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州的广播

董宇辉和孟羽童的事件讨论了几轮，众说纷纭。而这两个人延发的一系列讨论里，有一件事是十分明晰的，即是关于打工人的命运，殊途同归——无论你的业绩多么斐然，为公司创造了多少实际的价值；亦或是名校毕业、老板青睐，到最后仍然难逃“棋子”的命运，说翻脸就翻脸。 这两件事延伸的一系列讨论，令我想起很久以前看过的一个TED的演讲，讲的是当代年轻人“报复性熬夜”的问题。2022年全球疫情最严重、最紧张的时期，记者达芙妮·K·李写过这样一条推特，她说：“人们在白天对自己的生活没有太多掌控感，于是到了晚上拒绝早睡，以在深夜获取某种自由感。” 这似乎也是当下的年轻人们普遍拥有的困境之一。 「报复性熬夜」在临床心理学中又被称为「报复性入睡拖延症」，是存在于青年人群体中十分多发的一种入睡障碍。临床心理学家萨利哈·阿夫里迪对此的解释是：“许多人在白天没有参与感和生活感，因为白天都是‘必须做’的事，而不是‘想做’的事。”当人们难以面对不良情绪、焦虑、孤独和抑郁时，他们则需要通过刷社交媒体、工作、看网页来麻醉自我，这是一天之中为数不多可以独属于自我的空间与时间。 这其实是一种补偿性的心理，也是自我防御机制的一种。当生活的虚无感愈来愈重时，人们对宏大概念的青睐则会减少——例如公司所强调的集体荣誉感、未来与远方，而是转为期望抓住更具有实体性的东西，例如钱，例如晚间睡前时浏览社交平台的那一个小时。因为能抓住的东西太少，所以更想触及唾手可得的自由——“人们努力工作并非因为喜欢这份工作，而往往是为了攒够钱，从而今后就再也不用干这份工作。” 项飙在过去也曾经提出过类似的概念，他说当下的人们正处于一个“悬浮时代”，我们就像是蜂鸟,不停地振动翅膀，悬在空中。悬浮（suspension）就是一种对当下的悬置，解释得通俗一些——它指的是我们身处于一种停滞的状态里，这种停滞并非是经济意义上的完全停滞，而是指在高速发展的社会里，个体境况的停滞不前。 而这种停滞不前的根源，其实与不合理的分配制度有关，它的背后是一种剥削。 这几场风波看下来，我最深刻的感触竟然是，大概是大家在过去这几年都过得太辛苦了，很多时候我们似乎什么也没有做，却陷入了一种困难的、难以破局的境地之中。就像是金爱烂在《三十岁》里写到的那样，过去她曾以为“只有通过考试，才能摆脱这个岛。”但从二十岁行进到三十岁的过程里，她搬了六次家，做过十几份工作，却似乎只能眼睁睁地见着生活凋零下去。“二十多岁的时候，不管我做什么，都感觉只是个过程。现在呢，似乎一切都是结果，让人很焦虑。” 关于“怎么办”的话题，似乎充斥在人生的长河里。在这样的背景下，人能抓住的东西真的太少了，所以钱则成为了唯一重要的东西，老板画的大饼和远方已经不再热气腾腾，也不再那么有吸引力。“因为能够不失勇气地活到现在，就已经很感激了。”