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难为，《Cities：Skylines》的反“反乌托邦”

随着近年来PC平台单机游戏市场的复苏，模拟城市类游戏也重新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在借鉴和吸收了《SimCity》、《CitiesXXL》、《CityLife》等作品优点的基础上，由P社发行ColossalOrders在积累了前作《CitiesinMotion》开发经验上制作的《Cities：Skylines》成为了目前这一类型领域的集大成者。除了对于经典元素的继承，《Cities：Skylines》更加拟真的交通系统、更加开放的自定义内容及更加合理的难度曲线不仅适合该类型的拥趸、造景党，也适合初次尝试这一类游戏的玩家。

但是，模拟城市类游戏或者说整个模拟经营类游戏都逐渐随着AI自动化机制的健全和完善，而面临着一个无可避免尴尬局面：一旦迈过实现经济收支平衡这个难度并不高的零界点，玩家很容易在游戏的中后期陷入无聊的境地。《Cities：Skylines》回应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末日”和“造景”——人类面临的毁灭性自然灾难和对构建乌托邦的想象。这恰恰是迄今为止，两种一直无法达成和解的世界观——末日论和世俗的物质主义，在工业现代性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恐慌与希望的统一。

当游戏中我们以上帝视角俯瞰限缩于一座局部城市的概括性人类社会影像时，我们在人的生存及生产的驱动之下以各种符合逻辑的“最优解”人为的规划交通线路、功能区块，控制财政预算、公共政策等等，然后进行审查和自我审查。而大多数时候，我们审查的目的仅仅是为了维持这种控制论上的弹性，从而能够继续审查。这便是《Cities：Skylines》所揭示的这个无论是从内部阶层分布还是外部生产关系的都无一例外指向的后工业时代全球资本主义景观社会的荒诞。

这不难不说是对马克思的“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著名命题的背离。城市化进程，本质应该是人的是城市化，是人在市场的作用下由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随着人的生活水平的提高，进入工业社会而最终完成的工业化，而非仅仅的由农民转变成城市居民。然而游戏中与现实如出一辙的城市化模式是：在过剩人口和生产力产出的影响下，城市边界不断向外围扩展，膨胀的城市侵蚀着耕地，散居的农民被集中在一起，每多一个人进入城市化序列，相对应的人均建设用地指标便随之增加，这意味着政府有更多的土地收益可以出让，从而又刺激了进一步的土地政策和更多的人口规划，同样在《Cities：Skylines》中地价收益也远比其他产业要高。这或许是有学者所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大城市是按照理性模式建立起来的最基本肇因。

基于这种超前发展模式可能会带来的城市运行失去平衡的风险，强化人的秩序和城市空间规范成为必要手段。作为一个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不仅要受制于社会分工和义务下的角色规范，也要服从从交通线路到区域政策的的空间规范。因此产生的个体性缺失的焦虑，来自于对城市化持悲观看法的学者认为的在一个可以预见的资本社会晚期，控制和规制方式将被彻底隐藏，公共秩序取代公共价值，阶级矛盾被掩盖，上述的的双重规范无限扩大到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溢出产能难以输出并消解之下廉价的工业品同化生活方式和追求的境况。

而这种20世纪语境中的“乌托邦”实际上是资本社会发展到后期本来及其异化后的面貌。问题的关键在于，在异化之前，我们的生活是否真的如同田园牧歌一般？以及所谓的“城市化末日”之后，假如一切不会消逝，我们又该何去何从？这并非是来自历史终结论者的寓言，这种可贵的反乌托邦精神本身也值得商榷。

波普尔关于“乌托邦”的批判，简单来说，在于对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城邦论、中世纪的经院哲学甚至是东方佛教观里的“极乐净土”，人的个性逐渐消解在一个追求公共价值和道德观念的社会中。以及对乌托邦的总体性构建，掌握暴力机关的巨大的权力机构对于社会的改造已然是完成态。

然而，当我们试图质疑总体性的同时，其实也无法逃避总体性的存在。在哲学和伦理学上对于道德观念去个体化的批判中，解构一种总体性的道德时，就必然预设一种新的共同前提。同时，当我们生活在福柯所说的“规制社会”中，在不得不退回到集体空间的时候，可以说，资产阶级式的“个体性”在某种程度上就已经消失无踪了。

本杰明·贡斯当认为，古代社会中，人的自由建立在共同道德和公共价值的实践上，在现代商业社会中，个人自由建立在财产权和私有权所有制上，个人自由作为公共价值并非不是诞生在一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到某种程度的完成态社会中，它的产生依然是社会改良的延申和系统性组成部分，从原有生产关系中孕育出的一个新的更加强调理性主义的社会共同体形式。因此，从这个观点来说，由波普尔提出一直以来广为人继承和发扬的总体性“反乌托邦”的思想，某种程度在其根源上也是“乌托邦的”。

总体来说，“乌托邦”作为一种终极浪漫主义的政治构想，其合理性及正当性在于防止社会的僵化，并引导一个理想的生活方式。而在公价值实践下的某一种生活形式，整个内容则是为了确保这个形式和秩序的稳定，内容并不重要。

或许在当下，“个体性缺失的焦虑和强调个体性”这个概念本身就已经成为了一个伪命题，回到马克思“人本质上是一切社会性的总和”这句经典论断上。认为我们的个体性消解在了城市化进程所肇生的共同特性中，就如同说我们一直以来都是孤独的人一样荒谬。从古代社会以乡村生活为主体的自由观念过度到现代社会以城市生活为主体的自由观念，催生了资本社会中人们对于“个体自由”的假想。这种假想正是简·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中提出的大城市的出现适应了现代人类对于“一种相互交错、互相关联的多样性的需求”，这种动态性十足的多样性为人类的自由和发展以及社会的进步和改良都提供了可能性。而如何在大城市的繁杂格局中统一人的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充分维护和发展城市中各个区域、各种文化、各种人群的多样性和各自特性成了人类面对城市化进程的核心问题。因为从逻辑和实际上来说，城市的空间基本架构和运行机制无疑在很大程度确实是消解了个体性的。但是因为面对的是同一个经验个体，城市中的“我”和“我们”这两个欲望主体可能未必有多少区别，“我”实际上是在“我们”这个主体中被折射出来的不同镜面，以及一个可以被观察到的由分离的个体所组成的集体，从而构成的城市共同体中的“我们”本身也具有独立性。对于这个共同体的改革就是从系于城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链条中的个体自身的经济基础上去改善整体的社会构成。

《Cities：Skylines》中的反“反乌托邦”正在于此，它一方面展示了城市化进程的多样性价值以及因城市化的复杂性所带来的风险，要求玩家积极地给出解决方案。你大可以在最经典的经济理论指导下，从最微观的城市构成出发，小到一条步行道，大的产业链和区块的划分，以实现理想中的人文尺度和多样性格局。另一方面它也展示了也对“乌托邦”的追求中，不断的追求和对于”完成态“的不满足，两者之间的矛盾和转换所暴露出来的人们的盲目与纠结，交织着的希望与失望，欢乐与痛苦，执著与动摇。可以说，只要还有这种强烈的个体性情绪，人类就不会永远陷入波普尔所预言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