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选的两个模式都是狗屎。）

昨天的课上，井头老师分析了历史学和文化人类学的异同，课件上写了一句“历史学和文化人类学（当然是）不同的学科”。 我提出了一点异议：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会有历史人类学这个方向？我们文化人类学研究室，就请来一位剑桥历史学博士出身的老师常驻； 为什么做历史学工作成了文化人类学博士毕业的必要环节之一？无论是我导师直接的教导，还是各大新出博士论文中往往都有史料分析一章的间接证据，都指向历史学似乎和文化人类学密不可分。 井头老师的一点辩护是，即便如此，他们也有着不同的学科规范。我当时瞬间接受了这个解释，但回头细想觉得不对。谁规定了哪个学科应该是什么样？为什么这个规范不能变动？如果可以变动的话，为什么两个学科的规范不能改得交融起来？ 年轻的那位吉田学长说，80年代以后就不存在人类学这门学科了，只是作为制度性组织存在，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没有限制。但就算这么说，“人类学”这个或许松散的组织也有着（或被认为有）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特征，那是什么？ 德波拉直言不讳地在课上批评过好几次，经典人类学的错误在于“现在论”（presentism）。虽然这个批评在历史学社会学中已经有各种讨论，但就德波拉的理解来说，传统人类学家总会给他们的民族志写得好像是“我不管过去未来如何，现在就是这样”，这难道不奇怪吗？没有无过去、无未来的人。 而教科书式讲经典民族志，也都用的是“某某民族”是这本民族志里讲的这个样子。拜托！那只是当时那个人做的工作是这个样子，怎么可以代表这个民族的一切？（看台译漫画看多了）必须应该追踪他们的其他维度，尤其是与他们共同成长，见证我们与他们的未来。 在这种意义上，我想，无论是当时做的田野调查工作、之后写下的民族志作品，还是研究生活所需的自我证据，或许都算得上是一种著史的工作，又会成为一种史料。不过我对历史学的了解实在浅薄，还不能说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