这事（按：指侦探小说会多起来——ellry）。后来我们出版局发出通知，向有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出版社调查今年选题，调查结果，克里斯蒂的作品有 22 种；还有一个侦探小说家叫奎恩，就是《希腊棺材之谜》的作者。我们了解到此人的侦探小说将有八九种。两种相加 30 种过头。侦探小说是否多了？……这个事情也的确值得我们想一想，这个时期出这么多侦探小说，是不是一个好事，可以考虑考虑。

可能在考虑之后，一些出版社撤下了侦探小说选题，至少没有出现集中出版奎因作品的情况。但这只是遏制了翻译侦探小说“扎堆”的风气，而没有粗暴地加以禁止。1981年，中国图书销售中，国外侦探小说毫无悬念地占据了第一位。

《希腊棺材之谜》的热销导致了衍生作品的出现。1980年，上海电影译制厂推出了《希腊棺材之谜》的广播剧，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该剧分为7集，主角是埃勒里·奎因，而且取消了其父亲理查德的角色，改由埃勒里担任探长。剧本保留了原著情节的精华部分，诸位配音名家演绎精妙、音乐声效配合恰当，堪称出色演绎。该剧轰动一时，俘获了无数读者的耳朵，成为上译厂的广播剧经典。

同样在1980年，青岛市话剧团的陈永涓、郭子（郭乃棼）将《希腊棺材之谜》改编为六场同名话剧（剧本曾刊登在《戏剧丛刊》，1980年第2期），在青岛、西安和广东等地演出。孙书臣在《浅谈〈希腊棺材之谜〉的改编》（《戏剧丛刊》，1981年第1期）写道：“[剧本]对原作进行了大胆地取舍，从而把戏剧冲突在情节的发展中贯穿得更鲜明、尖锐、急剧。[……]改编者所作的种种艺术处理，不仅忠于原作，而且对原作又有一些发挥。难怪美国文化访华团在西安看了话剧《希腊棺材之谜》后，在同导演、演员会面时声称：‘《希腊棺材之谜》在中国演出，象征着美中文化交流的一个良好的开端。’”一部侦探小说成为中美文化交流的使者，这恐怕是事先很难料到的。（说到剧本，1979 年日本根据《凶镇》改编成电影《没有寄出的三封信》，时隔不久，新藤兼人创作的剧本的中译本就刊登在《译林》1980年第1期上。译者李正伦指出：“全剧情节紧凑，推理严密，语言简洁，在艺术手法上，也有可借鉴之处。”）

1981年4月，《希腊棺材之谜》被改编成连环画《棺材之谜》，由刘红改编、陈水远绘画，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首印80万册。

奎因的其他作品也逐渐引入了中国。1980年，傅惟慈选编的《外国现代惊险小说选集 长眠不醒》中收入了奎因的中篇《上帝的灯》。1981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根据俄文版翻译的《荷兰鞋之谜》，首印372000册。1988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黑色血网》（即《中国橘子之谜》）。1989年，华夏出版社出版了《十日迷惘》（即《十日惊奇》）。1990年，译林出版社出版了节译本《“国王”遇刺身亡》（即《王者已逝》）。1998年，群众出版社的“世界侦探惊险名著文库”收录了《希腊棺材之谜》新译本。

而奎因笔下另一位大侦探哲瑞·雷恩在中国登场的时间就要晚很多。1988年长征出版社的“世界侦探推理小说名著精选”系列第5种《消逝的少女》中收入了根据日文版改写本翻译的《Y的悲剧》，让读者见识到了哲瑞·雷恩的魅力。此外尚有小埃勒里·奎因系列的《黑狗之谜》（1986）、代笔作品《警长风流之谜》（The Copper Frame，1988）。（“世界侦探推理小说名著精选”系列第4种《幽灵的悲鸣》收录了署名为“埃勒里 • 奎因”的《幽灵的悲鸣》。这其实是英国作家伊登 • 菲尔波茨[Eden Phillpotts，1862-1960]的作品A Voice from the Dark[1925]。）

台湾方面在八九十年代亦翻译了少量奎因作品，代表性的例子包括：东方出版社的《埃及十字架之谜》（1984）、《Y的悲剧》（1984），星光出版社的《X的悲剧》（1986）、《埃及十字架的秘密》（1986），林白出版社《Z的悲剧》（1990）等。因为台湾的特殊情况，很多是根据日文版翻译的。

1995年以“悲剧系列”4本为开端，台湾麦田出版社陆续系统地引进了奎因系列作品，并由评论家唐诺撰写了导读《关于埃勒里•奎因》。2004年，从麦田划分出来的脸谱出版社继续引进奎因系列，并再版了麦田时期的作品。2009年，《双面莱维尔》出版后，台湾的奎因系列陷入停滞（只是在2016年出版过代笔作品《恐怖的研究》）。

1999年到2001年，北京世文图书公司引进了“奎因现代侦探小说集”。开始时是引进台湾麦田的译本，后来也独自翻译。这套书共10集，每集包含两三部作品，共有长篇和短篇集25部，分别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5集）和群众出版社（6-10集）出版。之后，新星出版社、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化学工业出版社继续出版奎因的作品（包括再版和首次中译），其中以新星版最多也最全。2023年9月，读客文化以《X的悲剧》打头阵，开始出版奎因的经典作品的新译本。目前，除了少数后期长篇作品和短篇集，奎因的小说（不含代笔作品）大都出版了中译本。

2005年，为纪念奎因表兄弟诞辰100周年，笔者主编了同人志《奎因百年纪念文集》。除了少量翻译的奎因研究和回忆文章，文集中大都是国内的奎因迷撰写的各类专题文章。2009年，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将其再版，收入“古典推理文库”。

此外，奎因的部分广播剧本也由99读书人（《幸存者游戏》，2013）、谜斗篷（独自编撰，4册）相继推出，11部小埃勒里·奎因系列则由接力出版社出版（2015）。谜斗篷还推出了弗朗西斯·M. 内维斯的《奎因的推理艺术》（2017）、约瑟夫·古德里奇选编的书信集《血缘关系》（2018）和饭城勇三的《埃勒里·奎因论》（2022），都是非常有价值的奎因研究作品。

2023年8月16日到9月3日，作为上海书展的系列活动之一，笔者和韩东等人在上海徐家汇书院策划了《来自侦探的挑战——埃勒里·奎因暨侦探小说珍品展》。展览展出了以奎因初版本和签名本为主的150余种展品，还包括了奎因小说、评论等作品原稿。展览期间数万人来参观，电视、公众号等媒体也做了报道。这是中国第一次全方位展示奎因的初版书、签名本和手稿等。

奎因的接受与影响

随着《希腊棺材之谜》的出版，奎因名气飙升，形象深入人心。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童恩正将奎因父子写进了他的“准神话”小说《西游新记》（《智慧树》杂志1982年第3期到1984年第6期，1985年新蕾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小说写的是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见闻，主角还是唐僧师徒三人，他们去美国留学，学习科学。奎因父子在第十四回“众警察束手无策 名侦探一语惊人”和第十六回“齐天大圣捉强盗 奎恩探长捡便宜”都有出场。因为八戒、沙僧遭人绑架，惊动了理查德·奎因探长和埃勒里·奎因。之后因为情势紧急，又请来了福尔摩斯帮助破案。这其中的情节与侦探小说倒也没有什么关联，作者描绘的美国世态倒是让人忍俊不禁，捧腹大笑。

《希腊棺材之谜》的分析方法也为人所津津乐道，成为论述逻辑方法的典型例证。姜文革在《试论推理在推理小说中的艺术作用》（《辽宁师院学报》，1980年第3期）中指出：“把罪犯作案情节放在侦缉人员的推理判断中加以表现，有助于说明侦缉人员推理判断的正确，从而增强说服力”，“就是说，推理在推理小说中不仅是侦缉人员破案的思维工具，也是艺术表现的重要手段”。文章列举了《希腊棺材之谜》中埃勒里在法庭上向全体人员一步步推出凶手作案经过的例子，以此说明作者不是用直接描写的手法来讲述作案经过，而是借用了侦缉人员的推理，于是把逻辑思维形象化，从而大大增强了推理的说服力。

曾园林编著的《外国侦察案例选析》（1988）把奎因推理失踪遗嘱的情节作为选择法推理的例子。刘培育等主编的《社会科学千万个为什么 思维技巧卷》（1991）同样分析了失踪遗嘱的情节，以此论证“排除无关思考法”：

在事物情况不明时，人们经常先设想各种可能存在的事物情况并尽量作出全面的列举，然后对经事实证明是无关的情况一一加以否定，最后再确认出唯一存在的真实情况。这种思考方法，我们叫“排除无关”思考法。

[……]唯一真实的情况常常以十分隐蔽的形式存在着，这就给列举增加了困难。因此运用排除无关思考法时，首先就要竭尽全力做到“列举全面”[……]

奎恩在运用排除无关思考法的过程中就发现人们遗漏了的一种可能，使列举达到了“全面”，因此，才使遗嘱失而复得。

奎因的推理环环相扣，严谨有序，就算作为教科书也不过分。除了出色的推理，奎因这个人物也让人欣赏。孙书臣在《浅谈〈希腊棺材之谜〉的改编》（《戏剧丛刊》，1981年第1期）写道：

起初，[埃勒里]只不过是老探长的儿子，系探长的助手罢了。但随着剧情的发展，他不仅比他父亲更有所作为，而且越来越主宰着一切。这便在逐步深化的冲突中，使他的形象变得愈来愈丰满，最后成为福尔摩斯式的破案英雄。可以看出这一切都是循序渐进的，所以给人们的印象是真实的，没有虚假的感觉。

王向远等主编的《现代外国小说导读词典》（1990）这样评价《希腊棺材之谜》：

作者笔下的侦探奎恩，他不是具有先知先觉的神探，奎恩在刚接触案件时就曾表现出幼稚的一面，还曾被假线索所迷惑。他是在挫折中走向成熟，在与阴险的对手长时间的周旋中，不断提高自己的观察能力，判断能力，表现出超人的智慧。作者塑造的侦探形象奎恩与他们的前辈柯南·道尔所塑造的福尔摩斯，既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又独具特色。

傅惟慈为《上帝的灯》撰写的导言（1980）中对奎因作品做出了如下总结，高度概括了前期作品的特色和魅力：

奎恩的作品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在破案前作者毫无保留地把各种线索摆在读者面前，让读者同侦探一起运用推理解决这个疑案；一是在故事开始，往往有意制造一种超自然的神秘气氛。他们的侦探小说都叫作某某事物的“秘密”，也反映了这一点。从艾德加·爱伦·坡起，神秘故事就大量出现在美国文学中，似乎成了一个传统。但是艾勒里·奎恩只是利用这一手段增加故事的恐怖、紧张气氛，加深故事的魅力，与专门以神秘现象为题材的作品是不同的。随着故事的开展和矛盾的解决，读者就会看到，貌似神秘的现象实际上并不神秘；它不只是可以用常情或科学道理解释，而且构成了破案的一个重要环节。

研究者们也借助文学理论学说来剖析奎因作品。高媛的《接受美学视角下的埃勒里·奎因“国名”系列小说研究》（《世界文学评论 第5辑》，世界图书出版社广东有限公司，2015）从接受美学（aesthetics of reception）的角度给予“国名”系列新的解读。她指出，这一系列在案件开端、情节进程以及真相揭示等方面打破了读者的期待视域（horizon of expectation），而“挑战读者”模式契合了接受美学的“召唤结构”（response-inviting structure），以空白（blankness）和否定（denial）吸引读者参与阅读活动：

奎因的“挑战读者”将文本最大的空白问题呈现在读者面前并予以强化，使读者被“将会发生什么”（侦探如何破案）以及“已经发生了什么”（凶案如何发生）这两个未知的问题吸引。但“国名”系列作品的“召唤结构”并未局限于空白内容的设置，亦发生在小说期待视域的不断否定与更新中[……]奎因曾在“挑战读者”中指出部分读者认为案件“一下子就能解决”，但小说的实际发生过程与读者的认知相悖，经历了数次转折，导致读者的期待视域不断被否定。

罗晓平的硕士论文《埃勒里·奎因侦探小说空间叙事研究》（2022）主要以亨利·列斐伏尔的“空间三维辩证法”为研究方法，囊括了物理空间、社会空间和精神空间，以此来分析埃勒里·奎因侦探小说中的空间叙事特征，并挖掘其叙事内涵。

雷治民在发表了《敬畏理性：对奎因〈中国橘子之谜〉中式哲思构建的跨文化观照》（《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22）和《古典派侦探推理思维风格化之文本反映——以侦探小说〈希腊棺材之谜〉为例》（《文学教育（上）》，2023）之后，又撰写了奎因主题的硕士论文《接受美学视域下埃勒里·奎因国名系列侦探小说（1929-1935）创作程式研究》（英文，2024），从读者接受和社会接受两大接受美学层面出发，运用文本细读法和文献研究法对照前人和同期作家对国名系列作品进行整体回顾，剖析埃勒里·奎因为完善国名系列作品世界观所进行的侦探小说创作程式建构。他在摘要中总结说：

为凸显读者主动接受的重要性，埃勒里·奎因在读前、读中环节借由期待视野、走向读者、挑战读者、召唤结构等接受形式成功吸引读者化身隐含侦探与小说侦探一同推理破案。在读者正式阅读之前，埃勒里·奎因于作者与侦探之间设置三重身份诡计，对父子侦探组合进行异于传统的创新，并重新刻画群像角色，不断更新着读者对小说文本的期待视野；在读者阅读过程中，埃勒里·奎因以公开公平的方式向读者和侦探同步传递案件线索，减少非必要信息差进而走向读者；此外，埃勒里·奎因在侦探文学史上首次提出“挑战读者”环节，以探案中呈现间接复杂离题语以及在解谜前添写直接推理挑战书为媒介，激发读者细读文本、明晰逻辑的浓厚兴趣；最后，国名系列中多次出现的文本空缺、否定与空白处理实现了文本的召唤结构，读者得以进行可操作的信息补全，完善推理解谜的逻辑闭环。

在日本已经成为固定话题的“后期奎因问题”也被介绍到了中国。最初是在网络论坛里提及，之后有了一些较为详细的介绍，最全面的综述可能是权田万治的《现代犯罪和本格推理小说——关于〈希腊棺材之谜〉的论争》（《谜与恐怖的乐园》，谜斗篷，2016）中的讨论。而在本土创作侦探小说中，陆秋槎以短篇集《文学少女对数学少女》（2019）回应了“后期奎因问题”。叶新章为小说撰写的解说《并不复杂的杀人艺术》指出：

陆秋槎所做出的回应是推理小说史上罕见的——他凭借彻底的“作中作”手法运用，将整个短篇集区分为两个文本空间，构建出一套双层的逻辑架构，表层是“日常之谜”的现实空间，里层是受限于创作者意志的虚构空间。

表层空间的日常推理是现实的，以此重新编组了本格推理的各种符号，充分释放了逻辑推理的多样性。里层的作中作则肆意表现“当且仅当作者这么说”这一上层叙述者的意志。通过这样的方式，小说展现了本格推理小说逻辑解谜蕴藏的丰富可能。

此前，陆秋槎为时晨的《黑曜馆事件》（2015）撰写导读时提及：“若论深得奎因作品的精髓[……]在中国国内恐怕只能举出时晨一人而已。将他称为‘中国的奎因’或许有吹捧的嫌疑，若说他是‘奎因在中国的代言人’，怕是没有谁会不自量力地跳出来反驳吧。”《黑曜馆事件》是数学家陈爝系列第一部，这个系列的核心趣味是奎因式的，而它们的外在又有各式各样的包装，以期能在更适合现代读者的口味这一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发挥奎因式的推理乐趣。

以ACG（动画、漫画、游戏）文化为核心的哔哩哔哩网站上也有大量以奎因为主题的视频内容，包括作家介绍、作品解说等。其中播放数量最多的视频是“我是怪异君”制作的《点透为止02憋一口气看完〈希腊棺材之谜〉》（2023年4月13日）、《点到为止26翻译翻译什么叫本格推理》（2021年11月22日），两者播放都突破百万次。前者深入讲解了《希腊棺材之谜》，后者是针对埃勒里·奎因的整体介绍。这些视频对网络上推广奎因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奎因的魅力如今已为中国读者所熟识，尤其是他的推理魅力。奎因的作品出现若干版本并且多次再版就是最好的证明。“国名系列”、“悲剧系列”也成为众多侦探小说爱好者的必读书目，为古典推理在中国的传承和发展埋下了种子。

结语

虽然从民国时期埃勒里·奎因就以各种形式引入中国，但是不得不承认，它有着很长时间的断层。民国时期正对应于欧美侦探小说的黄金时代，可是翻译数量和广度都远远不足，没能让中国读者领略到同一时期国外侦探小说的发展与演化。接下来，因为各种政治因素，侦探小说几乎离开中国读者的视野。而真正称得上系统性地引进还是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这也造成了阅读基础比较薄弱，读者群体也不算广泛。

对于今天的读者，以奎因为代表的黄金时代的作品亦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首当其冲是模式化现象严重。这时期小说的结构大都延续着案件发生、调查嫌疑人、聚集众人分析案情的模式，调查过程尤其显得枯燥。或许它正确的打开方式是，喝下午茶的时候，找个舒适的地方，悠闲地翻开书页。在现代的快节奏生活下，黄金时代作品找不到它的阅读场景。另一方面，一些经典的诡计和手法已经被后来者一用再用，反而使得读者接触那些“原点”作品的时候难以激发出兴奋感。这让黄金时代作品更加“狼狈”，不得不在后来者面前败下阵来。

但是，黄金时代的作品也并非没有受众。有一部分（或者说一小部分）读者仍然钟情于此。他们眼中黄金时代的成就是任何时期都无法比拟的，正如朱利安·西蒙斯在《血腥的谋杀》中总结的：“如果我们认为犯罪小说就是一个谜团，那么近三十年来没有哪部作品能和黄金时代作品抗衡，尽管应该说鲜有人去尝试。”

近些年，奎因作品在欧美和日本相继再版或者重译，而中国当下也在出版新译本，或许能借此让新一代的读者有机会接触和了解这些作品。希望有更多的奎因爱好者能大胆“发声”，通过文章、视频、播客等渠道推广、品评、研究奎因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